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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致读者 To My Readers
01 成都不是城市,成都是寂寞———————————韦业宁

03 城花 Urban Gossip—————————————小 俊
06 鸡尾酒 Cocktail——————————————小 美

周刊特稿 Forum
09 “天府”:可悲的川人专利————————————-朱 毅
14 成都:自恋倾城——————————————–王问学
16 桃花得气美人中——————————————-艾 紫
18 成都楼市传媒:万能生存之道——————————-樊少兵
20浮躁的复古————————————————文化勇
22 房产销售的宿命观——————————————-吴 昊
24 休闲头牌战————————————————朱成宇
30 “四倍于纽约”的未来—————————————–陈 舟
32 城乡一体化的成都历程———————————-本刊编辑部
33 土地流转与城郊一体化————————————-张效熙
36 成都的四张面孔——————————————–杨 早
39 福尔摩斯与书贾们——————————————–冉云飞
41 一出夔门天地宽———————————————-蔡一帆
43 八旗兵下的蛋————————————————沈 非
45 宽窄巷子里的商铺名片—————————————五朵云
47 农家乐里的荷塘月色——————————————翟永明
49 小酒馆,成都音乐客厅—————————————–蔡 鸣
52 另类特产—————————————————-汪建中
54 成都式幸福————————————————–何 荣
56 成都专栏———————— 刘瑞国、洁尘、王鹤、六回、萨之鱼、陈迪

64 书架 Books————————————————徐志戎
66 万科世博专栏—————————————————–

◎ “其实电脑就是一个傻瓜机,很简单的。”
——喜欢网络购物的79岁上海老人陈先生如是说。

◎ “我很二,可我很温柔”
——做客“夫妻剧场”节目,在谈到自己的性格时,艺人袁苑这样说。

◎ “10年以后,我们在广州遇见。姑娘神秘地问我,生活过得有意思吗?我说没有,她说,明早7点来宾馆找我。我一夜没多睡,觉得民主自由没白信,许是华盛顿派人来了。早起,冲到她宾馆,敲门,她把我迎进,问:你听说过安利吗?”
——王佩博客中如是说。

◎ 我看不出九零后比他们的父母一代更堕落。如果我们认为下半身的问题,比上半身的问题更严重,那正是我们的教育缺陷。
——针对近期九零后人群的“摸胸门”、“脱裤门等事件,媒体从业者长平评论到。

◎ 真希望每一个加我MSN的陌生盆友都能明白,您是男是女、多大年纪、怎么称呼、干什么的、加我有什么事,永远比您的人生观更值得首先介绍。
——东东枪的msn签名

◎ 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网络段子

◎ 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温和腐败”的云南省麻栗坡县委书记赵仕永称“潜规则”害死人

◎ 农村社会的这种低福利、无国家养老的状态,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所致。在以往的几十年里,通过放弃农民的社保利益、低价购粮、工农业剪刀差等方式,国家不但积累了工业建设资金,而且单独建立了城市社保体系。其结果是: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城镇居民消耗了用于社会保障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九,而占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只能分配到百分之十一。
——《新京报》评论

◎ 旅美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香港和大陆分别出版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对比了一下不同版本。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本来的四十二章,居然遭到大砍大杀,只剩下二十九章。
——贺卫方写文章谈“一国两版”v

栏目主持 ◎ 小 美
底特律倒下 吉利崛起
在辞去克莱斯勒高级工程师的职位加入中国新兴的国内汽车业之后,45岁的赵福全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他看到了底特律的结束。目前他正带领着1200名工程师,为中国畅销汽车品牌之一的吉利控股集团开发新一代车型。
在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纷纷关厂裁员之际,吉利的扩张计划却在高速运转,这显示出美国的危机正在使全球汽车业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加速转移。赵福全5年前回到中国,2006年加入吉利,目前任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
在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吉利目前被认为在争夺福特旗下沃尔沃子公司的大战中处于领先地位。据知情人士透露,决定可能在今后几周内做出。
吉利是中国十大乘用车品牌之一。2008年该公司销售汽车22万多辆,比2007年增长了3.2%。吉利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在没有外国合作伙伴的帮助下发展自主品牌汽车的独立公司之一。汽车业分析师们说,中国和其它新兴汽车制造国的崛起,意味着汽车制造业就业机会将从美国、欧洲和日本更快地流出。他们说,这也可能导致更高层次的设计和技术职位流向成本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正成为新的研发活动中心。
过去几年,随着全球汽车业的滑坡,吉利谨慎地制定自我国际化的战略。2006年前后,它聘请了高级管理人才,寻找融资伙伴,将资金投入到研发中,加强了技术和制造能力。到目前为止,吉利主要生产经济型小轿车,如熊猫微型车和稍大些的金刚小型车。最近,它一直试图打入运动型多用途车和高级轿车等更大更豪华的车型市场,这块市场目前主要由通用、丰田等占有。
吉利近三年来一直在制定收购沃尔沃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关键部分是吉利由母公司出面,提出收购沃尔沃的。它已聘请了咨询顾问,其中包括一名前沃尔沃的高层。
虽然竞购可能会如部分业界分析师预测的那样以失败告终,但交易的成功则可能改变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格局。
吉利董事长李书福迄今为止一直拒绝公开谈论他针对沃尔沃的计划。在接受采访时,他总是羞于表示自己对这家瑞典汽车生产商的兴趣。他对《华尔街日报》说,沃尔沃像一位美丽的神秘女郎,我们只能从远处睁大眼睛看她,却不敢走近她,我们不过是一帮农家子弟。中国的汽车生产商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障碍。由于缺乏全球管理技能并存在其他不足,吉利和中国其他汽车公司可能难以买到和消化外国品牌,也难以将自身品牌打入海外市场。
在吉利汽车位于沿海城市台州的技术中心,设计师们正用特殊的数字笔在触敏式绘图板上勾画着汽车草图,而工程师们则在测试台上检测着一台新式发动机的排放和性能指标。在他们楼上,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化学工程师正在试管里调配各种化学原料,以开发一种用于车内的新型芬芳剂。吉利的技术人员还会定期检查车门折页和门锁的耐久性,检测方式是把车门放到一台机器上,对其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开关试验。
赵福全说,我们以前并不做这种测试,但要想让车有好的质量就得这么做。在1997年到克莱斯勒工作前,赵福全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教了9年的工程学。是赵福全说服李书福,至少要把吉利汽车收入的8%用于产品开发。丰田汽车及其子公司把收入的5%用于研发。
在今年1月的底特律汽车展上,福特CEO穆拉利再次会见吉利管理人士。2009年3月,吉利再次燃起对沃尔沃的兴趣,预计会在7月中旬前提出最终收购要约,报价可能在20亿美元左右。
来源:Bloomberg News

