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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周刊

reenoo 发表于2018年6月21日 0条评论 标签:,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她们给了我的童年说不尽的快乐,却再也无力跟我一起远走,我只能在回忆中想象她们婀娜多姿的样子

古镇的荷塘是在田野里比较随意地挖出一个不规则的池塘,圆形居多。岸边植水柳、芦苇。远远望去,柳丝和苇叶在风中摇曳,像一幅会动的画,是很有一种典雅的田园风情的。
田野的荷塘没有专人管理,池内的莲藕也是野生的。秋冬季节,荷塘的主人也就是生产队会派出若干劳力去塘里踩藕。踩藕是一桩细活,需要比较高的技巧。踩藕者一般会穿着连裤的皮衣,潜水员似的,下到冰冷的池水中,双脚在积满淤泥的池底踩踏。踩中了,就弯下腰去,用手挖出一枝藕在水中晃洗几下然后朝岸上掷。藕的表层是白里见黄的,有三截连成的,也有四截的,中间一截自然是最为丰满的,折去前后两截,在水里洗净了,咬掉两端的藕节,藕孔不沾一点泥巴。这是刚从泥里挖出的藕,踩藕人说这些藕连气都还没有断呢。我们这些岸上的儿童就有了好口福,一口咬下去,嘴里的滋味是鲜、甜,藕丝却连着手上的一段藕,手扯出老长,藕丝还在空中颤着。
踩完了藕,就要捕鱼。荷塘里的鱼本来是不多的,上年放养的鲫鱼苗最多长到一指。一指是多大?捕鱼者说你自己看好了。于是,我看到被水泵抽干了水的池塘底,残水中蹦跳的鲫鱼和泥鳅。捕鱼者很轻松地就把这些鱼和泥鳅捉进了竹篓里。一指长的鱼大约比我张开的手从拇指到中指间的距离要长一些。捕鱼是踩藕人额外的工作,生产队是不要求他们捕鱼的,这个瞒不过我的眼睛。他们捕来的鱼是归他们自己的,为了封住我们的嘴,我们能分到几截藕,当然,他们在踩藕过程中我们吃掉的不算。我很担心的是藕被踩光了,来年还会有开放的荷花可看吗?
次年的初夏,荷塘的水面上竟然又长出荷叶,然后是莲花与莲蓬。它们一起在池水的映衬下与风共舞。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我们又可以去荷塘边折莲花,穿荷叶衣裳,采莲蓬,剥莲子吃了。这些莲藕在田野里生生不息,年复一年地与岸上的水柳、芦苇一起在风中跳着只有我们童年的目光才看得懂的舞蹈。
与田野里的荷塘不同的是那些屋旁的荷塘,是有人看着的。这些荷塘里的荷花与莲蓬长得比较密,荷花开放时节,很远就能闻到她的芬芳。古镇东北面有一个叫后池头的地方,有两个连成一片的荷塘,均为长方形。从镇里向东北面走大约二十分钟,就到后池头了。一路都是石板铺成的小道,曲曲弯弯的,走在路上,眺望过去,是大片的田园,稻子熟了,散发着稻田里特有的香气。紫云英开着红花,细碎的花朵上空蜜蜂成群。
后池头荷塘里踩出的藕是做藕粉的。正宗的藕粉应该是全部用藕来做的,就象后池头做的藕粉一样,但我知道也有在池藕里混进其他的原料的,是一种叫茭藕的,这种藕生长在岸上的泥土里,味道没有荷塘里长大的藕好。后池头是对这种藕粉不屑一顾的,他们做的藕粉用料是全部用池藕的。这种藕粉吃来除了藕本身的鲜和甜外,还显得稠。放入少许白糖和桂花,则更香。所以后池头的藕粉有极好的口碑,每年踩藕季节,做出的藕粉总是被购买一空。
后池头主人家的二女儿后来嫁到镇上,成了我家的邻居。她回娘家时会带来一些煮熟的藕和菱。藕孔里塞满了糯米,搁在锅里蒸,是很好吃的一种食品。我们吃了新娘子带来的藕和菱就要说谢谢,她说不用客气的,藕是荷塘里踩的,菱是荷塘里养的,糯米呢,是田地里种的,都是自家手上的功夫,要是你们喜欢吃,下次我可以多带一些来的。新娘子说等你们放暑假了我带你们去后池头的荷塘边过夜,闻着荷花香、稻谷香,还能捉萤火虫呢。
月光映照下的田野以及后池头的荷塘是什么样子?我终于没有见过。以后,我读到了《荷塘月色》,原来荷塘可以被写得这么美的。我很后悔当年没有去看月色下的荷塘。我相信无论是田野里的荷塘还是后池头的荷塘,一定会比朱先生笔下的荷塘更美丽。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那些田野里的荷塘已经被填了,这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即使幸运而没有被填埋的荷塘也不可能再在夏天吐露芳香了,就连后池头的那两个荷塘大约也没有荷花开了,水已经没有让荷花开花,让红菱长大的清澈了。污染的水质吞噬着那些美丽而脆弱的生命。她们给了我的童年说不尽的快乐,却再也无力跟我一起远走,我只能在回忆中想象她们婀娜多姿的样子。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在公司里做事,多多少少受过一些入门级的管理培训,我记得有这么一条:表扬或批评别人时,不要光下结论,要善于使用事实。比如不要说:“你最近老迟到!”适当的方式是一一列举出:五月三十一日,迟到5分钟;六月一日,迟到2分钟;六月二日,迟到半分钟……。道理很简单:如果光下结论,听到对方耳朵里就没有事实,只有你的态度和情绪。
同样的,以下这几句话,在人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事实可言,有的只是说话人的态度和情绪:“从与她接触比较密切的人那里了解到,她平常有些不太正常的反应。”“优抚医院跟邓玉娇有仇吗?跟邓贵大有亲吗?医院有必要这么做吗?”“她为什么喊‘爸爸’,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分析就是黄德智与邓玉娇发生争吵,邓贵大过去,跟他的同伴共同表达一种不满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弄得这么复杂。”
话中所表达的态度和情绪很鲜明:无论如何,我就是站在邓玉娇的对立面。
