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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O

AZCC06.张凡 发表于2013年8月19日 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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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乌托邦
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

欧宁

本文为V-ECO丛书之《回归土地: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Go Bush! – Alternative Life in New Zealand)的主体文稿,全文约20000字,此处仅发6000字作为试读。本丛书由万科集团提供出版支持,现代传播集团提供制作支持,欧宁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将于2013年8月上市。

何处是桃源

塔卡卡(Takaka)是新西兰南岛城市尼尔森(Nelson)附近的黄金湾(Golden Bay)西南面一个小镇,人口只有1200人左右,我们的车在它的主路上呼啸而过时,只看到一些分布稀疏的炸鱼店、咖啡店和一个规模不太大的超市。到达这里之前,我们已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盘山公路,它的出现,标志着离我们的目的地不远了。

向西,经过连绵的牧场和两座桥,人烟越来越少。20分钟后,我们经过平原上最后一幢房子,柏油路终止了,接上了一条很窄的碎石路。它是依山开凿出来的,没有路基,没有护栏,透过浓密的灌木丛,可以看见右边一条河升腾而起的水汽。手机信号消失了,GPS无法使用,路上没有人,也看不见动物,四周只听见河水奔突的声音。贴着山岩小心行驶,我们的车犹豫起来,不知是否走错路了。

我们没有向导,谁也没来过这里。我们决定开回那幢最后见到的房子那里去问路。可是到了那里,叫了半天,没人。不久有一辆车从河谷方向开出来,停在房子前的信箱那里。“请问虹谷社区怎么走?”我们走上前去,车窗摇下,一个白发红脸老太太探出头来:“我就住在虹谷社区,刚从里面出来!你们就是前些天跟我们联络来访的吧?年轻人,要相信自己,往前走没错!”

我们这才知道几乎要到达目的地了。那条河就是在地图上看见的安那托基河(Anatoki River),它向东奔流,注入黄金湾。我们要寻找的虹谷社区,已经近在咫尺。迷路的恐慌顿时消散,我们继续前行,不久就看见成群吃草的奶牛,金黄的落叶在路旁层层叠叠,河雾穿透车窗,触手可及,继而又低低地飘浮在树林里,被夕照映成烟霞,空气清洌,沁人肺腑,斜顶木头房子在不远处若隐若现——我们以为身处仙境,直到车子在一块写着Rainbow Valley Community House的牌子前停了下来。

回归土地

1974年之前,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叫格洛弗斯平地(Glovers Flat),地权属于1940年代迁来的Holmwood家族,他们曾在此开设一个锯木厂。1974年,他们因要移民澳大利亚,于是把这块地放入市场抛售。一对来自美国的年轻人Jim和Lynn,他们的经济收入可能不足以参与当时美国风行一时的“回归土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而且也不想在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生养下一代,于是想到土地更廉价的新西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碰到有同样想法的另两对新西兰年轻人,Peter和Mary Jane,Bill Holloway和Carol Parkinson,他们一起用25000新西兰元购下了这里共103公顷的土地,并改名Rainbow Valley,开始实施他们的嬉皮公社梦。

他们为此成立了公司,并平等持有股份。刚买下这块地的时候,只有几块根本围不住牛羊的围栏以及一间仅有三面木板墙的谷仓。他们住进这个谷仓里,头一个夏天就被当地报纸公布为“不合格住宅”,他们不得不与当地政府论战,并着手申请盖新的房子。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农场,以有机方式共同耕作和放牧,主要用于自给自足。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采用共同抚养的方式,就像一个大家庭。这期间有成员离开,也有新成员加入,所有关于公社的公共事务均采取“共识决策”(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的形式来决定,因为要求每个成员都达成共识才可作出一个决定,所以过程极其漫长。但这种分享水平权力(Horizontal Power)的方式却作为公社的精神原则一直被坚持下来。(1)

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结社行动,可以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地区“回归土地”运动在新西兰这个偏远的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回响。“回归土地”的精神理念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平均主义(Distributism)思想:它试图发展出一条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认为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所有生产资料应广泛分配给普通民众,而不是集中控制在国家或少数资本家手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过度发展的消费浪潮,城市环境的崩坏,水和空气质量的恶化,能源危机,越南战争导致的社会失败感等等,引发人们向往自然和农村,寻找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可公平分享社会资源甚至展开民主实验的另类生活方式。(2) “回归土地”运动主张离城学农,在可共享产权的土地上进行环境友善式的耕作和放牧,在远离尘嚣的大自然中生养孩子,以直接民主方式培育和运作小型社区,把头脑中的乌托邦付诸实践,它和以嬉皮士为主体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互有重合,与平权运动、环保运动一起构成了六七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景观。

“回归土地”运动在美国有本“圣经”,那就是对艺术和社会都有强烈兴趣的生物学家Stewart Brand创办于1968年的《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这本定期出版的目录主要推介各种产品例如衣服、书籍、工具、机械、植物种子等,涉及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学习、土地使用、住宅和园艺、工业和手工艺、社会交流、社区建设、流浪装备、自我教育等领域,帮助读者自己动手去发展富于创意并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人生活。这些产品的挑选非常严格和细致,反映出Stewart Brand想要以生态环保和社会公正的理念改变美国工业生产方式和消费者习惯的努力。它们大都是创新产品,不仅实用且有教育意义,物美价廉,并附有手绘的详细有趣的使用图示,读者可以不经过出版人直接向生产者邮购,并且可以马上动手投入使用。Stewart Brand不是以抽象的理论或口号而是以各种切实可行的工具把他那个时代的前瞻思想组合演示出来,为个人实践提供一个简单便利又包罗万有的“工具箱”,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目录旋即成为大受欢迎的行动指南,它在往后岁月的定期出版把“回归土地”运动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推至高峰。

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Stewart Brand的母校)的演讲中曾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非常精彩的出版物《全球目录》,那是我们这代人的圣经之一,它就像今天Google的纸本形式,但比Google早了35年。” (3)《全球目录》的影响,不仅在于它作为便利的搜索工具以及它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沟通平台的搭建,更在于它极富创意的编辑方法背后所传达的社会思想和环境哲学。1972年,新西兰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本《全球目录》(The First New Zealand Whole Earth Catalogue),它受美国版本的影响,但全部是本土化内容,随后在1975年和1977年又分别出版了第二本和第三本,成为新西兰本土的“回归土地”运动的吹鼓手。在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美国作为全世界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震央,它的每一个动静都波及到地球的其它角落。新西兰的民间反核运动(反对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和主张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反越战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和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与美国遥相呼应。而因为天堂般的自然条件和开明政府的支持,它的“回归土地”运动实际上比美国的更深入、更广阔也更持久。

1974年,在当时新西兰总理Norman Kirk的倡议下,工党政府颁布了Ohu Scheme(公社计划,Ohu是毛利语,意指互助友爱的生活共同体),以政策支持新西兰公民到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开展共同生活的公社实验。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当时新西兰各种社会运动所诉求的精神理念的认同,同时也是为了平息年轻人积聚已久的反叛能量,减轻城市地区的就业压力。和美国一样,那时很多新西兰的中产阶级孩子,马上要从校园毕业,他们不想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到大公司上班,在城市中置业和成家,他们向往和主流价值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Alternative(另类)是他们的关键词,Go Bush!(到丛林中去!)是他们发明的更有新西兰特色的“回归土地”的口号。政府的“公社计划”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年轻社群中暗涌的“回归土地”的精神冲动,另一方面又催激它变成更大的潮流。这一年,有不少年轻人并不依赖政府支持,而是自发到偏远山区或平原农村地区觅地结社,虹谷社区正是其中之一。

梦想之谷

虹谷社区中心原是Jim和Lynn修建了一半的住宅,1977年他们因为未能获得新西兰的移民资格,返回美国去了,留下它成了社区公用的房子。门前有大片开阔的草地,凹下去的地方砌了一圈石头,可以围坐起来烧烤或聚会,入口是洗手间和柴房,一楼是有壁炉的客厅和开放式厨房,一段用枯树枝做护手的楼梯通向二楼,是卧室。打开任何一扇窗,都是满眼的绿。屋内陈设全是手工打造的家具,那种随意和老旧的味道,与世无争的脾气,和城市流行生活趣味迥然有异。它有点像新西兰人说的Bach,这个词是Bachelor Pad(单身汉住处)的简称,指体量较小、外形普通、陈设简朴的房子,或偏僻老家的旧屋,因家庭繁衍、扩大、迁徙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变,变成旧物收纳所,或一年可能只用一次的家庭聚会、怀旧或度假的空间。

Bill Holloway,社区最早的创始人之一,当年的嬉皮,已届壮年,但身体矫健,仍葆活力。因为他的房子离社区中心最近,便过来给我们安排床位,点燃壁炉,告诉我们须自己开车到塔卡卡去采购这几天的食物。他说社区中心是成员们一起开会商议事情或聚餐的地方,偶尔也接待背包客(Backpackers),只收取非常便宜的床位费,一方面保持与外界的接触,另一方面也可补贴社区的公共费用。我们在厨房窗口看见一个本子,上面写着WWOOFer Work Record(有机农场志愿者工作日记),WWOOF是 Willing Work on Organic Farms(有机农场志愿工作)的缩写,WWOOFing指在有机农场从事志愿劳动,WWOOFer则指有机农场志愿工作者。Bill说最近社区里正好有两个来自法国南部的年轻WWOOFers,要在这里待三个星期,帮忙种菜、修水渠和打理花园,然后获得免费食宿。接待遥远他乡的有机农场志愿者,是虹谷社区与外界保持交流的另一种方式。

客厅书架上有许多影集,记录了社区从1974年至今的发展。有一张Bill拍于1974年的照片,他长发及肩,裸身在户外的浴缸中泡澡,他那时的伴侣Carol Parkinson,在给他浇水,胸前抱着他们的小婴儿。Bill说他并不喜欢Commune(公社)这个词,它给人很多误解,正如人们对嬉皮也有很多误解一样。有一部新西兰导演Dan Salmon拍摄的纪录片,故意使用人们的偏见来命名——《肮脏血腥的嬉皮》(Dirty Bloody Hippies) ,(4)但实际上它采访了很多当年在新西兰的农村地区建立另类社区的嬉皮(包括虹谷社区的几个当事人),探讨他们对今日社会的正面影响,以此破除人们认为嬉皮只爱裸体和吸食大麻的偏见。在一篇谈及此影片的文章《嬉皮如何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中,Dan Salmon写道:“40年过去了,好的嬉皮思想,例如在地生活,养蜂,替代能源,拯救海鲸甚至农夫市集,已经行之日久,非常普及。” (5)