华盛顿:中国之争
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华盛顿大体分为两个阵营:“实用主义者”和“战略家”。随着本周中美高层在华盛顿的会面,内部的争论也多了起来。总统奥巴马对中国国家主席表明华盛顿和北京应该成为“伙伴”;国务卿希拉里和财长盖特纳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呼吁广泛的“战略层级对话”。实用主义者们占了上风。
实用主义者多是经济学家和关注美中经济关系的人。他们强调,美国和中国经济上互相依赖,理应成为战略伙伴。双方的双赢合作——而不是零和竞争——是极容易达成的目标。两国之间的障碍是事务性的,紧张的局势仅仅是由于误判引发的。没错,双方存在根本性分歧,但解决实际问题,对建立卓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障碍终将消失。正如克林顿和盖特纳引用的中国成语所说,“同舟共济。”
但“战略家们”可没这么乐观。对他们来说,美中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双方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诚然,华府和北京方面应当增强互动互信、减小摩擦。但这样的合作仅仅是战术而已。战略家们认为,中美双边关系中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及价值冲突,除非某一方的价值观和利益发生改变,否则就只能缓解而不可能完全解决。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当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时,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实用主义者占了上风。中国经济正以令人眼红的速度发展,许多人相信可以刺激全球和美国经济的重生。鼓励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加速其国内政治改革局面。实用主义者相信,在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将自愿成为亚洲自由主义地区秩序的参与者——甚至是拥护者。
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过于超前,尤其是小看了美国的恐慌心理。中国愈来愈富裕,但受益的只是经济总量中国家控制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私人经济部分。在上海及深圳股市上市的大约1500家企业中,真正的私人企业还不到50%。北京方面在去年11月宣布的总量达586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中,95%的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这使得“中国国际公司”更加强大,但无法使其趋向政治改革。相反的是,这赋予了中共更多更好的资源,来壮大其力量并巩固其在国家经济社会中的地位。
战略家们还作出警告,此事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中国自身的范围。随着北京的力量逐渐增强,中国将越发不愿意接受现在亚洲的地区秩序。最近,通过对中国数十位顶尖战略思想家发表的100多篇相关文章的研究,我发现其中五分之四的文章谈到的都是规避、减少、甚至取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和影响。中国认为自由主义秩序是用来保证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
华盛顿的战略家们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他们也无意阻止。但这些人强调中国在战略上的雄心必须被制止。那将意味着把中国拉入由美国和它的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尼以及越发重要的印度组成的区域领导圈中。
这就是为什么在处理美中关系时,“G2”的方法要远比口头保证来的危险。战略家们害怕,这种由两国高层官员参加的,讨论诸如安全与区域框架的非经济议题的活动,会给北京方面梦寐以求从华盛顿得到的战略筹码——几乎不用付出代价。美国在亚洲的同盟——除缅甸、朝鲜、柬埔寨和老挝外的所有亚洲国家——已经对用美国制衡中国的无力感到恐惧。
实用主义者的双赢——美中合作是有利可图的,但由于许多亚洲国家都将美国为首的力量结构当成是持久和平稳定的保证,因此隐性的输家无疑是亚洲。采取G2的方法,将会损坏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不幸的是,只要经济事务还占主流,实用主义者们就占上风。华盛顿的其他人以及那些亚洲国家,就只能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平衡不会一起被过度削弱。
来源:Foreign Policy
各国领导在哪里度暑假?
暑假里,各国领导人在哪里晃悠着?
一位正在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中整理思绪,思忖着如何调整一场可以为她赢得第二个四年任期的竞选活动。另一位已经回到他的家乡里斯本,打算利用阳光假期好好打磨一篇至关重要的演讲稿,他希望这次演讲可以为他再赢得五年任期。
然而,另一位正在他位于法夫的家中,在度过十二年的高官生涯后,他正想办法应付即将到来的政治惨败。还有一位欧洲的总理态度坚决——他肯定不会去过去常去的豪华居所休养生息,与妓女和枕边细语相关的风月故事已经将那里搞得声名狼藉。
这些仅仅是一些欧洲领导人对于假期的希望和计划。他们分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戈登·布朗,以及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
每逢8月份,欧洲大城市的人群就突然变得稀疏起来,一切仿佛都停滞了。政府机器在低档下缓慢运转着,各国领导人尝试着抓紧时间,过上一段有品质的家庭、私人或文化生活。只可惜这样的生活对许多领导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由于他们玩命的工作习惯、24小时的新闻周期,再加上无所不在的手机和电子邮件,一场危机离他们往往仅是一通电话的距离。
如果完全取消假期,一些人肯定会反抗的。有些领导人将挤出3周或4周的时间,有些会很幸运地鼓捣出许多天,而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假期。
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值得同情。瑞典已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他不会有太多的休息时间。“他想给自己放几天假。但这很困难。你真的没办法称之为假期,”瑞典政府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
然而,现代领导人不仅要展露行动的能力,还要表现出休息放松方面的天赋,这是件挺要紧的事情。乔治·布什在这方面从不装模作样,他任期内的很多时间似乎都是在他的德州农场度过的。在政策方面要比布什更用功的奥巴马,只安排了1周时间去美国东海岸度假。人们将在媒体的照片上看到其乐融融的一幕:在一位共和党亿万富翁位于马萨葡萄园岛的庄园内,一位无忧无虑的政治家正在和他的家人和朋友惬意地放松。但至少还要为那些随同的助手们再安排两个住处。
在上周末同热爱歌剧的丈夫约阿希姆·绍尔一道参加完拜罗伊特歌剧节的开幕式之后,默克尔本周将赴意大利徒步旅行。她选择的度假地既充满异国情调,又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感——南蒂罗尔位于群山环绕的意大利北部,当地人讲德语。
她有很多事务需要处理。当她在本月中旬返回柏林处理政务时,离她担任主角的本年度欧洲最大规模的选举活动启幕的时间,仅剩下6周,默克尔将在此次选举中寻求连任。如果她放弃这次夏日旅行,或许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但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极度迷恋度假的国家中,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一些选民的反感。
克林姆林宫的主人通常会“移驾”至克里米亚,以及黑海度假胜地索契,这里过去是老迈的共产党官僚疗养的场所,但现在已变得更加豪华。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和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将搬入恢宏的政府官邸。但他们休假的希望或许会落空,因为8月份历来都是俄罗斯最残酷的一个月份。
去年这个时候,世界领导人刚刚打开防晒乳的盖子,俄罗斯就与格鲁吉亚开战了。1999年,普京上台后的第一个8月份,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2000年,普京出任总统后的第一个8月份,正在索契度假的他惊闻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的消息。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爆发于1998年8月份。以失败告终的共产党暴动发生于1991年8月份。8月也经常打乱其他领导人的度假计划。“1990年8月,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1995年8月,美国最终改变了波斯尼亚政策,开始轰炸塞尔维亚。”
鉴于当前阴郁的经济形势,对各国领导人来说,选择在离本国不远的地方度假,显然有着额外的好处。如果你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你就有太多的选择了:是去法国南部布雷冈松的总统度假地,还是去他的岳母位于Cap Nègre的乡间别墅呢?但是,在上周跑步时突然昏倒之后,萨科齐活力四射的公众形象受到了打击,他将遵照医嘱,在卡拉·布吕尼母亲的豪宅中静养3周。
如果你是贝卢斯科尼,你至少可以在18处私人房产之间选择。但这位亿万富翁总理坚持要去在四月被地震夷为平地的阿布鲁佐度假,尝试着摆脱其艳俗的公众形象。他当然要远离位于撒丁尼亚海的Certosa别墅,泳池聚会已经让那里散发出猥亵的光泽。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已经离开布鲁塞尔,回到了他位于里斯本的家中,尽管他即将度过的是一个令人烦躁的夏日。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议会之间的权力之争,当他在8月末返回布鲁塞尔时,他将面对一场悬而未定的议会投票。他正忙于构思一篇至关重要的演讲。
来源:The Guardian

