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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周刊

reenoo 发表于2018年6月21日 0条评论 标签:,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虽然我本科学物理、硕士学法律、工作在银行、平时还写写诗文,但私下里的“我有一个梦”走的却是德国式虚荣心的那一路:梦想有朝一日能在名片上印上一个“哲学博士”的头衔,总觉得这四个字看上去赏心悦目,听上去赏心悦耳,让人恨不得劫之窃之攫为己有。
当然非常不好意思的是:我读过的哲学著作可能还比不上一个哲学学士,这使得以上梦想的可靠程度暂时停留在近乎梦呓的层次,类似于农民数学家满怀豪情投身陈景润同志未竞事业的情形。好在哲学本身具有一些骇人听闻的长处:比如其一,研究天文学需要昂贵的天文望远镜,研究医学需要可怜的被解剖的尸体,而研究数学只需要廉价的笔、纸和涂改液,而研究哲学,正如众所周知,连涂改液都未必需要;比如其二,数学和音乐依赖于专门的符号体系,而哲学和诗使用的语言体系却与日常语言体系相差无几,这一迷彩服式的特点大大有助于提高伪哲人与伪诗人的生存几率,包括当然远远不限于我在内。
不少学者甲学者乙都认为:宗教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强项,我们在这方面的原创思想先天不足、乏善可陈。本土的道教本质上还是入世的东西。鲁迅先生说中国人恨和尚、恨尼姑、恨回教徒、恨耶稣教士,但不会恨道士,懂得了这一点,就懂得了中国人的大半。指的就是这层意思。唯一的例外是佛教中的禅宗一路,属于正宗的本地土特产。但禅宗思想之所以能在缺乏宗教精神的人文环境中应运而生、破土而出、茁壮而长,关键还在于它应对与满足了我们隐秘的心理需求:既懒又馋,既想登上群山之巅又不愿意付出起码的力气。禅宗理论信誓旦旦地保证:简单的日常生活之中包含着通向大智大慧的秘密捷径,在漫长艰辛的正规路径之外,还有一道名叫顿悟的后门,我们可以轻松地将它偷偷打开。有一个禅宗的故事叫当头棒喝,大抵是关于一个原来表示什么都不知道的被询问者,在高高举起的棍棒下,马上改口说他什么都知道了。虽然与正义无关,但非正规的途径和手法能够提高个案的处理效率,这是众所周知的,包括但同样远远不限于禅宗在内。
既然哲学的大智大慧可能就隐居在日常生活之中,结合本人实际,深入回顾反思,也许我也有过这样无意而得之的际遇。比如,在大学暑期勤工俭学时,我就从事过一种极具深邃哲学气质的廉价工作:在一个电子表生产流水线的末端,我的工作是把已经制作完成的电子表的液晶显示调整到当时的准确时间,假如10秒钟调好一个电子表的话,那么我需要设定的时间将依次为10:30:00、10:30:10、10:30:20、10:30:30、10:30:40、10:30:50,逐次递增,到了12:30:00,可以午餐;到了18:00:00,可以下班。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之中,监看着时间的流逝,设定着时间的流逝,并且被时间所监看与设定,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经历和体验着时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感——最后,会情不自禁地对幽深之处的纯粹时间本身的问题发出条件反射般的吠叫,包括但不限于巴甫洛夫的小狗在内。
维特根斯坦说:“当你进行哲学活动时,你必须进入早期的混乱之中,而在那里无拘无束。”在时间的组成序列中,任何期限都包含着其相应的早期,所有的晚期、甚至晚期的晚期,都有它各自相对的早期,所以早期的混乱就是永远的混乱,所以在所有的时间之中都不妨无拘无束。
时间是必要的,混乱是必要的,无拘无束是必要的。六万万人民,八百亿时间,不乱行吗?痖弦先生的《如歌的行板》中,必要性正丰沛得如火如荼:“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认识之必要/欧战、雨、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散步之必要/溜狗之必要/薄荷茶之必要/每晚七点钟自证券交易所彼端/草一般飘起来的谣言之必要/旋转玻璃门/之必要。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要/穿法兰绒长裤之必要。马票之必要/姑母继承遗产之必要/阳台、海、微笑之必要/懒洋洋之必要。” 所有的迷离万象、所有的纷繁必要,九九归一、万流归宗,最后收缩成为关键的、决定性的一点:懒洋洋之必要。
诗人的直觉敏锐非常。懒洋洋的状态,就是让时间陷入迷醉、从而方向不明、从而徘徊彷徨、从而久久停留在某一刻的状态,从而把客观的时间量度无限拉长。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因此就成为了所谓的最漫长的一个午后。
但是哲学的无须涂改的美妙性马上就能显现它多元化的魅力:与彻底懒散无聊的一天一样,在它的对面,高度紧张危险的一天,同样可以把客观的时间量度无限地拉长。有部电影描述诺曼底登陆,名字就叫《最漫长的一天》,恐惧的期待、痛苦的体验、生与死的反复转换,都会把时间的橡皮筋绷紧到极限。尼采认为:你若想使你的生命更长久一些,那么不妨让自己身处于危险之中,所以他的解决方案是号召人们把家园安置在维苏威火山口的边上。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懒散无聊的一天和紧张危险的一天,其实都是精神趋向于某种极致的一天。也就是说,懒散或紧张都是表面的现象,真相是:只要精神趋向于某一种极致,巨大的时间就会像潮水一样无中生有地涌现出来。对此,虔诚专注的教徒和醉生梦死的登徒子们都会赞许地点起头来,当然包括但不限于他们在内。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生和若干个一天。有时候,一生是漫长的、但一天是短暂的;也有时候,一生是短暂的、但一天是漫长的。
无论对哪一个人来说,最漫长的一天之一就是他的出生日,即他从无到有的那一天。有减去无除以无,必定是无穷大,所以这一天无疑是最为漫长的一天。人类是如此,动物更是如此。在所有的生物中,唯独人类是四季发情、不分春秋的,其它的动物一般都有发情期。比如加拿大北部的驯鹿群,会在春暖花开时迁徙到理想的鲜嫩草场,并在同一天产下数以千计的幼鹿。也就是说,只有人的生日是大致平均分布于一年365天之中,而其它各种动物的生日分布都是高度集中的,因此,对于动物的整个种群来说,这都是它们共同的最漫长的一天。
如果生的那一天是最漫长的,死的那一天就是最短促的。无减去有除以有,无论这个有的数值是多少,结果都是同样的一个负数。所以(1)所有的死亡都是平等的,无论它发生在20、50还是80;(2)在最后的时刻,回首看去,过去的一切都是毫无差别并且失去时间概念的灰色的一瞬。