对于如何定义自70年代以来在新西兰农村地区进行的共同生活的实践,人们的确存在不同意见。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Lucy Sargisson和美国圣路易斯密苏里大学教授Lyman Tower Sargent在他们合作的专著《乌托邦生活:新西兰的理想社区》中列举了众多说法:Intentional Communities(理想社区),Intentional Societies(理想社会),Communal Societies(共同社会),Cooperative Communities(合作社区),Practical Utopias(实践乌托邦),Communes(公社),Withdrawn Communities(避世社区), Enacted Communities(制定社区),Experimental Communities(实验社区),Communal Experiments(共同实验),Alternative Societies(另类社区),Collective Settlements(集体聚落),Mutualistic Communities(互惠社区),Communistic Societies(共产主义社会),Utopian Societies(乌托邦社会),Concrete Utopias(具体乌托邦),Utopian Experiment(乌托邦实验)等。(6)尽管这些定义侧重点不同,但都反映了确切存在的某种特性——不过,好像现在大家都比较接受的是“理想社区”的叫法。

第二天我们遇到了Robert Jenkin,他给我们带来了一本由Tim Jones撰稿、Ian Baker摄影、出版于1975年的书《难得的自由:新西兰的另类社区》(A Hard-won Freedom: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in New Zealand) ,(7)这是两位作者在上世纪70年代初走访新西兰各种另类社区的记录,和《乌托邦生活:新西兰的理想社区》是目前仅有的两本相关专著。Robert指着书中一个在森林里骑摩托车的长发墨镜青年说,“那就是年轻时的我!”1970年至1980年间他在黄金湾地区参与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在1974年Tim Jones和Ian Baker为写书来到黄金湾时与他们相遇。1988年他遭遇人生最大的惨痛,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丧生,在这场磨难中他现在的生活伙伴Anne Taylor(在谷外给我们指路的那位)给予他巨大的精神支持,自此他们一起入住虹谷社区,成为永久持股成员。Robert对地区历史非常有兴趣,他自学毛利语,1999年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1642年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与毛利人在黄金湾的首次相遇。后又在梅西大学攻读学士和硕士,2011年完成的学士论文是对虹谷社区和黄金湾另一个理想社区Tui的个案研究,2013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对新西兰理想社区的总体历史研究。

Robert带我们去看社区的农场。农场面积有37公顷,其中草地用来放牧牛羊,生产的牛奶、牛肉和羊肉供社区成员自用,多余部分也供应给市场,部分土地用来种土豆、洋葱和其它蔬菜,还有部分用来种水果、坚果以及用作木材和柴火的树木。开阔的草地,偶尔点缀其中的牲畜圈,成群低头吃草的牛羊,路旁疯长的灌木丛和金雀花,几处散落的独幢住宅与远处的河流、森林一起构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风景画。农场严格遵守有机的生产原则,尊重动物权利,不管是牛、羊、马、猪还是鸡,全部采取放养的方式,让动物获得安静和自由的环境。但它的收入一直以来并不景气,为了生计,1981年社区成员又成立了一间公司,做负鼠皮毛加工,一直到1986年才停止经营,之后大家不得不到塔卡卡去找一些可帮补开支的工作。Robert和Anne给我们看了几件遗留下来的负鼠皮毛大衣的样品,还出示了当年的邮购目录小册子,那上面的男女模特和他们的衣服仍散发着1980年代的时尚气息。

在河谷的一处高地,是社区成员Simon Jones和Carol Parkinson-Jones的家。Simon是Tim Jones的儿子,Carol和Bill分手后,和Simon在一起生活。我们去做客,那是一幢现代主义风格的山间别墅,刚建成不久,窗明几净,景观怡人。他们在尼尔森有自己的生意,儿子又是建筑营建商,和中国还有业务往来,经济条件较为优渥。Carol是虹谷创始人之一,在条件艰苦的早期,冬天她经常跳到安那托基河中去“取暖”,让更冰冷的河水激发身体的抗寒机制,她笑称,“这是以毒攻毒”,一边给我们分享她自制的甜点。说起虹谷的故事,Simon认为它可以一直维持到现在近40年,最大的原因是当初制定的社区组织架构:注册公司,公平持股,共享地权,共识决策。这个架构会跟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2003年,经所有持股成员同意,公司改为信托性质,以此减低决策所需的时间成本,使社区在吸收新成员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2010年,社区成员同意可以出租部分土地,也可以出售部分股权。目前社区除了10名持股成员外,还有12个非成员住户。“像Graham Downs那样的无政府主义社区,之所以无法长久维持,就是因为他们反对任何组织架构。”Simon的口吻听起来一点不像是一个当年的嬉皮。

在一个雨后的清晨,安那托基河湍急的水流,引领我们步入了虹谷社区那40公顷的森林。它毗邻卡胡朗吉国家公园(Kahurangi National Park),在最险峻的河段,社区成员搭建了一条索道,一个自制的缆斗可以把人送到河对岸,可是我们谁都不敢试。我们小心走在指定的步行路线上,树木藤蔓缠绕,水汽扑面而来,冷飕飕的感觉让我们胆战心惊。1860年淘金的遗址,隐藏在森林中,已经被荒草覆盖。就这样摸索着,我们花了点时间才走到了自认为的“出口”,看见那里钉着一块牌子:eco-fragile, no horses(生态脆弱,禁止马进入),才明白这是个入口,我们反着走过来了。因为长期的都市生活,刚才我们对神秘的森林心存恐惧,心想它应是强大的,可吞灭一切,可是这牌子却提醒我们,它很脆弱,连马走进去都是一种威胁。我忽然想到,其实所有建造乌托邦的梦想,也是很易碎的,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如果没有守持和变通,这些梦想也会化为碎片。

注:

(1)关于虹谷社区的历史,参考它的官网:http://www.rainbowcommunity.org.nz以及Robert Jenkin的学士论文,”Shared ownership, decision-making by consensus, and sustainability at Rainbow Valley and Tui Communities”,新西兰梅西大学,2011,未发表。
(2)参考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Back-to-the-land_movement
(3)引自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Whole_Earth_Catalog
(4)此影片完成于2011年,Youtube上可观看:第一部分http://www.youtube.com/watch?v=rBbHkFJr_eo 第二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FveD78wBa4 第三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StUsmBXfl8 第四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QBhU-NpXdQ
(5)Dan Salmon, “How the hippies really did help to change our world”, The New Zealand Herald, Feb 13, 2011.http://www.nzherald.co.nz/lifestyle/news/article.cfm?c_id=6&objectid=10705881
(6)Lucy Sargisson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Living in Utopia: New Zealand’s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Ashgate, England and USA, 2004. 第2页。
(7)A Hard-won Freedom: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in New Zealand, author: Tim Jones, photographer: Ian Baker, Hodder & Stoughton, Auckland, London, Sydney,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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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O丛书
回归土地: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
Go Bush! – Alternative Life in New Zealand)

目录

Feature|深度

Go Bush!
Alternative Life in New Zealand
回归土地
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

Report|报道
寻找乌托邦 (欧宁)

Photo Story | 图片故事
丛林之路(朱锐)

Case Study|个案
河岸社区:经久不衰的奥秘(徐轶婧)
虹谷社区:共同产权、共识决策及可持续发展(Robert Jenkin)
复兴社区:安那其实践(Olive Jones)
地歌社区:生态环保设计(黄宁)

Photo Story | 图片故事
嬉皮岁月: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虹谷社区(Robert Jenkin供图)

Interview|采访
Robin Allison(赵婷译)
Robert Jenkin(周焰译)
Simon Jones and Carol Parkinson-Jones(姚欣译)
Kerry Francis((周焰译))
Malcolm Rands and Melanie Rands(赵婷译)
John Ringer and Candace Bagnall(朱喆,姚欣译)

Further Reading|延伸阅读
A Hard-won Freedom: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in New Zealand (Tim Jones & Ian Baker)
Living in Utopia: New Zealand’s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Lucy Sargisson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Permaculture One: A Perennial Agricultural System for Human Settlements (Bill Mollison and David Holmgren)
Cohousing: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ousing Ourselves (Kathryn McCamant, Charles Durrett and Ellen Hertzman)

Photo Story | 图片故事
部落生活:1970年代的复兴社区(John Glasgow)
新部落主义(John Glasgow)

Topics | 话题

Food|食物
大有机:从超市到农场(Michael Pollan)

Agriculture|农业
世界各地的社区支持农业(石嫣)

Environment|环境
台湾环境运动与政治转型(何明修)

Contributors | 参与者索引
Acknowledgments | 鸣谢

AZCC06.张凡 发表于2013年8月9日 1条评论 标签:,

超市田园诗

在“全营养食品”连锁店 ( Whole Foods ) 购物所带给我的愉悦,堪比在一家品味高雅的书店浏览书籍所带来的享受,如果仔细想一想,这或许并非巧合:在“全营养食品”超市购物,也是一种文学体验。所谓的文学体验与食品本身无关。这里的食品基本上都是高品质的,多数都经“有机认证”,要么就是“用人道方式饲养的”或“放牧的”。

然而,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引人遐想的描述,使这种食品与众不同,将一个鸡蛋、一块鸡胸肉或一袋芝麻菜,从普通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提升至令人痴迷的境界,使这种体验兼具复杂的美学、情感,甚至政治意味。以我最近在肉品柜中看到的“牧场放养”的里脊牛排为例。根据柜台上的宣传册,这块牛排之前所属的那头牛,在“多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了”它的一生,“从植物种类多样的高山牧场,到茂密的杨树林,再到绵延数英里长满艾灌丛的平原”。那么,这样的一块牛排,其滋味必然胜过“安全食品”超市 ( Safeway ) 中的牛排,那里仅有的食品信息就是数字:也就是价格,可以肯定,那儿的价格要低得多。不过,我显然不是唯一一个愿为一个美丽的故事支付更高价钱的购物者。

随着有机食品的发展,以及人们越来越关注工业化食品对健康的影响,近来这种带有故事的食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的超市中,但是,持续提供这类最新食品文学课程的,只有“全营养食品”超市。在最近的一次购物中,我的购物车中塞满“无笼放养的素食母鸡”所产的鸡蛋,生活在“解除了无必要恐惧与痛苦环境下”奶牛所产的牛奶,阿拉斯加亚库塔特 ( Yakytat ,人口 833 人 ) 的美洲原住民所捕获的野生大马哈鱼,以及“有机运动早期开拓者之一”的卡佩农场 ( Capay Farm ) 所生产的秘传番茄 ( 每磅 4.99 美元 ) 。我所挑出的有机肉鸡甚至还有名字:罗琦 ( Rosie ) ,这其实是佩塔卢马家禽饲养场 ( Petaluma Poultry ) ,以“可持续养殖”及“牧场放养”方式生产的一种鸡,这家公司的“养殖方法力图创构和谐的自然关系,以保持生物与自然的健康”。还行,虽说算不上最流畅、甚至不是最有意义的措辞,但至少其心可嘉。

