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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周刊

reenoo 发表于2019年3月29日 0条评论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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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捡重要的说:

1、北京世园会是2019年中国十件大事,万科集团是北京世园会全球合作伙伴,投资、承建、运营四大核心场馆之一的植物馆(又名:万科馆)。

2、世园会举办时间是2019年4月29日至10月7日,举办地点在北京延庆区,八达岭长城脚下。活动规模是“双一百”——超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官方参展者,超100个国内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内外专业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非官方参展者。

3、立意为“升起的地平线”的万科馆,共有4层,有teamLab数字艺术展厅(teanlab就是那个长期霸占微信头像画面的展),热带植物主题温室(可在北京种植红树林),长颈鹿莫莉艺术装置(从非洲经菲律宾来到中国)。14大景点,很可能成为网红拍照点。

4、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也会来到万科馆做展览,这是邱园首次来到中国。展览将甄选1485年至2015年期间创作的110幅古今中外植物科学艺术画作精品,全面呈现植物科学艺术画这一鲜为人知的科学艺术绘画领域。这条消息已经在国内外植物学界和艺术界引发强烈关注。

5、万科馆是世园会唯一的热带植物展览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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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noo 发表于2018年6月21日 0条评论 标签:,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在古希腊诸城邦中,斯巴达无疑是个另类。它先是征服了拉哥尼亚人,使其成为斯巴达的公有奴隶,即黑劳士。接着又征服了美塞尼亚,给予其居民很少的财产权和生命保障,其境遇比黑劳士好,但很有限。斯巴达人把美塞尼亚人布置在自己与黑劳士之间,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要知道,黑劳士人数是斯巴达人的七倍,在冷兵器时代,这显然是个致命的优势。事实上,斯巴达日后也正是毁于国内奴隶的反叛,而不是外族的入侵。就这样,斯巴达人虽免于劳役之苦,却一直生活在惊恐之中。传说中伟大的立法者吕库古,为危如累卵的斯巴达人设计了一套古怪的制度,以保证斯巴达的长治久安。从斯巴达生存的时间及其在希腊诸城邦的地位来看,这套制度应该可以打八十五以上的高分。
首先,在政治方面,全体斯巴达人平等享有公民权。名义上,最高权力归于全体公民大会,但是提议案的权力却掌握在30人元老院、5个执政官和两个国王手上。更糟糕的是,表决的时候并不计票,而是与会者发出喊声——喊声是否大到足以通过某议案的程度,由长老们判定。所以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寡头体制。因为,如果你对某个议案感到不满,你的权利仅限于不喊。而在经济方面,吕库古规定禁止使用金银,而改用铁币。价值十明那的铁币,就得用两头牛才拉得动。为了防止有人拿一堆钱锻把锤子或犁,铸币时特意加了道工序:焠火时用醋浸一下,让钱彻底一钱不值。斯巴达男人终生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训练和战斗。每个男人从十八岁起就要到公共食堂就餐。粮食从家中自带。如果哪个男人穷得连公共食堂的份粮都交不上,其公民权就会被暂时终止。伙食很差,一个叙巴里斯人在公共食堂喝了一口黑扁豆汤之后说:“现在我知道斯巴达人为什么不怕死了。”这样的日子,斯巴达男人一直要过到六十岁。
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很高,虽然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投票,但是她们有财产继承权。在亚里士多德时代,2/5的土地掌握在女继承人手上。与其他城邦不同的是,斯巴达少女也要接受体操训练,训练的时候与男孩子一样赤身露体。平常她们穿着半长袍,两侧开叉很高。斯巴达女人因而得了个外号——露大腿的人。事实上,她们连屁股都露得出来,因为那时候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内裤。虽然有婚姻制度,但是如果李四看上了朋友张三的老婆,可以大大方方向张三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在张三夫妇看来是件有面子的事情,所以通常都不会拒绝。可想而知的是,其他城邦的男人谈论斯巴达女人的时候,心态跟今天我们谈论巴黎女人时差不多。
柏拉图虽然不喜欢斯巴达的寡头制,却更加痛恨雅典浅薄的民主制。在他的《理想国》里,简直就是为能征善战的斯巴达人度身订做了一个角色,叫做“护卫者”。柏拉图认为,人们的私心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对城邦的忠诚。要想杜绝私心,显然就要消灭私有财产和家庭。所以在他的“理想国”中,护卫者只能拿工资,用于日常支出,但不能拥有不动产。进一步,为从根子上打消护卫者们攒钱的动力,他主张妇女和孩子共有,实行群婚制。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要被抱走,由母亲们或其他阶层提供的奶妈共同抚养。这样,不仅父亲的身份被混淆,连母亲的身份也被混淆了。
这个设计的麻烦在于:万一父亲与亲生女儿、母亲与亲生儿子,或者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之间发生了关系,岂不糟糕?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给出的办法是:父母一辈结合后七到十个月内,社团内所有生下的孩子都算是下一辈,上一辈不得与下一辈有性关系。考虑到人群中的年龄是一个连续的过渡,而且人是天天做爱的,并不像鹿那样一年只发情一个月,所以按这个办法划分辈份实际上完全没有操作性。柏拉图的这个设计还不如澳洲土著的婚级制。他们生而有标明自己婚级的名称,男女各分四级:在男子,分别为伊排、孔博、慕里和库比;在女子,分别为卡波塔、玛塔、布塔和伊帕塔。所有的伊排与所有的卡波塔互为婚配,与其他的则被禁止。余此类推。
在柏拉图的设计中,父母双方的身份都被混淆了,所以平辈之间也无法避免亲兄姐之间发生的性关系。这又怎么办呢?柏拉图的回答是:“如果当事人愿意,而德尔斐神谕又允许的话……”可见是在捣浆糊。当年维吉尔和朋友共享一个情妇,这个情妇还给他们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长大后,维吉尔和他的朋友轮流和他们的女儿睡觉——今天和维吉尔睡觉,就管那个朋友叫爸爸,次日再换过来。要知道,德尔斐神谕并不比轮流叫爸爸更靠谱些。
虽然柏拉图的具体设计有很大的缺陷,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对抗家庭,社团就必须财产公有,并打破血缘关系。史上最成功的社团,当推寺院。修道院也好,庙也好,都是财产公有并誓守独身的。
柏拉图之后,认为私有财产乃罪恶之薮的人、反感家庭的人,提出了种种设想。《乌托邦》虽然很有名,但今天看来简直就是笑料。托马斯·莫尔虽然主张财产公有,却并不反对家庭。他的主要设计,除了以30户为单位进行选举之外,亮点只在于城里人和农村人时不时的换工作。他也像吕库古那样主张取消货币,金子和银子平日只用来做马桶。遇到战时,把马桶拆下来敲一敲,用于给雇佣军发军饷。
空想社会主义者中,英国人圣西门组建的“和谐村”就是乌托邦的路子——财产公有,却保留家庭,很快以失败而告终。男社员们在地里集体劳动,女社员却拒绝给丈夫以外的男人洗床单,共产主义还怎么搞?
而法国人傅立叶却反过来,主张“不被束缚的情欲”,财产却是股份制分配。他的社团名叫“法朗吉”。在每一个法郎吉中,男女各分成若干小组居住,以避免某个女子专属于某个男子的情况发生。于是,便会产生某男小组与某女小组在劳动中建立起的“联婚”关系。本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效应,他坚信的结果是:“……不到两年时间产量即增长百分之五十。我曾说过,这种产量最初将比我们现在的产量增加三倍,而在恋爱自由获得平衡的情况下,会增加五倍。”他的财产股份制,具体是按资本4/12、劳动5/12和才能3/12的比例,对劳动所得进行分配。资本这一项,可以按每人加入法郎吉时交的钱算出来。劳动,按工分制就算也统计出得来吧。问题是,才能这东西怎么衡量呢?更糟糕的是,迫于外界舆论压力,法朗吉具体实施的时候又走了样。傅立叶手下的得力干将孔西德朗故意把傅立叶的“情欲”泛化为兴趣,极力维护家庭的地位。
倒是傅立叶的意大利拥趸罗西,在巴西建立了一个“塞西利亚社团”。1892年,33岁、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护士埃勒达与男伴阿尼巴勒一起加入了进来。罗西决定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实现导师傅立叶关于情欲的主张,要求埃勒达当自己的情妇,并向社团全体公开关系。据罗西自己说,他因而与阿尼巴勒建立起了朋友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接着,又有一个叫雅雷阿克的男人要求加入这场多角恋。没过多久,一位婚龄十八年、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意大利妇女也宣布加入。罗西兴奋地写道:“旧世界死了!家庭被打倒了!在它的废墟上将盛开无政府主义的拥抱之花……”然而,这个故事的结局却喜忧参半:雅雷阿克的兴趣很快就转到别的女人身上去了,阿尼巴勒终日借酒浇愁。而罗西,却和那位娃娃脸的女护士结了婚,婚礼“非常资产阶级化”。
在已有的种种尝试中,欧奈达无疑是成功的。其创始人约翰·诺伊斯1811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普特尼,自幼对宗教充满兴趣,20岁时进入耶鲁神学院,立志献身宗教事业。他既反对群交乱性的唯灵论,又反对独身禁欲、做礼拜时全身乱抖的“震颤派”,而是主张社团内“在同一范围内”的财产和性爱共享。他赞同婚姻,却又认为“构成婚姻的道义和忠诚在两百人之间和两个人之间一样可以存在”。其有趣之处,也正在于此。
1848年,包括诺伊斯夫妻二人的87名成员搬至纽约州的欧奈达的一所大房子里,正式成立了欧奈达社团。成员所有的财产都归集体所有。业务范围包括做水果罐头、织丝和制造打猎用具,后来又转向制作银器。前十年的总投资达到了108,000美元,在亏了4万美元之后,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好的年份还能略有盈余。成员最多时达到306人。
欧奈达并不排斥夫妻二人同时加入社团,也不要求一对夫妻在加入后解除二人的法律关系。但是一旦加入,两人的夫妻关系就“融解”到两百人范围的“夫妻关系”中去了。他们和其他成员一样,每个人都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以便于安排约会。在社团内,每个女性成员每周都会有三次与不同男人的“约会”。这使得整个社团内,一直沉浸在“不断求爱”的气氛当中。
男女交往并非完全没有限制,其最重要的特色即为“男性克制”。这与诺伊斯本人的婚姻生活有关。在结婚的头六年里,他的妻子哈丽雅特怀孕五次,五次居然全都难产,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妻子所遭受的巨大痛苦给诺伊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他在社团内推行“含蓄性交”,即:男人在过程中不能射精。这是个需要反复训练才能掌握的本领。所以,社团内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一开始只能和已经绝经的老年妇女性交,通过后者的帮助和指导,确实做到收放自如了,才能与生育期的年轻妇女约会。据说,通过这种特殊的训练后,虽然不能射精,男人也同样能领略到“异乎寻常的快感”,女方不消说,肯定每次都能达到“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含蓄性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不小心”弄出来的孩子,总共只有12个。
虽然性交人人有份,但生孩子可不是这样,只有优秀的男女才有资格生孩子。至于谁优秀谁不优秀,由诺伊斯领导的27人委员会来决定。不用说,诺伊斯本人肯定是“优秀者”之一。经过挑选后,53名妇女和38名男子获得了生育权。他们一共生出了58个孩子。其中9个孩子的父亲是诺伊斯本人。
从取消私产、性资源共享、社会分级和对优生的强调等诸方面来看,诺伊斯的欧奈达确实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非常接近。柏拉图只是建议通过巧妙的抽签剥夺劣质人的生育权,却没说出怎么个巧妙法。诺伊斯则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干脆利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诺伊斯老了之后,打算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但是不幸,诺伊斯的儿子没有他那样的领导能力。更糟的是,他还是个无神论者。成员中有个叫约翰·陶纳的起而争夺领导权,遂导致社团的内部矛盾和分裂。加之外部大环境的改变,内忧外患,致使欧奈达于1881年1月1日这一天宣布结束公有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时至今日,股东们不再互相睡觉了,但是业务似乎还开展得很不错——它仍然是美国上市公司之一。v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家族企业的权力转移问题,将是未来10年—20年里中国商业社会最敏感、津津乐道的话题。原因很简单,中国商业社会形成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是大体合拍的。中国商业社会的起点大约是1982年,随后,无数义无反顾的商业活动家开始其波澜壮阔的创业生涯,到了2008年,企业的年龄已经有26个年头。一般而言,创业者的掌舵时间平均为40年,于是,留给这些创始人权力转移的时间仅仅十多个年头。他们得思考的是,在这个时期是让孩子们继承,还是变成一个公众持有型公司;是像古代的皇帝一样,选择储君制度,还是将“王朝问题”(即继承权转移)变成一个股权分散化问题。
坦率地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创始人大多还是愿意保持家族企业的形态,在家族中挑选出精明强干的孩子来传承家族商业。香港的商业社会提前走了一个引导,香港商业资产的80%以上是控制在家族企业手上。实际上,整个世界都是这副德行!1999年,几位细心的经济学家,例如拉波塔(La Porta)和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计算了整个世界财富版图上家族企业的影响力(其文章名为“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他们发现,在标准普尔500强中,三分之一是家族企业,就整个世界而言,家族企业控制了大约一半以上的财富。拉波塔感叹道,“那种所谓的股权民主化和社会化运动并没有动摇世界财富秩序的根基,今天的世界跟摩根、古尔德大亨时代的世界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浅薄的人们总是在贬低家族企业的生命力、任人唯亲和脆弱的管理,但是,世界的财富掌门人还是他们,他们依然强大。”拉波塔的研究也引发了全世界对家族企业效率的重新认识。
尽管描述和研究家族企业权力转移的著作和文章非常多,但有关继承人的性别对家族企业影响和财富运作形态的变化却几乎是一个空白。这种盲区的形成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并没有仔细思考一个男性继承人和女性继承人在对待家族企业上的方式差异,他们将性别对家族商业的“冲击”模糊化了,于是,就构成了一种知识上“无知的跳跃”。
这其实是无法跳跃的。