还是同一个人,说:“就是一张单人沙发,是躺不下去的。”“是推坐,这个有事实依据。”只要稍通闺房常识,就能想明白:一、在一个异性洗浴服务场所里,某个时刻一男对一女做的动作是不是“推坐”,事后是根本不可能获得什么事实根据的。二、一张单人沙发能不能躺下去,得看人的身材、身体柔韧性,以及——躺下去的意愿是否足够强烈。所以这两句话也没有陈述任何事实,只是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和情绪:我站在邓贵大这一边。
如果说这几句话的人是我,听者权当是听了个段子,一笑了之。但说这话的是手握重权的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就很难不让人深深地担忧了。这种深深的担忧表现之一:这位局长迅速成名,已经被列入《百度知道》的词条中。表现之二:当这位局长说“我们从(她)包里发现有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时,即使他陈述的是一个事实,也已经乏人相信了。
局长埋怨记者和大众太多猜疑,把事情搞复杂了。但猜疑可不是坏事,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再看看近一两天互联网上的情绪从猜疑转为一边倒的愤怒,或许局长该怀念,猜疑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氛围。
大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最近主演一部电影,叫作《换子疑云》。故事很简单:一位年轻的单亲母亲丢失了孩子。美帝警察局为平息舆论,弄来一个流浪儿顶包交差。母亲坚决不认冒牌儿子,为了保留找到儿子的最后一点希望,她坚持上访,并向媒体报料,成为上访钉子户。美帝警察局不堪其扰乱公务,混淆视听,把她送进精神病院。这个疯狂的故事据说是真实的,发生在1928年,洛杉矶法纪废弛的黑暗时期。
她在精神病院认识许多与她遭遇相似的人,说明那时候警察把人当精神病是常事。只要认同警察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可以出院,否则就要吃最好的药,睡最好的电床——进了精神病院,不能指望还有什么更好的待遇,就好像监狱里不会有躲猫猫,最后果然没有躲猫猫。同样的常识:在异性洗浴服务场所里,一个官员还能干什么好事呢?毕竟这一次,是招商办主任来到了雄风城,而不是邓玉娇冲进了招商办啊。
好莱坞电影一贯喜欢猜疑甚至痛骂万恶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是贪污腐化,就是滥用权力,对人民从来不怀好意(除非像《独立日》那样,事情糟糕得无以复加——被外星人入侵!得到这田地,美帝政府才会稍微表现出它好的一面)。猜疑和痛骂是有道理的,马克思就认为,国家是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照这个说法,当初美国“建国”这等光辉灿烂的大事件,就是施暴。当然了,杰斐逊等一班开国元勋则是强奸犯,亦即许多媒体猜疑邓贵大所扮演的角色。
或许是他们情知施暴不可避免,就尽量轻手轻脚,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于是他们颁布一部宪法,试图说清楚应该如何组织国家和政治生活,规范政府的产生、更替、运行,防止人民的权利受到侵害。
在电影《换子疑云》中,洛杉矶的民主制度选出了一个腐败市长,带大了一个黑暗的警察系统,无恶不作,但还有独立的法院来审判官员和警察;有新闻自由呼吁成千上万善良的人来声援弱者,追求正义;还有牧师可以相对安全地与世俗恶政权抗衡,反贪揭黑。
否则,岂不就任由那帮坏蛋以“每小时70码左右”的速度,在人民的历史中横冲直撞了?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我一直使用微软的IE上网,我正在使用WORD写这篇文章。
这就是我,一个中国用户,为微软的声辩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在新经济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纠缠23个月之久的微软垄断案终于有了阶段性的说法:4月3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杰克逊裁定微软违反《谢尔曼反垄断法》。
新经济的大本营纳斯达克应声下沉。在随后的一周内,新经济阵营大上大落、持续激荡,毫不夸张地说,微软的官司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目光。

来自新经济的控状
一种比较古老的指责是,微软在消费者身上斩获了暴利,因此,微软是不道德的,因此,微软应该受到惩罚。在普遍的仇富心理的支持下,这一观点曾经广为散播,在中国,甚至有所谓的“高科技企业”以此为借口,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盗版行为辩护。
但是今天,这种可笑的理由已经不再是理由。美国政府和他们雇用的反垄断专家开始强调,起诉微软的更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竞争、支持创新。
这是一个来自新经济的控状。在工业时代,政府起诉标准石油或者AT&T,针对的是企业操控价格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而现在,他们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打破个别企业限制科技创新的局面。
美国政府相信,在软件主导的新经济下,拥有视窗等系统软件的微软,在市场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科技水平和竞争态度,将决定革新的路向,并限制必要的竞争。因此……

微软是创新之敌吗?
