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华社到万科的奇幻漂流

万周按
今天是中国第18个记者节。谨以此文向周刊的历任主编(郭钧、林少洲、丁长峰、全忠、姜宇、单小海、王永飚、缪川、韦业宁、胡贲)和所有编辑记者致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但相同的使命感却把我们穿越时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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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公司,很多同事都问过笔者:你是怎么从一家媒体来到这儿的?

对此我总是回答:“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5分钟版和50分钟版,您愿意听哪个?”

“当然是50分钟版。”

很多年前,笔者在新华社做新闻工作,记者、编辑、摄影、摄像都搞过一点,虽然没弄出惊世骇俗的大新闻,但对这份工作却十分喜爱,因为觉得它非常贴合自己的脾性——按照德鲁克对知识工作者的分类法,笔者正属于那类“读-写型”的人,而非“听-说型”的人。此外,这个平台还有大量驻外工作和国外进修的机会,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这些自我提升机会的可贵。

直至2013年的春天,笔者还从未想过自己会离开工作了9年的地方。现在回头看,这段从北京宣西大街57号到深圳环梅路33号的奇幻漂流缘于一个人,一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安倍晋三。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因为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政治关系再次进入“严冬期”。了解中日关系的人都知道,中日之间“政冷经热”是常态,但没人料到那段“严冬期”如此漫长,经过了一系列的摩擦和铺垫,一年以后,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

当时笔者刚回国不久,在新华社旗下的一份国际新闻报纸做编辑。安倍上台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直接传导到了编辑部,由于报纸自身所持言论立场以及企业对市场前景看淡,日本三大在华车企(丰田、本田、日产)大幅削减了在这张报纸上的广告投入。了解纸媒商业模式的人都知道,报社主要靠广告收入,其中汽车广告又是大头。这三家车企的行动,让报社广告部的人和广告代理商都坐不住了。

2013年3月的一天,笔者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收拾行李,和广告部同事到广州走一趟,以报社代表的身份说服三大日本车企恢复广告投放。

当时笔者在编辑部的工作状态是极少出差,一年两三次,基本都在北方,所以收拾行李有些手忙脚乱。匆匆飞到广州,迎接我们的是当地的广告代理商,此行为了表示对广告主的善意,他特意开了一辆丰田锐志。

马不停蹄,我们仨坐着这辆锐志直奔三大车企,同样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三家企业在华投资集中在广州,彼此相距不算远,半天就可以跑一家。

一天半的时间连轴转,跑完了三家公司,我的主要分工就是分析中日关系的一般规律和未来发展,让车企品牌部的人相信近期的紧张局面都是暂时的,中国人民还会买更多的汽车。广告部的同事宣布了最新的广告报价,而广告代理则试图说服车企继续投放广告。

虽然都是日本车企,但这三家的管理风格也有很大差异:其中一家是日本国企范儿,名片上的头衔都很大,园区绿树成荫,员工食堂开阔喧嚣,到了中午还挽留我们仨吃饭;另一家则是日本匠人范儿,在前台等人的时候口渴,看到旁边有个饮水机,凑近一看找不到杯子,保安提醒笔者:纸杯子要到前台领用,来宾也不例外。其精细管理可见一斑,虽然没有看到生产线,但那个纸杯子让我心里很是矛盾——面对这种成本管理水平,不知应该推荐朋友买这家的汽车,还是阻止朋友买这家的汽车;第三家则由于股权结构的原因,中方话事权较大,经理的行事风格更像一家本土车企,日企色彩最淡。

第二天中午我们把三家跑完,空余一个下午无事可做,广告代理商提议到旅游景点转转。笔者晕车晕得厉害,自己一个人回到了酒店。

躺在酒店的床上发朋友圈,在一个深圳的微信群里讲述在这三家企业的见闻,大家听了都觉得有趣,得知我明天才飞回北京,群里几个朋友就嚷嚷着邀请我暴走深圳一趟。

和群里的朋友都是神交,没有见过面。对于深圳,那时笔者的印象是模糊的,第一次去深圳是2011年,只觉得这座城市比想象中大,阳光灿烂没雾霾,到处都是年轻人。

虽然很疲惫,虽然头痛欲裂。但一种奇怪的期待感从心底涌上来,直接顶到了嗓子眼,这种所谓的期待感,是人面对各种路口时都会有的陌生感和熟悉感的混合物——即便当时笔者没意识到这是一个怎样的路口。

从床上一跃而起,直奔广州东站,两个小时后人已经到了群里约定的碰头地点——罗湖万象城。先是川菜,而后是太平洋咖啡,就像一群朋友在一起那样,说你说我,谈天谈地。

深圳的饭桌与北京的饭桌不同,谈政治较少,谈商业机会较多,这就是特区和首善之区的区别。聊了约一小时,面前咖啡杯里的泡沫已经消失殆尽,窗外的天空渐渐暗下来,笔者心里有些焦急,但又不知道那焦急源于何处。

聊着聊着,突然有朋友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顺口回答:“安倍上台,中日关系紧张,报社派我到在华三大日本车企沟通一圈,让他们继续投广告。”

“报社?你是记者?”