财富帝国里的女储君
商业帝国里的女性继承人越来越多。
对于中国来说,标志性的事件是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发布,位居2007年中国富豪榜首位的竟然是位女性,她叫杨惠妍,25岁,是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的二女儿。杨国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转到女儿名下,杨惠妍形同“储君”。碧桂园是中国土地储备量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在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期,杨惠妍的身家高达高达1300亿港元,不过,遭受港股惨烈的波动,目前她的身家几乎缩水一半,她的身家崩溃式下跌象征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速朽。
跟杨惠妍情况近似的是印度首富、世界钢铁大王米塔尔的女儿巴蒂亚,她进入了家族企业米塔尔钢铁公司的董事会,并在公司担任高管职务,而米塔尔也有意栽培女儿成为未来家族商业的舵手。另外,美国著名的地产大亨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迷人的女继承人,她暂时被钦定为家族商业的未来灵魂人物,伊万卡目前担任家族集团地产部副主席。
在这里要做一个简要的划分,将家族商业女继承人同家族遗产女继承人区分开。前者指的是“事业接班人”,而后者则是家族财产的分享者,前者将被培养为“商业首领”,而后者有可能变为“消费首领”,前者的目标是家族财富的增值,而后者的目标是个人官感性的体验。
当今,家族遗产女继承人中最眩目者当属希尔顿酒店的遗产继承人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她的花边新闻、放荡生涯是坊间经久不衰的话题,她几乎成为富家女的一面旗帜,代表着性感、不羁、丑闻、怪异的时尚和无尽的消费力,她成为“糜烂和酷眩”生活的代名词,挑战着保守主义的道德战线。她有着很多忠实的模仿者,例如俄罗斯冶金业大亨瓦西里·阿尼西莫夫的女儿安娜·阿尼西莫娃(Anna Anisimova),她代表着东欧私有化掠夺运动后的富家女形象:前卫、开放、叛逆、混乱的私生活、崇尚物质主义、制造丰富的花边新闻。
毫无疑问,这种划分是必要的。但也存在模糊地带,例如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仪,她目前在演艺圈里混,不过混得并不如意,她也有继承父亲商业的想法,这是一个未定型的存在。
家族商业女继承人近似于“潜在的CEO或者董事长”,就像《花花公子》杂志女CEO克休·海里斯蒂·海弗纳,她的父亲老花花公子弗纳已经将商业权杖传递出去,而她正在竭力改变《花花公子》杂志硬色情的一贯做派,让《花花公子》转型为一本拥有更广阔市场的生活杂志,它的色情成分正在变“软”,克里斯蒂说,“我想让《花花公子》激起性感而不是性欲。”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的风格改造,当然,这种改造同克里斯蒂的性别有关,每一个女人都是潜在或者显性的女权主义者,而《花花公子》过去的商业路线则是高度迎合男人的欲望、将女人的身体过度“物化”,克里斯蒂抨击过这种“男性霸权”,尽管她的父亲警告过她,“这本杂志的主要顾客是男人,而性欲产生阅读欲”。