美国政府的解释听起来大义凛然,但问题是,微软是科技创新的敌人吗?
从一个中途退学的小子的软件作坊,发展到今天的软件帝国,在微软之路上,没有任何权力背景或者家族余荫,盖茨们凭借的是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正是这一点,使盖茨成为新经济的英雄偶像。
即使是在4月3日的判决之后,比尔·盖茨仍然表示,在上诉的同时,微软的第一目标仍然是创新,“因为,在飞速发展的市场,保持不败的唯一选择就是不断创新”。
的确,在创新引领的网络时代,企业的技术领先永远都只是暂时的,企业的垄断优势也永远都只是暂时的。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业界巨人,今天早已经悄然倒下。就以微软而言,在过去的几年里,业界不是经常传出“盖茨已老”、“微软落伍”之类斩钉截铁的论断吗?
但事实是,一旦意识到自己在互联网技术方面的落后,微软强大的创新引擎就开始加速转动。九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微软就已经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互联网革命做好了自己的技术准备。一项值得称道的努力是通过互联网,向网络企业提供个性化的软件服务。目前,此项服务正在逐渐成为微软的核心业务;另一方面,微软可谓是电子商务的先行者,从96年开始,微软推出服务于商业对商业的电子商务(B2B)的平台,据统计,目前互联网上四分之一的站点建设在微软的平台上。而随着侧重商用的视窗2000的推出,相信将为微软的提速发展增添重要动力。
至于法官一直死咬不放的重大罪状:视窗与浏览器的捆绑销售,在企业争相推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当下,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策略。这一决策,正可以说明微软的创新意识和市场远见。
当然,最重要的是,正如许多人已经反复指出的,微软的“垄断”是科技创新的结果,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特权和保护的结果。因此,对微软的打压,名为保护竞争,实际上可能会伤害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

大企业有罪?
那么,是微软这厮太大了,以至于让美国政府横生肢解之心?
一个市值曾经超越500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看上去当然容易令人心生恐惧。但问题是,自我壮大是企业这种经济组织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下,在新经济时代,“让大者更大”已经成为所有大企业的共同追求。
AOL购并时代华纳带来的冲击,至今仍然为分析家津津乐道。3月13日,通用汽车与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通过互换股权方式,组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联合体;3月20日,欧洲的巴黎证交所、布鲁塞尔证交所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公开宣布,他们将合并成欧洲第二大证交所;在德国,银行界的一哥德意志银行与老三德累斯顿银行正在酝酿一出涉资25000亿马克的合并……
很显然,从银行业到广告业,从电信业到网络业,一句话,从旧经济行列到新经济阵营,“做大”已经是潮流所趋,不独微软是然。
诚然,“小的是美的”,“大”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强”。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做大自有它的内在合理性:大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能够更好地组织协作,从而提高竞争力、获取规模效益。有一件事情我们记得很清楚,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正是美国政府支持促成了波音与麦道这两大空客巨头的合并。
而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下,做大还是做小,都应该是企业的自主选择,政府并没有过多指手划脚的权力。

这是一场倒退
尽管微软的敌人已经和正在提出越来越多的处置方案,但目前来看,对微软的惩罚主要有两种可能。
一是要求微软公开软件的源代码。这一措施听起来近于无理取闹。对软件企业来说,源代码是饭碗、是命根,强迫微软公开源代码,无异于要求微软挥刀自宫,显然是违反公正的。
这就带出另一个追问:难道在公众利益的幌子下,政府有权力要求一家企业公开它赖以生存的商业秘密?这岂不是对知识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石——知识产权的嘲弄与颠覆?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以此类推,美国政府将同样能够要求可口可乐公开它的“神秘配方”,要求任何一家企业拱手献出它的核心技术。
另一种可能是舆论叫嚣得最厉害的“肢解微软”。在此我们姑且将合法性问题抛在一边。微软分拆为数个公司之后,对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以前在微软得到的操作系统,现在则要分别到几个软件商手上去获得,中间还可能出现对接和兼容问题;对微软的同行来说,公共标准失去,意味着一场持续的混乱;而对市场资源来说,这意味着浪费。算下来,可能只有躲在AOL羽翼下的网景咧开嘴巴大笑:它终于见到了死对头的没落。
那么,微软的出路何在?
