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模式

说到“曲江模式”,一般指的是曲江新区的开发模式。本文试图再进一步,寻找曲江开发模式后面的机制创新。我们发现,在曲江,西安显然已经突破了沿海地区的既有模式,走出了一条大胆创新的路子。如果曲江是一次试验,它的意义显然超出了曲江和西安的范畴,对中西部的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走进“曲江团队”在大明宫的办公区,迎面是一行字:“不换思想就换人!”
“曲江团队”是一个非正式名称,正式名称是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也就是说,这个喊出“不换思想就换人,不创新就下岗”口号的,这不是一家公司,而是100%的政府派出单位。
不仅仅是口号,在许多方面,这个政府单位的办事方式都有点像一个高效率的公司。从副市长、曲江管委会主任段先念开始,从上到下,都有疯狂的加班风气。我们这次采访,晚上十点半见到形色匆匆的段先念,采访进行到尾声,一旁的工作人员频频看表,因为“还有下一个会议”。此时已经是近十二点。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白加黑、五加二,”一位管委会的员工说,“没办法,我们就是这样干活的。”这样的风格,不要说政府机关,就是大多数民营企业也会觉得有点过份。
段先念把曲江的成功总结为:一种机制,一个团队,一种精神,一个品牌:“最重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制。比如我们的干部都是聘用的,所有人员档案都在人才中心,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我们需要的人才,在原来单位是科级,我们需要给处级的,马上就可聘用,不用经过副处级再到处级。”
据介绍,在曲江管委会,处级干部年薪10余万,一些重要岗位加上奖励可以拿到近20万。其中40%是基本工资,60%是绩效工资,完全是干出来的。段先念认为,“曲江能不能发展起来,首先要看有没有好的机制。”
机制的创新给曲江带来推动力,这样的例子还可以随手举出几个:比如,项目立项在曲江就可以了。市里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立项都在曲江管委会。再比如决策的一票否决制。曲江的用人、批地、规划等等,实行一票否决制。共同决策时必须要有录音、有记录、有纪要,要经得起相关部门审查。此外,曲江新区的税收包括土地出让金大部分都留给了曲江,这非常有利于曲江的发展壮大。曲江新区的发展,反过来也带动和支持了其他区、其他项目的发展。
最能体现曲江模式突破既有模式的一点是,曲江的尝试获得省市政府肯定后,“曲江团队”所管理的范围走出曲江新区,扩大到了市内甚至省内其他地方,比如大明宫遗址区就是段先念领导的“曲江团队”受委托管理开发的几个文化遗产/旅游区之一,他们称为曲江文化产业核心区的“辐射区”,这样的辐射区包括大明宫、楼观台、法门寺、西安城墙景区、临潼等,新近加入或即将加入这个行列的还有黄帝陵景区、汉中的西汉三国景区、韩城党家村景区、延安红色文化旅游基地。这些大名鼎鼎的历史名词,将通过市场先后与段先念及“曲江团队”联系在一起。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说到:“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些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张解释,“县”是市以下一级行政单位,尤其指能够决定土地使用的行政区——编者注)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
不难看出,“曲江团队”是竞争中的优胜者。早在2007年,“曲江团队”所管理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90平方公里——如果您对这个数字缺乏概念,不妨这么比较,把万科从进入房地产行业直到今天所开发的社区占地面积加起来,也不还到90平方公里。而目前,“曲江团队”所开发和运营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120平方公里。
这种大胆的模式,毫无疑问在全国是独此一家,比起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区来说,也是超前的,甚至超出许多专家学者所能想像。
曲江模式,应该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中国经济制度”理论的极好注脚。
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特新意”,归结于地区竞争的制度——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科技的改进与资产及知识的积累当然重要——目前中国正迈步向这些方面走:私营的科技研究投资的增长率,今天的中国冠于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饱,科技及投资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处理好土地的使用,让广大的群众脱离饥寒交迫之境,经济会因为有储蓄、投资与科技改进的支持而上升。”
2002年,段先念调任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正式接手曲江。此时曲江已经开发了6年,成绩:融资了6000万元,修了一条路和半个湖。管委会的账上没有钱,段先念找到十几家房产商,希望以30万一亩的价格给地。地产商纷纷对他摇头:“20万一亩以下还可以考虑!”
段先念的突破之举,如今被媒体称为“倒叙法”,更清晰的描述是:举债进行城市运营。一般的城市开发思路,是在土地出让金到位后,再去建设城市公共设施。段先念的做法是先举债,建设城市公共设施,再出让土地回收资金。
2003年底,段先念举债开发的大雁塔北广场开放,十万西安人涌到这里。此前三天,他紧急召开办公会议,宣布曲江的所有地块在原价基础上加价50万元。2004年底,地价升到每亩100万元……。每每谈及此事,段先念无不感慨道:西安的文化原来如此有力量。深圳开始土地招拍挂制度之后,大约六年里拍卖的土地价格翻10倍;曲江地价翻10倍,达到每亩200万元以上,也差不多只用了同样的时间。
十年前,许多房产商开发城郊楼盘,纷纷打出“新都市主义”的概念。事实上,绝大多数这些楼盘与“新都市主义”相去甚远。倒是在曲江,我们看到了一些十分接近“新都市主义”的做法,不再将土地零散开发,而是强调社区的功能配置,强调社区与整个城市的关系;刻意营造社区和城镇中心,让社区回归网格状道路系统,等等。事实上,这也确实只有政府而非企业所能做到。
段先念曾经总结这个模式的三个特征: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二、政府主导。三、充分运用社会资源,调动企业参与。这三个特征,清晰勾勒出中国式新都市主义的路径,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张五常的分析。
曲江团队在大雁塔北广场的开发中收入5亿元,随后举债30亿,启动了总投资13亿元的大唐芙蓉园和20亿元的大唐不夜城项目。曲江新区的核心成形了,接着,金地、中海等外来品牌开发商陆续进入,如今的曲江已经是西北首屈一指的优质住宅区。2009年,万科也宣布进入曲江。
棋行到这步,“曲江团队”又表现出其政府职能、“非公司”的一面。“我们的经营必须要盈利,但目的不是盈利。归根到底,曲江管委会的目的是反哺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整个城市因此而获得的价值兑现和品位提升。”2010年,曲江管委会的投资计划是312亿元,这个投资计划全部由曲江管委会承担,列入市政府督查督办。“获益的是整个西安。”段先念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的经营形成了很好的现金流——现在银行最怕的是我们还贷。”
这就是曲江模式,一个发生于中西部核心城市、古都西安的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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