“弗洛伊德”法则
一直以来,对家族企业“王朝继承问题”的争论总是放在所谓的“竞争力”上面。它的比较项是“家族内部的继承人”和“外部市场的经理人”。像著名的管理学家Lazear就“力挺”家族继承人的能力,他认为,跟外聘的CEO相比,家族内部人有更崇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继承人是在为整个家族辉煌的历史延续而战斗,他们更愿意为家族企业的长期发展打算,不短视功利。而外聘经理却没有这种使命感和荣誉感,他们的眼中盯着货币报酬、期权股权以及个人退休金。
不过,更多的人认为,家族内部的“人才池”太小了,仅仅在小圈子里挑选CEO,而外部的经理人市场则是由无数精英组成的,他们的智力是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检验的。从挑选的广度和概率来说,外部CEO应该比家族继承人有着更出色的表现。
但是,北欧最重要的金融家族、瑞典的瓦伦伯格家族负责人告诉笔者,现在家族企业普遍弱化了长子继承,强化了家族子弟之间的竞争性。也就是说,家族内部可能有好几个潜在的未来领袖,家族也会建立不同的培养团队来给予栽培,他们逐年的表现将在家族年会上给予秘密的评定。于是,“在家族内部竞争、激励和培养体制健全的家族企业,他们的领袖往往出自家族内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认为家族企业没有效率、任人唯亲、不敢放权的批评是不恰当的,这种批评忽略了家族企业内部自发的改造和进步。
那么。真正有新意的家族企业问题在哪?丹麦的管理学家Bennedsen和Nielsen对世界上5334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时间跨度是1994年-2002年)和家族股权演化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继承人的性别对于家族的财富有着不同的冲击。如果家族掌门人(一般是父亲)选择男孩做继承人,那么,家族的公司将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不排除家族对股权的控制力在减弱),而选择女性做继承人,那么家族的控制力(凝聚力)增强,但是整个公司的股权价值并不是最大化的。简单地说,如果领袖是女人,她们宁可在高价位保留股权,也要竭力维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在家族企业不好的情况下,男继承人更愿意抛售股权来融资,而女继承人则更愿意抵押股权来融资。家族控制权的关注度成了继承人性别冲击最明显的标识。
典型的故事是福特家族,福特家族都是传给男性继承人,但自老亨利·福特之后,福特家族的持股一直是下降的,60年代减持最多。即使在最近,福特家族继承人也一直想抛售福特股票。与之相对应的是过去《华盛顿邮报》德高望重的掌门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她继承了父亲的报业,并使报纸发扬光大,最突出的成就是揪出“水门事件”。纵观凯瑟琳.格雷厄姆一生,她都一直反对弱化家族对《华盛顿邮报》的控制力。
我认为对这种性别差异诞生控制权关注度不同的合理解释应采用“弗洛伊德法则”。弗洛伊德认为,男孩都有“杀父情结”,而女孩则有“恋父情结”。男继承人对父亲遗留下来的事业往往采取单纯的价值最大化的态度,他内心深处并没有将父亲的事业同自己的内心联成一体,他暗中毁坏父亲积累下来的控制模式、商业模式和价值模式,他更愿意采纳自己的独立思想,他更看重自己的名字在家族商业传承中的独特的角色。而女继承人往往是家族价值的维护者,她愿意将家族的名字永远刻在企业的存续中。
香港首富李嘉诚同儿子李泽楷之间微妙的关系可以佐证这种男性继承人的不安分。在“电盈和网通”事件中,李泽楷则完全违背父亲的家族哲学和商业模式,刻意追求公司财务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李嘉诚式的“人脉价值最大化”,不惜激怒中国国资委。而李嘉诚则不得不对其儿子的行为“大力修补”。
“弗洛伊德法则”主宰了继承人性别差异对家族企业未来价值冲击的大致图景,如果把商业社会比方成一个父系社会的话(男性的创始人)——一个隐藏的性别政治下的父系社会,那么女性继承人往往成为父系社会的维护者,而男性继承人则充当了相反的角色。
这真的有点出乎意外。v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出轨的王朝》
押沙龙 著 鹭江出版社
所谓“出轨”,指的是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制一直就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只有晋朝——尤其是渡江之后的东晋——是个例外。从司马睿起,皇帝们从未拥有过比斯巴达国王们更大的实权,政治被牢牢掌握在贵族阶层的手中。晋朝,这个有着浓郁寡头制色彩的王朝,因而成为异类、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次“出轨”。
历史这门学科,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不是科学。既然历史事件无法复制,那么针对历史提出的任何假说也就无从检验。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不过是妄人妄语罢了。而从已有的历史出发去预测未来,也是完全无效的。正如罗素所说:“过去文明的例子太少,不足以保证一种归纳。”
既然归纳法失效于历史学,那么,基于逻辑思辨的方法又如何呢?这同样存在麻烦。因为,历史研究不仅无法证伪,同时也无法摆脱研究者的价值观。这样一来,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客观真实性云云,也就无从谈起了。所谓的历史事实,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心理学的事实”罢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切蛋糕,专业的身份和门槛实在是没有强调的必要。爱吃蛋糕的民间人士,切蛋糕的水平应该和专业蛋糕切割员没啥区别。
长期以来,专业蛋糕切割员的工作并不能让广大食客满意。正如押沙龙在他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打开一本历史书,里面记载最多的往往是‘张大帅打了李大帅,王大帅又打了张大帅,最后他们又都被赵大帅捉了去’。如果你不喜欢看打仗地故事,那么你也可以读到‘生产力大大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但赵大帅的故事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并不能让我们明白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可能更糊涂了”。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充分暴露出中国历史学专业人士视角之狭隘。翻开史书,枯燥的帝王纪年和战争之外,只有些许文人雅士的俏皮话点缀其间。普通民众无名无姓、无关紧要,他们被高度简化为一个“民”字,在几千年里周期性地安居乐业或饿殍遍野,只是为了证明某个大人物的好坏,才有机会在注脚中出现。但是押沙龙这个“民间写作者”,却对探究平头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想知道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心里藏着什么小欲望小烦恼。所以,在这本关于晋朝的书里,政治和战争这些常规话题之外,押沙龙还拿出一半以上的篇幅,去探究平常百姓的信仰、情爱和居家旅行,读来实在是趣味横生。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政治和战争这些老套话题上,作者也能做到新意迭出。较之目前坊间流行的各种《资治通鉴》的白话文翻译,这种新意显得尤为可贵。正如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朝的税收》一书中,通过分析物流成本揭示了明朝中央集权制下征税的困境一样,押沙龙也注意到了晋朝时期交通和信息传送的困难,对政权样式的影响。而在《一场奔跑催毁了一个帝国》一章中,他列举了后勤和战场指挥的种种困难,揭示出淝水之战前秦军队真正的败因。他的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公元前418年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一场战斗:双方列阵完毕即将进行战斗之际,斯巴达国王阿吉斯突然决定抽调左翼的一部份军队去补充右翼,结果引发混乱,陆战中鲜有败绩的斯巴达,此战中一败涂地。要知道,阿吉斯所指挥的军队,只有4184人。而在淝水之战中,符坚指挥的是一支由多个民族组织、彼此语言不通的大军,人数超过二十万,难度可想而知。当时符坚的如意算盘是:他把人马从淝水西岸稍稍后撤,待河对岸的晋军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再发起攻击,焉得不胜!然而这个战略构想却使他蒙受了比宋襄公更大的不幸:当后队变前队,向后撤退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士兵并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撤退。在惊恐和猜疑中,缓慢撤退的步子越迈越急,最后变成了没命的奔跑。
之前,我们见过这样的历史解读吗?押沙龙,这个历史的民间写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开蛋糕,并朝我高声念了一句《黑客帝国》里的台词:“我多想让你看到我所看到的景象”。我要告诉他的是:I saw,I nodded, I sighed!