有论者指出,时间是微软最好的朋友。在美国政府兴讼的数年间,微软使出“拖”字诀,已成功占领互联网浏览器市场。相信在未来的漫长等待中,微软将再一次化险为夷。
盖茨和微软曾经坚信企业应该自由发展,拒绝和政府部门虚与委蛇。而现在,为了自保,微软开始也对政府部门和民主、共和两党展开有计划的公关活动,以争取来自国家机器的支持。有消息称,微软已经聘请了小布什的总统选举事务顾问里德,去游说和影响小布什以及国会山上的议员们。
多么可悲。在新经济时代,在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度,一家企业仍然要把这么多的资源、精力和时间耗费在与政府周旋上;一家力图摆脱政府羁绊的企业,最后仍然要以非市场甚至是权钱交易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这无疑是一场严重的倒退。

丧钟为谁而鸣?
在微软案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也可以置换成这样一个发问:政府在市场中的边界何在?
为什么美国政府非欲将微软处置而后快?
答案是:新经济力量使旧世界感到不安了。过去,国家权力通过控制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经济要素,牢牢地掌控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但是在新经济时代,象微软这样的企业,已经不再依赖国家机器和它掌握的资源。起诉微软,正是反映了行政权力、国家机器对新经济力量的恐惧——它们不知道新兴的科技和经济力量将去向何方,会不会颠覆国家机器。
在知识经济时代,杰克逊法官的决定,从根本上来看,是企图用工业时代的缰绳,去套度网络时代的企业。国家权力总是想去控制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否可能、是否必要、是否应该。这一次,它固执地把爪子伸向了人缘极差树敌众多的微软。
这不仅仅是邻居后院的一场火灾,我们也不是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热闹。对微软的判决,总有一天会降临到别的企业头上。下一个是谁?AOL?CISCO?还是……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5月中旬,中英两国在伦敦达成共识,允许对方国家企业到本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由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和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共同主持的“第二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的主要成果之一。中方同意,按照审慎监管原则,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公司(包括英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的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英国财政部官员透露,汇丰可能成为首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外国公司。中国方面没有给出兑现这一承诺的具体时间表。陪同王岐山访英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均表示,将研究调整相关的市场监管、资金汇兑法规,以适应境外公司在中国境内上市的需要。
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让中国经济从多方面获益。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应当积极为此创造条件,推动该目标早日实现。当下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正是中国实施这一规划的良好时机。
其一,中国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超过50%),政府和民间都积累了大量资本,允许优质的境外企业发行A股,可以给中国的民间财富提供更多投资选择和分享全球市场收益的机会。由于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已经占有相当的份额,允许像可口可乐、大众汽车、宝洁、耐克这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上市,也可以让中国在消费外国品牌的同时分享到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润。
从投资回报看,目前中国A股市场价格比同一家上市公司的香港H股溢价约40%。欧美市场经历了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连续下跌,上市公司的市盈率、股息率相比A股市场具有明显优势。长期来看,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股票市场的回报率高于债券市场。民间财富投资于外国企业,既可以吸收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藏富于民”,又有望优化资源配置,取得比购买美国国债更高的收益。
其二,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上市,有利于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欧美国家长期以来过度消费,目前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均陷入困境,政府和家庭的债务规模及债务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这和中国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银行体系中近50万亿人民币的存款形成鲜明对比。在欧美市场信贷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庞大的资金池对亟需资本的跨国公司拥有巨大吸引力。中国可以借此将自身的资本优势转化国际市场上更大影响力。
