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茶:我在万科“洗脑”记|万周春秋

 

640.webp万周按
“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史记·淮阴侯列传》
饭桌一圈19个人,一半是咨询顾问,一半是公司人,隔三差五坐在一起,三个月的项目告一段落,这顿饭吃得喜气洋洋。

虽说是酒席,有人喝酒,有人喝茶。席上的EVP倒也不劝大家酒,任由大家酒杯碰茶杯。

按母校、家乡、星座互敬三轮,邻座的顾问Bess突然发问:“我就奇怪了,万科是怎么把这么多奇思妙想的人找到一起的?”

哦?听她这一说,不禁环视一周——公司人里有麦肯锡的前顾问、南方都市报的前记者、哈佛商业评论的前编辑、二十多岁就承担集团级项目的“新动力”(校招应届生)、做PPT出神入化的“扫地僧”,还有不是博士但被大家称作“博士”的怪才。

回到她的问题,若干条解释从脑中闪过,不过总觉得过于抽象。想起一些往事,又觉得酒桌上说起来过于冗长。

两个四十岁的男人
往事之一:去年6月的一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会议开到凌晨两点半,众人轮流发言,一个沙哑的声音冒出来:“在万科十五六年了,我就是一个奇葩的人,万科是我在中国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公司……”

说到这里,他哽咽了,红红的眼圈里似有亮光在闪。他顿了顿,摘下眼镜揉揉眼睛,接着说:“我们可能有争论,但是为了把事做好,氛围好。”

他的话并不准确,因为按照他的能力(文史哲法政经数理化全才),在中国任何一家公司或研究所谋个职位都不是问题。

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流泪。

往事之二:一个月以后,笔者到长三角出差。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几天谣言四起,针对个人的猜测、攻击也不绝于耳。

迎接笔者的是一位周刊的前辈,我们谈起各种真假莫辨的消息,前辈突然激动起来。

“让他们胡编乱造!他还能在经济上有问题?他这个人是为了钱吗?”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如此愤怒。

诚然,这些往事都是笔者的观察,而非切身的体验。Bess的问题萦绕在耳畔,两事之外,笔者想赶在自己完全遗忘之前,追述一下自己与这家公司遭遇、被它“洗脑”的全过程。

面试奇遇
2013年5月29日,笔者按照短信通知,到位于朝阳公园南门的万科北京公司面试。

刚进大厅,迎面看到一张大合影,上面一行字:“欢迎郁亮平安归来“,看背景的雪山应该是珠峰。这下心里冒出一堆问号:都知道王石登珠峰,他怎么也登山了?莫非这个公司的员工都要登山才能升职?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自行车,但如果不去登山,是不是在这家公司就混不下去了?听说公司里人都很忙,还能有空运动吗?

面试方式是远程视频,坐在二楼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等深圳那边上线,开始回忆公司官网上看到的资料,内容太多了,只记得“健康丰盛的人生”、“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这几句,乍一看很醒目,字面好像懂了,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下午一点半,面试准时开始,几个意料之中的常见问题之后,面试官突然冒出一句:

“你喜欢什么运动?”
“自行车。”(我一度想说登山,但最后还是实事求是,怕接不上露馅)
“为什么?”
“这种在单调往复中“积累-爆发”的运动,符合本人个性。”

面试官没有追问,换了一个问题:“最近在看什么书?”

我心想:这个有关系吗?关于这家公司的书和传记是看过,但最近并没有翻。最近正在啃毕业带回来的一堆书。

“最近在看彭慕兰的《大分流》。”
“哦?这本书什么观点?”面试官一下子来了精神。
“1800年前东西方并无差距,世界也没有中心,只是因为特定的、偶然的因素,欧洲通过工业革命发达了,成为世界进步的中心。”

“历史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面试官追问。

笔者忽然有一种错觉:自己参加的不是一家公司的面试,而是历史学硕士论文答辩。

“我倾向于相信偶然因素比我们敢承认的要大……”

面试在关于历史学的扯淡中结束。来深圳之前,最后去了趟北京法源寺,这座寺庙在北京的一个穆斯林聚居区。大雄宝殿侧面,一堵墙上用清秀的书法写着小和尚与大师的对话(大意):

小和尚:修行佛法需要很多时间,如果很忙没有空闲怎么办?
大师:你每天都要吃饭吗?
小和尚:是的。
大师:为什么你不觉得吃一日三餐很占用时间?
小和尚:因为它是人生必需。
大师:把修行当做你人生必需的一部分,就不会觉得它占用你时间了。

日后我才发现,把这段对话中的“修行”换成其他词(如“跑步”),可以解释在这家公司见到的很多现象。

“记者”、“编辑”与“校对”
2013年的夏天,笔者来深圳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人在这样的年龄,难免会出现思维习惯和价值体系的硬化,再重新完整接受一套价值观系统是极难的,任他人巧舌如簧极力灌输,“洗脑”本质上都无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内心深处越来越看重别人做什么,而不是别人说什么。

网上都说这家公司企业文化有特色,不过当时看到的是:墙上宣讲企业文化的标语口号很少,更没有任何人物画像;楼下有1公里长的跑道,即便是午休时间,也有穿着亮绿色跑步衫的同事跑圈;万科中心像个大迷宫,最初一个月都走错办公区;进到部门里一看,一个80后带着一帮70后干活很正常;开季度大会时,总裁坐最后一排,不坐前排,更不搞高高在上的主席台。

待了两个多月,一开始有点不习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人给你分配很具体的任务路线图去操作,当然领导会交代一个工作方向和结果期待,但方案要你自己拿,缺资源你自己凑,或者向他要,一个方案要推下去,跟受影响对象的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受这个方案影响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的职位或借来的领导权威就认可这个方案,他们会挑战,你得应战,这倒逼你做方案时要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否则就等着一大堆质疑挤爆你的收件箱吧。

那年10月,笔者接到通知:为外部媒体录制一段董事长寄语。

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录制大厅里,笔者第一次见到了王石。当时他刚刚结束另外一场活动,急匆匆赶到镜头前,身着卡其色休闲裤、白衬衫,面容有些疲惫,但眼睛里放光。笔者说明录制视频的背景,然后问他是否要提词板。

他说不需要,面对镜头抿着嘴想了片刻,对笔者小声说“好!”