在超市的好几个柜台前,我还真就被迫在几个微妙竞争的故事之间进行选择。举例来说,牛奶柜中的有些有机牛奶标称“重度杀菌”,意指加工过程多了一个额外的步骤,因其延长了保质期,被视为对消费者有益。但另一家较为地方性的乳品厂,则标榜他们对“深度消毒”说“不”,暗示他们的产品更新鲜、更少加工,所以也就更加有机。这就是那家标榜其奶牛生活在无忧虑之中的乳品厂,而此刻我却开始有点焦虑了。

这家乳品厂的标签,透露了许多有关乳牛生活形态的信息:它的霍斯坦奶牛生活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包括遮风避雨的牛棚和舒适的休息区……充足的空间、良好的设施以及同类相伴生活在一起”。这一切听起来都还不错,直到我读到另一家销售生乳 —完全未经处理 — 的乳品厂的故事,它的“奶牛一年到头都在葱郁的牧场上放牧”。

这一描述让我顿生疑窦,上一家乳品厂所谓的适宜环境,是否包括一个我一直认定应该有的牧场。突然之间,他们的故事中缺少牧场一词,显得格外惹人注意。对此文学批评家会说,这位作家似在删除整个牛与青草相关联的概念。的确,在“全营养食品”超市逛得越久,我就更加相信,这是一个文学批评技巧可能会派上用场的地方 — 除了这些技巧外,也许还用得上新闻记者的技巧。

冗长的标签、介绍采购点的小册子以及认证制度,应该帮助消费者更加清楚地了解模糊而复杂的食物链。在工业化食品经济体系中,将食物链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的唯一信息,差不多就是价格了。只要看一看报纸上典型的超市广告,你就明白了。所列出的唯一品质,实际上是数量:番茄 0.96 美元一磅;绞肩肉 1.09 美元一磅;鸡蛋 0.99 美元一打 — 本周特价品。还有什么其他种类的产品,会以如此简单直接的方式销售吗?这种精简到最低限度的信息,当然会同时向两个方向传递,农民得到的信息是,消费者只关心价格,于是他们也就只会关心产量。廉价食品经济机制就这样被不断强化。

有机食物链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能让更多的信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传递 —在数字之外加上一小段含蓄的叙述文字。有机认证标志可以透露些许信息,告诉人们某种食品的生产方式,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渠道来反馈信息,告诉农民他们看重不含有害杀虫剂的番茄,或者更愿意让他们的孩子饮用那些来自未注射生长激素之乳牛的牛奶。

“有机”一词已成为超市中最具实力的招牌: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农民与消费者协力打造了一个产值达 110 亿美元的行业,如今已是食品经济体系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部门。然而,有机标志本身 — 与超市中其他这类标志一样 — 其实只是直接观察食品生产过程之不尽如人意的替代品,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因为在工业化社会中,大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将自己的食物追溯至农场,况且今天的农场与我们之间的平均距离,通常会达到 1500 英里。要跨越这一距离,我们只好依靠认证机构和标签作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些生产食物的农场到底是什么样子。有机标志留给我们的印象可能是一种更加简单的农业,但其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农场本身是什么样子?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些故事相符合?

总体来看,“全营养食品”超市所提供的是个田园故事,其中动物的生存环境,与我们儿时所读书中的描写完全一致,水果与蔬菜则生长在像萨拉丁农场这种小型农场上均衡施用堆肥的土壤中。标签中的“有机”一词,让一篇篇内容丰富的故事浮现在我们的脑海,虽然大部分细节都是消费者自己补充的。这些故事为我们塑造了英雄 ( 美国家庭农场主 ) 和恶棍 ( 农业集约经营者 ) ,还创造了一种文学类型,我考虑将这种类型冠名为“超市田园诗”。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对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不会轻信这种过于简化的故事,但了解的程度还不够,而超市诗人们则尽其所能,怂恿我们主动放弃怀疑。

超市田园诗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文学形式,其欺骗性之大,足以让它面对诸多挫败,仍能继续存在。我猜想这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心中某些最深切、最古老的渴望,不仅渴求安全的食品,也渴望与土地以及我们长期依赖的少数几个驯化生物之间保持关联。“全营养食品”超市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这家公司的一个营销顾问向我解释说,“全营养食品”超市的购物者觉得,通过购买有机食品,他们可以“体验真实的存在”,在想象中“回到往昔的乌托邦,同时又不会失去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这听起来很像维吉尔也试图并享两者的田园诗。利奥 · 马克思 ( Leo Marx ) 在《花园中的机器》 (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 一书中写道,维吉尔的牧羊人提提洛斯 ( Tityrus ) 并非童蒙未开,他“兼享两个世界最美好的部分 — 文明秩序的优雅和自然天成的淳朴”。为了保持田园传统,“全营养食品”超市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提供了一种利奥 · 马克思所谓的“和谐景观”,正如市场营销顾问所说,在这里,人们通过有机食品走到了一起,从而回到万物的始源 — 也许是通过大家坐在一起享用那种堆放在冰柜中的、可用微波炉加热的、有机套装电视便餐 ( 我从未想到这几个字可以放在一起使用 ) 。以这种方式兼顾自然与文明,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全营养食品”超市最难调和的矛盾,是有机食品产业的工业化与田园理想之间的矛盾,因为有机食品工业既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建立在田园理想之上。有机食品工业曾经被称作“有机运动”,它在过去的 30 年中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已发展得更像一个大型产业,不再像一个运动。在我购物的那家“全营养食品”超市中,琳琅满目的农产品货架上方的墙上,挂满了当地有机农场主的彩色照片,配有阐述其农业理念的文字说明。其中不多的几家农场 — 卡佩农场是其中一家 — 仍将其产品售予“全营养食品”超市,但大多数农场的产品早已从货架上消失了,尽管其照片可能还挂在墙上。这是因为近年来,“全营养食品”超市采用了食品杂货业标准的区域分销制度,使得支持小农场的做法变得不切实际。大型仓储系统同时为几十家连锁店采购货品,迫使它们只能与大型农场进行交易。所以,尽管店内海报仍在展示家庭农场主及其理念,下面货架上所销售的产品却主要来自加州两家大型有机产品生产商:扎根大地农场 ( Earthbound Farm ) 和格林韦农场 ( Grimmway Farms ) 1 ,这两家农场一同主导着美国生鲜农产品市场。 ( 仅扎跟大地一家所生产的有机生菜就占全美市场销量的 80% 。 )

当我将扎根大地农场生产的一盒免洗混合色拉扔进“全营养食品”超市的购物车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冒险进入乔尔 · 萨拉丁 ( Joel Salatin ) 所谓的“有机帝国”这头工业怪兽的腹地。 ( 说到我的混合色拉,另一位小型有机农场主,也是萨拉丁的朋友,曾对我说过,他“甚至不会用它来做堆肥”。 — 此乃有机纯粹论者常用的贬抑之词。 ) 但是,我并不愿意接受有机工业肯定是件坏事的观点,除非其目的是要改造这个基于连锁超市和消费者对方便与廉价食品预期的、市值 5000 亿美元的食品系统。

不过,考虑到有机运动曾被认为是对工业价值的一种批判,确实有一天工业化进程会使有机运动丧失其原有的灵魂 ( 有机派使用此词时并无嘲讽意味 ) ,那时超市田园诗将从事实变为虚构,成为经销商的又一个谎言。

问题是,这一天是否如萨拉丁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到来?超市田园诗能够经得起细读和新闻调查吗?

在一个 110 亿美元产业的重围之中,我们又能指望有多少真正田园的东西得以保持,也就是说,情况一点也不乐观。至少,这是我循着购物车中的几项产品,回到其生产地农场时,所发现的事实。举例来说,我发现有些 ( 当然不是全部 ) 有机牛奶来自工厂化农场,上千头从未见过一片草叶的霍斯坦乳牛,被关在四周有围栏的育肥场,吃着 ( 经认证的有机 ) 谷物,一天三次被拴在挤奶机上挤奶。大部分牛奶之所以要经过重度消毒 ( 一种会破坏牛奶营养成分的高温消毒工艺 ) ,是为了让地平线 ( Horizon ) 与曙光 ( Aurora ) 这样的大公司可以远距离销售牛奶。我发现了在“有机育肥场”饲养的有机牛肉,以及有机高果糖玉米糖浆 — 我从未想到这么多字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我还了解到前文提到的有机套装电视便餐的制作过程,这种可用微波炉加热的餐盒中有“米饭、蔬菜,烤鸡胸肉拌美味香料草酱汁”。他们给这道主菜起名为“乡村芳草” ( Country Herb ) ,实际上它却是高度工业化的有机产品,由 31 种原料经奇妙组合而成,原料则来自散布于六七个州和两个国家的农场、实验室以及加工厂,包含了诸多神奇的现代食品科技成果,比如高油酸红花油、瓜胶和黄原胶、大豆卵磷脂、角叉胶以及“天然烤肉调味料”。

其中有几种成分是符合联邦有机法规的合成添加剂。全营养食品原来不过如此。“乡村芳草”的生产商是华盛顿州的喀斯喀特农场 ( Cascadian Farm ) ,原来是有机农场的首倡者,后转型为加工商,现已成为通用磨坊 ( General Mills ) 的全资子公司。 ( 从那时起“乡村芳草”鸡肉便不再生产。 )

我还去访问了有机肉鸡“罗琦”在佩塔卢马的农场,其实,与其说这是家农场,倒不如说是座动物工厂。它与其他两万只罗琦肉鸡生活在同一个鸡舍中,除了经认证的有机饲料之外,其生活与其他工业肉鸡并无二致。噢,标签上所承诺的“放养”生活方式又是怎么回事呢?没错,鸡棚中确有一个小门,通往一片狭小的草地。不过,如果你发现这扇小门始终紧闭,直到这些家禽长到五至六周大的时候 — 因为担心它们会在外边感染什么疾病 — 而且两周后它们就会被宰杀,这个放养故事似乎就有点夸张了。

