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眼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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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周按

风眼,或称台风眼,是位于热带气旋中心天气十分稳定的地带。在强烈的热带气旋中,风眼处云淡风轻,以多云到晴为主,四面八方则是对流剧烈、形状匀称的眼墙。

One

三年前,笔者来深圳上班第一天。

快速认识了周围几位同事后,让入职引导人带着去见部门分管领导。

“领导你好!今天我来报到,您需要我做什么?”我压着声音,尽量掩盖自己较低的情商。

“你来,想要做什么?”他眼光从镜片后面射出来,直直盯着我。

“……”我一时语塞。

“回去好好想想。”

我踱回办公位,把上面的对话告诉引导人。他却呵呵一笑:“公司部门总监脑子里有5件事,副总裁脑子里有10件事,总裁脑子里可能有20件事,每个事儿都能想得比你周全?就算他算无遗策,人人每天只有24小时,他做事的手感能比你细?”

这是笔者与这家公司发生的第一次实质性对话。之后类似的场景反复出现——每次以不同的方式,直到成为做事习惯。之前体制内十年的经历,让我期待“分管领导”能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将古今智慧融为一炉,目光如炬,穿透未知的迷雾,微言大义指明所有人的工作方向,然后就等黎明时刻一声令下发起总攻,夺取某个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高地。

这种人可能会有,但运气一般的人并不总能碰上。在战术层面,管理的现实是日复一日的对话、永不停歇的相机决策、对次优解的坦然接受。在这种权变行为模式中,总有一些不变的“灵魂”与底线——姑且称它为企业文化。

一年后,万周招了一位新同事,看简历得知是熊培云的学生。

聊天时,他问我:“公司需要我做什么?”

“你来,想要做什么?”我问。

Two

2014年的冬天,笔者与郁亮从伦敦飞米兰,去参观世博会的工地。

两地时差1小时,入境海关排长队时,笔者对着墙上的钟调手表:伦敦此时是2点,米兰这里已经是3点。

“米兰时间比伦敦晚一小时。”我嘟囔了一句。

这话声音很小。排前面的郁亮听到了:“分明是早一个小时嘛!”

“应该是晚啊,你看米兰3点,伦敦2点,米兰的数字显示比伦敦晚。”

“当然是早!米兰时间先到2点,然后再轮到伦敦到2点。”郁亮十分肯定。

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手表都拨到3点。

米兰世博会的工地上,遇见了知名犹太裔建筑师里伯斯金,里伯斯金语速超快,丢给他任何话题都能接过去,浑身洋溢着艺术家的冲动与感性,他夫人安娜的风格则像美联储主席耶伦,出语坚定而冷静,传说她每天只睡三小时。

里伯斯金大师介绍万科世博馆,它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梯田与龙,虽然场馆还在装修,但阳光下的外部陶板已经是五色斑斓。大师热情介绍场馆设计理念与陶板特色,形容词连珠迭出,瞬间超过我的英文内存,直听得磕磕巴巴。

“外面陶板一共多少块?”郁亮听完问他。

“4000块。”

回住处的车上,因时差作怪,大家昏昏欲睡。有人挑起了电影的话题。

“最近看了一部《星际穿越》,特棒,看了三遍。”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片长3个小时,你用9个小时看一部电影!”郁亮有些惊讶。

旁边的丁长峰笑道:“我更感兴趣你三次都是跟谁一起看的。”

关于时间和数字,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好在,我们做的是同一个事。

Three

一年后的12月11日,风暴已经在海面集聚,每个人都在信息不完全的孤岛上漂浮。

那天中午,王石飞去北京参加《褚时健传》的新书发布活动。因工作的原因,我与《褚时健传》作者周桦女士多有接触,于是送他去机场,路上说说这本书的背景。

王石此前给《褚时健传》作的序中,点评褚时健没有再次引用巴顿那个经典评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时的反弹力”),而是引了海明威的话:“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关于书的事大概聊完,路程才到一半,还有20分钟到。

“最近社会很关注公司,有不少报道。” 我试图找个话题。

他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久久不说一句话,深圳的冬天阳光亮而冷,车内一片安静。在我有限的记忆中,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在公众、媒体面前,他一向反应迅速,手势丰富(不是刻意训练过的那种“丰富”),可谓摄影记者的最佳模特;一旦打开了话匣子,也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主持人那里“接发球”,主导台上的讨论方向。

各自的沉默过了大约两三分钟。他从口袋掏出眼镜戴上,扭头反问我:“你觉得这家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有些猝不及防:“来的时间不长,很多事没有亲身经历,感性来说,首先想到一些关键词——健康丰盛、深市代码0002、不行贿、品牌、信用、城市配套服务商、企业文化、团队……”

“太散了,”他打断我,“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司的竞争力?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公司在历史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没静心想过,跟大家一起想想。”

一周后,风暴已经来袭,海面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只见风云、水珠、巨浪绞合成的一团东西,向这家公司一波波涌来。

风暴中,褚时健的外孙女来到北京找王石,此行她是褚时健的信使(褚已经87岁,长途旅行不便)。我在云南见过她两次,每次她话都不多,但在人多的场合毫不怯生,长发披肩,落落大方。找到王石,她用手机音频放了一段录音,原来这是当天她从云南出发时,褚时健专门录下的一段话:

“老弟:这几天我注意到万科的事,我也很关心。我相信你能面对这个问题。万科品牌是二三十年做成的,你们的产品让大家都相信它的品质。这件事让我比较焦心,但我相信你能把它应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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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2016年愚人节那天,我给明曜投资的曾昭雄董事长打电话,约他在深圳西部的一个影棚拍视频。

背后是巨幅绿幕,前面是黑暗中一闪一闪的高清摄像机,头上悬着麦克风。

我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名成功的投资人,您对即将入市的新人有哪些建议?”

他说:“决定一个股票价格的,长期来讲还是企业的内在价值。资本市场有时非常情绪化,有时会把一个股票推到天上去,有时会觉得一个股票一钱不值,长期投资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

录制结束,视频组的同事拿出肖像权许可书,让他在上面签字。我怕他误会,解释道:“曾总,这个是为了保证肖像合法使用,须征得您同意,属于流程……”

“没问题,万科做事肯定没问题的。”他扫一眼标题,就在上面签了字。

那一刻我非常感动,不知道为啥。

现在这段视频在万科博物馆的一根立柱上播放。

万科博物馆一共有6根混凝土立柱,上面挂着巨幅屏幕播放二十多条人物视频,6根立柱侧面钉的6块牌子分别写着“客户”、“股东”、“经理人”“合作伙伴”、“社会人士”和“老员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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