中国投资欧美市场,既可以通过海外投资的形式“走出去”,也可以将外国企业“请进来”来上市融资。相比之下,海外投资需要面临投资目的国政治、法律和市场等多方面的风险,例如中国铝业公司对力拓的投资。而跨国公司在中国上市融资或发行异地上市的股票存托凭证,就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行政规章、会计准则,接受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其三,对外国公司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将刺激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成长,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提高上海等金融中心城市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外国企业在中国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将大幅带动中国金融业和相关服务业的需求,给投行(股票承销)、交易(证券经纪)、银行存管、投资管理、审计、税务、法律顾问等行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金融业作为高附加值、低污染的行业,其增长将给中国的经济结构带来有益变化。
伦敦、香港这样的城市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证券交易所都不仅依托本土市场。中国上海等金融中心城市想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也需要通过吸引外国公司上市的方式,扩大其证券交易所的规模和国际影响,加速金融产业和从业者国际化的进程。对人民币而言,如果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一批大型跨国企业的股份都采用人民币定价、交易,势必大幅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减少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的依赖。同时,这也避免了中国对外投资中的汇率风险。
允许外国企业来华上市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政策得当,风险完全可以控制在合理水平。对于资本外流不必太过担心:首先,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双顺差,有条件承受一定量的资本流出,而且目前中国也在积极进行海外投资,这对纠正经济失衡有益;其次,允许外国企业在华融资,未必导致资本外流,对于在中国融资的外资企业,中国完全可以附加条件,要求它们将一定比例的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中国市场;最后,对外国企业的股权投资也可以通过股票分红和资产增值获得回报。
对外国企业开放A股市场,无疑会给中国的市场监管带来挑战。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等,还有很多不适应这一需求之处。但是,不应以技术性问题为障碍,因噎废食,让这项有利政策长期停留在纸面上。针对于人民币目前在资本项目下尚不可自由兑换的现状,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融资的汇兑需求可以仿效QFII、QDII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国际收支整体状况,授予适当额度。
为了减少市场开放初期的不确定性,在大规模实施之前,可以先选择少量公司进行试点。在行业选择上,应优先选择制造业、消费品行业等财务状况比较透明的行业,避开金融业等监管难度较大的行业。在企业选择上,可以优先选择在华投资规模大,创造就业机会多,税收贡献高的外资企业,允许这些企业利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并以此激励更多的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中国应当早日恢复A股市场停滞了半年多的融资功能。无论重启境内公司IPO,还是试点推出境外公司IPO或人民币股票存托凭证(CDR),决策者都不应犹疑不决,错失良机。担心股市资金“失血”,以行政手段停止IPO的想法似是而非。从长期来看,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才是股市上涨的良性驱动力,投机资金推动形成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都会破灭。管理层爱护市场,应着眼于股市长期的健康发展,而不是股指一时的涨跌。允许包括外资在内的优质企业上市,推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才是A股市场走向成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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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是用“创意”来演绎概念,所以决不画蛇添足

要深刻理解“创意互动”这个概念,就应该好生端详眼前这幅创意画面。“ULLERN篮球俱乐部需要新球员,详情请见手册”。
非常简明温和的文案陈述,如果它要归类,应该属于一个大型的墙壁看板广告;文案占据了主体画面绝大部分,路过的人都应该不会忽略它的存在,打上射灯为的就是让它全天候醒目作业。
如果这幅广告所有设计表现仅此而已的话,那我们也就没必要为它作一个“创意互动”的概念点评,它本身也只够格沦落为我们现今在国内大把看到的贫乏的“告知性”水准;它之所以让人看过以后平添意趣,是因为它在紧接文案处的居中部分,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投篮框。这一投篮框和别的投篮框有所不同,它的篮网是封闭起来的,篮网里搁着一小堆它上面文案里提到的“手册”。只是它的设置处实在显得太过“高不可攀”,所以一般人任他怎么跳起来,也还差着一大段距离。
篮网里的“手册”是真的吗?应该是不需求真的,它的创意出发点实际上是在表现一种诉求相关性,因为广告主要招的是属于专业俱乐部内的篮球运动员,而在当代篮球运动发展趋势中,“斗高”肯定是一绝大要件,所以,核心目的陈述过后,必须通过广告公司的绝妙创意,来有效和充分体现一种内涵相关性,从而反映出这一俱乐部的行业特性与个性。一种看得到的“高不可攀”,一种可以自测的户外立体标准,将这一俱乐部的高人一等、活色生香、把关严紧,突显了出来。
“创意互动”往往不仅要让你看到它的内容表现,它还能够让你意趣盎然地不由自主想想你可能的表现;画里画外一驻足,即使你不是目标受众,也八成会被其“幽默”感染。
广告公司做创意,决不能以仅遵客户意图为圭臬。所谓完美的设计组合表现,考量的不仅仅是你的设计表现的技巧功夫,这种只要过了平均水准线的“功夫”,客户也知道不独你家能做,它家也一样能做;换一家说不定一点不比你逊色还比你更显亮点。这意思即是说,你的“行业把戏”如果玩不出客户的意料之外,客户就不一定要死贴着你非找你不可;对客户而言,你做的一切都跟他要求的一样了,他要是懂些设计,他自己都能够上阵,他有什么独沽一味的因由,要只挑你来做做“美术包装”?