人民公园

如果从柏克利的“全营养食品”超市出发,沿电报大道往北步行五个街区,然后右转进入德怀特街,很快你就会来到一片遍地垃圾的草地和树林,其中点缀着几十个无家可归者的破烂帐篷。这些人大多在 50 到 60 岁之间,有些人还留着嬉皮士的发型,穿着他们的服装,与各地的许多贫困者一样,这些男女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睡觉和饮酒之上。但在这里,他们也会花些时间在一些不成样子的地块中种点花卉和蔬菜 — 几株玉米,一些已经结籽的花椰菜。今天的人民公园 ( People’s Park ) 是最令人黯然神伤之地, 1960 年代的希望早已灰飞烟灭,徒剩此破败不堪的纪念碑。然而,尽管徜徉在“全营养食品”超市货架间的富裕购物者,与人民公园中无家可归的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差异,但这两个相邻的阶层却是同一棵前景暗淡之树的不同枝杈。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善恶报应之说,“全营养食品”超市的管理层早就应该在人民公园立一块匾,而且应设一摊位来派发有机水果和蔬菜。有机运动与环保主义及女权主义极其相似,同样肇端于 1960 年代曾在此处盛极一时的激进主义;有机运动是反主流文化的几个支流之一,而反主流文化最终还是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之中,不过在此之前,它已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行进方向。如果你沿着这条支流一路回溯至它的源头,你的旅程最终会穿越这座公园。

人民公园始建于 1969 年 4 月 20 日,当时一个自称为“罗宾汉委员会” ( Robin Hood Commission ) 的团体,占据了一块本属加州大学的空地,开始大张旗鼓地铺草皮、种树,而且还开辟了一片菜园,这或许是最具前景的举动了。这些激进主义者自称为“农业改革者”,宣称要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新型合作社会的典范,包括生产自己的“无污染”食品。这个委员会非暴力反抗行为的灵感之一,来自 17 世纪英国的“掘土派” ( Diggers ) ,这些掘土派占领公共土地,同样也是为了生产食物以派发给穷人。在人民公园中,所生产的食物应该是有机的,此用语在当时含义众多,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

在其描述 1960 年代反主流文化如何改变了我们饮食方式的权威著作《食欲的变化》 ( Appetite for Change ) 中,历史学家沃伦 · J · 贝拉斯科 ( Warren J. Belasco ) 写道,发生在人民公园中的事件,标志着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绿色”倾向,这一田园转向会导致乡村中的公社运动,诱发食品合作社和“游击资本主义”,并最终导致有机农业和“全营养食品”超市这类企业的兴起。这一迈向自然的转向成熟于 1969 年: DDT 经常出现在新闻中,圣巴巴拉沿海的石油泄漏污染了整个加州的海岸线,克利夫兰的凯霍加河在大火中燃烧。一夜之间,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生态”,紧随其后的便是“有机”。

正如贝拉斯科所指出,“有机”一词在 19 世纪英国社会批评家中就被广泛使用,他们将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和个人主义,与已经逝去的有机社会理想进行对比,认为后者仍然保持着爱与合作的纽带。有机代表着与工业化截然相反的东西。但是,将“有机”一词应用于食品和农业则要晚得多:出现在 1940 年代的《有机园艺与农业》 ( Organic Gardening and Farming ) 杂志中。来自于纽约下东城的健康食品狂热爱好者 J · I · 罗代尔 ( J. I. Rodale ) 于 1940 年创办了这份杂志,此杂志致力于探讨农业方法及不使用合成化学物质 —“有机地”—生产食物所带来的健康益处。乔尔 · 萨拉丁的祖父长期订阅此杂志。

《有机园艺与农业》一直在默默无闻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直到 1969 年,《全球目录》 (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 中一篇令人神往的评论引起嬉皮士对这本杂志的注意,当时嬉皮士正努力寻找一种在不为“军事 – 工业复合体”作贡献的情况下种植蔬菜的途径。“如果我是个决意要控制全国媒体的独裁者,”《全球目录》的记者写道,“《有机园艺与农业》将是我要封杀的第一份出版物,因为它是最具颠覆性的杂志。我认为这些有机园丁正在前线努力战斗,通过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来拯救世界,力图摆脱集体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超级工业化的国家,尝试与地球建立一个更简单、更真实的一对一关系。”

两年之内,《有机园艺与农业》的发行量,从 40 万份攀升至 70 万份。《全球目录》的赞誉表明,反主流文化已与“有机”一词的广义及狭义定义紧密结合。人民公园中的有机菜园 ( 很快在全国各城市中被竞相效仿 ) ,已被视作一个更为合作型社会的典范,是一块和谐之地,人们在此试图以一种更温和、更和谐的态度,取代工业主义对自然所持的征服者姿态。作为一个微缩的田园乌托邦,这样一个园圃不仅接纳了照料它并从中取食的人类,还包容了 — 用署名为“柏克利人民园圃”的一篇发表在早期的地下报纸《美好时光》 ( Good Times ) 上的文章所用的措辞 — “尽可能多的物种”。从这些地块中收获的蔬菜,有时被称为“土地的协同作用”,除了提供健康的卡路里之外,还会提供一种“动态饮食” — 一个“新的媒介,人们可借此与他人以及他们的饮食建立关联”。举例来说,有机运动拒绝使用农业化学制品,就等于拒绝了战争机器,因为生产杀虫剂的道斯化工 ( Dow ) 及孟山都 ( Monsanto ) 这两家公司,同时也生产汽油弹和橙剂,后者是种除草剂,美军在东南亚用它来向大自然宣战。这样,有机饮食把个人行为变为一种政治行为。

这正是为什么,处于危险之中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农作方式而已。以万物彼此关联的生态理念为准则,早期的有机运动不仅试图建立一种替代生产方式 ( 无化学制品的农场 ) ,还试图建立一个替代分销体系 ( 反资本主义的食品合作社 ) ,甚至还力图创造一种替代消费模式 ( “反过度烹饪” ) 。这就是有机革命得以立基的三个支柱;由于生态学主张“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所以你所食用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其生产和加工方式截然分离。

以全谷物和未加工有机原料为基础的反过度烹饪膳食,作为对传统的工业化“白面包食品”的挑战而风靡一时。 ( “人造食品”是其广泛使用的贬称。 ) 各种褐色食品 — 稻米、面包、小麦、鸡蛋、蔗糖、酱油、日式酱油 — 在道义的层面上被认定优于白色食品,这种观念的理由形形色色,现在回头来看都是荒唐可笑的。不错,褐色食物的加工程度较低,但同样重要的是,食用这类食物表示你与全世界的褐色人种休戚与共。 ( 这类全营养食品的健康益处后来才被认识到,一个牵强附会的有机理念终被科学验证,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 不过,或许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褐色食物是父辈不吃的食物。

如何在不使用化学品的情况下种植这些东西是个挑战,尤其是对那些来到农场或菜园、满脑子田园理想却毫无园艺经验的城市孩子来说。乡村公社就像有机农业仓促建成的研究站,新手们可以在此进行各种实验,制作堆肥或寻找控制虫害的替代方法。他们的学习曲线大起大落,这种情况在食品合作社表现得很明显,那儿的有机产品外观不佳的现象持续了好多年。但一些痴迷者却坚持不懈,步步为营地实践罗代尔的方法,其中有些人已成为出色的农场主。

从嬉皮士到农场主

其中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就是吉恩 · 卡恩 ( Gene Kahn ) ,喀斯喀特农场 ( Cascadian Farm ) 的创始人,这家农场就是生产我购物车中套装电视便餐的厂商。今天,喀斯喀特农场首先是通用磨坊旗下的一个品牌,但起初却是个准公社制的嬉皮士农场。它位于西雅图东北约 75 英里处、嵌在斯卡吉特河与北喀斯喀特国家公园之间的、一片狭长而绚丽的沙洲之上。 ( 食品包装上田园诗般的小农庄结果还真的存在。 ) 农场于 1971 年由卡恩创建,最初的名称为“新喀斯喀特生存与开垦计划” ( New Cascadian Survival and Reclamation Project ) ,他创建这一农场的目的是为具有环保意识的嬉皮士团体生产食物,这个卡恩混迹其中的嬉皮士团体聚集在邻近的贝灵汉。当时卡恩只是个来自芝加哥南区 24 岁的研究生院退学生,受到《寂静的春天》 ( Silent Spring ) 2 和《一座小行星的饮食方式》 ( Diet for a Small Planet ) 3 的启发,意欲回归土地 — 并从这里改变农田的食品体系。

在 1971 年的时候,这一梦想算不上惊人,但卡恩竟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梦想,却令人大跌眼镜:他再接再厉,成为有机运动的先锋,而且不遗余力地推动有机食品进入主流文化,并让它脱离食品合作社,进入超市。今天,这座以其所在地命名的喀斯喀特农场已成为通用磨坊对外展示的亮点 — 正如它的创办者坦率承认的那样,是个“公关农场” — 而从前的嬉皮士卡恩,则成为通用磨坊的副总裁。乔尔 · 萨拉丁谈到有机帝国时,心中想到的正是喀斯喀特这样的农场。

与大多数早期有机农场主一样,卡恩开始时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而且也经历过作物收成上的失败。 1971 年,有机农业尚在襁褓之中 — 几百位散布于各地的业余农民,通过反复试验,学着不使用化学品来生产食物,这是一种特殊的草根研发尝试,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支持。 ( 实际上,直到最近,美国农业部一直对有机农业抱有强烈的敌意,认为它是 — 相当准确地 — 对农业部正大力推广的工业化农业的一种批判。 ) 由于不能得到美国农业部推广服务的支持,有机农业的开拓者可资借鉴的就只有《有机园艺与农业》 ( 卡恩订阅了这份杂志 ) ,再就是一些书籍中所描述的各种前现代农业体系的模式,这些书籍包括 F. H. 金 (F. H. King) 的《四千年来的农夫》 (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 ,阿尔伯特 · 霍华德爵士 ( Sir Albert Howard ) 的《土壤与健康》 ( The Soil and Health ) 和《农业圣约书》 ( 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 ) 。其中最后这部著作完全可被视作有机运动的圣经。

霍华德爵士 ( 1873-1947 ) 对有机运动的贡献,也许胜过任何一位书籍作者,这位在印度进行研究 30 年之后受封为爵士的英国农学家,为有机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即使那些从未拜读过他发表于 1949 年的那本《农业圣约书》的人,也会通过阅读罗代尔的《有机园艺与农业》及温德尔 · 贝里 ( Wendell Berry ) 的文章,吸取他的思想。在《有机园艺与农业》中,霍华德被视作名人,而贝里则在 1971 年出版的《最后的全球目录》 ( 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 ) 中写过一篇关于霍华德的、颇具影响的文章。贝里的文章着重阐述了霍华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 而且具有预见性 — 的观点,即我们应将“土壤、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的健康问题,当做一个重大课题来对待”。

对于一本将大量篇幅用于讨论如何正确制作堆肥的书籍来说,《农业圣约书》不仅是一部关于农业科学的书籍,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的确,霍华德将如此众多貌似无关的领域联系在一起 — 从土壤的肥力到国民健康;从动物尿液的极度重要性到科学方法的局限性 — 是他的杰出贡献,他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尽管霍华德从未使用过“有机”一词,但我们却可以从其著作中读出对这一概念的各种含义所做的阐述 — 不仅把它当作一个农业革新计划,而且当成一个社会改造方案。参照霍华德真正体现了整体论观点的界定,来看今天对有机一词的定义,你会发现它的内涵已被大打了折扣。