极致就是非正常,所以在正常的日子里,要想使某一天能够更加漫长,必须进行其他的尝试。比如1、黑夜加上水似乎能够稀释和延长时间,《幽梦影》曰:雨之为物,能令昼短,能使夜长。女诗人唐亚平写道:“在讲故事的时候,夜色越浓越好,雨越下越大越好。”比如2、据说爱情能让人忘记时间,让人产生在一瞬间就抵达了永恒的快感。但副作用是时间也同样会让人忘记爱情。出来混的,总要还,爱情也不例外;比如3、搜寻和抓住每一个细节,像吸毒一样彻底沉迷进去,让各个细节不断重复发生,让附著在它们身上的零零碎碎的时间屑末汇集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著的努力。比如4、按照相对论的原理,速度愈快、时间愈慢。尽管不可能骑上一束光,像诗人余怒期望的那样“被卡在4:30和4:31之间”,至少,如果以“掉了头似的激情狂奔”下去,4:30-4:31会是很漫长的一分钟。
“他要求充当一个时间的监护者/守护的方式/麻将、保龄球、一台晚会。” 诗人波佩写道。
当我们认为自己在捍卫一些伟大高贵的东西的时候,最后总会发现,里面的东西其实和我们里面的东西一样平常。
紧紧抓住某个细节,就会产生一种假象,似乎时光会停留在这一刻,似乎这个时刻可以无休无止无穷无尽地一直延续下去。虽然灾难和死亡已经来到门口,正在将手指伸向门铃。这一瞬无限短、这一瞬无限长。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Alex的家
1971年,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完成了他惊世骇俗的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里面充斥着对人性、政府和科学的不信任……
故事发生在近未来的不确定时代,主人公Alex在电影一开始就念叨着拌有各种迷幻药的牛奶,后来的打人、抢劫强奸、推人入河再到杀人等等那些,似乎都是意料之中,后面对他的精神折磨和政治折磨,且不提了。
Alex和他的朋友们经过一番宣泄之后,回到家——那是一栋呆板阴沉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他懒洋洋地走在宽大、肮脏、满是垃圾的走廊和楼梯里,身边全是暴力言语或色情涂鸦。
说不清时代未来的“家”只有一个明确的地址:Municipal Flat Block 18A,LinearNorth。为了表现这个家,库布里克翻了建筑杂志,最终选中了伦敦的卫星城Thamesmead南区的Tavy Bridge Centre。无论是1970年代还是现在的观众们对于那样的建筑里会住着如此扭曲的小孩儿是完全信服的。讽刺地是,那儿当时是以大胆、前卫、具有现代精神的设计而登上杂志的。可现在……很难说是因为《发条橙》,还是因为这个社区本身的气质,对它的评价是一边倒的差——the unspeakable concrete disaster。它也的确成了无药可救充斥着犯罪、暴力的糟糕社区。

好心与坏事
25年前,美国著名的住宅区Pruitt-Igoe的几栋大楼被爆破,后现代主义的吹鼓手查理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就此宣称:“现代建筑已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死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言之凿凿。
早在1960年代,美国各界就不断冒出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指责,詹克斯此话一出,让几乎所有的美国建筑评论家都跟现代主义结了仇。布莱克(Peter Black)延续了他一贯的反现代建筑的思路,写了《形式跟随惨败——现代建筑何以行不通》,全面批判现代主义所谓的“形式服从功能”。他嘲笑现代建筑有11种幻想,“关于功能的幻想”、“开敞平面的幻想”、“对纯净的幻想”、“对技术的幻想”、“摩天楼的幻想”、“理想城市的幻想”、“对于交通的幻想”、“对分区的幻想”、“对大量制造住宅的幻想”、“形式的幻想”。1979年美国《时代》杂志出版建筑专号,宣称:“70年代是现代建筑死亡的年代,它的墓地就在美国。在这块好客的土地上,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先驱们的梦想被静静地埋葬了!”
在Pruitt-Igoe构思之初,现代主义的理想或者说是幻想都注入了这个设计。作为建筑师的山崎实(Minoru Yamasaki)1951年向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讲解他的方案时,描绘出了一个理论上天堂般的现代社区:57英亩的土地上,将竖起33栋11层的平顶住宅楼,最大限度而又确保舒适的“有效”利用土地;设计理念完全基于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所主张的城市三元素:阳光、空间、绿化(Sun,Space and Greenery);社区内将有大片的绿地,蜿蜒的绿化带和小河穿过开放空间与周围的社区相联;建筑内部每三层有一段公共走廊(Gallery),3.3米×25.5米大小(约85平方米),面南,是专门的邻里交往空间,里面阳光充足,布置有绿色的植物,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玩耍,主妇们聊天、见朋友,在公共洗衣机洗衣服,这段空间还能放放自行车什么的。值得一提的是,电梯将只在有公共走廊的楼层停,这样不仅确保住户能频繁利用它们,还有利于节能。对于专为低收入群体设计的社区,按逻辑来讲,这些做法都将大大加强邻里关系,创建一个“安全、和谐”的居住环境。
Pruitt-Igoe的名字源于二战时名叫Wendell O. Pruitt的非裔飞行英雄以及著名的白人国会议员William L. Igoe,计划是让占居民总量三分之二的黑人住在Pruitt段,三分之一的白人住在Igoe段。种族隔离的居住方式使这个社区计划在1954年被判为违宪。此后,圣刘易斯市表面上喊着响亮的口号要让作为旧城改造项目的Pruitt-Igoe取消隔离,暗地里却减少了本不宽裕的基金投入,设置种种理由让白人很难迁居至此,后来甚至动员少量搬入的白人在短时间内迁走。
社区建成后,超过10000的居民住在这儿,不出所料,98%是非裔美国人。他们是圣刘易斯最贫穷的人,“中等”家庭年收入也不到2500美元,与之相对的却是平均一个母亲带着4.28个孩子。由此暴露出社区设定的不合理,在三居至五居的房子供不应求的时期,42%的一居、二居小户型空着。
另一边,无论山崎实如何奔走,基本上所有美好的设想都没实现:室内室外的公共空间都迟迟未建成,取而代之的是缺乏处理的简单草地和柏油宽路,建筑内部是裸露的蒸汽管道,讽刺的是,电梯确实每隔三层停一次,公共走廊如期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却让需要上下楼才能到家的成人们举步维艰。在爆破前的三年里,再没有人维修电梯,它们基本上全不能用了,社区的恶化使得邮递员都拒绝为Pruitt-Igoe的居民服务,图画中美好的公共走廊最终成了黑帮活动和毒品交易的场所。