中国“盗版手机”的胜利
据总部设于北京的CCID的一份市场调研结果表明,2008年中,在中国制造的7.5亿的手机中有将近1.5亿,百分之20的手机是仿冒手机或是未注册商标的手机。其中超过5100万部手机是在中国销售,其余的被出口到国外市场。
这就是著名的“山寨机”,也可以说是盗版手机,几年前的中国几乎还不存在这样的灰色市场。当时尽管有少数企业非法销售黑市手机,但这些手机质量很差,不具备相应的产业技术,高精尖技术根本就无法得到。
至2005年,情况有所改变,一家台湾芯片设计公司开发出一种被专家称之“万能钥匙”的解决方案——它能够将多个复杂的移动软件系统集成在一个芯片中,这降低了手机制造成本,另外它还创建了一套很快的运行模式。这使得制造手机变得简单而又不昂贵,几乎可以说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自己的手机。两三年后山寨机又有了一个大的提升,因为中国政府放宽政策,不再限制国内手机公司的数量,这给渴望在移动电话市场打出一片天地的数百名企业家们降低了门槛。
至2008年,有将近3000到4000个山寨企业在运营,其中的大部分仅拥有不足12名技术开发人员,有些开发场地是在公寓里的一间小卧室里或是在私人住所中的一间地下室中。部分山寨手机公然仿制品牌手机,手机商标也仅是在品牌手机商标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就制成了一款手机。其他的一些山寨机则是生产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手机产品。
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生产,山寨机现象都引起了正规手机制造商的注意。灰色手机市场售出的山寨机一般在100美元左右,这迫使品牌手机不得不降低价格以赢回市场。
目前,许多的山寨厂商都已从纯粹的仿制转变成自主创新。部分原因是要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比如研发出双卡双待手机是为了能够满足那些常常得往返于台湾、香港和大陆两岸三地的人群。有一种手机外形花俏,好比雪茄盒或是闪亮的手表,但是它们可以发射出鉴别伪钞的特殊射线;还有专门提供给老年人使用的手机,它拥有超大屏幕和按键,和特大声的扬声器,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中劳作也能够听到来电铃音。
盗版手机行业内出现了残酷的生存竞争,致使手机价格持续下跌,只有通过不断更新先进技术才能够提高手机售价,这也导致了不少还想着几年前一样纯粹等着赚取丰厚利润的公司不得不面临倒闭。短短几个月内,就有大量制造山寨手机的公司销声匿迹,还有一些转向了新的行业寻求商机,他们开始制造山寨笔记本电脑和山寨数码相机。
来源:The Guardianv
天府广场,是成都市区的中心地标。在广场的一块巨石上,用隶书和汉字简体镶刻着一篇《成都赋》,开头四句是这样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花重锦官如锦绣,参云黛色绕华屋。”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全文不长的篇幅里,一网打尽了成都任何一个被人乐道的话题:少城、龟城、二江、李杜文章、蚕丛、鱼凫,杜宇、五丁金牛、蜀道、三星神器、金沙象牙、太阳神鸟、大禹西羌、李冰与都江堰、保路运动、杨一益二、管弦、锦江、仙源、宜居之城、春熙路、锦里、文殊坊、花乡、农家乐、城乡一体、天府之国、司马相如。沿着《成都赋》的指引,成都头顶上那些金光闪闪的关键词悉数登场。如果你对它们还嫌不够,那成都还有两个让人不得不折服的理由:三千年未改名,二千五百年未改址。你对成都还不折服?“赋圣诗仙与诗圣,惟蜀有材如连珠”、“近有沫若与巴金,卓尔逸群冠环区”。让人迷惑的是,成都的概念,可以如此伸缩自如:有时候,等同蜀国;有时候,等同于整个四川;必要时,连成了直辖市的重庆也可以包括进去,比如《成都赋》中这一句:“文宗自古出巴蜀”。文宗来历,自古争论纷纭,成都要揽下这顶帽子似乎不容易。看来,成都确实有一番风景可供赏玩。

成都楼市传媒:

成都式幸福
〇 何荣

为一了却夙愿,去年八月我决定去一次北川。匆忙收拾一下行李,坐了当晚航班就从杭州飞到了成都。准备先去都江堰,再去北川。从双流机场一出来,先坐了辆机场快巴往市区赶。由于汽车票价统一,我索性坐到了终点。下车后向路人一打听,得知著名的成都“观景点”春熙路就在旁边,笔者不能免俗,欣然前往。
本人前前后后跑了一半中国省份,看过多多少少的城市。如果以女人来比拟城市,那么北京,就是一位贵妇人,偶然也会给自己贴花黄;上海,很像一位傍上了老外的长腿女模特儿;深圳,则是一个学会了化妆、拎名牌包与穿高跟鞋的大四学生妹;成都,是什么感觉?望着春熙路上熙熙攘攘、万种风情,笔者豁然开朗。成都,就像一个县长镇长的女儿,有几分姿色,也有几分资本,但是,始终觉得和大户人家的千金或者贵妇人有些层次上的差距。
本科时班级里一个铁杆女生,家就在成都春熙路不远。她以前一直在我面色把成都老家夸得眉飞色舞,成都老街多好玩,家里人多好客,酒吧里多有艺术气息云云,我则调侃她称为何成都美女的元素,却在她的身上找不到影儿。她一点也不慌——“要是我有影儿,还用得着那么发狠读书,跑老远来北京做你同学嘛?”
所以,在春熙路漫步一周后,寻思着如何去同学家瞧瞧,感受感受她外婆的热情好客。同学人还在北京跟着导师做课题,准备博士论文。她成都“家里”留守的,只有她外婆,一位成都老太太。走到路口,摩的眼尖手快,嗦地一声飙车到了我眼前。告诉摩的师傅了地址,师傅爽快——“5块钱,带到楼下,怎么样?”我不假思索上了车,一路回想起这个同学。据说她家已经花了200多万在买了一套房子。当时听她介绍时,我只记住了几个关键词:“北京”、“三环”、“万科房”、“120平米”,这个目标离我这个小讲师还远,一直在心里琢磨——成都人真有钱。
同学她算哪里的人呢?在成都外婆家长大,爸爸是湖南人,大学一毕业就去支援西藏了;妈妈按照籍贯算也是湖南人,但在四川长大,半个成都人。因为同学爸爸妈妈都在拉萨工作,所以他们一家户口全部在西藏了。折中一下,从地理坐标上考虑,同学勉强也算成都人。
摩的师傅果然送到了楼下,就在成都武侯祠旁不远。小区并不是特别的富丽堂皇,但是整洁,花花草草,错落有致;院子里两个外国白人小孩在玩耍。按照“小外们”的指引,我沿着楼梯走到2楼。外头的防盗门依然未开启,但里头的木门打开了。老太太很敏觉,一下就知道我来了。
老太太像是见到了远方的外孙。进门和老太太寒暄,聊起才知道,老太太姓俞,79岁了,在成都住了20多年,老伴4年前已经过世,所以她家墙上的全家福里,最中间只有她一个人。和她去世多年的老伴一样,他们都来自湖南湘潭,他们在四川多年,逢人都会自我介绍到,他们来自毛主席的老家——事实也如此。
俞老太太一辈子,原来是老成都的“典型人生”。早年为了备战帝国主义,国家在重庆、成都等内地大搞三线建设。在湖南读完了中专的两口子,刚结过婚,就从长沙调到了四川宜宾,这在成都移民史上,被称作“第六次大移民”。俞太太老伴当年学会计,一开始在宜宾一家国营机械厂里当会计,后来当地新建了一个农业银行,缺少核算人员,老伴就被调过去了。由于老伴表现出色,他从宜宾调到了农行的成都分行,一直干到退休。俞老太太一路跟着丈夫,拉扯着四个孩子,一路在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苦头没少吃。老太太回忆起,当初在宜宾时,老两口工资低,有一次对三个在念小学的孩子说,如果你们三个期末考试的成绩名次加起来不超过5的话,回家就让爸爸准备一顿丰盛的猪肉。后来,他们竟然如愿了!说到这里时,俞老太太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
让我惊奇的是,在他们的家庭内务都是她老伴管的,比如一家三餐、孩子们的学习教育。俞老太太的老伴爱读书、以身作则,对孩子要求严格。俞老太太说到此,道出了其中的苦衷——一家人大老远从湖南跑到四川,无依无靠,除了让自家孩子们多学点本事能立足之外,别无他法。在这种环境下,几个孩子相互间比拼学习、进步势头都很良好。最后,大女儿考上了重点大学,跟着丈夫去了西藏18年,现在的她,成为了某银行西藏分行部门总经理;二女儿三女儿也考上了本科。连小时候成绩一向没有多大起色的儿子,也考上了德阳师专。儿子做了几年老师后,不甘心这样下去,竟然跑到西藏支援去了。现在的他,已经是拉萨市政府与成都市政府之间的重要联络人物。一对工薪小夫妇,让孩子都能接受完高等教育,在当年是多么不易。
说到此,俞老太太也想起了刚来成都不久,就遇到了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文革中,全国都斗得厉害,只有成都这里是“真戏假作”,糊弄糊弄过去了。否则,当时的情景她也不敢想象。
在俞老太太眼里,成都是一个典型的幸福城市:
“我跟儿子女儿们去过很多地方,杭州苏州那边还不错,北京交通不好,深圳广州那边太浮躁,年轻人太多,不安分;上海太咄咄逼人。”“我住在成都呢?要找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都不难,又便宜。生了一个病,有技术很好的华西医院。市区里四处是公园,出门散步遛狗,养个花儿鸟儿都随意。”“在成都花一百元吃喝玩乐,在上海深圳就得多花很多了,所以每个月我两千块钱的退休金都花不完。前几个月一次我给灾区就捐了二万。”老太太的这些话,看来很适合在央视记者的镜头面前呈现,不过,当笔者看着俞老太太一个人住着一套150平米的大房子,儿孙们只是不多地来串串门时,我只能由衷地羡慕她确实在享受着一种“成都式幸福”。不过,她告诉我,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不太喜欢打麻将,这可是让其在成都失去了很多老人玩伴。喝茶?到处都是茶馆——自小过惯了忙碌日子的俞老太太,直到最近一些年才学会。
“成都人,都不会想那么多。我儿子女儿们都是开10多万的车,很普通。每个月的钱够吃够花,够送小孩读书,就差不多了。”
笔者进门时,给老太太提了10斤新鲜的红提子与黑布林。可没有想到,老太太聊兴一起来,就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随手从柜子里拎出两瓶茅台,说到外头吃老家湖南菜去。一会儿,小儿子的别克就到了小区门口。
我问老太太,想过湖南老家吗?老太太说想过,也回去过,但是,在成都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她牵挂的,就是现在的那几个孙子孙女们。她的心愿就是,他们中学还可以在成都念,但是大学就要出去了。“成都太安逸,中学教育还不错。”所幸的是,她的一个小外孙女,目前已在成都外国语学校念高一,中考差了三分她儿子当年花了几万块钱才送进去,这是成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最大的外孙女,从另一个成都著名中学——玉林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一名牌大学,成了家里人的骄傲;而她的孙子,也替她儿子圆了“大学本科梦”。
老太太还有什么遗憾呢?我打消了如此问一个安详老人的念头。或许我想,俞老太太最大的遗憾是不是,老伴忙得太多,去世得还早了点?一个精神矍铄、健谈又爽朗的老太太,让人知道,什么叫“成都式幸福”。v