《赢者的诅咒》
[美]理查德·H·泰勒 著 陈宇峰 曲亮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的大麻烦,在于“经济理性人”这么个理论建构的基础假设:人必须是理性的,也是自利的。以搏弈论为例:妈妈给大林十块钱,让他提出个方案与弟弟小林分。如果小林拒绝了他的方案,十块钱就由妈妈收回。按照搏弈论,大林的方案应该是给小林1分钱,自己留9.99元。但就算小林是斯坦福经济学博士,这个出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理性和自利这两个预设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生效,或表现得很不纯粹,所以经济学理论往往不能正确事先预测甚至事后解读事实,产生了各种“反常”。为什么给证券公司看大门的老头,收入比给小学看大门的要高一大截?为什么将近80%的拍卖赢家或公司并购案的胜者会后悔?为什么人力资源部为一个职务面试的人越多就会对最终录取者越失望?为什么收入偏高的行业,其从业人员的平均智商却是偏低的?诸如此类的“反常”现象,泰勒一一列举并试图给出解释,读来令人不忍掩卷,实在是太有趣了。
《围城》里方鸿渐曾发宏论:“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在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剩下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此类问题,被称为“跨期选择”,书中亦有涉及:为95名哈佛的学生免费提供一顿他们喜欢的法式晚餐,再提供一顿他们不怎么喜欢的希腊晚餐。结果,57%的人选择了先吃希腊餐后吃法餐。
这让我想起了“朝三暮四”的个成语:“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看来,与猴子相比,人类的气质实在是比较忧郁啊。这个经济学理论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一个文学现象:为什么只有诗人,却没有诗猴。

《女人的起源》
[英]伊莲·摩根 刘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笔者前些日子介绍莫瑞斯的《裸女》一书时,提到过他反对的一个“水生说”。这个学说的观点是:天气大旱后,东非的森林变成了草原,人类祖先从树上来到地面,为了躲避狮子,不得不在浅水区域生活很长时间,于是像海牛、海豚和鲸之类的水生哺乳动物一样,褪掉了体毛。
这个水生说有两个很大的问题无法解释:第一个是,为什么其他哺乳动物改由水生后,前肢退化为鳍状物,而人的手,持续进化的方向如此不同?第二个问题更要命:在浅水区活得好好的,那为什么又要离开呢?要知道,相比于留在浅水区吃螃蟹、扇贝和手撕海带,回到岸上去发展农业实在不是个好主意。
伊莲·摩根是水生说最有力的传播者。原因在于她本业是个做电视剧的,相比于学者,她更知道如何获得公众的关注。另一个原因则是,她给这个水生说披了件女性主义的外衣,搭了顺风车。
进化论远未成为定论,这为各种稀奇古怪的假说提供了平台。看这些假说彼此PK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时还长知识。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伊莲给自己的书起名为《The Descent of Woman》,名字化自达尔文的《The Descent of Man》。但中文译者显然辜负了作者的这番苦心和隐旨,把书名翻成了《女人的起源》,这是很不靠谱的,应该翻成《女人的由来》才对。