与许多社会和环境批评著作一样,《农业圣约书》总体来讲是一个“堕落”故事。在霍华德看来,那个诱惑夏娃的蛇就是 19 世纪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 · 冯 · 利比希男爵 ( Baron Justus von Liebig ) ,而他用来引诱的苹果则是一组首字母缩写: NPK 。正是利比希将农业推上了工业化道路,在 1840 年出版的《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 (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 ) 一书中,他把近乎神秘的土壤肥力,分解为一目了然的化学元素清单,将植物生长所需的元素列入其中。突然之间,土壤生物学让位于土壤化学,尤其是被利比希强调为植物生长关键因素的那三种化学滋养成分:氮、磷和钾,如果用元素周期表上首字母缩写来表示,就是 N-P-K( 这三个字母对应于化肥袋上所印的三位数标示法 ) 。霍华德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打破这种他所谓的“ NPK 心态”。

然而, NPK 心态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化肥的使用。的确,在阅读霍华德著作的过程中,我们不禁会想到,这种心态也许正是造成现代文明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霍华德看来, NPK 心态浓缩了还原论科学的长处与局限。利比希的追随者发现,氮磷钾“的确有效”:如果对作物施用这三种元素,它们就会生长。这一成功让人们觉得只差一小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土壤肥力的难题已经得到解决。这让我们彻底重新定位土壤 ( 以及农业 ) 的形象,从将其看作一个生命系统,变为将其视作一台机器:从一端输入氮磷钾,在另一端就会收获小麦或玉米。由于至少在短期内,将土地看作机器效果颇佳,所以似乎没有必要再为蚯蚓和腐殖质这类古怪的东西操心了。

腐殖质是少数几种土壤中含有的物质,让土壤具有黑色的外观和特殊的气味。很难精确地说腐殖质究竟是什么,因为它可以是太多的东西。腐殖质是生物体被有机体分解后的残余物质,而这些大大小小的有机体在一匙土壤中就可达数十亿个 — 负责分解工作的有细菌、噬菌、真菌和蚯蚓。 ( 《圣经 · 诗篇》的作者将生命描述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来自腐殖质,归于腐殖质”。 ) 但是,腐殖质并不是分解的最终产物,它只是分解的一个阶段,因为另外一大群有机体会慢慢将腐殖质分解成植物生长所需的化学元素,这些元素包括,但不局限于,氮、磷和钾。这不仅是一个化学的,同时也是个生物性转化过程,需要植物与生长在其根部之中及之上的菌根菌共生共存;这种真菌向植物根部输送可吸收的养分,同时得到一滴蔗糖作为回报。另一个将植物与细菌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共生关系,是富含腐殖质土壤中的细菌,可以搂取大气中的氮元素,将其转化为植物可用的形式。但是,给植物提供一顿养分自助餐,并非腐殖质所做的唯一工作:它还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将土壤中细小的无机物微粒黏合成透气的团块并留住水分,这样,雨水可持续向植物根部提供水分,而不致立即流失。

将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生物过程,简化为氮磷钾三种元素,最典型地暴露出还原论科学方法的弱点。复杂的质量被还原为简单的数量;生物学让位于化学。这种方法一次只能处理一或两个变量,霍华德并不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问题是,科学一旦把一个复杂的现象简化成几个变项,不论这些变项有多么重要,人们自然会倾向于忽略其他的方面,会让人以为需要考虑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或至少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被考虑到了。一旦我们把自己所能认识的事物,错误地当作事情的全部,面对土壤肥力这样的难解之谜,人类那种认识到自己知识局限性的自知之明,便会让位于将自然当作一部机器的傲慢自大。一旦迈出这一步,便会产生连锁反应,于是,当施于作物的合成氮肥使其对昆虫更具吸引力,因而也更易遭受虫害时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 农民便用化学杀虫剂,来修复这部受损的机器。

说到人造肥料 — 合成肥料的最初用语 — 霍华德宣称,人类的傲慢自大,不仅威胁到土壤的健康 ( 因为剧烈的化学品灭绝了腐殖质中的生物活动 ) ,而且还威胁到“国民的健康”。他把土壤的健康,与依赖土地为生的所有生物的健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工业化农业出现之前,这种观念已是老生常谈,许多人,尤其是柏拉图和杰佛逊,都对此进行过探讨。霍华德如是说:“人造肥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造营养、人造食品、人造动物,最后将是人造的男人和女人。”

霍华德奔泻的修辞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毕竟我们讨论的只是肥料而已,但这本书写在关于化肥的论战进入白热化之际,这场论战是由英国于 1930 与 1940 年代引进化学农业而引发的。这场争论被称为“腐殖质大辩论”,竟然于 1943 年将战火燃烧至英国上议院,也许有人会认为,上议院在这一年应该有更加紧迫的议题要讨论。但是,英国农业部竭力推广新型肥料,而许多农民则抱怨说,由于使用新的肥料,他们的牧场和动物都不如从前健康强壮。霍华德及其盟友确信,“历史将证明 ( 化学肥料 ) 是降临在农业与人类身上的重大不幸之一”。他声称大规模使用人工肥料将破坏土壤的肥力,使作物易受病虫的侵袭,并对食用这些植物的动物与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因为这些植物怎么可能比滋养它们的土壤更为健康呢?况且,因使用化肥而造成的短期收成剧增也不可能持久:由于化学品最终将破坏土壤的肥力,今天的高收成不过是透支未来。不用说, 1940 年代的这场腐殖质大辩论,以“氮磷钾心态”获胜收场。

霍华德已经指出了另一条道路。“我们现在必须原路返回”,他在书中写道,这意味着抛弃利比希的遗产和工业化农业。“我们必须回到自然,去效法在森林中和草原上所看到的方式”。霍华德主张通过模仿自然来重新规划农场,他的呼吁并非只是个口号;他心中已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步骤,在《农业圣约书》开篇的一个段落中,他就清晰地勾勒出有机理想的轮廓:“大地母亲从未试图将农业与畜牧业分开;她对各种植物总是兼容并蓄;竭力保护土壤免遭侵蚀;种类混杂的动物的废弃物被转化为腐殖质,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废物;生长过程与腐败过程相互平衡;精心保存雨水;动植物均有保护自己免遭病害的机制。”

森林中或草原上的每一种生物过程,都可在农场上找到与之对应的生命过程:动物可以像它们在野外生活时那样,以植物的废弃物为食;动物的粪便反过来又可滋养土壤;土表的覆盖层可以像森林中的枯枝落叶层那样,保护裸露的土壤;堆肥像落叶层下充满活力的分解层一样,可以制造腐殖质。甚至病虫害也如它们在大自然中那样,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可以淘汰最弱的动植物,据霍华德预测,一旦这一淘汰系统运行正常,这类动植物的数量就会少得多。在霍华德看来,被工业化农业视为灾祸的病虫害,只不过是“自然的监测仪”,有助于农民“辨识不能适应的物种与不适于当地的农耕方法”。在一个健康的农场上,害虫的数量不应大于健康的森林中或草原上的数量,这才应该是农业的标准。因此霍华德呼吁农民,将农场视为生物而不是机器。

师法自然的理念,与还原论科学的立场截然相反,后者将系统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便认识其运作机制并对其进行处理 — 一次一个变项。以这种角度来看,霍华德的有机农业概念是前现代的,甚至可以说是反科学的:他的理念是,我们无需了解腐殖质的工作原理,也无需知道堆肥的作用,就可以很好地对其加以利用。即使我们对土地这个肥沃的荒野一无所知 ( 甚至把土地看作荒野这一行为本身 ) ,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精心呵护。相反,对我们不了解的事物保持一种健康的态度 — 甚至一种神秘感 — 可使我们避免走向过度简化与技术万能的境地。

有机农业时常遭受一种责难,认为它更像哲学,而不是科学。如果它真是哲学,这一非难倒是说出了几分真相,不过,有机农民为什么会极力为有机农业辩护,拒绝承认它不是科学,本身就是一个谜,或许是科学拜物教的遗风所致,认为科学是应对自然的唯一可靠的工具。在霍华德的思想中,效法自然的哲学观念,优先于认识自然的科学。将鸭子和鱼放养于稻田中的稻农,也许并不懂得他所造成的这种共生关系 — 鸭子和鱼为稻子提供氮肥,同时把害虫吃掉 — 是什么。即便如此,他还是能从这种巧妙的混合栽种养殖中获得高收成。

支撑霍华德有机农业理念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变体,当然,这一哲学流派愿把一切有效的东西视为“真”。达尔文教导我们,实用主义 — 他称之为自然选择 — 实为大自然的本质,是进化的决定性因素:能生存者即有用。这正是为什么霍华德用了这么多时间,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研究小农经济的原因:这些最佳的农耕方式生命力持久,因为它们年复一年,从同一片土地上获取食物,却不让土地的养分枯竭。

在霍华德的农艺学中,科学主要是用来描述何为有效,以及为何有效的工具。碰巧的是,在霍华德的著作出版以来的岁月中,科学已经为他的许多不科学的主张提供了佐证:施用合成肥料的土壤中所种出的作物,其营养成分低于使用堆肥的土壤中所种出的作物;前者更易受病虫害的侵袭;混合栽种比单作生产力更高,而且更不易受病害侵袭;正如霍华德所宣称的那样,土壤、植物、动物、人类,甚至整个国家的健康,实际上彼此息息相关,根据经验,我们现在完全有把握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也许我们尚未准备好按照这一认识行事,但我们明白,滥用土地的文明终将崩溃。

如果效仿自然系统的农场,运作起来真的像霍华德所说的那么好,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更多这样的农场呢?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由霍华德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有机理想,受到的尊重主要停留在口头上。尤其是随着有机农业越来越成功,开始进入超市并与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结盟,有机农业越来越像它原本试图取代的那个工业化系统。到目前为止,工业化逻辑比自然逻辑显得更具必然性。

从“新喀斯喀特生存与开垦计划”,到沦为通用磨坊的子公司,喀斯喀特农场的经历,仿佛预示着这一进程的结局。几年前冬天的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卡恩开着一辆挂着“有机”特许车牌的崭新森林绿雷克萨斯车,沿着蜿蜒曲折的斯卡吉特河东岸,带我去看最初的农场。卡恩 50 多岁,一张娃娃脸十分惹人注目,若将现在不留胡子和多出 20 磅体重的因素考虑在内,不难从办公室里那些以胡子、汗珠和拖拉机抢眼的照片中,认出他的脸。在前往农场的路上,卡恩向我介绍了公司的历史,他坦率而且毫无遮掩地谈论着从有机农场主到农业集约经营企业家,一路走来所作出的各种妥协,还说到“任何事情最终都将回归正道”。