按下录制键,他讲道:“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大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年,但日本超过200年的企业,有3000多家……”

那天他一口气讲了10分钟,期间很少说企业的“大”,而是执着于企业的“久”。讲完就走,不拖泥带水。

整整一年以后,英国故地重游,不过这回是给世博会考察组当翻译。在康沃尔郡的“伊甸园”听老外介绍,碰上一堆植物学和动物学词汇,脑子烧得要冒烟,其中一个m开头的动物词儿没听清楚,凭借着上下文的意思,含糊翻成了“一种蝴蝶”。此话一出,旁边的郁亮立马纠正:“moth是蛾子!”

如果说有些人的商业本能是在大量的信息中,预判一个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那么另外一些人的商业本能就是在大量的信息中,瞬间发现异常信号并加以运用。套用媒体的术语,可以把前一类称作“记者”型的企业家,而后一类则是“编辑”型的企业家,正规的媒体,两种岗位都设。在这家公司,我也曾遇到不少“记者”、“编辑”,当然还有“校对”。

去年的一天,总部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外部交流,按惯例可发内部通稿,周刊的记者和我把那稿子反复看了几遍,交给办公室一位同事发给公司所有员工,这位同事在万科的时间比郁亮还久,业务熟练。

过了10分钟,内部邮件还是没有发出来,我们觉得不对劲儿,刚要打电话过去,那同事却打回来了:

“稿子有问题,人数不对!”

原来,这位同事把稿件中提到的人名和照片上的人数一一对了一遍,发现有个嘉宾没有提到,所以把稿子压下来了。

我们打开稿子回头一看,顿时头上噌噌冒汗——文中果然漏了一个重要嘉宾名字。

按理说,稿件内容责任全部在我们,那位同事负责发送准时,范围准确,但没想到她竟然又全文核了一遍,连这个隐藏很深的错误都挖出来了。

当你犯错时,默认就会有同事补位而非拆台,这种组织氛围让人觉得安心。她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报社编辑部带我入行的那位老师。

植物与进化的隐喻
2016年的十一假期,正是胶着中的短暂平静。在巴塞罗那的古埃尔公园,笔者看到一种奇特的植物,它的叶子正中长着一朵小花。我把这株植物拍下来,微信发给王石。刚发出去就觉得有点不妥——没有考虑到时差,当时是巴塞罗那的下午,北京时间的半夜11点。

正想撤回那条消息,回复却来了:

“百部,也叫婆妇草,是百部科的植物,多年生草本。花梗贴生于叶脉上,像花从叶上长出一样。”

一周前,在朋友圈看到了他不参与董事提名的公开信,对此笔者并不意外,正如他稍后发出的那个朋友圈所说:

雨水倾浇荷池,雨滴却无法在荷叶上安生停留,并将灰尘微粒带离,这种现象被称为“荷叶效应”。

对于“雨滴”和“荷叶”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虽只经历了这家公司的十分之一时光,但笔者没有见到任何让后代、亲属接班的冲动,上行下效使亲属回避制度得以坚决执行。如果你在大型组织机构里待得足够久,一定会认同笔者下面这个断言:七大姑八大姨在公司里挂闲差还指手画脚,是让一线业务人员最伤心的组织氛围毒药之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几年,看到许多人进进出出,期间也会听到抱怨,但不管具体原因如何,对于企业文化这个维度几乎都是认可的。总体而言,它把想做点事的人吸引过来,给混头衔不做事的人抽掉椅子,或者与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和平分手,组织用这种方式不断自我更新,最后存活下来的,正如进化论所预言——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强壮的,而是与这个企业文化模式最相适应的。

新的问题来了,达尔文指出了进化的规律,但避开了进化的方向问题,对于这家公司而言,企业文化的方向是什么呢?

翻看万科周刊从1992年创刊以来所记录的万科人特质,不难得出结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这家企业长期潜在影响最大的著作。当然,公司没有要求任何员工信仰宗教,如果忽略“宗教”这个标签以及“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宏大概念,马克斯·韦伯的核心意思是:人可以在商业活动中发现人存在的完全意义,并为参与真实价值创造而感到安心和升华。这与另一个马克思说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是殊途同归的。

《失控》是对万科最近几年经营管理影响最大的著作,其背景是公司的规模迅速增大。KK在这书中用的主要是生物学论据,他的这些论据不好懂,但是核心论点并不困难,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基本同构的观点——比如《兴盛与危机》总结的“强控制导致脆性瓦解”,比如顾准笔记中暗含的“多中心文明优于单中心文明”,又如哈耶克对社会工程学的批判——“致命的自负”。

于是笔者看到,有很多前万科人,虽然在其他平台有了很好的发展,甚或创业、实现财务自由,但也不免在朋友圈里流露出对自己万科岁月的怀念(一段笼罩在玫瑰色朝霞中的good old days),就像朱元璋怀念年轻时喝过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其实当年的汤,放在今天未必是世间一流,他们真正怀念的,乃是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自己青春时代对“意义”的徒劳追寻,以及那个恰好可以承载这段莽撞青春的组织容器。

回到眼前的酒席,想给Bess讲讲这些往事,但恐酒短话长。临别时分,有人端起酒,有人端起茶,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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