“是,以前是,现在在编辑部。”

“报纸不容易啊,不过你们应该没问题。”

“是的。互联网的挑战越来越大,纸媒很难做,若是平台不成长,个人也很难成长了。最近也在找其他的机会。大家有线索帮我留意着?

“要不试试万科周刊?听说他们在招人。”

“万科周刊?”我听说过万科,读过王石的故事,但是对万科周刊并不了解。

聚会散场后赶回广州,网上查了一番关于万科的信息,觉得这个企业很有个性,业绩也不错。我又在微信上要到了投简历的信箱,电脑上找到最新版的个人简历发了过去,那个邮件与当时投出的几份简历一样,在笔者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

一月过去了,没动静;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期间笔者面试了一家保险公司,也一度打算去朋友开的公关公司。正在犹豫之际,接到北京万科人力的短信通知:过几天到北京万科接受视频面试。

五月的北京已经热起来了。笔者穿着厚厚的西装,领带系得紧紧的,脖子上一圈汗,走进了北京万科的视频会议室。经过一楼时,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长长的照片,照片上一行字:“欢迎郁亮平安归来“,背景是一片雪山。当时笔者就想,看来在这家公司工作,登山是必修课。

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坐等深圳那边上线,到了下午三点,屏幕上准时出现了三个人。一番自我介绍之后,笔者记住了:两边的是HR,都姓李,中间的是主面试官,一个奇怪的姓氏。

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是几个意料之中的面试套路问题,之后面试官突然连珠炮式地发问:

“你喜欢什么运动?”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历史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我一一作答,心里却在嘀咕: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内刊招人,问这些问题干啥?

旁边的HR发问了:“你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

这个普鲁斯特式的问题并不陌生,笔者当时脑子飞快地转,联想到这家公司官网上有一句“健康丰盛的人生”,心里便琢磨着,工作之余登山跑马拉松,这个大方向总不会错吧,于是顺着自己的理解答道:“我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听完我的话,那位HR低下头记笔记,从此再不发问。

这不是个好信号,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后来我问HR的同事,才知道他面试中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回答。

虽然面试踩了地雷,可是后来的进展却十分顺利。临到签合同前,手中的笔却在空中悬了半天写不下去,真的要去吗?我放下笔,陷入了纠结。

媒体是笔者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对笔者行事方式影响最大的工作,至今还能真切地记起老编辑逐字逐句帮我改稿的样子,前辈们超高的文字敏感度和毫厘之间的政策把握度,让我现在还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在那个95%都是沙漠的国家里当记者的经历,一次次和雇员挤在四面漏风的汽车里赶到新闻现场,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信仰;也还记得在那个天天下雨的国家无伞暴走街头,或是安静地泡图书馆,用颤抖的手翻阅1843年的《经济学人》;当然还有北京宣西大街57号院的那一排银杏树,四季交替,它们一黄一绿,见证了大院里年轻人的青春岁月。

笔者把自己的想法跟前主编说了,他回了一句:“最重要是要找到足够湿的雪和足够长的山坡。”

巴菲特这句话原本讲的是投资,但在笔者听来却别有一番味道。以至于我建议每一个打算来这家公司的人都自问两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一团足够湿的雪吗?你认为万科是一条足够长的山坡吗?

当我带着300公斤行李和一辆公路自行车离开北京时,心里默默念着:

“尽管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糟糕一点?”

这是沈从文在自传里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文字,不同之处在于,90年前沈从文是带着如此心情去北京,而笔者是带着同样的心情离开北京。

现在回头看,笔者加入这家公司的时点,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带——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从单一住宅到城市配套服务商,从和平年代到股权事件,从职业经理人到事业合伙人。看着它在左右挣扎中破壳、长大、新生,笔者始而新鲜,继而惊惶,最终坦然。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与特区一同长大、新时代又如此狂飙突进的一家标杆企业,难道不值得精细记录?在第一次提出“事业合伙人”的大会上,周刊的同事举起了相机,留下了那张在外部媒体广为传播的“举报纸”照片;在各个业务单元,周刊的同事以人的故事为载体,记下了这家公司的工匠精神,以及在各种拓展业务上的艰难探索;在股权事件的第一现场,周刊的同事们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虽然很累,但是所有人都很兴奋——那是其他视角永远无法参透的历史褶皱。时代在变,呈现形式在变,万科周刊的使命没有变——促进沟通交流、协作和团结,为“公司”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留下群体记忆。