到 1970 年代后期,卡恩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有机农场主,而且还成为更为精明的商人。他发现对农产品进行加工 ( 用冷冻的蓝浆果和草莓制成果酱 ) 可增加附加值,从而获得经济效益,而且一旦喀斯喀特农场开始加工食品,卡恩便发现,与自己生产原料相比,从其他农场购买原料可以让他赚更多的钱 — 传统农业集约经营企业很早以前就有了相同的发现。

“最初的‘合作社 ’ 模式,逐渐开始效仿工业体系的经营方式,”卡恩告诉我,“我们用柴油将食品运送到全国各地 — 我们变成了工业化有机农民。我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讲求实际,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提高私有化程度。”

1990 年,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在“丁酰肼恐慌”之后,卡恩几乎失去了一切 —喀斯喀特农场的控制权也落入大公司手中。在有机运动的历史上,丁酰肼事件是个分水岭,经过阵痛,诞生了现代有机工业。纵观它的整个发展过程,每次发生公众对工业化食品感到极度担忧的情况之后,有机食品就会迎来一次高速增长期。有些评论家指责有机业一次又一次从“食品恐慌”事件中获益,尽管这一指责有几分道理,但这种不满应该指向有机食品,还是指向工业化食品,还有待商榷。有机农场主的回答是,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杀虫剂、食物中毒、转基因作物及疯牛病等事件,使公众从中“受到教育”,了解到什么是工业化食品体系,什么是其替代品。丁酰肼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开端。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60 分钟新闻杂志”节目,措辞激烈地披露,果农在苹果种植中使用了丁酰肼,这是种在传统果园中广泛使用的生长阻滞剂,环境保护署已认定其为致癌物质,这次报道之后,美国中产阶级忽然发现了有机食品。“抢购有机食品”是当时一家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一夜之间,超市连锁店的需求剧增。然而,散兵游勇所组成的有机食品工业,尚未对其鼎盛时期做好准备。像许多有机食品生产者一样,卡恩大量融资来进行雄心勃勃的扩张,并与其他农场主签订合同,收购他们生产的大量有机产品 — 然后,在恐惧中眼睁睁地看着需求的泡沫,随着丁酰肼渐渐从媒体头条中消失而破灭。由于过度扩张,卡恩被迫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卖给韦尔奇公司 (Welch’s) ,于是,这位曾经的嬉皮士农场主,开始了他所谓的“公司奇遇记”。

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是食品工业的一部分。但是,我想突破现有格局,重新界定我们生产食品的方式 — 不是人们想吃什么,或我们分销食物的方式。这些肯定是不可改变的。”成为食品工业的一部分,意味着放弃有机运动得以立足的最初三项原则中的两项:反过度烹饪食品 — 人们想吃的东西 — 还有食品合作社及其他替代分配模式。

卡恩确信,只要把有机食品基本定位为可利用现有营销渠道的缝隙市场产品,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稍作调整,就可适应有机运动的第一项原则 — 以新方法生产食物。正统的有机理念认为,此三要素不可分割,因为 ( 如生态学所教导 ) 万物皆关联。但卡恩是一个 ( 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 务实主义者,一个需要支付薪水的企业家。他不会踌躇不前。“你可以为此悲伤难过,也可选择继续前行。我们曾经努力尝试建立一个合作型社区和地方性食物系统,但最终却失败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午餐而已。只是个吃饭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神圣的,可以谈论共进共享,但它就是一顿饭而已。”

小有机与大有机

1990 年丁酰肼泡沫破灭后的几年中,有机工业逐渐恢复了元气,随着主流食品公司开始认真对待有机食品 ( 或至少认真对待有机市场 ) ,有机工业进入了一个每年两位数增长、企业间合并频发的时期。格伯 ( Gerber’s ) 、亨氏 ( Heinz ) 、都乐 ( Dole ) 、康尼格拉 ( ConAgra ) 和 ADM ,这些公司都创立或并购了有机品牌。喀斯喀特农场自己也变为一家小型联合企业,它收购了加州有机番茄加工商缪尔格伦 ( Muir Glen ) ,合并后的公司更名为小行星食品 ( Small Planet Foods ) 。 1990 年也是联邦政府开始认可有机农业的一年:国会于当年通过了“有机食品与生产法案”。此法案指示农业部 — 它历来公然蔑视有机农业 — 就有机食品与生产建立统一的国家标准,对众说纷纭的有机一词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

由于有机一词在市场上已成为一种神奇的魔力,有机运动内外的各种力量竞相争夺对它的控制权,结果为其定义的过程费时耗力,竟用了十年之久的时间。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竭力将其定义界定得尽可能宽泛,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主流食品公司更容易进入有机领域,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一旦一个产品被视为不有机 — 例如转基因食品 — 它就会从此背上一个官方认可的污名。起初,美国农业部按其一贯的做法,再次照顾了农业集约经营者的利益,于 1997 年颁布了一系列不痛不痒的标准,这些标准 — 令人诧异地 —允许在有机食品生产中使用转基因作物、辐照技术及下水道中的污泥。有些人认为,这是孟山都和 ADM 这类公司暗箱操作的结果,然而,更有可能的是,美国农业部想当然地认定,有机产业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所需的规范越少越好。但是,有机行业毕竟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其内在构造中仍保留了许多有机运动的传统价值观,因而愤然反击如此软弱无力的标准。愤怒的有机农场主与消费者,发出了潮水般的指责,其汹涌之势,前所未有,迫使农业部重新制订标准,这一结果被普遍认为是有机原则的一个胜利。

然而,就在为了“有机”的定义与政府的博弈成为 1997 年媒体头条之时,美国农业部内部也在进行着另一场同样重要的斗争,争议的焦点是大有机与小有机的定义 — 换句话说,是有机工业与有机运动之间的争论 — 其结果显然更加含糊不清。工厂化农场算是有机的吗?有机奶牛是否必须在牧场上放养?在生产有机食品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加入食品添加剂与合成化学品?如果不假思索就能给出答案,说明你仍然执着于过时的田园有机观念。大有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都赢得了胜利。最终颁布的标准,令人满意地为农业生产中的环保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这或许是官僚机构和食品工业界,在思想观念和时间上,所能承受的极限了,许多“有机”一词所蕴含的哲学理念 —也就是阿尔伯特 · 霍华德所表述的那些价值观 — 都被排除在联邦法规之外。

1992 年到 1997 年,卡恩效力于美国农业部的国家有机标准委员会,在为有机套装电视便餐,及许多其他有机加工食品制订安全标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业绩非同小可,因为卡恩及其盟友必须对最初颁布于 1990 年的那部法案,设法做一些变通,那部法案严禁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各类制剂。卡恩认为,没有合成制品就无法生产有机加工食品,对于超市中所出售的产品来说,在其生产与保存过程中,合成制品都是必要的。标准委员会中的几位消费者代表则据理力争,认为这恰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合成制品就意味着没有有机电视便餐,那么有机产品根本就不应包括电视便餐。反过度烹饪这一概念本身已成问题。

琼 · 戴伊 · 古索 ( Joan Dye Gussow ) ,一位营养学家,同时也是标准委员会中一位直言无忌的成员,在 1996 年一篇题为《有机指状甜糕可以获得有机认证吗?》的文章,抨击了合成制品,当时引发了诸多争议。在证明了这样的产品,按照拟议中的标准,完全有可能得到认证之后,古索提出了她的质疑:有机标准应该只是简单地反映食品供应现状,即那种高度加工、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还是应该追求某种更好的东西 — 以全营养食品为基础的反过度烹饪食品。卡恩以一种强调大众需求的平民主义市场观,来回应这一质疑:如果消费者需要指状甜糕,我们就应满足其要求。正如从喀斯喀特农场返回的路上,他对我所说的:“有机理念可不是你妈,用不着什么都听她的。”这场争论最后演变成传统有机运动与新型有机工业之间的一场争论,获胜的是新兴有机工业。最终的标准完全置 1990 年法案于不顾,列出了一个添加剂与合成制品清单,其范围从维生素 C 直到黄原胶 4 。

卡恩对我说:“如果在合成制品上失利,我们就从这个行业出局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最大的有机肉品与乳品生产商身上,他们也在努力争取使新标准对有机工业化农场有利。地平线有机农场的马克 · 雷茨罗夫 ( Mark Retzloff ) 不遗余力,力保其位于爱达荷州南部的公司 — 此公司是有机乳品业的微软,控制着一半以上的市场 — 作为大型工业化乳品厂的地位。在西部这片只能长一些被当做宝贝似的小草的荒原上,这家公司从几千头奶牛身上吸取乳汁,而这些奶牛整日挤在一个没有青草的围舍中兜圈子,而不是像大多数消费者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的有机奶牛放牧于草场上。即使一家乳品厂真想把这么多乳牛放牧于草场,它能否做到这一点也值得怀疑 — 一头奶牛至少需要一英亩草地,而且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每天早晚两次把这么多奶牛赶到遥远的草场,然后再把它们赶回挤奶场挤奶。所以,就像在典型的工业化乳品厂中一样,除了每天三次挤奶时间外,这些奶牛便整日站在圈中,嚼食谷物和青贮饲料。它们的有机饲料来自西部各地,而它们的排泄物则堆积于粪池中。雷茨罗夫辩解说,把牛关在圈内,意味着他那些带着听诊器的农场工人,可以更加密切地监控它们的健康状况。当然,只有生活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 — 而且还不能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 — 奶牛才需要这样的监控。

对于标准委员会中那些小型乳品经营者来说,这样的有机农场听起来与有机理念相去甚远,至于消费者代表的看法,更可想而知。而且,“有机食品与生产法案”也规定,有机动物的福利应考虑并顺应它们的“天性”,对于这种进化而来的反刍动物来说,当然是指它们必须放牧于草场。你可能会说,生活在田园之中已成为这些动物难以更改的天性,是对其实施工业化养殖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么工业化逻辑怎能指望赢得胜利呢?

