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性、政治与乌托邦:革命前夜的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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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禁书没有号召革命,可大革命不招而至;没有呼唤推翻王权,而国王终于被处死在断头台上;没有呼唤恐怖政治,后来的革命暴政却人人尽知。”

文/张耐冬

2012年冬,《旧制度与大革命》风行一时,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背景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我无意在此讨论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只想提一个问题:在大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人们如何看待王权压倒一切的“旧制度”?他们都在读什么书?

以往我们从课本里学到的所谓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理论准备的说法,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挑战与质疑,人们并非从启蒙思想家那里获得斗志,几成定论。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下简称《畅销禁书》)从禁书的内容特点及其传播与影响入手,考察了18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社会阅读与文化传播。

在旧制度时期,图书只要没有政府颁给的特许出版权,就属于非法出版物。因此很多书只能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出现。在这样的状况下,审查官也知道单靠特许出版制不足以维持公众阅读需求,这就是审查官马尔舍比所说的“只读政府允许出版的书籍,会比同时代人落后几乎一个世纪”。

因此,审查官与警察们采取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在非法出版物中划分出若干级别,使得这一灰色地带中的一部分书可以在适度的许可下流通。只有那些“反教会、反政府、反道德”的书籍才会被禁绝。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总是让人有出乎意料的惊喜。旧制度严格禁止的“三反”书,往往是最受当时读者喜爱的作品。它们被地下出版物的销售者称之为“哲学书”,其内容不外乎色情、反旧制度的乌托邦和对君王贵戚的讽刺。

在《畅销禁书》中,达恩顿分析了当时色情文学、乌托邦小说与政治讽刺作品的代表作——《开放的特丽萨》(万周按:此处翻译不准确,原书名Thérèse Philosophe的更贴切翻译是《哲学家泰利兹》)、《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与《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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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泰利兹》(本文译为《开放的特丽萨》)

   他从文本入手,将这些地下文学深受欢迎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观念与社会心理——予以复原,使我们对法国旧制度时期的阅读体验有所了解。在这三部作品里,《开放的特丽萨》与《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都以现实为题材,充满戏谑与隐喻,伴以大量的性描写;《2440年》则描述了一个与现实迥异的未来世界,通过线索人物的昏睡与时空穿梭,让他感受到美好世界与所在现实之间的落差,并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来讽刺现实。

虽然三本书存在如此大的差别,但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对旧制度的嘲弄或抨击是它们的共性。在这样的时代精神之下,没有纯粹的色情书,也没有单纯的乌托邦,一切情节都在对王权与教会的讽刺中展开。

经过达恩顿的梳理,我们看到这几部书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它们在叙事过程中将当时的种种社会现象与读者所能接受的观念完美地结合,并对读者进行点拨,引导他们接受书中的某些解释,尽管这些解释不过是将读者的模糊认识明确化。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获得的不止是共鸣,还有一种对现实“豁然开朗”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后来不被历史学家承认。

达恩顿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发现,他注意到,这三部禁书虽然都是通俗读物,但与启蒙思想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曾有学者指出,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在大革命之前阅读量不大,接受率不高,达恩顿对此观点并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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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书影

   在书中,他通过文本的对比,发现了这几部畅销禁书中与启蒙思想家作品相契合、甚至直接搬用启蒙思想的部分。这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画面:作为地下文学,这些禁书并非哲人著书立说的产物,但在对性与政治进行解释时,它们借用了启蒙思想,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引人入胜,也使启蒙思想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被禁书读者所接受。

启蒙著作与地下文学为何能建立联系?在一般的认识里,启蒙著作是对哲学和政治的严肃讨论,而地下文学则是供人消遣的“低俗小说”。在《畅销禁书》中,达恩顿在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中发现,在地下出版物的交易活动中,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它们都通过特殊的流通渠道送到读者手中,一个人可以既是伏尔泰与卢梭的读者,又是色情文学与宫廷秘闻的爱好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所谓思想上处于较高层次的启蒙著作向下传播到地下文学的现象,地下文学只不过按照自己的需要,将启蒙思想作为解释权力与性爱的工具而已。

比如,在《开放的特丽萨》中,为了向读者解释性爱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作者通过神父之口,对灵与肉、精神与物质进行哲学式的解说,这不但使神父诱骗女子的情节更加圆满,而且还让读者在阅读时自我脱罪,从而对自己的观淫行为释然。书中还通过议论的形式发表对教会秩序观的看法,也是为相关的情节考虑,而非跳出故事来做思想宣传。

以启蒙思想做点缀的《开放的特丽萨》,。让读者在观淫之余肯定了自己内心的欲望,而《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则是一部将路易十五时期宫廷史与政治史低俗化的想象。这种想象源自当时社会中的每个人。

在《杜》书出版前,有关路易十五执政时期的种种传说催生了大量的地下文学作品,《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没有回避自己与这些作品之间的关系,甚至大量使用那些地下刊物中的内容。它之所以能在秘闻小说中独占鳌头,就在于它将人们想象中的各个情节,编织进以杜巴利夫人为线索人物的色情故事网络中,从而摆脱了地下刊物那种剪报式的段子。

通过情节安排,路易十五执政后期的政治大事和读者们感兴趣的话题——宫廷淫乱、上层腐败、政策出台背后的黑幕、国王之死的真实原因等——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段“路易十五的秘密生活”。

我们无法证明此书是否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也并不重要,因为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产生相近的认识与遥相呼应的言论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开放的特丽萨》是对情欲和私生活领域种种现象的肯定,《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则将性与政治熔于一炉。

《2440》则创造了一个未来世界,并通过注释将未来世界与现实社会进行对比。从思想上到写作笔法上,此书也和启蒙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比,越是对比,越表达出作者对现实的绝望。然而尽管绝望,作者并没有彻底抛弃现实世界,他想象中的未来世界,只是作具体问题的修正,而非另起炉灶。等级制下的社会不公令人难以忍受,但解决方案不是摧毁它,而是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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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

   达恩顿也发现了禁书并未鼓动革命这一事实,他同时认为,书籍引发革命的说法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禁书没有号召革命,可大革命不招而至;禁书没有呼唤推翻王权,而国王终于被处死在断头台上;禁书没有呼唤恐怖政治,后来的革命暴政却人人尽知。也许,禁书的写作者、出版者与阅读者可能都不会想到,旧制度将在不久的将来结束。

在点评《2440》的未来世界理想时,达恩顿不无揶揄地说,“摩西厄(《2440》的作者)在想象25世纪时,不会预见到20世纪的恐怖,他也不能知晓乌托邦的想象会从2440年行至1984年。”的确,书籍预言不了什么,即使做出预言,在一两百年之后,又会被新的预言所击破。历史的后来者回望当年的预言,就会发出狄更斯一样的感慨:

“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原载:经观书评,标题和正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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