李伯清出家
〇 刘瑞国

5年前,我从一个三闾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生已经不受人待见了,况且我没进过学生会,不是党员,英语四级还考了三回。但是凭借简历写得无耻加煽情,有两个单位要试用。一个在北方,一个在西南。
我爸爸在山东老家找一个独臂半仙给我算了一卦,根据我的生辰八字,我适合北上,不宜南下。该独臂半仙曾经算准我哥哥在26岁那年生一儿子。
当我北上的心在“生儿子”的信心鼓舞下,越来越坚挺时,我的一个老师认为,别人一个单位都没找到,却有两个单位要我,我肯定是吹牛,并且跟女学生嘀咕说:“《成都商报》好牛逼,能看上他——他四年连个请假条都没写通顺过。”该男老师长发不飘逸,并且一头头屑,这样,我就不得不来商报,我得证明给我们班那28个女生看,我从来不吹牛。坐了16个小时火车,我就从武汉来到了成都。
5年后,成都把我养的面目全非,一脸清秀换成了一脸横肉。这个城市虽然把我毁成这样,但是以一个山东人的正直出发,我还是得说成都的好话,这里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是有可能我儿子要生在成都,再说我现在也是成都户口了。不论将来是否留在这里,我和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多次关系,我在红星路上班挣钱,我在锦江区书院西街一号结婚登记,我在金牛宾馆结婚请客,我在拆掉的老刃具厂开发的楼盘买了房子,很多成家立业的事情,都在成都发生了。
在成都呆了5年,曾在九眼桥桥头喝醉过酒,也曾在芭比逗过女学生,在锦里喝黄酒装过诗人,在宽窄巷子拿相机扮过文青。现在,我抽的依然是中南海,吃的是楼下卖的山西戗面馒头,白天说的是鲁西北味道的普通话,梦里说的则是纯正快板味的山东话。但5年,还是变了很多,比如:经过5年的锻炼和一次痔疮手术,我现在吃火锅再也不用要碗白开水,理直气壮的只要红锅,不要鸳鸯锅;喜欢晚上去吃冷淡杯,喜欢啃兔脑壳(成都人也把打啵称为啃兔脑壳),喜欢书院西街垃圾中转站和公厕旁的钵钵鸡;最近学会了打血战到底的成都麻将,并且于上周末下午17时成功做出一个龙七对;街上被人骂一句“瓜娃子”,基本上能听得懂,并且能很大声的骂回去。现在与同学电话交流,都会得到很郑重的建议,请我不要一定在每句话后面都加一个嘛、或者一个撒、或者一个三。在成都呆久了,即使不会说成都话,但是不自觉的已经被成都化了。在北京的同学,现在张嘴一定是丫的;武汉的,再怎么斯文也要来句个斑马;广州深圳的,一句话尾巴上一定要加个得啦,这也就是文化“化”的力量。
不比较,很难发现一个城市的好处,身在其中,也往往感觉不到这个城市的魅力,跟娶媳妇是一个道理,得了白玫瑰的,红玫瑰的就是掌上的朱砂痣,白的就是衣襟上的大米粒儿,得了红的,白的就是窗前明月光,红的是墙上的蚊子血。我的外地男同学有朋自远方来到成都,无论审美趣味是萝莉还是少妇,喜欢的是骨感女还是羊脂球,嘴里全是滋滋的吸口水声,所以,同学走后一般评价我最好的招待,是带他们到春熙路打望美女,这种招待,惠而不费,成了我招待外地同学的必选项目。有一次我给一同学抱怨成都生活的无趣,他来句:“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春熙路上一蹲,看美女川流不息,还有什么不能排解的呢?”说的也是,美女当不了饭吃,可是怡情养眼,久而久之也能练就君子之风。
有的时候觉得成都不咋地,纯属是逆反心理,因为说成都的好话太多了,成都一位叫小马戈的诗人,说“老子总觉得,他们喜欢的成都,跟老子没有关系,城市里,哪里会有故乡”。我琢磨着,他这话是针对成都本地的诗人们的。媒体、文人、诗人、艺人,还有一些找不到正经事干的学者也进来掺乎,一时城市学成为显学,不是城市文化研究,就是城市地理笔记,于是关于成都的很多溢美之词流于泛滥,抵触心理之下,我往往产生城市虚伪主义,都被全球化了,城市都在贪大求洋,人人都是围着钱赚的禄蠹,哪有什么城市性格。可是有些事情,又不能不说城市是有性格的,不然有些事情解释不了。成都为什么出的是李伯清,而不是小沈阳,出了李宇春,而出不了邓玉娇。李伯清是三花茶里养出来的,老成都人喝茶,打牌,看戏听书,我们可以在老照片里还原那种茶馆里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李伯清在散打里,使劲糟蹋成都人,可是成都人喜欢:“素芬,起来起来,去把啤酒瓶瓶给我卖了,老子要回传呼了。”
等我到成都的时候,已经听不到李伯清的散打了,我是偶然听到一句他对成都人的评价,才开始找他的碟子听的,他说成都人就像水里的鸭子,表面上看的优哉游哉的,可是在水里的两只脚紧到划。大意如此,李伯清的原话肯定更生龙活虎,现在他跑到彭州一个庙子里当和尚去了。在成都式微的不只是李伯清代表的市井文化,还有实体的老街老巷老房子老厂子,所以二十四城记里,最后定格在万夏的那首诗上: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就够我荣耀一生。
5年成都生活,我还处于浅阅读的阶段,李伯清说,穷毕生之力,也没有办法把整个成都看透,何况那些只在成都生活了几年的人。所以,我希望自己的成都生活不要太深沉,就这么一直在比较低层次的需求层次里呆着,看美女,好美食,色而不淫,吃而有度,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成都。

食色之本
〇 洁尘

成都这个城市,由一种弥漫在大街小巷的好吃精神统领着。
好吃,并不一定是吃得好。在成都人,味蕾的第一满足是最要紧的,其他身体部位一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在成都,文人用在吃上的词汇使用率最为频繁的是“大汗淋漓”、“酣畅淋漓”、“通体舒泰”、“大快朵颐”这类大开大合的词汇。可以想象,在味蕾的强刺激之后捉笔,不用这些词汇也难以传神。
吃,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最为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它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范围,上升至整个城市的精神领域。一个过分关注口腹之欲的城市,对哲学是不感兴趣的;推而广之,也可以说对思考是不感兴趣的。吃是最本能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最形而下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酷爱形而下的城市提炼出形而上的东西呢?成都没有出过哲人,也出不了哲人。这个城市盛产的是偏激的富有才情的诗人、能创造个人风格但不能引领时代风格的作家、优秀的但不是杰出的画家以及像麻辣烫一样给人强烈刺激但不能滋养人心的艺人。统而言之,这是一个不能出产伟人的城市。
伟人大凡都是严苛的、忧患的、具清教徒倾向的。成都不能出产伟人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在于它还有一个本能——色。
关于成都的色,我自己一向是心存疑惑的。我目力所及,罕见什么大美人(当然,我的标准是那些电影电视杂志上被化妆品和灯光处理过的毫无瑕疵的美人)。但是,成都美女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有一句流传很广很久的民间谚语:“到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深圳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成都才知道自己结婚太早。”我听无数的外地人背诵过。近几年,一些著名媒体也拿成都美女大做文章,《新周刊》名噪一时的选题“成都——第四城”,成都美女是其重要指标;《城市画报》做了一期选题是“成都美人计”,前不久《南方周末》“写作”版的“城市”主题做成都时,我应邀写命题作文——“成都美人”;《舞台与人生》是诚成文化旗下的时尚杂志,做“成都——红粉第一城”这个主题时,依据是网上进行的关于“红粉第一城”的评选,胜出者是成都。
食色,性也。孔子这样说。也就是,美食和美人,这是人之本能,也是人性本能的善和美好。在中国所有城市里,以食与色并列出众的,就只有成都了。不期然地,成都成为本能生活的最佳范例。
何谓本能生活,在我的理解里,是对人性基础之外的很多附加内容不过分追求的生活。在那句新谚语中,北京代表权力、深圳代表财富。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是当下社会通行的一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两样东西在成都就显得不是特别的急迫和被鼓励。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正因如此,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局限,成都无法成为权力和财富的代名词,不能成为引人注目的风尚和标准。
一个注重本能生活的城市,是比较人性化和个性化的。这样的城市,有着适当的游戏精神和足够的自嘲能力,内心自信而不狂妄,在赞美他人和自我欣赏这两方面都具有比较合适的分寸感。这让这个城市包容,随和,不排外,不顽固。这可能就是那么多人喜欢成都的原因吧。这些年,很多文人喜欢往成都跑,到了成都就干脆住下的也不在少数;官人和商人到了成都就要匆匆离开,因为这个城市的氛围容易使人对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动摇。成都是一个文人的城市。这里所说的文人,是散淡文人而不是“文以载道”的文人。
现在通行利弊说。成都对本能生活的过分关注和推崇,就所谓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这种大的主流方向来说,是起着一种消解的作用。从文化的角度看,有一个成都,有一个低调的、闲适的、人文内涵丰盈饱满但同时又是边缘化的成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贡献呢?