现在周刊早已经停发纸版,内容并非按周发布,编辑团队也比历史上小得多。新时代的媒体要回归小众(最多中众),在生产上也要回归小团队,这也是笔者对互联网冲击本质的理解:在制作传播成本急剧降低的背景下,原创媒体必然由大规模、大批量、同质化生产转向作坊式定制化生产,昂贵的媒体设备对于传播效率帮助有限,作坊式生产也丝毫不LOW,反而对从业者的手艺和全面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一般企业内刊不同,万科周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时不时会跳出内刊的视角局限,以外部视角看这家企业、整个行业和整个社会,从1998年到今天近20年的历任万周主编(以及丁长峰),此刻都还在万科这条大船上工作着。虽然每个人的职责都不一样,但共通的是:每个人都在不断突破,追求自身的综合成长,而这种个人成长与万科这一平台的成长是基本同步的。

万科是一个有趣的公司,企业文化独树一帜,登山、跑步、赛艇都是外在表现。笔者以为,看一个公司内部真实的企业文化如何,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是观察上下级有不同意见时,彼此的对话方式,如果某种方式普遍存在而你又无法接受,不如尽早离开;方法之二是看从这家公司离开的人如何评价它。笔者看到的情况是,很多前万科人,虽然在其他平台有了很好的发展,甚或创业、实现财务自由,但也不免在朋友圈里流露出对自己万科岁月的怀念。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写这样一篇文字,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毕竟企业内刊不是大众传媒,无法承担社会公器的职能。周刊的所有人都曾是媒体人,今天也在按照此前习得的一些方法论在工作着,并且有着传统的独立发稿权。从真实商业世界的视角看,这是一群有点怪的人,房地产是一个强调资源整合能力的行业,而写作却是一门孤独的手艺,二者并存一室却不违和。如果我们不把“记者”简单理解为拿记者证的人,而是回到这个词的本义,那么这家公司文化与事件的记录者也是“记者”。

最后附上万科周刊首任主编郭钧25年前的文章,今天看来,这篇关于“初心”的文章一个字也没有过时。笔者借此文章向历任周刊主编和编辑、记者致敬,也顺祝朋友圈里的所有媒体人节日快乐。

我对万科周刊的感情和认识
郭钧

每个星期都忙忙碌碌地应对周刊的按时出版,很难有心情静静地来想一下周刊的事情。今天,当我最后一次以主编的身份来为周刊供稿的时候,文章的主题自然就落在了周刊本身。

周刊从开始草创到获得公司内外的欢迎和好评,经历了一个非常短暂并且不算艰难的过程。从一开始我们就感到,尽管万科简讯是任何一家稍具规模的企业都可能办到的,而万科周刊则将是一个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独立风格并且很难被模仿的独一无二的企业人刊物。其中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编辑人员多么高明,有多么知名的作家发表文章,而是全体万科人的素质、性格追求。不是“小党报”接见、会议、通知“老三篇”,又不是唱罢梧桐山再唱大鹏湾的酸味,她只能走一条新路。坦率地讲,我们是懵懵懂懂上路的,但是,假如能够完全轻松,不带任何框框,就可以像某个名人说过的那样——世上本有一些老路,稀里糊涂走偏了,也就走出了新路。

当然,万科周刊的初步成功绝非偶然。一个优秀的企业必须是一架高效率的赚钱机器。然而组成这机器的,互相咬合、装配在一起的却是活生生的人。万科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心中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尊重人和造就全新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五颜六色的思潮、五花八门的价值观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而万科周刊在倔强地抒发着万科人自身的感觉和境界,许多人从周刊里发现了真与善、爱与美的共鸣,体会到了一针见血、幽默大胆、痛快淋漓的快感,周刊成了万科人智慧、信念、勇气、骄傲、斗志、追求的共鸣发生器。

一个优秀的企业办不出一份优秀的刊物是可以理解的,而一个不优秀的企业办出一份优秀的内刊则是不可能的。刊物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人的需要,如果周刊不能促进万科人沟通交流,协作和团结,那只能停留在为办刊而办刊的意义上。因而,少粉饰门面,多结合实际,这也许是不少人对周刊的批评和希望。

我曾经想出过无数个逻辑严密的理由来分解王总施加下来的关于扩版的压力,现在,在我行将离任的时候,我不负责任但出自内心地希望:周刊的内容要更丰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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