出《生命的未来》
[美]E·O·威尔逊 著 陈家宽等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在美国,E·O·威尔逊是个墙内墙外都香的大名人,1996年还被《时代》杂志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5位美国人之一。在墙内,作为顶尖级的生物学家,与另一位生物学家斯蒂芬·J·古尔德激辩多年,难分高下。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进化”的本质。双方都同意适应的标准是“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强”。也都同意照此标准,最适应的生物是细菌。分歧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诸如蚂蚁、鱼、犀牛、包括人类自己的高等生物呢?这岂不是越进化就越不适应环境了么?
古尔德提出一个聪明的“醉汉理论”来为自己辩解:酸汉沿着一条四十英尺宽的路回家,路左边是酒吧的墙,右边是深沟。细菌这个醉汉随机性地东倒西歪走了一段之后一定会掉到右边的沟里,成为高等生物。因为它是非寄生生物中最简单的,没办法进化成更简单的生物(越过左边的墙)。所以他坚称,所有的高等生物只不过是进化过程中的“意外”。
威尔逊则认为高等生物的出现并不是意外,而是必然。他说:“整个生命史显示的都是从简单的少数,进步到复杂的多数。过去的几十亿年以来,所有动物在体型、觅食、防卫技巧、大脑和行为模式、社会组织,以及对环境的控制方面,都是在朝上进化……根据任何标准而言,进步都是生命进化的性质,其中包括行为企图和目标的达成。”
威尔逊坚称进化过程中存在着“越来越高级”的内驱力量,这符合自组织理论:一个耗散系统有着“自发的”向复杂化演化的倾向。但他的这一观点庶几近于拉马克主义,因而遭到正统派的诘难。但我感觉二人之间的分歧就像伊斯兰教内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总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不过一个是原教旨,另一个重诠释罢了。
威尔逊的墙外香,则归因于他多年来为环境保护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即由他创造。《生命的未来》一书,就是他关于“生物多样性”的what、why和how等问题面向大众的全面阐述。此书文笔优美、内容详实、权威性强。说它是环保人士的《圣经》级读品,当不是过誉之赞。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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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初写下未来一年的预测,就如赌明天市场是涨是跌一样,是完全毫无意义的废话,但总吸引眼球。
股市的短期波动,远比天气更难预测。就算再大型的计算机,也无法准确判断出澳洲蝴蝶翅膀振动反馈形成的误差方向,市场每天都在变,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月夜赶科场。谁又能准确分别出每天的参与者是谁?他用钱投票了吗?还是在发呆睡懒觉?什么是骆驼身上最后一根稻草?事前,没有人知道,但事后,地球人都知道。所以,吴赌场、许千点、国有股减持、5-30印花税,平安融资……,每一日,市场都在为每一次下跌寻找那一只不幸的替罪羊。
只有站在漫长的时间历史长河,才看的出多少微不足道的个人,不经意之间的点滴努力,又如何的推动世界的不断变化,起乘转合,波浪壮阔。凯恩斯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但事实却是:世界在一代代间变化,有些公司如过眼云烟,有些公司却基业常青。最常见用来说明公司长存的例子是GE和汇丰。
GE的历史,到现在超过110年,1890年前后,爱迪生成立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这一年凯恩斯7岁。
两年后,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合并成为通用电气公司(GE)。在在此后百余年间,创业之初的照明电气业务,一直永存不息,乃因人类自当日开始,便走入电气照明时代,便如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便穿上衣服一样,此类业务,相信除非核子战争发生,文明彻底毁灭,否则,目前看起来,仍然将继续生存。但百余年间,GE不断引入新的跨领域业务,从飞机引擎、金融保险再到小企业解决方案,业务不断随潮流与时俱进。
再到80年代,传奇人物韦尔奇挂帅之后,从对计算机应用强烈抗拒的旧传统,突然彻底解放思想,转变为对互联网应用的强烈拥抱,再进一步将GE带领到新的传奇中去。
凯恩斯到今日,已经死了不止60年了,GE则仍不断发展中。在凯恩斯在世的任何一年,只要他将在剑桥授课或者到处开会走穴得到的薪水花红,不断买入GE,便可以享受到作为GE股东的公司发展股权收益,以及随公司发展所得到的分红派息,根本无须炒上炒落。虽然凯恩斯本人炒股战绩彪悍,短线成就也很高,更远胜于马克思,因此为企业家的工作创造出“动物精神”这一概念。但他也有短炒失败,接近破产的时候,由此看来,殊为不智。所以,如果从投资理财之道,凯总恩斯,应该放弃短炒,而每年不断拿积蓄买入GE,便已足够。
再来看看汇丰银行,和GE多元业务拓展不同,汇丰的主要产品是钱,业务单一。汇丰银行(HSBC),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到今天超过140年历史。清光绪八年(1882),在天津开了分行。上海的分行,和香港分行差不多同时成立,在上海最早的大楼,是在现今和平饭店南楼,而后,在浦东,修建了一栋宏伟的房子。到今天,也接近100年历史。
这段历史,和中国人的近代史密切相关。140多年来,发生了多少事?满清时候,汇丰作为外资银行,地位待遇与本国不同,民国意识形态变化纷纭,社会动荡不安,日本人入侵时,将天津分行,占为己有。1949年,解放军入城,1955年,汇丰银行的上海大楼,成为市政府所在地。此后,1997年,香港回归,汇丰怕再度发生类似事件,又将总部迁到伦敦,形成双总部制。再到近年,次债风波突起,汇丰大量拨备,令市场担忧。这百余年间,多少风云起伏,但汇丰依然屹立不倒,最近30年,盈利和派息不断增加,如果坚持定期定投,用月供办法买入汇丰,是远胜于将金钱储蓄于汇丰银行,备受通涨侵蚀。这就是香港师奶的投资大智慧,香港人有“圣诞钟,买汇丰”之语,也是因为这30年传统智慧累积而成。
所以,真正投资之道,是把钱放进一家公司里,由公司代为经营管理,与时俱进。投资者,只须监察公司经营,而后坐享其成便可以了,而无须理会经济周期。这一派思维,便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思维变种之一,即是好公司,长抱不放。但考虑到巴总的投资说辞,市场人尽皆知,甚至发展出更多变种,比如但总斌的终生持有,如信仰上帝,看起来便很走火入魔。当日和GE一起上榜的蓝筹,超过10只,而今安在?超过100年历史的巴林银行,也被一神奇小子,弄的一夕崩溃。所以,投资如果只信守死抱某一公司,以为由此便是价值投资,必胜无疑,便是大谬。
资本主义精神的特质,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创造性破坏,也即弱肉强食,而游戏之外的社会大众,和强者一起分一杯羹,由此社会以失败者者破产为代价,整体福利大增,该游戏极为残酷。资本主义的特征模型,便是游戏《大富翁》,这个游戏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八代,其中以第四代最为出名。无论参与者是阿土伯,孙小美,还是钱夫人,游戏最终,必然以有人破产或者现金流枯竭,最终财富集中于一家而告终。而在游戏之初,是猜测不出哪一个会赢,乃因中间过程,有大量意外事件,比如走到运气牌,被监禁10天,又或碰巧走到竞争对手的昂贵土地上,交大量租金,所以,财富在游戏者手中,不断重新分配。如果长抱不放,死守一家公司,便如一开始盲目买入阿土伯,如果致胜,乃是运气,而不是智慧。
市场中的另一种说法,是买入股票后,埋入坟墓,然后长眠之后,便成富翁,其谬误也与此同一道理,乃因资本主义的竞争,创造性破坏,千变万化,无人可事先准确计算出长期下某一博弈的结果。这也是经典静态博弈论,只有在预先极其明确地确定博弈规则,并设定极其少量的博弈参与者之后,才能模拟出结算结果的原因,其在市场的可应用性极低。真实市场中,参与者众,一开始买中千里马的概率,更是低之又低。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中移动和中联通的竞争,在2002年以前,差别无几,但在2003年后3年间,移动则明显跑出,竞争的结果,是事前不能知晓的。所以,若盲目买入,死抱不放,谓之价值投资,致胜概率,相信远低于六合彩。这是我从来不信所谓长抱不放,犹如信仰这种策略的原因,
理解公司经营之道,通过财务技巧,监察公司资产是否日渐增加,现金流是否源源不绝可以抵御各种意外风险,考察每一轮回之后,游戏者是否获得更多可以收入现金的土地,并形成绝对优势,由此投资者逐渐增加注码,方是投资之道。至于是长期持有,还是短线炒卖,关键在于监察经济大环境及公司运作。一旦经济大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运作无法抵御这种变化,又或公司管理层运作本身出现问题,便应赶快跳船逃生,所以,所谓长期短期,乃是事后卖了才知道,而非事前可以规划。市场更多出现的,乃是48元买入中石油,跌到24,便做长期价值投资,以做心理安慰。跌到12,则彻底遗忘,买股买成股东。这实际上,并非价值投资之道,更非投资之道。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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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贵族》
[美] H·W·布兰登 著 楚建海 译 中信出版社
按传统观念,货币的功能有三:交易符号、财富储存和计账单位。按说,这些功能应该是三位一体的,但从历史上看,却有很多的例外。比如在中国,很久以来白银一直承担着财富储存的功能,除非国家规定必须以银两交税,否则流通性是很差的,流通的功能由铜钱承担。农民卖给商人货物,宁肯要一千文铜钱,也不要一个价值1300文的银锭。这在现代人看来,当然是很古怪的事情。
美国这个很年轻的国家,是一只很好的果蝇,用来剖析一国之货币历史。《货币贵族》一书从汉密尔顿崭露头角写到格林斯潘光荣退休,时间跨度也不过两百多年。但是货币这东西可能遇到的问题,美国都发生过。比如金本位的崩溃、信用危机和投机、联邦各州独立发行纸币—-哈耶克声称货币自由竞争必将产生出一个稳定的优胜者,这个喜人场面并未出现,反而引发了交易混乱和竞相贬值。习惯使用金币和银币的人们,骨子里对纸币抱怀疑的情绪。更何况,邦联主义者本来就是主张主权在州的,所以对于联邦政府建立中央银行去垄断债券和纸币的发行权,产生了强烈的抵触。美元和联邦政府的金融机构从怀孕、分娩到成长,就一直纠缠着联邦主义者与邦联主义者之间、资本家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中。争吵必然以妥协达成共识: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都有固定的经营期限,即二十年。同时法律规定:由美国总统代表国民认购其20%的股份,其余的80%股权则出售给私人。为了进一步打消国民的疑虑,特意规定联邦政府认购股份时,金银这样的硬通货必须占到25%。
自建国后,除了上述两个银行经营的四十年间,美国一直就没有一个央行。州一级的立法权和税收权就在这些空间期得到巩固并成为政治传统。这种情况一直到1913年才得到彻底改变。那一年,美联储诞生——与其他国家的央行完全不同的是,美联储被设计成一个完全的私人拥有股份的银行,联邦政府不再认购20%的股权。虽然最初的设计是“总统任命、国会审核、独立人士出任董事、银行家做顾问”,但是美联储独家拥有发行政府债券的权力。它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多少,还对货币量进行调控,在美元和债券二者之间形成多空机制,以保证币值的稳定。另外,美联储还有权为得到自己的运营费用而征税的权力。这样一来,国会对它的控制也就谈不上了。总统对该机构的权力则仅限于任命主席——产权制度本身,决定了美国货币政策相对于行政部门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这个制度的弊端,在于美联储的屁股是坐在寡头一边的。比如29年的大萧条源于它自私自利地收紧银根,置全体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又比如七十年代银根过松,导致了高通货膨胀。但与其他国家由政府控制的央行相比,美联储的表现要优秀得多。
时至今日,每个养老金领取者都成了某基金的股东,金融寡头与劳苦大众之间已不再泾渭分明。金本位的崩溃、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差异性、一国货币强行限制于一国内流通、各种金融工具的衍生,这一切已经无法对应金融和经济的全球化这一现实。在这个确定性消解的时代,财富的确定性也同时消解了。以前,把金子藏在旧袜子里,隔二十年拿出来,不管朝代更迭沧海桑田,那块金子还是块金子。但是现在,不论你在旧袜子里藏了些什么——贵金属、美元、债券、股票,二十年后拿出来,如果碰巧那时候大家都很乐观,谈十五年长牛、谈一万点指日可待,那这只袜子就是增值的。可如果碰巧大家都比较悲观—-经济学家在谈货币从紧,商人在谈拐点,那这只袜子就糟糕了。