扁担车轮后的成都
〇 六回

“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雅可·格林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语言作为民族历史遗迹的重要意义。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外省各移民族群在四川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聚落形式,各从其俗,各得其所。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之间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这正是移民群体长期共同交往过程中“双语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
而所有语言文化的演变过程也同样在四川发生了:不同方言之间相互借用种种语汇,直至交流融合。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耳濡目染中找到旧日那些外乡人们的影子。
清前期的四川移民来自湖广(今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广西等省),以湖南落业者数量最多,所以形成了以湘语为基本口音并融汇其他语言的方言。比如把“不”说成“博”,把“六”说成“落”。凡来自湖南永州、零陵、邵阳、衡阳一带移民,所说的方言大同小异,概称为“永州腔”,多分布于川东、川北、川中各县。在达县偏远的景市乡,86岁的老人苏久明先生至今还操一口纯正的永州腔。达县安仁、葫芦、新胜、大滩等乡还完整保留了长沙“祖宗言”,被视为奇迹。
以川东地区为例,江西早期移民于明代万历年间奉旨迁徙入达州,到了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后期,更多江西移民蜂拥而来,致使江西方言成为达州方言主体。如你(yi)、女(yu)子、泥(yi)巴、里(yi)头、年(yan)等是江西方言读音的遗存,至今还是达州方言的特色性语音。而在一些湖南方言分布的县,安逸的逸读作“ye”,吃饭的吃、切菜的切读作“ce”,还保留了中原古入声的韵味。
而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四川省会成都,在多次移民运动中,经历五方杂处,各种方言方音交互影响,也残留了闽粤客家话中的中原古汉语语音,如刚刚(jiang jiang)、街(gai)巷(hang)、一下(ha),等等。
生活在成都,你会不止一次听到来自湖南湖北的外地人饶有兴味地提及,成都话和他们的乡音是如此接近,令人亲切。
方言也是有秘密的。它承载着语言流变的神秘讯息,也一次又一次的提示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再比如,你知道“做啥子”其实是一句满语吗?

成都拆字法
〇 王鹤

成都人喜欢也擅长逞口舌之快,不过,很野蛮很粗俗的语言暴力不那么明显,方言里那些活灵活现的表达或尖酸刻薄的快意,很多时候是透着聪明和收敛的。
成都话“颤”发音同“战”,“颤花儿”指好表现、爱出风头的人,特别是女人,跟“颤翎子”同义。稍稍回味,你就会惊叹语词的精妙传神:“颤翎子”的翎子,即鸟翅膀、尾巴上的长羽毛,也指戏台上武将的花翎。孔雀开屏、锦鸡展翅,惟有颤了翎子,鸟羽那五彩斑斓的美方能凸现;舞台上长而柔韧的花翎,妆点在穆桂英等女将身上,尤其有夸饰的美。随着演员的一颦一笑、一步三摇,又妩媚又英武;“颤花儿”也同样:一朵花如果纹丝不动地开,固然也好。但如果轻风拂动,花枝乱颤,那花就愈加明媚了。所以“颤花儿”通常指女人过于爱表现、喜显摆。而当上颤花儿的,一般来说,多少有几分姿色、或几分才艺,然而又自己夸大了这姿色与才艺。
有段时间,一小撮文青中流行说“耳火耳火”。“耳火”是拆开了的“耿”字,耳火耳火就是“忠心耿耿”的意思,完全版本为“忠心耳火耳火”,特指感情真挚执著。文青们大概觉得忠心耿耿、痴心一片之类说法,太平易落套、太酸涩文艺。所以,要稍稍在语法、用法上犯规、破格,方觉新鲜机俏、心安理得。
不只是文青才喜欢用拆字法。我们有时在街上会看到某女子眉一扬嘴一撇道:那个“亚心波女”(想一想才明白,原来是“恶婆”);或者,那个“月半波女”。这是典型的成都式牙尖舌怪,既要享受骂人的快感,惩口舌之快,又不忍太过泼辣野蛮,于是转圜一番,用曲折委婉把辛辣调和成麻辣,把粗蛮消解得尖酸。
从清末到民国,苏州丝绸、服装、工艺品的精美雅致一直很让成都人心悦诚服,“苏气”遂成为新潮、时尚的代名词。大约到上世纪六七十年开始,“香港”两个字的洋派意味取代“苏州”,如果说某人穿着打扮“很港”,就是表扬他很时髦了。
与之相反,“苕”代表土气、落伍。李劼人先生的小说《大波》里,从新津到成都读书的楚用,常出入他的表叔、官绅黄澜生家,跟表婶、泼辣漂亮的黄太太有了不伦之恋。黄家的丫头菊花看出些端倪,不过她对楚用显然不以为然,有一次就忍不住嘴一瘪,对黄太太的小女儿脱口而出:“你楚表哥那个苕果儿样子”……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在黄先生眼中,楚用是客人,菊花则是下人;但菊花有她的傲慢与偏见——她是城里人,不苕。楚用家在新津也是有根有基的,不过是穿着打扮举止尚未跟成都风习完全接轨,竟不幸被菊花形容为“苕果儿”。
现在,人们偶然还在使用“弯脚杆”、“弯”的说法。如果说“苕”侧重于装束的落伍、乡土或伧俗,“弯”则在外表的土气之外多了一层没见过世面,行为处事局促、格局狭小的意思。如果成都人觉得一个“弯”字尚且不解恨,极端的“弯”就是升级版或引申版的“蚊香”或“盘香”了。蚊香的形状自然是九曲十八弯,更严重的是,燃烧过程中如果你没有去碰撞它,则“烧成灰都是弯的”——那显然就是蚀骨之弯了。这便是成都话的刻薄,和刻薄中的含而不露、曲里拐弯。
“弯脚杆”等说法之所以带有贬义,发源于城乡差异背景下市民阶层对乡下人的优越感。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年住在临街铺面的(80年代以前,临街房屋有商铺,有的则只作住宅,临街那面墙是可以拆卸的门板,后来这些房屋才普遍成为商铺),多是家庭背景和职业都比较普通的市民,于是住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大专院校和国营大厂矿的子弟,便将住临街铺面的居民称为板门店(原本是朝鲜半岛的一个地名)。有的大院子弟若是淡然地说起,某某人是“板门店”的,言下就饱含不屑之意:不过生长于狭隘、贫寒、没文化的小市民家庭嘛。
毋庸讳言,这种以出身、职业、收入、地域划定社会阶层,并在言语中怡然自得、对低于自己的阶层流露优越感的风气,代表了市民文化中不那么可爱的一页。幸而它们正在大部分翻过,或渐渐模糊。