Pruitt-Igoe爆出恶名倒成了城市犯罪学研究的案例。原本公共空间应该是交流的场所,应该是所谓的“街道眼(Street Eye)”密布的地方,难道不仅现代建筑错了,连批判现代建筑的理论都错了么?公共空间不明确的属性,无人管理的状况,使得个人对它缺乏责任感和安全感;Pruitt-Igoe的社区管理中悄悄潜藏的种族主义、明目张胆推行的犯罪举报政策导致的邻里猜忌一步步彻底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在大楼被爆破之后很久,对原居民进行的调查还反映出他们彼此的怀疑,所有人都说自己爱干净、有教养,而将邻居说成社区环境的可疑者、破坏者,甚至犯罪分子。圣刘易斯市政府那种弃之不顾的态度更是让居民们寒心,甚至自暴自弃。
Pruitt-Igoe是现代建筑建成环境的失败,更是城市规划的失败。圣刘易斯市在1950年代经过人口高峰之后,市政府兴致勃勃设想的城市发展规划并没有顺利地进行下去,反而是人口大量流失,众多房地产项目变为泡沫。2006年圣刘易斯的人口也仅在30万左右,再没有能重现五十年前80多万人的盛况。这样一个城市,设立一个过万居民的社区项目是否合适呢?就算当初圣刘易斯市政府将Pruitt-Igoe与其他社区连接起来,让它拥有方便抵达的商店、学校,这么一个庞大的社区,其废弃似乎仍然是种必然。
这么说来,Pruitt-Igoe就不能归结为“现代主义建筑师缺乏普通人的情感与生活”这么简单的结论了。在首次爆破25年后的今天,Pruitt-Igoe所在的那片土地仍然杂草丛生,开发项目一个个上马又下马。
过于纯化的阶层与种族,似乎是这个社区被嫌弃被遗弃的原因,可同在美国,另一个满怀理想主义的社区也只得到一个碰壁的结果。芝加哥的Cabrini-Green,也是一个1950年代后发展壮大(最初源于1940年代)的大型城市更新项目,如今却成了美国公共住区失败的同义词。
当时,Cabrini-Green是一个中高层建筑混搭的社区,居民也是高收入与低收入混合。这个概念在最初得到了很多高收入知识分子的支持。一个社区营造出社会各阶层大团结的局面岂不好像社会主义提前来临。不成想,来的只是一场噩梦。帮派犯罪在Cabrini-Green势如破竹般开展起来,其“骁勇善战”的疯狂程度不亚于芝加哥最臭名昭著的1930黑帮时代。毒品、暴力,甚至高分贝播放的音乐都打破了跨阶层的“和谐之梦”,挑战着人类的耐性极限。几十年过去了,全美国恐怕再找不出比Cabrini-Green的20000居民更想搬离家园的人们了,出狱的前帮派分子和大学教授们在这个问题上出奇的一致,甚至说出了“即便我没法走,我的孩子也必须离开这里”逃离地狱般的话。
分析Cabrini-Green的失败,怕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它甚至不能像Pruitt-Igoe那样一炸了之。回顾这些建设的历史,想到“如果可以那样……”,不知会是什么结果。虽然1983年,詹克斯承认现代主义建筑死亡说不符合实际。任何一个简单的结论,对于谈论居住区的失败似乎都是不合适的,建筑、管理、规划,乃至政府的态度、居民的心理,都在其中有着复杂的关联。但是,还是得说,无论Pruitt-Igoe还是Cabrini-Green,都暴露了现代建筑功能主义简单粗暴且不留退路的弱点。它们有着共同的开放空间(Gallery),可这些空间并没有像图纸里说的那样起到好作用。柯布西耶曾经如此彰显人性的现代主义城市理念变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恶”的代表:“阳光、空间、绿化”呈现出来的是人们快速逃离已变为犯罪场所的公共空间的景象。

谁是发条橙
按库布里克的说法,《发条橙》暴露的是“人性恶”,“探讨的是自由意志问题”。原著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1986年的再版小说中终于明确说出,发条橙指的是那些表面有着可爱颜色却任由善恶摆布的发条玩具。
仔细想想,这仿佛也是对现代建筑的隐喻,善恶并不由最初美好的设想所决定。1983年,雷吉奥(Godfrey Reggio)历时7年拍出了讲述现代生活对人类毁灭性影响的记录片《Koyaanisqatsi(印第安Hopi族语,意为Life out of Balance,失衡的生活)》,紧迫的背景音乐中Pruitt-Igoe被炸毁,如抽去发条的巨人轰然瘫倒,恍如必然。(图片提供/独眼)v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对万科的认识源于三年前,我刚入职,听一位朋友聊到万科。这位朋友以前和万佳百货(2001年9月之前属于万科业务之一)谈过招商的相关事宜,虽然最终未与万佳签约,但过程中感受到的至今仍历历在目。
其一,万科在开店选址上,不仅会尝试用不同的交通方式从周边的居民区到达所选地址处,甚至负责此事的老总亲自拎着20斤的物品走上一遍,体察客户是否方便。
其二,万科提供的对开店位置的硬件要求报告,是当时除家乐福之外所有国内零售店中最为详尽、专业的。
朋友说到这里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还信誓旦旦说将来一定要买万科的房子……这就形成了我对万科的第一印象。之后,不论再听到多少关于万科正面或负面的消息,都无法改变我对万科的第一印象:公司自上而下提倡专业,并且领导层亲力亲为。
一个多月前,我有幸被调到东莞,参加万科开发的运河东1号项目合作。至此,开始了我与万科的近距离接触,对万科的观察也由此开始了。

第一步 接触
开始时,遇到万科就像遇到一座大山,爬不过去反而被压得喘不过气。
一次会议:原定2小时的会议开了6小时,而且讨论时,总是与会最高职位的领导发言,其余的人员都在埋头做记录,会议气氛沉闷且缺乏包容和创造性。
一次文案或报告:在下午例会上,广告公司的文案需要修整,第二天马上再次提交复稿(工作时间从今晚开始算);代理公司的策划报告也要进行调整,周一上午再次提交(工作时间从周六开始算)。将合作方的时间尽可能压缩、提前(最好不要有休息时间),这样就有充足的时间再进行反复调整,直至原定时间到来。
一次问卷访谈:针对所有客户进行盘点。问卷上每一个问题进行了三次以上的会议讨论,提问方式要考虑到每类客户的情况;统一口径后需要给常务副总电话,操练一遍让他把关;在给客户打电话前还要对销售人员培训,要反复演练之后试打十位,再做调整……
一次与发展商领导非正式碰面:点头,微笑,领导连珠炮式发问:“今天我们接待了多少客户?商业多少?住宅多少?上门多少?进线多少?会员多少?看广告多少?今天的客户语录?截至目前我们接了多少客户?离目标还差多少?客户情况如何?……”
一次与万科负责销售的对接人讨论:销售人员最重要的就是客户服务意识、执行力一定要很强,再论业务能力,还有就是有较强学习力、能承受压力、做事认真、关注细节。
我认为万科官僚、不尊重合作方的工作、对销售过于标准化、理想化、主次颠倒、求全责备。总之,我是怀着满肚子的不认可,又带着很紧张的心情在与万科接触,并陆续展开工作的。

第二步 结果
虽然有着许多的不认可,但由于万科的强势,以及大家都朝着项目共同的方向去努力,慢慢地,在进行过程中,一些事也有了结果。
盘点客户的结果:总计盘点的425批客户,所有的问卷一张不差,所有客户的情况记录准确,细到每位客户的回访持续时间、态度、语录、家庭背景、投资意向、实力等。分类清晰,能较好地评估客户的诚意。这样准确的数据是我在之前的任何项目都没有做到过的。

第三 认识
现在,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万科是一家兼具理想和现实的公司。“理想”在于他们的优越感,在于他们对自身风格的痴迷,在于他们对服务和承诺的坚持。