《赛博空间的奥德赛》
[荷] 约斯·德·穆尔 著 麦永维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个新事物出现后,人们总是用打比方的办法来帮助对它的理解。比如汽车刚出来的时候,即被誉为“无马之车”,以说明汽车这东西没有马在前面拉着它自己也会跑、也能载人拉货。这个比喻在帮助我们理解新事物的同时,却也产生了很大的害处。因为按帕里斯勒的观点,我们同时生活在物理、精神和词语的三重世界中。马车时代的时空观和精神世界,就这样附在“无马之车”的比喻上,顽固地保留下来,让我们对汽车带来的沧海桑田式的变化浑然不觉。
与互联网一起,一大串“无马之车”的比喻也扑面而来——信息高速公路、社区、道具、虚拟商店。这些比喻帮助我们理解、给我们承诺,让我们相信这仍然是一个为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但词语谎言的盖子终将被揭开,我们被抛入完全陌生的异形时空和精神世界,茫然四顾,心怀悽惶。Cyber一词含有控制之意,是否暗示着《1984》中描述的可怕场景在今天得以实现?交错盘杂无远弗届的网线,是不是就是那位从不露面的老大哥?cyberspace中的space又是一个“无马之车”。我们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赛博空间的“空间属性”呢?两个同处一城的男女彼此都确认,如果见面就会发生真实的性爱,但他们却拒绝这样做,而只满足于网婚和虚拟性爱。如果有一天,一方删除了自己所有的网络信息并不再出现,对于网婚的另一方来说,他/她失去的是一些比特,还是一个真实的爱人?在BBS上,每个人都会花几年的时间去构建一个虚拟身份。那么,每一个ID都是一个生命吗?日本京都的大王寺网站,每年10月24号(千字节是1024比特)都要举行一次佛教仪式,以纪念网上亡逝的信息。这些信息真的像灵魂那样,具有哲学上的本体意义吗?
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去思考互联网,才能理解作者为何一开始要花很大的篇幅去追溯自牛顿、莱布尼茨以降,一直到康德和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和空间观。最终,他在海德格尔那里找到了令真实空间与赛博空间都能接受的答案:空间既不客观,也不主观,而是显现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的行动中。空间的揭示与发现仅仅在是“此在”与现实事物之间相遇的一种可能性。
从这样的空间观出发,作者讨论了赛博空间中的技术、政治、文学和电影、个体身份的建构和认同,甚至谈到了虚拟宗教。其目的,正如作者所说,“是希望回答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赛博空间?这种特定的空间-时间以何种方式 影响我们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理解?我们穿越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会在多大程度上现实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

《科学史》
[英] W·C·丹皮尔 李珩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著名的书是以一首小诗作为开头的:  
最初,人们尝试用魔咒,
来使大地丰产,
来使家禽牲畜不受摧残,
来使幼小者降生时平平安安。   

接着,他们又祈求反复无常的天神,  
不要降下大火与洪水的灾难;  
他们烟火缭绕的祭品,  
在鲜血染红的祭坛上焚燃。
      
后来又有大胆的哲人和圣贤,  
制定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案,
想用思维或神圣的书卷,
来证明大自然应该如此这般。  

但是大自然在微笑——斯芬克司式的笑脸,  
注视着好景不长的哲人和圣贤,  
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  
他们的方案就烟消云散。  

接着就来了一批热心人,地位比较卑贱,  
他们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方案,  
满足于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只是观察、幻想和检验。      

很明显,这第一、二、三、五小段分别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认识论的四个阶段——巫术、宗教、哲人王和科学。大体上说,迷信和宗教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以鬼神的主人自居;而后者则以鬼神的仆人自居。而从认识的过程来看,巫术和科学正是一对儿孪生姐妹——二者都相信因果律——如果A,那么一定B。  
以天主教经院哲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来看,经院哲学在展开思辨之前其结论就已经“先验”地确立——上帝存在;而后者,自称在观察和归纳之前,是不肯先下结论的。但是,恰恰是经院哲学在其“元命题错误”的前提下展开的一系列思辨,为科学人预先提供了必要的逻辑训练。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用丹皮尔的话来说——经院哲学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份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的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历史上有过这种用科学通吃一切的妄想,比如拉普拉斯。在他眼里,整个宇宙就是一台大机器、一个多元方程,只要明确一切初始条件,就可以推导出未来的一切。这种“科学人”的妄想到了马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他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实验心理学家们打算用无数个实验来彻底解决人类自身的心理问题、修拉自认为他那科学的点彩画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艺术中的所有问题、福楼拜也在积极地探索小说中的“科学定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大事情,那就是,认识的限界问题。说到底,并不存在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一种“实在”之所以能够成为“实在”,它必须要先被你感知,然后才谈得上理解。此之谓认识的主体性问题。  
丹皮尔的这本《科学史》成书于1929年,比这晚不了几年,波普发表了《认识论的两大根本问题》。早在七十多年前,波普就解决了认识论中的所谓“休谟问题”和“康德问题”。前者,指法则性命题如何根据个别观察事件而被归纳法“赋予”正当性;后者,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划了一道界限。 
书中那首小诗是这样结束的:  
大自然在微笑——  
仍然没有供出她内心的秘密;  
她不可思议地保护着,  
猜不透的斯芬克思之谜。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著 李继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本写于2003年的书,甫一出版就在美国大受追捧。中文译本到今天为止也已经加印了18次之多。对于一本由籍籍无名之辈写出的第一本小说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故事很简单:阿米尔是一个富裕的普什图家族中的独生子,从小就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玩伴哈桑。哈桑是仆人之子,属于低贱的哈扎拉族。哈桑对阿米尔的忠诚无以复加、不附带任何条件。哈桑对阿米尔的信念是:“为你,千千万万遍!”事实上,友谊这东西,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很难维持长久。今天甲送乙一块豆腐、明天乙拿一块豆腐干来还礼的友谊,时间不长就会无疾而终。鞭子一样的伤害,反而能将友谊的陀螺抽得飞转,这是陀螺保持稳定的惟一办法。
相比于友谊,爱情却不是很符合“陀螺原理”,因为爱情无非是本能的性欲与投射出的自恋二者混和而成的鸡尾酒。后者的成份多一点,就是爱情;前者的成份多一点,即是情爱。不论如何变化,性欲和自恋二者都属于比较自我的成份。但友谊却更多地体现于两主体之间的间性,从而产生出越不平等却越牢固的怪现象。
一次风筝比赛后,哈桑为阿米尔追到了他迫切想得到的战利品——一只蓝风筝。三个恶少迫使哈桑在保留那只风筝和被鸡奸之间做出选择,哈桑选择了前者。阿米尔躲在暗处看着这一切,没有勇气走出来。内疚和自责使得阿米尔无法再忍受继续与哈桑共同生活,他诬陷哈桑偷了他的钱和手表,哈桑为了保护阿米尔不被拆穿,承认了指控,黯然离开。
俄国人带来了战争。阿米尔和爸爸辗转逃到美国,以在跳蚤市场贩卖旧货为生。对哈桑的愧疚与日俱增,难以排遣。而哈桑——其实是阿米尔的父亲与仆人妻子通奸所生——又回到了喀布尔守着老宅,盼望着有一天战争结束,能把房子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他的阿米尔少爷,被看中那房子的塔利班枪杀在大街上。
阿米尔踏上归程,既为了救出哈桑的儿子,也为了让自己再次成为一个好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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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12日,当袁庚起草、交通部党组上报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得到国务院批准时,招商局,这个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包括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等)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洋务运动的产物,已经沦为“照相局”(其建筑古旧,得旅游者青睐)。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提交《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该月31日,报告获批准。被中断的中国商业历史开始重建,其难度并不亚于1872年李鸿章上“试办招商轮船折”开办招商局。1979年,蛇口工业区初建,交通部派来一批干部。剑桥大学代表团来访问,某干部问:“你们建多大的桥?”某干部去香港考察,回来汇报自己的思想发生的不是180度而是360度的转变。
有一次,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组成代表团到蛇口参观,梁宪负责接待。在一个沙盘前面介绍了蛇口的改革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很有名的教授问梁宪:“梁宪同志,你刚才讲的头头是道,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计划打算什么时候再跟社会主义挂钩呢?”另一次,深圳为十几个开放城市的市长、局长办培训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让梁宪请一两个外面的学者来讲学。梁宪请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华裔教授。该教授讲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梁宪要送教授走的时候,被一位深圳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叫住了。“你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工作?”梁宪如实回答。“你为什么请这样的反动分子来讲课,你知道他今天讲的东西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吗?你知道台下坐的都是什么人?一个个的市长,你们算什么?”那位华裔教授一定纳闷自己怎么就成了“反动分子”。袁庚听说后批评梁宪:你为什么不讲是谷牧同志让你请来的呢?“我说没有必要,”梁宪回忆说,“他(副秘书长)的水平低是他的事。”
“一个社会,政府官员不是社会精英,文化低,行政官员不懂行政管理,你让他放权是很难的,让他发展商品经济也难。”回忆当年,梁宪说。
更为凶险的是,曾经有人找到梁,动员他揭发袁庚等人 “里通外国”。
即便是到了1988年初,关于商品经济的争论仍然能够构成后来被称为“蛇口风波”的政治事件。
所以,袁庚视政治体制改革为第一要务。纪实文学作家李士非在其作品《热血男儿》中记录了1983年2月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蛇口视察时与袁庚的一段对话。
“袁庚: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好下场。康有为、梁启超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结果六君子杀了头。孙中山也是搞改革的,也失败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胡耀邦: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我们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惟恐照顾不周。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 所以,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我们这里想搞个改革试点,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有些领导一旦权在手,就有人自动送礼上门,如果头脑不清醒,不能自律,就会忘乎所以。还有些干部自己不懂又装懂,诸如此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
“胡耀邦:(点头)好!很好!”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美国《新闻周刊》为此写道:“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民们的问题。……从而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自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的实际待遇一由民意决定。1987年5月,应群众要求,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行政机构改组为董事会。袁庚虽然被选为董事长,但仍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5名董事落选。干部的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打破。
媒体的监督作用被高度重视。1985年2月28日,一封批评袁庚不懂管理的群众来信出现在蛇口机关报《蛇口通讯报》上。此前,报社曾三次请袁庚过目,均遭袁拒绝。这是又一个强烈的信号。该报在“蛇口风波”中的表现顺理成章。
1988年11月12日,出席“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企业家参观了蛇口,71岁的袁庚在南山大酒店欢迎酒会上作了即席演讲。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蛇口关于招商局的最简洁说明,早年经袁庚之手调入蛇口的余昌民在自己的博客上登载了全文。
我以为,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要困难得多。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这个地方,是由跻身香港的一个中资机构——招商局全资开发经营的,而不是运用政府的行政功能开发的。这里的企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三资企业,这就意味着,蛇口自出娘胎就先天具有适应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功能。作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经济效益,没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对于蛇口来说,开拓国际市场尤重于国内市场。人民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完全是按照国际自由竞争机制和经济规律、价值法则所规范的,而这种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各种体制的改革。
在蛇口,当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淡化特权和官本位,冻结了过去在内地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如果你问某个蛇口人现在是什么级别,是局长还是处长,那将引起哄堂大笑。这里的许多干部更乐意在企业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们的困难是,如果让一个干部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工作,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说服他。
我们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时,非常重视它的公平和合理性。比如住房,任何人不能靠特权获得,在商品面前人人平等;至于薪酬,则要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来确定。包括国务院明文规定的赴港出国允许携带大件的特权,我们早就主动取消了。
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做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在这里已坚持六年了。这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不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各种群众性的压力团体等等。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我们提倡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任何人、任何思想流派,只要不是想推翻共产党和搞人身攻击的话,他都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所有这些,加上人才的合理流动、职业的双向选择,都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华,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不是违背自己的良知,扭曲自己的个性。
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博士,三个月前在这里和我见面时曾经有过一段对话。他问道:“开发蛇口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我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工艺、管理。我们要创造繁衍现代文明的土壤,但决不能提供色情、暴力、同性恋、艾滋病滋生的土壤。我们要避免和防止西方的道德危机。
刚才有记者问:“蛇口今后的希望在哪里?”我想,蛇口的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够看到落后。八十年前,招商局历史上的一位知名人士郑观应写过《盛世危言》,曾想力挽招商局的衰败,但随着改革派人物谭嗣同的人头落地,当时的招商局也就跟着一蹶不振。以史为鉴,可以兴废。
今天,我们还是要用《盛世危言》警惕自己,如果在座诸位能够不客气地为我们指出缺点和不足,指出今天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阴暗面,那才够得上真正的朋友!
这次演讲后3年,袁庚从蛇口离休。此时,日后将放射耀眼光芒的中集(建于1980年)、招商银行(1987年)、平安保险(1988年)都已建立。而受到蛇口精神鼓舞的更多的将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也已经或正在向这里赶来。
1983年,30岁出头的王石来到深圳。“当初并不清楚自己出来干什么,”他说,“听到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才知道应该是为财富而奋斗。一开始是为自己,然后就是为社会。”紧跟着,人到中年的任正非创立了华为。
1989年,张思民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部辞职,在蛇口的3间普通民房里开始酝酿海王集团。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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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减排的气体
CDM规则包含的温室气体有:CO2、CH4、N2O、HFCs、PFCs、SF6。其中排放一吨CH4相当于排放21吨CO2、排放一吨N2O相当于310吨CO2,排放一吨HFCs相当于排放140-11700吨CO2。