美国农业部听取了两方的观点,最后作出裁定,奶牛必须享有“草场进入权”,这听起来似乎是田园理想的一场胜利,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实施。“草场进入权”本身就是个极为模糊的标准 ( “进入”的含义如何界定?每头动物应拥有多大的草场?放牧的频率又是多少? ) 。而且,其效力还被另一条款进一步削弱,这一条款规定,在动物生命中的某些特定阶段,就连这种进入也可被免除。一些大型有机乳品厂,便将泌乳期自定为这种特殊阶段,而美国农业部至今也未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一些农业部的有机认证人员已有抱怨,认为“草场进入权”太过模糊而无实际意义 — 因而也无法执行。此观点的确难以辩驳。

“草场进入权”,以及对其它有机动物适用的“户外权”,加上政府允许使用的合成制品清单,表明“有机”一词已被曲解滥用,为它曾经批判并试图取代的那种工业化方式,打开了方便之门。最终颁布的标准也验证了卡恩所言:“一切最终都将回归正道。”然而,有机一词中所蕴含的田园价值观和田园意象,仍然深藏于许多人的心中,对此有机食品经销商了如指掌:只要看看有机牛奶包装上那些快乐的奶牛和青翠的牧场,你就明白了。一个令人景仰的理念就这样被掏空,沦落为一个印刷在牛奶盒上的自欺欺人的梦幻:超市田园诗。■

※ 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杂食者的两难困境:人类饮食方式的发展进程》一书,迈克 · 波伦 ( Michael Pollan ) 著,毛刚译。获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经编辑。原著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由纽约企鹅出版社出版于 2006 年。作者曾于 2011 年访问北京,接受《天南》文学双月刊采访,采访全文请查阅天南文学网站 www.chutzpahmagazine.com.cn 。

AZCC06.张凡 发表于2013年8月8日 2条评论 标签:,

VECO01
社区支持农业兴起的国际背景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历史阶段。日本于 1980 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率先重视并转向支持生态农业,欧美于 1990 年代开始限制化学农业、转而支持生态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进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体需求转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食品,直接带动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 (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 CSA ) 是此过程中逐渐涌现的诸多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运作模式之一。

替代农产品体系 (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AAFNs ) 或者替代食物体系 (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 AFNs ) 代表着一种对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重构 ( Respatialization ) 和社会属性重构 ( Resocialization ) 的努力。替代食物体系一方面与主流食物体系在生产方式上有所区别,主要包括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永续农业等;另一方面在流通环节有所区别,主要包括 CSA 、农夫市场 ( Farmers’ Market ) 、消费者合作社 ( Co-Ops ) 、观光农业 ( Agri-Tourism ) ,强调从生产到餐桌的整个环节生态化和短链化。

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消费人群数量日渐庞大,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需求与主流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之间存在矛盾。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加剧了中产消费群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和全球化食品供应系统的不信任,以及对城市化的反思和乡村重建 ( Rural Reconstruction ) 思潮的兴起等因素成为世界范围内替代食物体系形成的背景和发展的动因。同时这些模式又与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区域发展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并且深刻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政策。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的综合农协、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都借鉴了 AFNs 模式强调的生态性、社会性、本土性等原则。

CSA 中文译作社区 ( 社群 ) 支持农业,在英文里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社区支持型农业中的“社区”,与我国城乡中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行政区域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对于社区的含义, Hillery G.A. 指出在生态学意义上,社区是一群互动的有机体,共同分享同一个居住环境。在人类社区中,意愿、资源、偏好、需求、风险以及其他的一些条件都是相同的,影响参与者的个体认知以及凝聚力。在社会学上来看,社区的概念有很多讨论,一般来看,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 ( 区域 ) 、经济要素 ( 经济生活 ) 、社会要素 ( 社会交往 ) 以及社会心理要素 ( 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 ) 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到 1950 年代中期,大约有 94 个对于社区不同的定义。在社区支持农业的范畴内,笔者通过在美国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目前从事 CSA 的生产者都认为社区的含义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具有相同理念的一群人的组合。 CSA 中的社区即是那些愿意支持健康的耕作方式的消费者群体。

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和本地化生产等特点, CSA 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 ( 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 ) 的关系。

CSA 最初的出现是由于市民对食品安全的关心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因为有着环境方面惨痛的代价,在 1971 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开始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其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 Teikei ( 日文原文为“提携” ) ,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希望创造一个替代销售系统,而不是依赖传统市场。为实践这个原则,生产者与消费者会直接地对话与接触,加深互相的了解,双方都要提供人员及资金支持本身的运输系统 ( JOAA ,日本有机农业协会, 1993 ) 。

Teikei 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 1986 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 CSA 农场 ( Henderson & Van En, 2007 ), 如今的美国已经有近 3900 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 localhavest.org ), 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共享健康生产给双方带来的收益。罗宾 · 范 · 恩 ( Robyn Van En ) 总结它为“食品生产者 + 食品消费者 + 每一年度的彼此承诺 = CSA 和无数的可能性”。这个相互承诺的关系的精华在于:农场养育了人;人支持农场并分担内在的风险和潜在的收益。目前, CSA 已经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广泛开展,大众对其认知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CSA 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体系,以达到本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保障本地食品安全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由于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农业影响因素和生产条件又千差万别,因此 CSA 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社区支持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虽然其核心理念和兴起的背景是相似的,但由于各国的农业形态不同而模式有所区分。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形态应该可以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前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大型农场国家,因其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空前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工业化,对应的则是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第二种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农业,如欧盟国家,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 60% 的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 ( 日韩为代表 ) 的农户经济 — 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

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 (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简称 GSP ) 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因此, CSA 这种需要高度信任与合作文化的模式在日本率先萌发,主要得益于综合农协形成了易于合作的农村组织结构;其次,欧盟的市民农业得益于市民社会成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 NGO 组织,作为中介,这些组织起到了连接城乡,连接市民与农民,连接消费和生产的作用;美国是大农场国家,其农业政策有利于大公司运作大农场以获取规模效益,而不利于小型家庭农场的发展,因此 CSA 的形成和发展较晚。

社区支持农业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最早于 1970 年代出现于日本,当时一些日本的消费者群体主动与生产有剩余的农户结合起来,并且彼此共担农业生产的风险。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德国和瑞士等国家也出现与此类似的形式。 1985 年底,美国的第一个 CSA 农场开始筹备并于 1986 年开始运作。

在美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主要形态是由农场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其中约 20% 是由消费者主动发起的 CSA ,由消费者组织起来寻找愿意参与的农户;另外一种就是由农户采用 CSA 的模式运营,进而招募消费者参与。大部分 CSA 农场的消费者不需要参与农场的劳动,但需要提前预付一年的费用,并与农场共担风险;在另一些 CSA 农场中,消费者和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密,二者都是 CSA 农场的理事或者股东,一些农场的消费者几乎都需要参与农场劳动、管理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美国的 CSA 发轫于上世纪 80 年代,消费者中又以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居多,而底层人群则主要依靠工业化和化学化的低廉食品体系维持生存需求,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与食品安全高度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底层人群畸高,致使美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在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呈现下降趋势。 CSA 之外,消费者合作社、农夫市集等替代食物体系 ( AFNs ) 也在美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美国有 3000 多家农夫市集,与 CSA 相互配合发展的 NGO 组织开始涌现,如纽约市长岛的公平食物 ( Just Food ) ,该组织的工作任务是介绍纽约市民加入就近的 CSA 。甚至还演化出旨在促进本地社区繁荣的社区货币 ( Local Currency ) 。

Teikei ( 提携 ) 于 1970 年代在日本出现,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 Teikei Box ”,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直销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扶持的原则;截至 2001 年, 55% 的有机食品仍然经由 Teikei 系统直销;日本的综合农协、消费者合作社 ( 包括主妇联盟 ) 等组织有力促进了 Teikei 的发展;综合农协或农会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小农国家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形式,通过综合农协一方面连通市场、另一方面连接农户的结构,将生态农产品市场发展和农村社区发展紧密联合,因此成为东亚小农国家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模式。

在欧洲,瑞士于 1970 年代成立了类似日本 Teikei 的农民 — 市民联合组织“莱斯贾迪斯德科卡涅” ( Les Jardins de Cocagne ) 。 德国于 1986 年建立了“ 托柯楠堡” ( Topinambour ) ,这是在苏黎世附近的第一个为成员提供蔬菜的集体农场。 1990 年代遍及英国的小型有机农场建立了“箱式计划” ( Box Schemes ) ,农场给预订服务的人们提供常规的箱装产品。丹麦西部的巴里特斯考农场于 1999 年开始为 100 个家庭配送份额,组织方式叫做 Aarstiderne ,这是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有机食品配送服务,到 2004年已经增长到 44000 个顾客。在意大利,人们把 CSA 叫做 GAS , 1994 年建立了第一个 GAS , 1996 年成立了 GAS 的全国性组织,目前超过 600 家 GAS 。葡萄牙将 CSA 称为 Reciproco ,其国内有 52 个乡村行动组织帮助农民与市民建立 CSA 关系;法国将 CSA 称为 AMAP ,第一家 AMAP 农场于 2001 年建立, 40 位份额成员。 2001 年 5 月,创建“联合普罗旺斯” (Alliance Provence) ,帮助其他农场形成 AMAP 的组织。 2004 年,该地区有将近 100 个 AMAP ,他们重新构建六个地理区域分支,每个区域由一些有经验的 AMAP 农民和一个活跃的消费者组成, 2006 年参与的农场数量就达到了 300 个。现在法国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农民-生态学家-消费者联盟” ( Alliance of Peasants-Ecologists-Consumers ) 支持 AMAP 的发展。

AMAP 要求消费者提前支付,在经济和道德上与生产者共担风险;生产者则需要遵循有机农业耕作模式,致力于保证农场经济,生产方式和产品源的透明性。通过本土的农民与消费者的合作关系, AMAP 促进城乡之间的社会性对话,并促进生产性的活动协调与农业的多样性。

英国的土壤学会 ( Soil Association ) 研究结论认为 CSA 对农民和消费者都好处多多:“消费者可以从有限的资源中得到新鲜的食物,拥有机会重新和土地联系并影响他们生活的土地的面貌。 CSA 传递了环境的收益,如较少的食物里程、较少的包装和生态敏感的耕作,并且看到了本地各具特色的食品生产的回归和地区食品生产及更高的就业率,更多的本土加工、本地消费和在社区中的金钱流通以促进当地的经济。”

CSA 及相关模式在中国发展现状

在中国,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可部分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三大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量不对等势必导致“三农”问题,进而诱发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社科院还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都超过 2 亿,约占总人口的 23%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 40% 。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食品安全问题面前转向生态农产品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现象。社区支持农业在此大背景下涌现发展。

2000 年以来,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逐渐爆发,三聚氰胺奶粉和地沟油等恶性食品安全事故的曝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寻解决的办法。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 2006 年发起的“购米包地”和 2007 年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都是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