多玩味一番这幅创意,是想促使我们多从内涵相关性上学到一些专业思维轨迹。这些个元素看起来很复杂吗?一点也不!这里的技巧看起来好花哨吗?一点也不!因为人家不是只用“设计”来表现概念,不怕底气不足而要粉饰再三,人家用的是“创意”来演绎概念,所以决不画蛇添足。
我们现在尚有大把的设计师不学不理市场营销之道,不擅为创意概念引领,只希图一门心思地追崇“酷设计”,把所有的“广告”都当做“设计”来消化执行,这样下去,又怎么能够看到“进得去出得来”的捷径呢?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该来的总会来。这次审判艾伦·格林斯潘的,是一群最善于抓风头的中国出版人。09年5月,笔者惊见一本《审判格林斯潘》的问世,而该书的作者高木竟然只是一位草根经济学家。书本身值得关注与否暂且按下不表,话题本身倒值得浓墨重彩一番。
格林斯潘似乎并没有多少罪状。其主政18年里,美国经济出现创纪录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两次温和的衰退。格林斯潘于2006年1月卸任,彼时美国经济强劲,通胀水平低,股价和房价都在节节上涨。渐渐地,次贷危机播下的种子开始发芽。房价不再上涨,房屋建设开始下滑,次级抵押贷款的拖欠情况越来越严重,一些贷款机构和对冲基金难以为继而破产。紧接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人们才发现,格林斯潘难辞其咎。他做梦也想不到,在退休两年多后,对他的“审判”、“清算”来得如此凶猛。
格林斯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但他却不清楚市场经济有自由放任式的传统市场经济和可观控式的新型市场经济之分。自由市场经济借助人的自私本能,通过法律手段界定产权归属,拒绝国家干预,放任各种经济成分参与市场自由竞争,以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极力颂扬的。市场交换极大刺激商品的生产,纸币的可无限扩张特性支撑着政府通过公共基础性与福利性投资,维系着经济社会的泡沫性繁荣,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至今仍占据着世界经济的主流。格林斯潘先生对此是心知肚明。
但自由交换并非完美的资源配制方式。因为当富人吃的、用的、乐的、玩的,达到资源和技术的极限后,重复的剩余产品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有投资价值的新项目会越来越少,扩大新投资的热情就会逐渐消退,直至谷底,戛然而止。但大量的穷人无法享用这些对富人而言中已处于饱和状态的产品或服务。由此可见,交换虽然可以促进富人阶层物质生活的丰富,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却无权同步享用。
早在43年前,尚是学者的格林斯潘就已十分清楚地看到了纸币制度搜刮财富的秘密。1966年他撰文《黄金和经济改革》指出:“由于金本位的废除,现在没有办法能够保护储蓄免遭通货膨胀的侵蚀,当前没有安全的储存财富的方法……赤字开支是一种简单的暗地里没收财富的方法……”可是,格林斯潘先生却把这个影响全世界民众福祉的秘密隐藏了43年。人们储藏纸币,只是取走了离开实体经济这个齿轮箱就毫无用处的润滑剂,还造成“润滑剂”的短缺,甚或引发新“润滑剂”的超量注入,时而浓缩时而稀释地搅乱了每单位纸币所代表的实际稳定的价值量,间接地损害了商品和服务的实现及简单再生产的进行,相对缩小了实体经济的总量。如果政府没有财政赤字、商业银行没有坏账,富人储藏起来的欠条还能交换回等值的财富;否则,储藏起来的纸币就等比例地为其坏账埋了单。同时,留存在实体经济领域里的富裕纸币只是具有了保值增值的假象,实质上仍然无法可靠地保值增值,并且过度投资还经常性给宏观经济制造灾难。
格林斯潘坚定认为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将引发大灾难。1993年3月24日,他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发言说:“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赤字是一种有害的力量……如何减少赤字是非常重要的……允许赤字大量存在及扩大会侵蚀我们的经济力量,可能使我们的真实生活水平严重倒退。”但是,可怜的格老却不知道财政赤字正是他所极力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孪生兄弟和救命稻草。市场经济国家又无法摆脱若不通过扩大纸币发行量就无法维持经济增长、无法维持社会稳定的危险怪圈,于是就采取了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变通手段——发行国债。当政府缺钱的时候,可以不再通过印发新纸币直接从财富团攫取铸币税的方式来弥补窟窿,而是把国债凭证当作欠条的欠条,通过许诺给予较高利息的方式,把市场上富余沉淀的纸币再次借回来。政府仅仅印刷发行了一元钞票,就可以不断地从市场上取回更多实物财富,弥补了财政账面赤字,冲消了银行账面坏账,而且由于持有国债的人无法拿国债凭证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实物商品,这就暂时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格林斯潘还是虚拟经济的积极扶持者和纵容者。1998年4月2日,他在美国社会新闻报刊编辑年会上积极鼓励年轻人投身虚拟经济,并说:“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到来产生了大量的、由数学家和金融专家们——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在华尔街或者伦巴第街受到过欢迎——设计的金融衍生品。”为了补足虚拟经济运转所必需的纸币量,央行超额发行的纸币,也随时都有可能随富裕纸币一起释放到实体经济中来而造成宏观的不稳定,而投放多少纸币量才合适是一个根本无法破解的难题。而且对这些虚拟经济行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同时在虚拟经济环境中,人们把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舍本求末地移情到对纸币数额这种虚拟财富的渴望上。真正具有使用价值或效用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生产被撇到一边,追求金钱却成为人们参与一切经济活动的惟一目的,投机者为了眼前的利益,都情有独钟地玩起了不顾责任、不顾风险、戏弄法律的数字游戏。再者,银行业、证券业等这些虚拟经济行业,并不生产一分一毫的实体商品,也几乎并不提供任何有实际效用的劳务,但是却拥有庞大的就业队伍和高等级的运营场所,造成了社会劳动和资源的巨大浪费。虚拟经济的发展若离开实体经济的依托,将会成为空中楼阁,引发大危机。
格林斯潘先生心中明白得很,在以纸币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大环境中,人类是无力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他曾无奈地向国会坦诚,他手中治理通货膨胀的所有措施,最高疗效也只是抑制通胀而无法消除通胀。1995年2月25日他在《汉弗莱·霍金斯,对国会货币政策的陈述和报告》中承认:“认为我们能够消除经济周期是不切实际的,人类的本性不会改变。”格林斯潘其实早就默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起因是人类贪婪以及贫富悬殊这个事实,但是他却不用升级纸币制度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却固执地认为人类无法消除经济周期。他依靠不断增发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和维持社会稳定,其实质就是饮鸩止渴,就是在给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积蓄更深重的危机。政府通过利率、准备金率、税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指导政策等总量控制措施来管理宏观经济,是极其笨拙和粗放的,无法有效及时地克服经济过凉或过热,只能是远水难解近渴,或者是远水难救近火。这说明,自由市场这些宏观调控的技术手段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
