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消长与“支那”一词的命运

zhina

梁启超曾用“支那少年”作为笔名,康有为之女也写诗自称“我是支那第一人”。但从1919年起,民国政府多次要求日本停止使用“支那”一词。东北沦陷之后,日本国民却更加肆无忌惮。

 文/王家骏

郁达夫在代表作《沉沦》中写道:“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1930年5月底,民国政府训令外交部拒绝接受任何将中国称之为“支那”的日本公文。这一训令迅速引起了日本舆论的广泛讨论。

当年6月5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署名“士郎”的读者来函。文中虽然承认了南京政府决定的正当性,但同时列举了当时日本人拒绝使用中国一词的最具代表性原因:

“‘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显然,如何称呼他国,也与日本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

三天之后,署名“实东”的读者来函,则是舆论中少数派的代表性意见:“国名既然是专属名词,就不应该以傲慢无礼为由加以排斥。我国‘日本’(日出之国、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名称,在外国人看来,或许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名称呢。”

虽然“实东”理解南京政府的要求,而且还用“日本”类比“中国”进行了换位思考,但他也认为“支那”一词并不含有侮辱的意思。

中国人内部,最早感觉“支那”一词甚为刺耳的,是民国初年的留日学生群体。郁达夫在《雪夜》和《沉沦》中,都用不短的篇幅直接描述留日学生听到“支那”后,心中产生“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感觉。

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留日学生内心来自怠惰衰弱国家的“弱者敏感”,以及对尊重的渴求暗潮涌动。而身为强国国民,即便如“实东”这样的亲华派,对弱者的敏感也知之甚少,他们甚至感到奇怪:这些新留学生们怎么了?

受辱感

清末,最早一批留日学生以及流亡日本的反清人士,几乎是以拥抱的姿态接受了日文汉字中的“支那”一词,一如他们拥抱其他承载现代观念的新词汇。

1902年,结合古文经“夷狄观”以及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的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支那亡国”指南明永历帝政权的灭亡。“支那”一词,不独章太炎这样排满的革命派乐于使用,保皇改革派梁启超也曾用“支那少年”作为笔名。而康有为的女儿更自豪的写诗自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甲午至辛亥,支那被“先进分子”广泛使用。这不仅因其来自隋唐时佛教经典,且略含褒义;若用“清”字,则无法涵盖之前历史中的本国概念。更主要的理由是:视野开阔的先进分子已难以接受“中央之国”的说法,使用“支那”而非“清”也显现出他们对满清政权的逆反。

sunwen

 孙中山手迹

   民国建立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随着1915年的 “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后的山东问题、“五四”运动逐渐恶化。

留日学生对日本社会有着亲身感受,也密切关注着日本的对华政策。后来的国民党大佬戴季陶在“五四运动”中,就联合多位留日学生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认为侵略中国是日本的必然政策。

作为一个敌国存的日本,加强了中国人、尤其是留日学生的民族观念和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我们”因对立的“他们”而被凸显。

到此时,日本人嘴中的“支那”一词已激起留日学生的不满乃至怨恨。曾留学日本的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抨击日本不称呼“中华民国”,而称“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他尤其厌恶日语中“支那”二字的读音:シナ(音,西那),发音和将死、物件接近。

同时,部分日本人也意识到了自身对中国人的歧视。1922年3月9日,教育家荒川五郎在发表演说时表示“……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留日学生)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

通过反日先锋的留日学生不断地强调,“支那”是侮辱性称呼的观点得到了普遍传播。爱国的火焰旺盛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

施辱方

当“实东”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历史悠久的佛教词汇大动肝火时,日本人已不断为“支那”附加负面含义超过七十年。

日本学者佐藤三郎查证了江户时代的日本公函、私人信件及书籍,发现幕末之前日本人称呼当时的中国主要使用“唐”、“汉”,使用正式国号“清”的比例反倒不高。至于“支那”一词,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受欧洲近代知识启蒙的影响,日本人从幕末开始,便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仰视姿态。更不用说,早期的维新思想家们甚至全面否定中国,认为她已远远落后于近代文明。日本人因此生出蔑视之情,逐渐抛弃包含心悦诚服含义的“唐”、“汉”等名称。同一时期,China一词从西方传入日本,日本精英便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与之对应。

所以,“支那”在日语中的普及,正好发生在近代中国的衰微时期,这一词语便和晚清中国的形象绑定到了一起。这一形象,大到国家层面的因循守旧,傲慢自大,被多次重创依旧不能振作,小到生活中的各种陋习,比如裹脚和发辫。

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维特根斯坦认为:词语的意义存在于实际的使用之中,不能被抽象的孤立的讨论。因此,“支那”一词,无论其词源如何,在现实使用中确实含有侮辱之意。

1930年底的内阁会以上,日本政府终于决定接受南京的意见。

十个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间的岁月里,两国摩擦不断。日本官方自然不会有认真的执行。日本军方及传媒即将卢沟桥事变称为“支那事变”,并在通州事件后鼓吹“惩膺暴支(惩罚残暴的支那人)”。而在敌对的情绪下,日本国民更是无所忌讳的使用“支那”一词。

zhina-2

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通过当时日本外务省发出题为《关于避免称呼“支那”称呼的事宜》的公文,要求日本各政府部门严格执行,并下发至各个学校。伤害了几代中国人感情的“支那”一词被加上封印,在日常使用中迅速消失。

今天,“支那”一词在日语中已成“死语”,只有段位如右翼保守政治家石原慎太郎者,才敢继续使用。而普通的右翼小将,只敢使用China发音的假名转写(チャイナ)。

在日本右翼保守者之外,“支那”一词仍然存在于当下的中文网络生态之中。比如台湾的深绿网民、香港持“反蝗虫”主张的民众,以及大陆的激进人士,他们用“支那”一词表达对“中国”的疏离之意。

不过,“支那”在中国人心中的怨恨远未消散。1990年代末,新浪公司因其域名sina疑似“支那”的日语罗马字注音而被敏感者质疑。德国思想家舍勒认为,作为一种“自我心灵毒害”的怨恨,有三个明显的自我推动特征:受过伤害;未能反击,必须隐忍;隐忍因于“无能”感或“软弱”感。

“支那”在日本已死,不少中国人却念念不忘。

 来源:“大象公会”,经授权转载。

 


  • 隐私保护 2013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05098314号 技术支持
  • Copyright ©1996-2013 Vank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