优越感:有一次,我无意间看到了万科在东莞城市高尔夫花园制作的销售手册(即我们的销售百问),那简直就是一本书(100多页)。我有些震惊了,他们不是代理商,怎能将销售百问做到如此精细专业。当我由衷地赞扬时,万科的同事只是说了一句:别忘了,万科以前是自己做销售的。言语间流露出惯有的优越感。有时,他们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万科集团公司现在要制定专业分工,严格要求二级分公司一定要聘请专业的代理机构。那是因为他们曾经做得相当出色,内心深处强大到认为自己什么都行。当然,与之合作,给我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风格的痴迷:项目产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设计,广告画面、VI、宣传资料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调整,最终全部落脚在万科特有的风格、调性上,有时甚至不顾当地市场的接受程度和习惯。在某种意义上,万科并不介意被别人看作一个“另类”的公司,相反,也许以此为荣。
对客户服务和承诺的坚持:万科一向以服务著称,但今年仍提出要将服务意识深化。
首先,对一线反应的客户问题非常重视,开会时会要求听到销售人员不加修饰的说出 “客户语录”,也许这会与万科对自身的坚持产生矛盾,但并不影响他们希望听到真实的反馈。
其次,对客户的承诺非常谨慎。销售现场任何一次沟通口径(包括针对广告进线、电话回访客户、接待客户所产生的说词),都需要经过很多层级的确认。在东莞万科城市高尔夫销售现场有一个重要提示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的确是我在售楼处第一次看到如此“不注重包装”的宣传。
本项目西临五环路、南临西南路、东临莞深高速公路,可能有交通噪音影响。
本项目在售价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各项不利因素可能对居住造成的影响……
同时,万科也有“现实”的一面:员工都有“强迫症”,领导亲力亲为。
“强迫症”:一位与我对接的销售负责人也许能反映最真实的万科人的生存状态。
(1)整天拿着一本较厚的黑色笔记本,风风火火,随时保持着冲锋陷阵的状态,强迫自己不要停下来;
(2)每次发电子邮件给公司领导时总是不断地打开附件、正文反复检查,食指发颤但就是不按鼠标点击发送,一旦发送又马上点开“已发送邮箱”,总觉得有事忘了写;
(3)一旦碰上电脑坏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跺脚,嘴里叨叨“惨了惨了,又有很多邮件没看,不能及时回复,又有很多事没做……”
(4)每天工作到很晚,问他有什么爱好、喜欢看什么书,回答“没有,我就工作完回家睡觉,起来再工作,哪有时间?”我想,这也许跟万科的十年发展规划有关,当销售规模达到1000亿(比04年增长11.5倍),但员工规模不超过6000人(比04年增长3倍左右)。也正是因为这样,万科不会体谅、理解合作公司的辛苦,因为他们也一样劳累,目标不断,努力不停。
亲力亲为:
(1)每日的销售日报要发给所有与营销相关的领导层,上至分公司总经理,便于领导们及时更新脑子里的数据库。这也许跟万科长期提倡的客户意识、与市场零距离有关,所以才对一线的数据如此关注;
(2)领导层较少事先统一认识、充分授权,所有与营销相关的广告牌、宣传资料、围板都要层层进行审核,上报过程就是不断否定之否定,直至到分公司老总定稿;
(3)“甚至部分万科的领导层过的都是清教徒式的生活”,这是万科二十年纪念刊物上自诩的一句话。
正因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我对万科的认识也不例外,也许比较片面,也许以后还会经历推翻、再建立、再推翻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就是,对万科的理解还远不至此,我想万科会不停变化,我也将不断认识新的万科。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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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韩国还只是一个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的贫穷国家。当时政府向世界银行提出贷款建立制铁所的可行性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遭到拒绝。韩国只好转用日本战争赔款的一部分来建造制铁所。朴正泰在资金、技术和经验匮乏的情况下,在庆州东海岸名叫浦项的小渔村开始了一个钢铁神话——这个名叫POSCO(浦项制铁)的公司从孱弱的小厂一步步成长为世界排名第三的钢铁公司。
现在去位于庆州东海岸的浦项制铁所参观,有专门的大巴和讲解员,提前在网上预约即可,POSCO这样会做宣传一点都不奇怪。到了制铁所(也就是我们说的钢铁厂),意料之中的是大型重工企业刺耳的噪声,意料之外的是厂区、车间几乎一尘不染。一个参观者说,“虽然现在已入隆冬,草木皆枯,但仍可感受到Posco的干净、整洁及其与自然的和谐:晴空蓝天下的炼钢设备,像是没有启用的装饰物,池塘里的净水及闲游的肥硕的鸭子,也像是在迷惑参观者,让我们突然沉浸在身处大自然的幻觉之中。”
年产1200万吨的浦项制铁所向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呈现出来的良好形象,绝不可能是一时粉饰,也不可能是偶然。了解它的历史,尽管出身贫寒,但创建之初POSCO就宣称要把自己建设成为公园里的钢铁公司,将“黑色产业”变为“绿色产业”。记录的历史是否与当时企业创办人的真实想法一致,我们不得而知,但POSCO每年预算中“设备投资”的9%被用于环保相关领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近期也遭遇“广域市环境运动联合会投诉POSCO在当地造成空气污染”事件,但这也是这个行业无法完全避免的问题。
浦项制铁有一句口号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钢铁行业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直比较缓慢,以生产生铁的技术为例,自19世纪后期英国发明鼓风炉工艺后,至今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实质改变过。而POSCO研发的Finex(融溶还原技术工艺)则是改变鼓风炉工艺基本结构的划时代新技术,可减少15%的投资费用和15%左右的生产成本,环境污染物质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分别仅为高炉的3%和1%。在Finex研发项目启动之前,POSCO的盈利能力已经不容小觑,如今更是行业领先。这个项目耗时整整15年、花费7亿美元,直至研发成功前,都没什么人看好。没有做百年老店的决心,很难想象可以耐得住这般寂寞。