但格林斯潘仍旧坚信自由市场经济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功能,是人间最完美的制度。1998年9月4日,他在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探讨会上满怀信心地预言:“美国经济,就像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处于一种几十年前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
总的说来,格林斯潘在政策的运用上比较相信自己的判断。虽然他不是完全忽略市场,但在相当多的状况下,他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采取相应措施的。如果他早点指出这些缺陷漏洞等等,会更让人信服。但在他基于个人判断采取相应政策这点上,他的责任不是“莫须有”的。这些政策如果成功,那么应该归功于他;如果失败,那么也应该归咎于他。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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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问题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困境,就业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为社会公众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中国确实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正是人口限制,迫使中国将农业改革定位于恢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方式,以实现农业人口最大规模的就业。但这种方式消解的人口压力毕竟有限,中国目前陷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困境。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要有大规模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换成资本密集型是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符合技术进步的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与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困难局面。
除了显性失业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者——即表面上虽然有工作,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没有作出贡献的劳动者。据专门研究劳动力问题的经济学家冯兰瑞估算,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起码不低于30%。这样庞大的失业人群存在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都有密切关系,根据已被反复证明的“奥肯法则”(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之间的比率是1:2.5,即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5%。
这就意味着,失业需要付出福利成本做代价,失业率每增加1%,福利成本就要占潜在产出水平的2.5%。在许多国家,“奥肯法则”都显示出了惊人的正确性。这就意味着,中国要消除失业,在技术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失业者过多,将导致社会治安恶化,有一条说中国人拓宽就业领域的材料,说福州市2000多名下岗职工在新村楼辽的物业管理站当水工、电工、木工、修理工,500多人担任治安协管员和巡逻队员,路街自行车代管工作和市场管理也吸纳了1200多名下岗职工。这种所谓“就业革命”,其实除了前面300来名物业管理所需的技术工人之外,其余1700名左右都是因为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才产生出来的“就业机会”。如果社会需要开辟这样的就业机会,实在让人难以产生欣慰之情。
有人预测,中国加入WTO以后至少会给中国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分析实在太过乐观。首先,中国现在严重过剩的主要是低素质劳动力,而WTO需要的却是高素质劳动力;其次,从过去20年的经验来看,事实上,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产业的联系比较薄弱,这类企业的主要分工与协作关系放在其母公司与第三国市场,这样的产业关联度所创造的间接就业效应并不是很明显。这有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为证,根据国家统计局98年统计的资料,截止97年,就业总人口69600万人,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单位从业人员为581万,约占就业总人数的1 /119.7。
根据人口结构以及规模扩大的趋势,中国在近几十年内将面临难以顺利解决的失业问题。因为找出失业的原因并不意味着可以根除失业,美国经济学家莫瑞斯曾在中国指出,在中国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就业”,关键在于经济均衡,但在这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收入差距过大。莫瑞斯在西方世界毫无疑问是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他忽视了一个现象,中国的贫富差距其实已经非常大,中国的失业原因也与西方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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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难期待完整中文版本的问世,但MIT教授黄亚生的新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还是让我们在“后次贷时代”,多了几分警惕。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外国评论家喜欢狭隘地把中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实际上,中国是个庞大的、拥有众多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帝国。在经济危机几乎独善其身的繁荣表象下,中国其实是个分裂和遭受折磨的国家。任何到过中国的外国游客根本不需要具有经济学的背景知识,都能很容易地亲眼目睹中国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陆家嘴已有与曼哈顿等量齐观之势;然而西北农村教室里的孩子,则看得见孟加拉的影子。黄亚生探讨了中国社会这种分裂局面的深层原因,认为这是1990年代政策刻意造成的结果。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的发展完全符合古典自由市场理论。1979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虽然没有完全私有化)的打破,社会激励机制的放开,中国人个个成了创业者。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乡镇企业展现了一个经济奇迹,连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崛起赞誉有加,但是到他九十年代重游中国时,却在新崛起的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前摇头叹息。