您的行业
能源工业(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能源)、能源分配、能源需求、制造业、化工行业、建筑行业、交通运输业、矿产品、金属生产、燃料的飞逸性排放(固体燃料,石油和天然气)、碳卤化合物和六氟化硫的生产和消费产生的逸散排放、溶剂的使用、废物处置、造林和再造林、农业。

您的技术
任何有益于减排、回收、吸收温室气体的技术。包括:
1、高效洁净的发电技术及热电联产,如天然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超临界燃煤发电、压力循环流化床锅炉发电、多联产燃煤发电等;
2、高效低损耗电力输配系统;
3、燃煤工业及民用锅炉窑炉,包括炼焦窑炉、高炉节能技术改造;
4、高耗能工业设备和工艺流程节能改造,钢铁、石化、建材工业等;
5、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业通用设备节电改造,如变频调速高效马达、高效风机水泵、绿色照明、非晶态高效配电变压器、电热炉改造等;
6、城市建筑节能示范项目、节能建筑设计、建筑能源系统优化、免烧砖新型建材;
7、城市交通节能示范项目,包括天然气燃料车、燃料电池车、高效车辆引擎等,以及混合燃料电动车、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应用;
8、北方城市推广天然气集中供热;
9、煤矿煤层甲烷气的回收利用、燃气发电供热;
10、生物质能高效转换系统:集中供热、供气和发电示范工程;
11、风力发电场示范项目;
12、太阳能PV发电场示范项目;
13、城市垃圾焚烧和填埋气甲烷回收发电供暖;
14、水泥厂工艺过程减排二氧化碳技术改造;
15、二氧化碳的回收和资源化再利用技术;
16、植树造林和再造林等;
17、其它高GWP值氟化气体的减排项目:HFCs、PFCs、SF6。

项目要求
必须为未建成运行的项目,已建成运营的项目基本不符合CDM项目要求。项目建设必须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并已通过权威机构的环境评价,证实是清洁能源项目,且项目实施可以促进所在地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必须是面临技术障碍或资金障碍。

运作管理
参与CDM项目的必须是中资或中资控股企业。运行基本规则:1、缔约方自愿参与;2、 有政府批文;3、 带来真实的、可测量的、长期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4、必须具有额外性;(“额外性”是指该项目所带来的减排效益必须是额外的,在没有该项目的情况下不会发生。)5、属于东道国、地方政府的优先发展领域并带来技术转让。
国家发改委是中国政府开展CDM项目活动的主管机构,下设国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和国家管理机构。审核理事会联合组长单位为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副组长单位为外交部,成员单位为国家环保总局、中国气象局、财政部和农业部。
转让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区别不同类型的减排气体,实行不同的分配比例。

运作流程
CDM项目的全过程是:寻找国外合作伙伴→准备技术文件→进行交易商务谈判→国内报批→国际报批→项目实施的监测→减排量核定→减排量登记和过户转让→收益提成。
企业在进行项目申报时,首先通过科技管理部门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再由国家发改委组织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之后由国家发改委会同科技部和外交部办理批准手续。
根据荷兰CERUPT项目的经验。在招标的资质认定阶段,中方要以英文形式提供:1、 项目概念表;2、项目认可书;3、企业营业执照和代码证;4、公司3年财务报表;5、企业履行社会义务情况证明;6、公司财务信用状况证明。
在招标的第二阶段,中方要在咨询公司的帮助下提供:1、项目设计文件;2、核准报告和结论;3、购买协议;4、提交时间安排;5、项目批准书。

