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

《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陈平原、王德威 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是一本关于城市文化研究的专题论著集。之所以称之为“文化研究”,是因为其中混杂着不同学科不同知识背景的作者研究起点各不相同的论文,这很难用传统的单一学科体系来界定。关于此,这本书的简介有着极为清醒和睿智的认识:“专题论文集既不同于汗漫无涯的杂志,也不同于一以贯之的专著,讲究的是‘众声喧哗’中,自有相近的学术视野与精神追求。”“不同而相近”的“众声喧哗”,近乎同气相求产物下的“自由精神,独立思想”。要之,这是一本关于古都西安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是城市文化气脉的共通体。
此论文集按论述对象分为五个专辑,当然这更多意义上来说是精神上而非物理上的区分。第一辑是“考古学及历史学视野中的长安”,第二辑是“古典文学视野中的长安”,第三辑为“近现代文化史视野中的西安”,第四辑专注于谈论“当代西安的阅读与写作”,第五辑称得上是“古都西安的回顾与展望”。作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中的一种,它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想象与何般的记忆?
抛开学术研究的视角不谈,单纯这样一次城市文化的研讨本身,近乎西安的“文化寻根”和“信心重建”活动。西安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人们汉唐盛世的影子,而西安的“其命维新”也同样离不开汉唐语境。日本学者平势隆郎于是回到秦时的西安,谈论秦始皇的城市建设计划与其理念基础,贝克定则去书写西汉时代的城市与城郊,还有学者去关注唐代诗歌在长安的流传、中国诗歌主体于长安的形成、隋唐京都形象、隋唐音乐的文化变迁等等,当然还有汉唐之后的各个时代人们眼中的长安、当下的西安。
这样的谈论,反而无不在深处渲染着时下这座名为“西安”城市的焦虑和失落——正是因为“长安”身份的辉煌和壮阔,反导致如今被更名的“西安”的精神性不满。从汉唐盛世的荣光中剥离出来,西安称得上是座尴尬的城市。这本论文集中写《汉唐记忆与西安文化》的肖云儒曾说,“历史的西安……不只属于西部,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这便是自豪中隐然失落。而著名的哈佛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则在这里谈论贾平凹的小说,撰写了一篇题为“废都里的秦腔”的文章。说句题外话,这“废都”却尝是西安的绝佳隐喻——“都”意味着此前灿烂的文明和绝佳的声誉,而“废”则隐喻着如今和当初相比的落差。与此相呼应的是曾轰轰烈烈要求西安还名长安的改名运动,这运动的背后映照的恰是如今的西安隐然的失落。
此书从出版到现在已一年有余,但似乎在大范围内的反响寥寥。除了它作为学术论文集的身份外,已不是世界焦点的城市西安独有的那份尴尬,难道已经传染到这本书的传播中?

《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美] 芮乐伟·韩森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海外汉学研究一直是为国人所忽略的领域,当然这里的“国人”是指普通大众而不包括此领域有深研的学界。幸好这些年来不少出版社似乎在做海外汉学研究的推介工作,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凤凰文库”正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所著的《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即是其中的一种。
芮乐伟·韩森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兼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女性汉学家。她的这部著作,和不少海外汉学研究著作一样,称得上是部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史之作。它系统地介绍了从上古至公元1600年的中国历史,作者依据近年来纷繁缭乱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新成果,重构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框架,认为传统中国并非孤立、僵化的,而是开放和生机勃勃的。除展示跌宕起伏的政治兴衰画卷和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外,作者还结合其研究领域,重视民族、民间信仰和妇女问题,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读者在其中可以看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的身影,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从硕学鸿儒到市井妇孺等等。另外,古代中国社会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
有论者称,本书作者着重使用考古资料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史料,改变了传统关于中国历史以政治为主线、以王朝循环为结构的固定模式和思路,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被传统叙述方式所忽略的社会生活、民间社会、世俗信仰以及与中外交通等方面作了细致的描述。而这样的方法,恰为海外汉学研究所惯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选定的时间节点。“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这个副标题将时间的钟摆悬停在了公元1600年上,当然这也是很多海外汉学家非常注重的年份,许多人将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分野划在这一年。1601年,利马窦正式进入北京的视野,中西有了面对面的接触,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便在此后姗姗来迟。故而在这个层面上说,《开放的中国》相当于是书写古代中国的历史,而透过的却是西方的视角。
当然由于对中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歧异性,芮乐伟·韩森的这部著作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谬误或偏见。比如在前言部分,作者称“中国人实际同时信仰儒教、道教、佛教三种宗教”,这个观点便值得提出质疑。一个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民族,一个更多时候只是将儒释道三者视为心灵退避之所的民族,如何“同时信仰”,又如何面对“宗教”这个西学意义上的概念?晚明有个叫林兆恩的人创立过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但这仅仅是流星乍现,而且更像是某种意义上的信仰实验了。

《大秦帝国》(典藏版)
皓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版。
该如何来写一部描述第一帝国秦之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换句话说,该如何叙述铁器文明的发端、崛起和席卷天下,如何回溯一个民族早已几乎丧失的精神之根脉?孙皓辉历时十六年呕心而成的六卷长篇系列小说《大秦帝国》,却是试图向这个早已丢失了传统和精神之源流的民族重述历史细节和大时代风貌的努力。
著名学者谢有顺对此书曾有是言:(在《大秦帝国》所塑造的几十个形象鲜明的角色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野生的、生机勃勃的中国,它意气风发,思力旺盛,理想高迈,气度庄严,用人、断事不为人伦俗见所限,这些,连同那活跃在大争之世的血气和雄心,读之,感之,往往令人心潮澎湃。与这个野生的中国所固有的气象比起来,汉唐之后的中国,更像是圈养的、饲养的,少了许多野气、血性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皓晖穷多年之功为这个远逝的、野生的中国立传,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但是,野生的中国变而为之圈养的中国,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出身,往往具有其决定性的意义。从横向的时间轴来看,公元前后四百年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是个有趣的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充满着战争、杀戮、彼此争斗或彼此妥协。而在这个时间段上,依托海洋文明而生的古希腊城邦制最终孕化了民主,我们依托内陆农业文明而生的秦帝国则崛起于铁血的列国争雄时代,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却也孕化了数千年的极权专制——整个古代中国的政治运作架构,在这里已然有了雏形。秦帝国在数千年前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凝聚的历史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依然在悄悄规范我们的生活。
这个只有十五年生命的帝国,飘乎而来,倏忽而逝。但这个短命的帝国却恰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它中国真正从松散做到了实质性的法理统一。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大秦帝国》的作者为我们呈现了被大众视野所忽略的历史细节和史实,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历史长河中曾立潮头的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正如有关书评评价的那样,这些人物“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
总体而言,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所要做的,却是作家以一己之力试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而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虽然在面目层面戴上了儒家面具,但骨子里依然依照秦帝国所确立的法则运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研究秦帝国的崛起过程,近乎观照整个中国历史的生长过程。在小说体裁的功能之外,《大秦帝国》似乎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果实。

 


  • 隐私保护 2013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05098314号 技术支持
  • Copyright ©1996-2013 Vank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