老人楼和叽咕面
〇 萨之鱼

我曾住在庆云北街的一处老房子里。有人称这样的老房子为老人楼,成都的某些旧小区常见这样的景象,除去不多的租住客,大部分居住的都是老成都,且无论男女年龄都已过半百。
拐进斑驳的红漆铁门,旁边新开了一家杂货铺,卖的都是些油米酱醋之类的东西。看铺子的是一个有了五六个月身孕的小媳妇,每次我经过她的门前,她总是朝我点头笑笑。有时候,我有冲动想去摸摸她已经挺起来的肚子。有时候,看见她安静地坐在店铺里,竟然就像一幅淡然的山水画。后来,这个杂货铺在一片悄然中关闭了,听闻她回老家待产去了。再后来,这个大肚子小媳妇竟然成了我回忆庆云北街时的一个核心。
旧老的小区里,人气依然旺盛。
半百的老爷子和太婆,就在夕阳的余光里斗地主。有一次,我还看见一个太婆,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抢过自家老爷子的牌:“该出这张嘛!”她娇嗔地语气就像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年轻时候的一些旧事呢?
六月,我的脚已经踏上了二楼的梯道。
老式的房子,保持着窄长的梯道,若是碰上腿脚已经不便的老人,来不及闪让,就只好退到梯道的拐弯处。我倒是有好几次急匆匆地忙着下楼,前边的老人听到脚步声,赶紧停下来,站在一边,等我以奔跑的速度经过他的身边,许久才听见,楼上落下一声沉闷的脚步。
三楼临近梯道的门开着,敞着门。一个老妇人靠坐在门边,摇着蒲扇。我面对着的墙上,全是昏黄的照片。已经不在的人,和年轻时候的她,相亲相爱。
最后的余光,全部笼在了她已经干瘪瘦小的身体。就像,把梦想照进了现实里。
我就这样走到了,七月。
老街道、老房子、老爷子、太婆、小妇人,不只是庆云北街有,但是提到一家叫叽咕面的小馆子,那全成都甚至可能全中国全世界就只有庆云北街有。典型的家庭小作坊布局,它偏偏就占了个好位置,附近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成都报业集团、还有一所学校,自然是不愁吃客和口碑相传。大凡第一次来的人多是冲着这个奇怪的名字来的,还非就点了这招牌的叽咕面才问那招呼热情的老板娘:“为啥子要叫叽咕面喃?”那戴个眼镜打扮斯文的老板娘一副被问惯了的样子:“因为吃这个面会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啊。”问者当即试试,果不其然加了许多脆鲜独家作料的叽咕面在嘴里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那认真的场面倒是多了几分搞笑。
我住的老房子就在叽咕面的楼上,明明已经这样近了还想偷懒,常打电话到叽咕面叫她送个外卖上楼来,叫的次数多了,往往我才报地址,老板娘就开始报我要点的东西,叫的次数再多些,她就会隔三岔五地说一次:“妹儿,下楼来吃嘛,老待在屋子里不好,下楼来吃热闹些。”叫外卖的次数多了,自然就按个人喜好分出了个三六九等。她家的招牌叽咕面反而不是我最喜欢的,倒是那四块钱一份的炒年糕成了我的最爱,再加一个一块钱一份的烫菜,就是一份素菜汤,素菜分量很足绝不以汤上飘几片菜叶子充数,这样的组合是完美搭配。
后来下楼到店里堂食,才发现店里的装修也是有小情趣的。长条凳长方桌,几面墙上都有自己设计的叽咕面的黄色LOGO还有一个独特的卡通形象,卡通画上还有叽咕关于男女的图文解说,还有迷宫测试等。常见那些好吃嘴在管不住嘴时,也管不住眼,硬是把那些所谓尘世间的大道理看了个清楚,明没明白却未知。

成都5·12:
我没有精彩
〇 陈迪

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会想起范跑跑的那篇博客的标题:那一刻地动山摇。2008年5月12日,我在成都。由于前一天我辞掉了工作,所以那天我闲下来,和朋友在一起租的房子里上网玩。忽然,显示器、音响开始剧烈摇晃,当我意识到地震的时候,我已经被朋友拖到了厕所里。一只手抓着窗户的支架,一只手撑着厕所的天花板,每次摇动,都能感觉到天花板要掉下来。楼下一片狼藉,瓦片,树枝,碎砖头在掉落,人们在惊恐地逃窜、呼叫、车的警报声鸣响成一片,人家的宠物也在叫唤着,楼道里满是匆杂的下楼脚步声……
震了不知道有多久,我和朋友们到街上去避难,街上到处都是人群,人们在不断地打着电话咨询着,却没有几个能打通的。地震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只听说,在震源附近晚上可能还有更大的余震。我和朋友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好不容易找到个空地,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和车……
一夜过去,通讯慢慢恢复。大家各自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休息,随后的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天,早上6点左右,停水了。我没有太在意,推醒了换班的朋友,继续睡着了。
我刚躺下来,不一会儿朋友们便回来把我拉起来:“还睡呢,快走,买水买粮去,要断了!”我先是一惊,然后赶紧穿上衣服跟着一起下了楼……映入我眼帘的,已经不是那个繁华的街道,而是萧条和混乱,街上的人都排到了超市门口,超市半掩着门,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点着这样那样的水,甚至有两个人为了一瓶水争吵起来。我们来到银行门口打算把钱取出来换成水和粮食,ATM机也空了。银行里都是打算取钱的人,工作人员拿出一摞钱放在桌上,一摊手,“取完就没有了”。我们只好在街边小卖部尽可能多地买些可乐和面包。矿泉水很快卖完了,老板很伤心的对我们说:“我情愿生意差些,也不愿意因为这样生意好!”
原来不知道谁传出来的,说都江堰的化工厂震塌了,河水被污染,不能继续饮用了。虽然12点左右又来水了,不过还是并没有让大家彻底放心,就这样担心紧张的过了一天。
成都的局势好容易才慢慢稳定下来,知道了震源在汶川和大概的灾情。于是开始在网上寻求成为志愿者的方法,到处发帖寻求。我一上网才发现,很多外省的朋友们也在想办法支援救灾,有些人已经在动员,有的买好了票,打算直接到成都来了。看到这里我很感动,但是又怕他们来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灾区也不是说进去就能进去的,于是我把他们加到了一起,组织在一个群里,然后告诉他们,我会第二天去团委咨询,然后转告给大家。于是,我的抗震志愿者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很快全国各地组织起了100多人。人员构成很混杂,有医生、护士,有学生、军人,更多的是一般的上班族和学生,不过很少有成都本地人,所以我负责传递志愿者消息。
组织好这个志愿者组织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来到了成都市青羊区团委办公室。v