项目周期
识别:初步判断本项目是否适合CDM项目。
设计:完成项目设计文件。设计文件的格式由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确定。
批准:中国CDM项目需要获得发改委出具的正式批准文件。
审定:项目开发者要与一个指定的机构签约,由其负责审核认证的工作。完成这项工作,项目才能成为合法的CDM项目。
注册:签署审核认证报告后,向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提出注册申请。审定报告中需要包含项目设计文件,东道国的书面批准文件以及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
在CDM执行理事会收到注册请求之日起8周内,如果没有3个或以上的理事和参与项目的缔约方提出重新审查的要求,则项目自动通过注册。最终决定由执行理事会在接到注册申请后的第二次会议之前作出。
如果该项目被CDM执行理事会驳回,企业可以修改,修改后重新提出申请。
实施与监测:监测活动由项目建议者实施,并且需要按照项目设计文件中的检测计划进行。
监测结果需要向负责核查与核证项目减排量的指定机构报告。一般情况下,进行项目审定和减排量核查核证的机构不能为同一家,但是,小规模CDM项目可以申请同一家指定机构进行审定、核查和核证。
核查与核证:核查是指由指定机构负责、对注册的CDM项目减排量进行周期性审查和确定的过程。根据核查的监测数据、计算程序和方法,可以计算CDM项目的减排量。
核证是指由指定的机构出具书面报告,证明在一个周期内,项目取得了经核查的减排量,根据核查报告,指定的机构出具一份书面的核证报告,并且将结果通知利益相关者。
签发CERs:指定的经营实体提交给CDM执行理事会核证报告,申请签发与核查减排量相等的CERS。在执行理事会收到请求之日起15天之内,参与项目的缔约方或至少3个以上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没有提出审查,则可以认为申请自动获得批准。否则,执行理事会需要对核证报告进行审查。
在收到了审查要求的情况下,执行理事会会在下一次会议上确定是否进行审查。如果决定进行审查,审查内容仅局限在指定机构是否有欺骗、渎职行为及其资质问题。审查应在确定审查之日起30天之内完成。

交易成本
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满足额外的要求,经历额外的审批程序,使得项目开发带来一些额外的交易成本。很难准确估计交易成本的大小,对于一个大型项目而言,交易成本有可能高达20-25万美元。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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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年,波提切利完成了他的名作《三博士来朝》。此时画家受雇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这幅作品中的诸多人物都是以他身边的人物为原型:站在圣母旁边的年长者,三位东方长老中的一位,是美第奇家族的第一代佛罗伦萨“统治者”柯西莫,画家开始创作这幅作品时,他已经去世;向圣母手中的婴孩基督下拜的长老则是第二代“统治者”皮埃罗,这幅作品创作的起因就是庆祝皮埃罗渡过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皮埃罗的儿子洛伦佐站在画面左侧,一位扶剑的英雄,紧挨他的两位是他的挚友,人文主义者波利奇亚诺和皮科。
波提切利正是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踏上成为文艺复兴巨匠的道路,而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接受美第奇资助的文艺复兴大师。事实上,如果我们列一份接受美第奇资助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名单,会发现许多彪炳史册的名字:米开罗佐、多那太罗、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伽利略。也许惟一没有成为美第奇朋友的文艺复兴巨人是马基雅维里,因为政治原因,他被美第奇家族驱逐出佛罗伦萨,但众所周知,他那不朽的著作《君主论》题献给了美第奇统治者。
使得他们与美第奇家族发生关系的一个直接原因可能是这些文艺复兴巨匠几乎都出生在佛罗伦萨。翻开佛罗伦萨史,几百年来这个城邦一直充斥着权力斗争,动荡不安,以至于让人怀疑佛罗伦萨人天生就争强斗勇。因为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权夺利,十三世纪以来的佛罗伦萨同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分成桂尔弗和吉柏林两派,前者支持教皇,后者支持皇帝。尽管存在政治观念的差异,但追溯佛罗伦萨两派冲突的起源,却是因为一位佛罗伦萨望族的青年与一个大家族缔结姻缘后,又看中另一家一位举世无双的美女,出尔反尔,导致几大家族分作两派,互相厮杀拼斗,愈演愈烈。这个故事甚至让马基雅维里印象深刻,以至于在他的喜剧《曼陀罗》中也有这么一位引起冲突的绝世美人。后来,桂尔弗派又分化为白党和黑党,追根溯源,竟是源于同一家族两支同父异母后裔的争端。一代代的佛罗伦萨天才们就是在这样的分裂中成长起来,但丁就曾因为卷入党派斗争被永远放逐出佛罗伦萨。
也许纷乱的人生恰恰培育了大师们自由不拘的天性,而开明的美第奇们对这种艺术家天性倍加呵护。柯西莫向向因诱拐一位十九岁修女而遭到教会追捕的费拉·费利鲍·利比及时伸出援手,多那太罗的同性恋倾向也得到他的宽容,达芬奇因鸡奸被指控时则由于洛伦佐的干预逃过审判。尽管艺术家们是被美第奇家族雇佣,但柯西莫说过一句话:“应该把这些极具天才的人视为神人,而非牛马。”
美第奇们不仅珍视天才,而且促使他们将自由的天性转化为巨大的艺术和思想创造力。当然,在美第奇家族成名前,佛罗伦萨已经诞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乔托,但这一家族的庇护绝对是文艺复兴走向鼎盛不容忽视的因素,伟大的美第奇仿佛具有将创造力从天才身上释放出来的神奇魔法,正如他们首先将资本的力量从静止的钱币中释放出来。
美第奇家族最初只是作为安分的钱币兑换商兴旺发达起来,这使得他们在促成一种文化能量的解放之前,首先就在实践一种物质力量的解放。十三世纪,随着地中海贸易的繁盛,意大利传统的钱币兑换商们不顾基督教对高利贷的谴责开始有息贷款,逐渐向现代银行家转变。到了十四世纪,复式记账法产生,信用借贷被开创出来,佛罗伦萨的金币弗罗林作为标准货币在全欧洲通行。佛罗伦萨不断出现一些富可敌国的银行,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美第奇银行成为这些大银行中的一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看到一桩比积累财富更有意义的事业。1401年,美第奇家族的领袖乔凡尼参与了佛罗伦萨一座洗礼堂铜门设计方案的评选,这是这个家族首次参与艺术资助,吉贝尔蒂成为这次资助的受益人。多年后,米开朗基罗看到这些铜门时惊呼:“它们将成为天堂之门。”
吉尔贝蒂的杰作让乔凡尼发现了这项事业的崇高价值,他很快开始独立的艺术资助,后来又将这项事业连同家族产业交到儿子柯西莫手中。正是柯西莫让美第奇家族从一个单纯的银行业世家变为佛罗伦萨的“僭主”,而这个城邦表面上实行共和政体。
随着美第奇家族政治影响力的增强,柯西莫和他的子孙们对艺术和文化的资助更加不遗余力。在他们的资助下,布鲁内莱斯基设计建造了佛罗伦萨圣玛丽亚百花大教堂,它恢复了早已失传的卵式圆屋顶建筑法;多那太罗创作了彰显一种暧昧男性美的“大卫”像,完全可与后来米开朗基罗那尊更为人熟知的同名作品媲美;达芬奇则获得佛罗伦萨城郊圣多纳托教堂的委托,在那里创作了他的《三博士来朝》。美第奇家族还推荐艺术家们前往意大利其他地方施展才华,达芬奇去了米兰,波提切利和米开朗基罗去了罗马。文艺复兴的大潮以佛罗伦萨为中心涌向整个意大利,涌向全欧洲,而美第奇家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思想研究的支持和推动,进一步使西方迈向崭新的时代。1453年,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大批拜占庭学者流亡西方,他们带来罕见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手稿,这些手稿中的相当部分到了柯西莫的藏书馆中,他和之后的几代美第奇领袖又继续雇人前往欧洲各个修道院搜集古代手稿,加以修复和抄写,同时建立图书馆、支持大学古典思想教育。十五到十六世纪,美第奇家族简直就成为欧洲新文明的捍卫者,而佛罗伦萨则成为独一无二的文艺复兴之城。
这项事业必然耗费巨大财力。当柯西莫的孙子洛伦佐查阅他祖父和父亲主政时期的账目时,发现从1434年到1471年,多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五弗罗林被用于各种资助,而十五世纪美第奇银行的平均年利润大约是五万弗罗林。不过,从资本的力量中释放出一种更伟大的文化能量。某种程度上是柯西莫的一种负罪感促成了这种能量的释放。虽然从事银行业,而且教皇和许多主教是他们的重要客户,但缘于圣经对财富的谴责,虔诚的信徒柯西莫时常被追名逐利的罪恶感困扰。晚年的他组织人文主义者研究古希腊手稿,籍此了解了柏拉图思想,他时常与新柏拉图主义者菲奇诺一起在乡间庄园举办柏拉图学园式的聚会,一种纯粹的美吸引了他,使他更倾向于将可朽的财富转化为不朽的文化和艺术。这大略类似于后世的社会学家韦伯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它们构成西方文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美第奇家族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力量最初的影子。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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