性格决定命运。这个从呱呱坠地就致力于“干净、环保、治理、透明”的企业,在2004年,凭借171亿美元的销售额和高达33亿美元的纯利润,成为了世界上利润率最高的钢铁公司。v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MBA通才教育无外包括三部分内容:经济学知识、实务技巧和智慧决策。
涉及战略、危机等问题的智慧决策部分,往往和学习者的天赋有关,而很难被教育。一般而言,这一部分高度抽象性的问题仅仅由公司高层去面对,出现的概率也低,所以很难通过少量案例来模拟。而一旦需要面对,又往往因地制宜,很难通过通行教育来训练。所以这一部分MBA教育,是受训练者学得最模糊的地方。
而MBA学生的经济学知识,精深不如经济系学生;实务技巧,不如财会系学生。同时,由于MBA教育乃是模拟现有的商业体制中的案例而成,所以,其教育依附现行体制而成,也适合于在现行体制打工而不适合自行创业。如果有大量MBA在一个团队中,更能显示出其教育的好处,反过来,则变成一种劣势。
MBA教育的问题在于,由于投资学习MBA课程的学费、时间以及丧失工作升迁的机会成本太高,导致MBA学生在创业问题上,和一般普通人相比受更多限制,不会去从事一些明显低利润的行业,比如洗衣店、理发店、私人杂货店、饮食店等。但事实上,这些行业的进入门槛最低,也最多出现在各种试图独立创业的人的选择名单中。这种机会成本的限制,使得MBA学生的创业机会大受限制。
从市场角色看,创新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大公司的创新和私人投资的创新。这两类创新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私人创业就像在急流中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其发展路径往往不可预料,需要创业者根据每一刻的具体情况不断做调整,不值得也不可能在事前做详细的规划和研究。所以,每天不断有人出来创业,但绝大部分都会被急流冲走。资金短缺,市场变化,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创业失败,最终只有极少数能成功。
对于大公司来说,创新变成一种可规划的任务,可以采用系统的方法进行规划、研究,并对计划进行系统而详尽的考察,从而大大减少其不确定性。
不过,绝大部分能够生存下来,并发展成为大公司的企业,一开始的创业,也是由私人开创的小公司发展而成,而非一种有组织的计划和设计。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正印证了奈特和哈耶克关于不确定性的解释: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信息的分散,而这种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对另外一些人却是商机,从而,分散的个体分别利用了各自的信息,会比一个大公司搜集信息再进行决策显得更有效率,而其创业的成功,则是市场对其信息利用的补偿——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正是创新者获得风险报酬之由来。
相应的,MBA教育本身,并不能对信息的分散利用有所改善,因为这种分散本身是由市场决定,而非由知识教育体系决定。在这个问题上,MBA并不能表现出优势。这种逆向选择的结果便是,绝大多数MBA最终选择去大公司打工,成为有效的项目经理,很少能够私人创立一个成长为国际大公司的企业。这一点,恐怕是很多MBA学生在选择这种教育训练之前很少意识到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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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训诫后世说:“不友不如己者。”从逻辑上说,如果人人都听他的话,那大家都没有朋友——两个人,总会有贤愚高下之别,差一些的人固然愿意高攀,好一些的人又盯着更好的人,为何要折节下交呢?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不如己”。才强者必傲,反过来,才弱者多逊,才强者以气魄胜,才弱者以气度胜。两种人交往,若趣味相近,遭遇相似,往往能够相得益彰。反倒是一山不容二虎,才强者之间疏离、反目者,在在皆是。
据说李白与王维同居长安多年,却从无交往的记载。反而是比李白小好些年纪的杜甫,上赶着去崇拜李白、思念李白,虽然常常被太白戏谑,两人总算维持着不错的交谊。
闻一多与朱自清,情形与此颇为相似。
闻朱订交,始于1932年9月。这年朱自清三十六岁,在清华大学任教已有七年,刚从欧洲游历归来,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闻一多呢,三十五岁,归国七年,刚从青岛大学转来清华大学。朱自清住北院9号,闻一多住新南院72号。两家隔得不远,时相过从,交往日密。
比较闻、朱的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年岁相仿,都曾在北京求学,都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曾是名重一时的新诗诗人;如今同在清华任教,朱自清开的课是“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闻一多开的课是“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先秦汉魏六朝诗”,选题也比较接近。两人之间,当然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从位势上说,朱自清是老教员,闻一多是新来者,朱自清是系主任,闻一多是系里教授;从性格上讲,朱谦重而闻热烈,朱自清自然会包容、提携闻一多,共同推动清华中文系的建设。
而且,他们俩还有着相似的处境。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两人都可算新文学的奠基者,可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荣耀的衔头。闻一多在国外是学艺术的,归国后讲古代文学,难免会遭到一些“正统论者”的冷眼。
   据说他讲《离骚》,一上课,必曼声长吟:“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士……”这句话出自明人,不是闻一多的发明,但喜欢这句“豪语”,却可以看出闻一多的风格。讲至妙处,他经常“呵呵”大笑。
   不料这竟成了他的罪名。1932年,青岛大学爆发学潮,学生们在黑板上写出了这样的打油诗: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挣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呵?”