《董事会里的战争》
艾·里斯 劳拉·里斯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这里所说的战争,指的是公司里两种气质的高管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深刻而无法调和的分歧。一种被作者称为管理派,左脑思维者,讲逻辑重分析,做决定前要搞一堆柱图饼图,华东地区的销售数据呀,陕西省消费者行为调查分析之类,他们坚信只要掌握足够的细节并运用强大逻辑进行分析,即可预判未来;另一种被作者称为营销派,右脑思维者。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者举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为代表人物:“他不屑于做市场调查,且非常相信直觉。这正是右脑思维者的两个特征。”我有点纳闷,“不屑于做市场调查”和“相信直觉”,难道是两个特征而不是一个?看来我也是个左脑。
其实公司里分两派,这个很正常。搞管理的眼光朝内,组织架构、产品设计、流程优化,这些都是公司内部完全可控的。做这些事情,不运用逻辑和分析,又有什么别的工具可以使用呢?而营销口的人,接触的是外部,深知客户的喜好差异而多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新产品的开发上马,最初的动机往往是为了让表格看上去逻辑自洽和更具形式美感。比如可口可乐,只有一种口味卖了好几十年,消费者厌倦了怎么办?所以就要开发新口味,香草味的辣味的。现在人都怕胖,一罐350ML的可乐热量达299千焦,怎么办?所以推出健怡和零度可乐。推出之前也让顾客蒙上眼睛品尝,好评如潮。整个事情做得滴水不露。结果呢?新可乐的销售都很惨!
在营销派人士眼里,管理派都是一个个普洛克路斯忒斯,他们做的表格越漂亮,产品分类的逻辑越清晰,关于顾客的细节就丢失得越多,对于市场变化的反应就越是迟缓。他们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如何能够说服管理派呢?有什么工具可以取代市场调查和消费者行为分析呢?营销派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困境。因为,如果你攻击对手的工具有问题,那你就要拿出另外的替代工具。可这正是管理派的短板。他们只能声称自己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你不靠谱,但为什么不靠谱,以及什么东西靠谱,却说不出个甲乙丙丁来。可是,如果你攻击对手的主张是一种宏大叙事,那就不能以另一个宏大叙事去颠覆它。马赫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柏格森反对理性崇尚直觉的生命哲学,二者之争难道比两个女人争论谁的裙子更好看有更多的意义吗?
直觉这个东西太主观,既不能重复又不能证伪。相反,逻辑和数据,却是建立双方理性交往范式的好办法。所以一遇争论,主张直觉的营销派总是一败涂地。正因为他们提不出像样的方法论,所以对手的错误和失败并不能转为自己正确的证明。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一个逻辑和数据支撑得住的方法论,人们往往把失败归结为运气不好,从而对糟糕的结果产生很好的容忍度。而管理派絮絮叨叨的批评,却被讥为先打枪后画靶子,这样的十环又有什么稀奇,反而成了其愚蠢和无耻的证据罢了。
这本书的作者罗列了管理派与营销派的25条差别,并举了很多例子证明管理派的方法行不通。但轮到阐述本方立场,只抓住可怜巴巴的直觉说事儿,显然缺乏说服力。而把管理派和营销派之争定义为左脑思维与右脑思维之争,这并不怎么靠谱。事实上,我们对左脑和右脑的了解并不多,不久前,医学界还普遍相信右撇子语言中枢在左脑,左撇子语言中枢在右脑。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的。右撇子语言中枢在左脑的占95%;而左撇子,语言中枢在右脑的却只有30%。与想当然的对称还是有很大区别。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语言功能区并不只存在于一侧半脑,而是语言优势半脑负责语法,另一侧负责意义、语调和联想。空间感的建立,也同样需要左右脑的配合才能实现。本书作者把左脑与右脑分别定义为还原论思维和整体论思维,这种对立并不存在。
其实营销派人士完全可以拿出一个自下而上的工具——tag,去对抗管理派自上而下的分类。举一个例子:打算去卡普里岛旅游的人,用什么方法预先了解一下这个岛?他可以买一本当地旅游局编的小册子,里面有名胜、传统美食、历史知识、著名建筑等几个大类,以及各类项下的具体介绍。另一个方法是去Finkr网站点开Capri这个Tag,浏览那上面的图片。这种新的方式,其实就是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原理”对传统图书馆分类系统的颠覆。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自下而上的表达既有成熟的工具可资运用,又有靠得住的理论去与精英们所信奉的理性主义相抗衡。都这年头了,还拿柏格森的直觉当护身符,不仅老土,而且有点耍赖。

《经济伦理学
——康德的观点》
诺曼·E·鲍伊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自汶川地震以后,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也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热点词汇。“责任”这个词在这里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在康德看来,只有出于责任的行动才有可能具有道德意义。相反,如果是出于精明和好心,即使是行善事也并无道德意义。他说:“在能够善良的时候善良,是一种责任。然而有很多人既不是出于虚荣心,也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表达了善良,他们在拨撒欢乐的时候感到一种内心的满足,在自己能够做到使他人满意的时候感到欣喜。但是我要说,尽管这种行为很有责任感,很值得钦佩,但这却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然而人的动机是很难猜测的。比如王老吉,以地震为题材成了营销上的大赢家。它的行善,是出于商业上的精明、对灾区人民的同情,还是一种纯粹的责任感呢?我们确实无法分清楚。而且,如果王老吉在帮助了灾区人民之后感到欣慰和内心的满足,便因而使得这善举失去了道德意义。康德的这个标准尤其让深受儒家思想教导的中国人难以接受。
总的看来,我们中国人更习惯的是“子贡赎人而不受金,孔子恶之”的评判标准,注重的是结果而非动机。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道德建构,使得我们的道德观显得外向,过于偏重人际互动而缺乏个体的深思熟虑。余秋雨的20万捐款出了问题之后,易中天们立即蹦出来晒捐款凭证。这一行为,使得他们的捐款行为彻底丧失了康德眼中的道德意义。所以不妨说,中国人的道德观是存在于主体间性中的,康德的道德观却是建立在主体性之上。显而易见,我们的道德观更容易形成对他人的强迫。
哈佛大学的诺曼·鲍伊从康德的三条绝对命令出发,讨论了公司的道德问题。他力图论证说,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的主体,作为成员的道德共同体,不仅也像个体那样有责任遵守这三条绝对命令,而且这样做的公司也能够赢利。这在我看来是古怪的,因为如前所述,按康德的本意,你做一件有利于公司赢利的事情,不论客观上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该行为都不再有道德意义了。而且,既然康德的第二条绝对命令是“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那么在此限定条件下,我们很难推导出股份制有限公司的道德合法性。因为向股东提供最大的利润回报,是对职业经理人的契约规定。而按照康德的第一条绝对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契约就必须得到遵守才行。股东的利润、员工和客户这三者,各自成为自洽的目的,这在我无法想象的事情。最道德也最符合实际的说法是:通过满足客户的需求,实现股东的利润回报,同时体现了员工自身价值。那么,客户还是没逃脱工具化的命运。
关于股份制有限公司中股东、客户和员工三者的价值排序,以前从没有人认为这还能成为一个问题——既然是股份制公司,股东利益是目的,善待员工和满足客户需求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天经地义。米尔顿·弗里德曼干脆地说:“股份制公司,除了为股东提供利润回报之外,别无社会责任。”但是随着股票市场的电子化,大股东不再是罗斯柴尔德之类有名有姓的somebody,而是不计其数的散户,或养老基金这种nobody的集合体。股东被虚化了。它先前所占据的显赫地位就要由新的东西来填补。这个新贵往往是客户。理由是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主体,其价值是向全社会做出贡献。但是像万科这样的公司,其股东数远超过它的客户数量。为数量多得多的股东创造价值,难道不是更大的善?相比之下,阿里巴巴上市,马云把别人的钱揣在口袋里之后宣布他们公司是员工第一、客户第二,股东排第三。这就让人很不舒服。马云为什么不在别人掏钱之前宣布他只能给他们一个小三儿的名份呢?
另一位弗里德曼——哈佛大学的本杰明·M·弗里德曼也持有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可以普遍增加人们的收入,更能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分配正义。所以他认为道德也如财富,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同样在起着最大的作用。这种说法,姑且称之为美国版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的。因为它让人无法不联想起“仁者乐山”——山无言而草木葳蕤。老子说“大哀默默,小哀喋喋”,企业的道德似乎也是如此。闭上嘴巴赚钱,就是一个公司最大的道德。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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