与此同时,香港社区伙伴 ( PCD ) 和其他一些社会组织也开始在国内推动小农户做生态农业,其中包括:成都河流研究会从 2007 年开始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为出发点,号召四川成都郫县安龙村村民转变化学农业种植方式为生态农业,几经波折形成了 9 户农民参与的生态农业种植小组,并以 CSA 的模式销售农产品;广西横县、贵州流芳村等乡村也在 NGO 项目经费的支持下开始转向生态种植模式。 2008 年,小毛驴市民农园以社区支持农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所有成员预付份额费用,并与农场共同承担风险,农场根据当地应季产出定期给配送份额成员配送蔬菜产出,劳动份额成员则因为自己的劳动投入而收获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农场参与式保障系统,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体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理念的替代食物体系正在中国迅速展开。据小毛驴市民农园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出现了 80 多家 CSA ;此外,还有 NGO 、企业等发起的有机农夫市集,市民组成的消费者组织等其他相关形式,构成了中国的另类农业与食物网络。农夫市集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并通过媒体迅速发展,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海侬好农夫市集、南京原品农夫市集、常州大水牛有机农夫市集、广州有机农夫市集、成都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组织也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形成组织并发展壮大,如北京市民有机考察组,北京消费者面对面,苏锡常健康消费考察组等。

对这 80 多家 CSA 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 CSA ,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贵州流芳村、广西横县南塘合作社与三叉合作社,小农发起 CSA 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 CSA ,如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德润屋、芳嘉园、圣林,厦门土笆笆等,在全国诸多 CSA 农场中占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二线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市民凭借丰富的城市社会资本有利于构建 CSA 关系,投资生态农业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 CSA ,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借助高校社会资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媒体、培训班、会议等多种形式推广 CSA ;由 NGO 发起的 CSA ,如上海生耕农社,尽管完全由 NGO 发起并操作的 CSA 案例还不多见,但是 NGO 在 CSA 发起和运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CSA 案例却为数不少,如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参与河南郑州大草帽市民农园,成都河流研究会参与安龙村 CSA , PCD 参与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内的广东、贵州、北京的多家 CSA , NGO 的经费和社会关系都对 CSA 运作起到积极作用;由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联系的 CSA ,如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北京“吃素的”餐厅等,餐厅凭借强大的购买力支持有机小农和农场的生产,成功树立品牌的农场也可择机参与有机餐厅运作;由政府发起的 CSA ,如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在本地范围内发起的,由小农和市民直接对接的 CSA 。

CSA 的发展伴随着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农村与农业,并且流入有利于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发展的领域,从此方面衡量, CSA 对于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和统筹城乡具有积极的正外部性。

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案例

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运作

在中国内地,早于小毛驴市民农园,一些 CSA 的实践项目就在香港社区伙伴 (PCD) 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广东、广西、贵州和成都等地开展。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北京和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开创了以有机生产和会员购买形式的农场,如北京的天福园、德润屋、绿牛农场和上海的百欧欢。

小毛驴市民农园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按照 CSA 运作模式,在种植上采用有机技术,并对份额成员进行宅配;此外,农园还参考市民农园运作模式设计了劳动份额,成员可以向农园租赁土地,并自耕自收有机蔬菜;农园要求成员提前支付份额费用,保证与生产者共担风险。 2009 年开始,随着 CSA 理念的引进和推广,北京、上海、厦门、重庆、柳州、成都、河南、沈阳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 CSA 模式,参与者的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农民合作社、食品活动家、企业、政府和高校, CSA 逐渐从全国范围推广开来。与此同时, 2009 年底,由小毛驴市民农园倡导还成立了市民农业 CSA 联盟筹备委员会,开始构建全国的 CSA 网络。目前主要有几种类型的 CSA :第一种方式是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主导的农场,这样的农场多是以对工业化、城市化进行反思,具有逆城市化趋势的青年人为主体运营,如珠海的绿手指市民农园、北京的归园田居农场;第二种方式是中高等收入群体二次创业或对希望回归自然生活为主体承租土地进行生态种养殖,并以 CSA 的模式销售的,如北京的天福园农庄、内蒙的原生态农庄、厦门的土笆笆农场;第三种方式是以分散小农户与市民对接的形式,例如成都的安龙村;第四种方式是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的形式,如河南兰考南马庄的“购米包地”和“快乐猪”项目。

贵阳全国首创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写入地方法规

贵阳在全国率先立法倡导“社区支持农户”的绿色纽带模式。 2009 年 7 月下旬,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相关会议透露,《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 ( 草案 ) 》已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中明确将倡导“社区支持农户”的绿色纽带模式,让农业生产与社区居民需要直接挂钩,促进城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贵阳市将倡导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写入地方性法规,有望让“替代”逐步融入“主流”,让更多的平民有机会享受健康食品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健康地生产。

广东南岭会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

南岭会是成立于 2007 年 1 月份的广东本土环保 NGO ,最初以关注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生存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状况而走进了广东的天然屏障 — 南岭。他们曾多次进入当地做实地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些生活方式对野生动物和环境的影响。南岭会发现,因为生存压力而破坏环境是当地居民无奈而为的主要原因。

目前,南岭会正积极尝试通过 CSA 的方式,希望联结乡村社群和城市消费群体的需求,根据南岭各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在保护区内推广可保育土地的永续生态农业,鼓励当地农户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种植农作物,实现土地的永久可持续耕种。同时积极联系城市关注环境保护、关注健康生活的消费者直接购买这些地区出产的健康农产品并与农民直接建立联系,倡导他们转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康永续的生活方式和“公平购买”的消费体系,借此减少中间商对农户的盘剥,令他们有更合理的收入,减少他们对当地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和破坏,减少砍伐和盗猎的行为。

在南岭会的新浪博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机种植农户介绍和有机农产品的宣传文章。另外南岭会定期组织城市消费者下乡进行考察,建立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任。

成都郫县安龙村

从 2005 年底,由成都河流研究会实施的“成都府南河上游安龙村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开始在郫县安德镇安龙村启动,这个项目由成都市政府批示,在郫县县政府、安德镇政府、市水务局及市环保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展开,环境专家及成都市各级政府希望在安龙村建立一种具有“生态效益、零污染”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让府南河水质得以改善。

成都河流研究会的工作和南岭会类似,一方面他们鼓励安龙村的农民种植有机蔬菜,另一方面他们帮助一部分感兴趣的消费者先到村里亲身体验有机农耕,增加对生态化蔬菜种植以及农户的了解后再决定订菜。希望有机种植不仅为农户带来收益,为市民带来健康食品,也有利于河流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河南兰考南马庄城乡互助合作型生态农业试验

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成立于 2004 年 9 月,发起成立过程中得到了兰考县委县政府和南马庄村两委的支持,村两委与合作社交叉任职,其中村党支部书记任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下辖资金互助会,开展社员间的资金互助;食用菌协会,开展种植食用菌的项目;无公害大米协会,进行无公害水稻的产地认证和商标注册、组织生产、加工和流通,为社员提供广泛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带领 300 多户社员共同应对市场,进行产业化经营。此外,合作社还倡导成立了文艺队和老年协会,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通过开展活动丰富了村民,尤其是村中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

2005 年 6 月,南马庄借助无公害大米协会这一平台对接北京健康消费人群,开展购米包地活动,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量,向指定的生产者订购大米,并预先支付购米款;生产者则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采取多施农家肥、少用化肥和农药的无公害标准生产大米。购米包地是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开始的生态农业与城乡合作相互配合发展的新尝试,在无公害大米的种植过程中,合作社发展了合作对接技术培训、社员互相监督的新模式,有利于化解生态农产品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 2009 年,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又发起了“快乐健康猪”购猪认养活动,市民、农户与合作社签订三方合同,市民预先支付 500 元定金到合作社,合作社负责监督社员对“快乐健康猪”的养殖,猪养成后由合作社统一配送, 2009 年的一千多斤“快乐健康猪肉”以均价 40 元 / 公斤的价格销售一空, 2010 年养殖规模扩大到 12 户近 200 头,也已被市民预订了近 70% 。

2009 年,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开启了“四个 100 亩”生态农业项目建设,分别为藕蟹混养、小杂粮、有机水稻、有机莲藕,并且还引进了生态建筑,丰富了村庄的生态元素。 2009 年 10 月,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协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考县委、《开封日报》和自然之友郑州小组等几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南马庄第一届生态旅游文化节。文化节的活动内容围绕市民体验生态农业和豫东传统文化开展,南马庄农民还就地取材,精心准备了麦芽和南瓜养大的有机螃蟹、地道的全麦石磨手擀面、鲜磨的杂豆豆浆、柴锅熬制的糙米杂豆粥、手工制作的手工锅贴贴饼等乡村美食,近百位市民参与了活动。

2010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南马庄启动“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助型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项目,进一步深化了城市消费群体与农民合作社在生态农业方面的对接,同时总结分析南马庄在实践中面临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推广其中的成功经验。 2010 年 4 月,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借鉴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运作经验,开展了市民多功能生态农园项目建设。项目计划占地面积 53 亩地,其中拟种植 20 亩有机蔬菜, 2-3 亩果树,供市民前来观赏采摘;拟建设 8 个猪圈, 2 个沼气池, 1 个市民休闲庭院。

南马庄合作型生态农业脉络清晰地展现了其成长路径,即在政府和知识分子干预下村庄形成了村两委兼合作社 + 村民和社员的良性治理结构,在外部力量的引导和资源注入下,经济发展合作社成为村庄生态农业项目建设和生态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向生态农业,由无公害过渡到了有机,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分享收获

“分享收获”是清华大学社区食品安全研究推广中心的合作基地,是由一群热爱农业、希望推动生态农业与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于 2012 年 5 月创办的社会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当下,分享收获试图探索出一条食品安全的解决之道,倡导有机农业“生态、健康、公平、关爱”的四大原则。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理念,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通过消费运动推动市民重新认识乡村,进而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分享收获”采用和农户、合作社或者小型农场直接合作的方式,与合作主体协商制定生产计划和生产规范,分享收获和农户都是参与决策的主体,农户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保证生态种植的方式和基本运营成本。分享收获的使命就是组织并服务于农民和消费者,同时促进双方的公平与信任,使农民的健康产出不再经过过多的中间环节,直接到达每一位消费者的手中。

目前,尽管只有一年的发展时间,“分享收获”已经有四百多位会员,团队的年轻人有 20 多人,他们都工作和生活在村庄中,并逐步开始建立与村庄内部的互动关系,同时,“分享收获”由开始的一个基地发展到三个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从目前来看,“分享收获”的 CSA 理念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事关乡村社会的建设;其二,事关消费者联合;其三,事关可持续理念的践行和宣传。■

※ 延伸阅读:《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 ( 修订版 ) 》,伊丽莎白 · 亨德森和罗宾 · 范 · 恩合著,
石嫣、程存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英文原版 Elizabeth Henderson and Robyn Van En, Sharing the Harvest: A Citizen’s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 2nd Edition,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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