   这分明是在嫌弃他的学问了,闻一多只得苦笑。
   回到母校清华任教,情形并没有变得更好。吴组缃回忆说:“清华同学与老师年龄相差不太多,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因此认为自己不比老师差……同学们中间确实有人存有闻一多是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想法。”——这与胡适初回国时的遭遇相仿,胡适之当年若不是得到傅斯年顾颉刚一帮学生的支持,在北京大学也险些立足不住哩。
连教授们也对闻一多大加怀疑。朱自清在1933年10月1日日记里记着“访黄先生,以校中情形告之。先生谓清华中文系空气太淡,颇怪闻一多”,黄先生就是黄节黄晦闻,算是古代文学大师级人马,他的质疑,非同小可。
   然而一向谨慎节制的朱自清在这段记载后下了“甚奇”二字评语,隐隐传递着他的不满与不平。
    朱自清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由俞平伯举荐入清华,七年来勤勤勉勉,接替杨振声担任了系主任。但这些年,对他在大学里开讲“新文学研究”的质疑声一直不曾停息——白话文不过是应时之作,怎能算得是学问?许多教师和学生的眼中,都浸着这样的疑问。
    闻一多与朱自清,一方面挺着这样的疑责,开设新文学研究课,担任新诗会导师,另一方面,两人也深受刺激,就像刘半农拼了命也要挣个博士学位一样,他俩不约而同地,向着被视为文学正宗嫡派的古代文学研究,勇猛精进。
   闻一多经常缺席教授会,基本不参加任何清华的活动,断朋绝友,皓首穷经,已经到了古人所谓“足不窥园”的地步。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西南联大时期,以致被半开玩笑地封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若许努力,终于赢得了一句评语:一多是“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的“唯一成功者”。这句来自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话,被闻一多视为“一个大安慰”。
   十余年时光中,闻一多偶尔能敞开心扉的朋友,大概只有大他一岁的朱自清。
   朱自清同样在苦苦挣扎与奋斗着。但他不能像闻一多那样自闭,他是系主任,有许多事务需要商讨、处理。他的家累也比闻一多重,身子也比闻一多弱。他喜欢美食,喜欢打牌,于是有外面有饭局,有牌局,他也欣然而往,回来后却总在日记里自责,说自家“浪费光阴,太不长进”。
   让我们回到闻朱两人的交谊上来。
    众所周知,1946年闻一多被刺后,朱自清在义愤与友情的双重驱使下,将余生中最宝贵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他不仅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搜集遗文,编缀校正,还发动清华中文系全体同仁,分抄分校,连闻一多的一部分遗稿遭了水渍,他也亲自着人揭页、抄写。直到去世前两周内,朱自清还手抄了四篇闻一多的佚文,以补全集之缺。《闻一多全集》出版于1948年8月,出版之时,即是朱自清的死期。
    一生一死,乃见交情。
    但在赞美这伟大友情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相交的毕竟是两个血肉之躯。那些有点晦暗的细节,无损传奇般的交谊,却更能让我们理解当时的心境。
    闻一多是诗人气质的,才华横溢的。他每每让我想起阮籍和嵇康,看人会分青眼与白眼。而朱自清是内敛的,低调的,内心常带有自卑与焦虑。
    从演讲风格就可以看出两人的不同。闻一多年轻时口才并不佳,曾因演说成绩不好而降等,自此认为是“大耻奇辱”,苦练演讲,在严寒的冬夜,一遍又一遍。
   他成功了,他总是能成功。从奔放的新诗人到严谨的治学者,从演说课的中等生到“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费孝通)。
   朱自清则不然,他在五四运动时期便已加入“平民讲演团”,嗣后从教近卅年,上课时仍不免紧张得时时“用手帕揩汗”,一旦说错话,“总不免现出窘迫甚至慌乱的神色”(余冠英)。他上课时不大敢讲自己的观点,总是引述别人居多,曾有学生当面对此提出疑问。
   为此,他的课经常选的人极少,他也常常为此忧虑。极端的情况,是只有研究生王瑶一个人来上课。有一日,朱自清到了课堂,发现王瑶没来,只好废然而返。
   而且,朱自清是那么的敏感而严谨。学生说,选他的课是“自讨苦吃”:“大考,小考,练习,报告做个没完,选过他的课的都大叫吃不消。并且分数也扣门得很……”汪曾祺选过他的课,因为缺课太多,不及格。而汪上闻一多的课,只交了一篇文章,就得到了满分。
   汪曾祺毕业时,沈从文希望把他留在联大中文系当助教,系主任朱自清坚持不肯,理由大致是:他上我的课,连作业都不交!
   闻一多是李白,朱自清是杜甫。十多年中,两人性情相投,两家过从甚密,却也时有龃龉。从留到现在的文字资料看,伤害往往是发生在朱自清一面。
   1942年8月29日,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昨日闻太太问一多余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她想不到回答竟是肯定的。由此可了解闻家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将振作起来!”
   有这样一团疙瘩横在胸中,会让人对琐事更加地敏感起来。第二年的9月6日,闻一多的孩子不告而取,从朱自清书桌上拿走了四本书。朱自清显然将这一举动看作闻家对自己的蔑视,“忍之又忍”,并且怀疑闻家孩子“并无全部归还之意”。18日,他的预想确认了,闻的孩子还来了三本书,却没有杰克·伦敦的那本。朱自清失望地记道:“想来那本书是丢了。”最让他不高兴的是,是闻家孩子的态度,他是乘朱自清不在的时候来还书的,而且“只字未提丢书的事”。
   可是,这些伤害并未影响到朱自清对闻一多的佩服,他的日记里照样充满了“晚间听一多演讲,妙极。非常羡慕他”,“一多未能来国文讲评课,甚遗憾”等等对闻一多的赞誉。在对学问的虔诚,对才能的欣羡面前,个人的自尊,似乎总是退居第二位,虽然也不曾忘却。
   闻一多被刺后,朱自清立即致信闻一多夫人,除了表示愤怒和遗稿出版事,他还慨然承诺:“学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请厚加抚恤。朋友方面,也总该尽力帮忙,对于您的生活和诸侄的教育费,我们都愿尽力帮忙……”
   一死一生,交情乃见。
   孔夫子还有一句话,是“其贤可及,其愚不可及”。这话后来被人用反了,变成了专骂笨伯的“愚不可及”。读读历史,看看周边,当会明白,闻一多的“贤”是有很多人努力,也会有人达到的境界,朱自清的“愚”却如清风雅奏,春梦易逝。这才明白为什么《朱自清纪念集》的题名,会是这样六个字:
   最完整的人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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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帕台风的尾巴扫到了深圳,“蝴蝶效应”导致深圳至成都的飞机晚点,接下来自然我从成都返回深圳的登机时间也从原来的19:20被推迟到23:20,足足晚了四个小时,中途航空公司除了发了一个又辣又难咽下去的盒饭,面对一个络腮胡大汉为首的旅客群起围攻,机场的工作人员泰然处之,他们先是在19:20的时候预告20:10能登机,接着在这个时间向我们宣告21:30能登机,最后才露出23:20登机的底牌。孟德斯鸠曾说:“中国人令人奇怪,他们的生活完全受礼教支配,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这特别体现在商业活动中,它本来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诚实,它却从来也没有能激起中国人的诚实。”这似乎给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的诚信缺席找到了理由:原来是基因!这基因在此次误机中毫无保留地展现于我面前。而那些股市上与庄家沆瀣一气的股评家嘴脸,和此时机场人员的是何等雷同?甚至更恶劣,因为股评家喜欢画一个最高点,然后用一个跳水动作让股民绝望作结。
夏天过去了一大半,戏谑的说法是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天气犹如内分泌失调,一些地方遭遇百年难遇的洪水,例如重庆,连渣滓洞都被泥石流埋了;其他地区遭遇大旱,例如黑龙江,牡丹江干涸的河床和河中小岛哀怨地相望,新闻记者说这是自1959年来最严重的旱情;在一些省份更加奇特,比如湖南北部被洪水困扰,而南部则苦于无雨。天气的恶劣使我平生第一次遭遇误机,无奈夹杂着无聊的境况让人无比期待有场艳遇,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百分比远远小于今年以来的CPI涨幅百分比。
天气恶劣,生物圈也失调,本命年里的猪也没能逃过一劫,被一场瘟疫大面积屠杀,猪头远不如“非典时期”的人头受关注,但猪肉的短缺造成菜篮子供应的紧张,瘟疫消息的掩盖造成不明就里的恐慌,肉价上涨来的那么突然,群众的反应给了日常消费品商家扬起物价的市场土壤,既然楼价和股价都能上涨,干吗自己手里的东西不能涨价,这样语气里,所有的奸商都显得理直气壮。CPI好像回到十几年前茁壮成长的好光景,央行好像为了堵住通胀的通道,开始了一年内的第四次加息,希望给所有的流动性过剩留下唯一的出口——往银行存款——但是银行拿着人民群众的十万亿的积蓄干了最大件事是托起了楼市。
没有银行就没有现代经济,所以现代的经济问题终究就是关于钱的流通问题,套用三十多年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方法论,今天是“经济斗争一抓钱就灵”。部分专家开给当前的药方是:提高储蓄准备金,央行好像用了这招,但是对剥离不良资产的家底厚实的大银行好像不见害怕;还有一招是减少货币供应,从控制货币过剩开始控制资产过剩或许是个好方法。
最早鼓励炒楼并尝到消费信贷甜头的深圳各家银行,闻风而动,开始双手抓钱,收紧甚或捂住二手房贷款的袋口,同时提高第二次第三次置业的首付门槛。这些动作让我终于明白个中的道道,深圳的楼价能在三年内发飚更在半年内飙升百分之五十,是因为银行机构这只看得见又看不清楚的手在背后不停地给炒家鼓掌加油。《金融时报》发布了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中国的放贷房贷超过了2700亿美元。易宪容在凤凰电视台的大讲堂上的说法是,深圳的房贷占到了全国的五分之一。两个数字综合一下,就是有4000多亿房贷在支撑着深圳那些空荡荡没灯亮的房子,这些迟来的揭发,让我归纳出一个道理,泡沫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金钱的数字游戏。
现实世界并不像学术世界一样界限分明,老翻出历史课本讲美国大萧条时代和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或许并没有与时俱进,但现实世界充满局部借鉴意义才构成了学术世界。所以美国次级房贷的危机比圣帕台风更让处于南海边的深圳银行业者感到了威力和压力,这场危机几乎扫到了全球的市场,中国银行持有近100亿美元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担保证券,金额位居亚洲各银行之首。这一金额高于很多分析师的预期,不过中行持有的这些债券多数具有AAA评级,实际损失估计相对较小——尤其是与该行大约7700亿美元的总资产相比。中国的楼市和股市或许没有与国际完全接轨而得以暂时独善其身,但欧洲央行一举砸下600多亿欧罗给金融体系压惊。当中国发生购房贷款的危机时候,谁能保证不会给银行业带来摧枯拉朽的海啸?难道那个时候央行真的要像传言中说的,将手持几百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卖掉,来给这些银行来次输血?这样的事情在前几年为应对入世已经干过了,干的结果就是导致今天货币过剩的真相和资本过剩的假象。聪明的放贷者——深圳的银行业者看着美国的危机,来一个春江水暖鸭先知。
经济活动野蛮地插入了每个当代人的生活布局,市场上每一个事件都是少数所谓的商业精英在那先行忽悠,而炒家则是“群氓”,是“盲目的追随者”,两股力量的汇流冒着泡沫激荡起社会的热闹情景,群氓拥挤在发财致富的奈何桥上,狂欢将人人都推向妄图大捞一把的极端。圈地运动,圈钱运动,两场热闹的大戏情节交错,演绎着丰富的剧情,内中错综复杂的资金流动,就像人体纵横交错的血管,在改变着各个部位的营养供给,也在输送着随时能给这个躯体致命一击的病菌。假设,这样由次级房贷危机发生在被房地产绑架的国内金融体系里,就会轰轰烈烈地写个一切归零的悲剧结局,欠缺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的精英们,拉着群氓一起唱响挽歌。八月的深圳楼市有价无市,今天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天,但愿明天会更加美好,群众(而不是群氓)请为借鉴主义者鼓掌。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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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北京没银行,穷哥们儿缺钱了,找朋友借不好张口,找印局借又嫌太吃亏,就收拾收拾家里东西,提溜到当铺去,让人估个价,值一百的给八十,值八十的给五十,讲明期限,写清利息,开张当票,签上名字,一五一十数出钱来,带回去应急。期限一到,连本带息还清,东西还是自己的。万一到期还不上,那么对不起,以前押的东西,大奔也好,棉袄也罢,无论贵贱,归人当铺。
当铺不接受存款,也不能异地转帐,更没有兑换旧币的义务,撇开这些,别的倒跟银行没什么两样:银行有贷款业务,当铺也有;银行放贷要求提供担保或抵押,当铺也要求;银行喜欢借款人拿房子做抵押,当铺喜欢借款人拿动产做抵押;借款人还不上银行的钱,房子会被拍卖,借贷人还不上当铺的钱,动产也会被拍卖。
所以当铺跟银行一样,也是一种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免不了要受监管。现在监管各大商业银行的是央行和银监会,以前监管当铺的是朝廷。现在商业银行为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居民办理按揭,利率不能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以前当铺为借贷人办理借款,月利则不能高于朝廷规定的某个标准。比方说,在清朝,自打康熙以后,直到清朝亡国,朝廷都规定当铺“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刑案汇览》卷10,户律·市廛。这也是大明律原文,后被清朝沿用)。
“三分”就是3%,具体来说,就是当铺贷给您一万,每月利息要么二百,要么三百,就是不能超过三百。这个标准放到今天当然容易执行,因为银行的效率远远高于当铺,业务量也比当铺大多了,在当铺看来很低的利率,却能给银行带来巨额的利润,再加上银行之间不断竞争,借贷这个过去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买方市场,各大银行为了吸引客户,纷纷推出低息或者变相低息的贷款品种,所以用不着政府限制,甭说月利三分,就是月利二分也没哪家银行会搞——那会使它的贷款品种无人问津。
但在清朝则不同,清朝的借贷还是个卖方市场。换言之,就是跟强大的资金需求比起来,当铺所能提供的那点儿借款还是比较稀缺的,许多穷人都来赶当铺的热灶窝,即便月利四五分甚至七八分,当铺的生意照样红火。这样一来,朝廷那条“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的规定就变得很不受欢迎了。最起码当铺不欢迎。
跟所有银行一样,当铺也是逐利的,它们不欢迎朝廷的规定,就会跟朝廷捉迷藏,以保证自己的利润不受损失。举个例子,假设我在清朝置业,手头儿钱紧,付不起房款,在家翻箱倒柜,翻出来祖上留下的一把金夜壶,拿着它去当铺,当铺估价十五万,借给我十万,期限是两年。按照前述那条规定,月利最高也就是3%了,我每月还款不到三千,在当时来说已经够低了。可您猜怎么着?当铺老板刷刷点点,在当票上写下“借款十万、月利三分”,真正借给我的钱却只有八万,而我每月还得按三千还。随便你朝廷怎么审查,这家当铺都没有违反政策,但却变相地提高了利率。
变相提高利率的做法在清朝很流行,当时叫“三扣四扣,以八当十”(薛允升《读例存疑》卷16,户律之八)。所谓“三扣四扣”,就是在当票上写一万,实际给你时则要扣掉三千四千。“以八当十”同样也是这个意思。清朝中叶有首诗说得很形象:“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借券写多多。”(查揆《燕台口号一百首》,嘉庆初年刊)这招儿玩得的确很巧。
当铺这么搞,朝廷也不至于一点儿对策都没有,早在雍正三年,河南总督田文镜就号召借贷人举报变相取利的当铺,但是没人响应,“穷民任其盘剥”(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4,告示·务禁事)。我猜当时田文镜肯定很迷惑——他是为借贷人的利益着想,借贷人怎么并不积极呢?而我们今天知道,借贷人要比他现实多了:查封了当铺,以后还找谁借款?利率高就高吧,还款压力大一些总比贷不到款要强。
这篇文章的重心其实不在清朝,而在当前。过去处于卖方市场的当铺为了逐利,会跟朝廷捉迷藏,变相提高贷款利率;当前处于买方市场的银行为了逐利,也会跟央行和银监会捉迷藏,变相降低第二套住房的贷款门槛。毕竟第一套房也好,第二套房也罢,只要楼市不崩盘,给银行带来的利润都是一样的,谁按照央行和银监会的规定提高第二套住房的借贷门槛,谁就必然损失一大笔收入。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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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穿着粉红的T恤,白色的小外套,置身于棕色的办公桌、黑色的转椅、玻璃窗外浅灰色的天幕之间,明丽得像一束光。她抬起头来盈盈地笑。眼睛弯如新月,连乌黑的长眉都有感情。只一个笑容,就足以让这间办公室变生动。
1996年,吴蓓雯从上师大物理系毕业。此后的11年别无二心,成为一个血统纯正的万科经理人。说来有趣,她的专业是与客观物质世界打交道的,此后的工作却一直是与人打交道的。HR、客服、总办,她的微笑和耐心,的确更适合用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粗糙摩擦。
客服是吴蓓雯分管的工作中占比重最大的一块,也是她经验最丰富的一块。2003年至2006年,她任上海万科客户关系中心经理。当然,这个名称是2004年才出现的,在这之前,这个部门被叫做客户事务中心。在许多人眼中,客服不过是桩体力活,无非就是听客户吵吵驾、让客户骂一骂,然后表现一点关心,抚慰一下就行了。而其专业程度和重要性,是没有接触过客服工作的人难以充分认识到的。
临时处理、安抚客户、受理、记录、了解情况、现场勘查、沟通相关部门、客户访谈、研究协商,给出解决方案、备案、编写案例和报告,这些看似繁琐却一个也省略不得的步骤,是处理“客户投诉和客户满意度”事务的一个基本流程。
可以说,客服无小事,一个表态不当或是言语失误,就可能砸了公司的招牌;客服亦无大事,不就是和客户聊天么,就是让客户个个喜笑颜开又如何,能跟平地起高楼比么,能跟开盘第一天全部售罄的营销成绩比么?甚至,客服是无法求功,只能求无过。客服是细细密密一针一线,却不是华服上最璀璨的锦缎盘花。
所以吴蓓雯的职场生涯,也没有太多传奇色彩的故事。不过是脚踏实地,细致到底,做好该做的,以汗水搏回报。问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她歪着头笑笑说:“还真是想不到。不过有一次,我一个人面对几百名愤怒的业主,那种恐慌的心情,大概是印象最深刻的。至于具体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
做客服,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访谈。举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例子吧,吴蓓雯主持的一次上海白马花园业主访谈。访谈对象是一对青年夫妇。业主情绪激动,指称工程问题严重,且万科处理不力。吴蓓雯先是积极倾听,让业主尽可能地阐述观点——既是了解情况,也是通过其不满的发泄使其情绪渐渐平稳;然后提出公司观点、对业主的疑惑和抱怨进行解释和安抚;随后陪同业主进行现场实地勘察,通过随行专业人员提出处理意见,与客户达成一致。而对于客户的赔偿要求,吴蓓雯也仔细分析并指出不合理之处,客户也基本表示满意。不管业主的态度如何,她的脸上始终是真诚的微笑,表示理解,关切,和耐心沟通的意愿。
近些日子的吴蓓雯,过得也十分不轻松。跨越“逸天门”,是她和同事们现在最首要的任务。逸天广场,是一个精装修的住宅项目,众多业主对精装修质量问题的意见,在媒体和网络上的巨大影响,让万科南都压力重重。
“我们承认房子品质上的不足。有问题就要解决,万科不会去回避,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们都会把它做好。”吴蓓雯对媒体这样表示。
万科南都为“逸天门”设置了专门的沟通机制——每户业主一个客户经理,24小时开机;客户投诉网站,24小时内回复;客户关系中心电话的公示;业主与公司高管恳谈会。
难得的是,巨大压力之下,她依旧可以时时展颜一笑,给客户,给媒体,也给自己信心。
公司清退了不达标的装修队伍,并从上海抽调四家装修公司进行维修。这几家装修公司,在上海万科的全装修项目中创下了投诉率不到1%的惊人业绩。这批强力外援的到来,为万科南都交给业主一个满意的产品提供了保障,也为万科南都跨越“逸天门”提供了信心。
而跨过“逸天门”,对意欲在杭州市场上大展拳脚的万科来说,也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来到杭州,出任浙江万科南都副总经理,对吴蓓雯来说,不仅是事业上的收获。更让她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里,遇到投契的爱人。他是一个大学老师。生命的转角真是藏了太多惊喜。此前十年,在自己的城市上海兜兜转转,始终不曾遇到有缘人。来到杭州一年多而已,她已经戴上了订婚戒指。纤巧雅致的一圈,围绕着她的无名指。
她微笑着说,公司上次周年活动时,也发了一枚戒指。实在凑巧的是,两枚戒指一模一样。她得意地两手各戴一枚,说:“家庭和事业,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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