这种乡镇中小企业的繁荣,仍然是在没有任何正式财产权和法治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早期的乡镇企业家们与政府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财产权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已经是2004年之后的事情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发财赚钱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受到鼓励,毕竟,经济增长符合中国的利益,直接投资和腐败机会也让党员得到好处。这些乡镇企业虽然设备落后,法律地位不确定,但能够通过服务于国内市场而立足,因为在1980年代的中国,什么东西都缺乏。经过香港和华人的途径,这些家族型的乡镇企业迅速认识到全球市场是个获得利润的更大来源。当时在偏远地区看到为美国商店生产商品的乡镇服装加工厂或者玩具厂,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但为何实践发展证明乡镇企业只是昙花一现呢?这是因为,在90年代初随着来自上海的领导人主政中国,其对城市发展的偏好,导致了其与80年代不同的发展模式——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受到严格整顿,抑制了从业数量扩大幅度,这或许就是弗里德曼摇头叹息的原因了。80年代中国蓬勃出现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去验证萨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第三波》中提出的自由市场一定导致政治自由的理论。随后,自由市场被进一步收紧——民营企业投资所占社会总投资的比例,在90年代的比例实际上低于80年代。这一点,就如黄亚生在其另一本著作《Selling China》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趋势是国内民营企业融资受到约束的结果。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将自己卖给境外投资者以求生存下去,获得扩张资金,或受益于向外商投资企业敞开的政策优惠之门。FDI的巨大存量,其实是中国经济失败的征兆,而非实力增强的迹象。所有的“中国”公司其实都是外商投资公司,受益于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法律和融资环境。根据2000年到2001年所作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中国80%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是障碍,而时至今日,这一瓶颈依然没有被打破。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在1989—1992年期间经历了短暂痛苦的徘徊,之后继续前行,而在黄亚生眼里,这几年期间中国改革经历了剧烈的停顿,九十年代的增长模式不再同于以往,可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1993—2001年期间,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3%,而在1981—1989年期间,这一比率为21.4%,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当前大多数产业仍为国有企业主导;经黄亚生估算,1993—2001年期间,真正的私营企业规模仅占产业总规模的22%,远远低于很多学者估算的50%。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
社会资源流向国有企业,外国投资进入的背后,土生土长的企业在消逝,社会保障止步不前。国家机器在政治、经济上极力扩张,政府机构大幅膨胀,公务员人数从八十年代的2,000万膨胀到2004年的4,600万。乡镇企业遭到严格的治理整顿,融资门路被关闭。2003年后,经历高层换届,新班子掌舵中国。在黄亚生看来,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或许颁布了自十三大以来最为自由和进步的政策纲领。因为此次的纲领宣布,政策重心重新回到农村和社会保障,它标志着再一次的政策纠偏。不过,让黄亚生略微遗憾的是,这次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从本质上说仍以行政手段为主。
中国民企的未来会怎样?大体上说有两派观点。一方对未来中期的前景保持乐观,呼吁经济政策转向刺激消费,建立中小企业和农村的金融机制,推动医疗改革,推动能源价格改革。只要某些地方行不通时,北京就会做调整,比如此次出版领域对民营图书工作室的放开。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必须进行的体制改革在陷入瓶颈,财政刺激计划意味着更多政府主导的投资、腐败和浪费,也就意味着民营企业的空间在进一步被压缩,中国已错过了增长模式转变的最佳时机。由于投资收益会进一步缩小,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滑坡。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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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写作时流露的还仅仅是一般的痞气,到后来,名声越大,他越嚣张,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满嘴喷粪而毫无顾忌了

去年以来,上海的两个年轻女作家开始大红大紫,同时也展开互相攻击,现在人们习惯把她们称为上海宝贝。这让我想起近来痛骂一通文学界、以北京流氓自居的王朔,于是信口胡诌成一副对联:性旗高扬,上海宝贝开艳战;粗口乱拱,北京流氓练淫腔。

王朔无知?
王朔说自己无知,这个无知是什么意思?任何读者如果不是傻子,肯定不会认为王朔是无知的傻瓜。先天愚型的人,有可能培养成画家音乐家,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可以培养成小说家。在社会经验人情世故方面,王朔说他无知,那肯定是在装傻充愣。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他大约真是无知的。在文学方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知识,否则他也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从他的《无知者无畏》这本书的内容看,因为是谈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所以这里的无知,是指对文学理论文学历史的无知,而不是文学作品感受力上的无知(也可以叫低能)。
王朔在这里标榜自己的无知,显然有对批评家的嘲讽。这些人可能学了很多知识,看了很多小说,但他们缺乏直面事实的勇气,缺乏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当然也缺乏在批评中对独特个性的追求。而他本人,则因为没有种种批评的清规戒律的约束,而敢于大胆放言,而且总是出语惊人。我们看王朔对作家十批判书的评价,就可以知道,他最欣赏的批评,其实就是最大胆的批判,也就是说,谁胆子大,谁的批判就好,比如徐江;谁要是原先胆子大而后来有所收敛,那他的批评也就退步了,比如伊沙。所以王朔的批评标准简单说就是胆量。
但我立即要指出,王朔的胆子大,如上面所分析,也是有前提的,决不是漫无边际的。我把这个边界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他的大胆上不涉及国家政治大事,下不关乎民生疾苦;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嘲讽刺激,也如上所说,主要限于教育、文艺、民间底层社会等;即使是自我表达,也仅限于意淫意义上的感官主义,远没有现在的女作家那么大胆直接。可以这么说,王朔在自我保护方面的敏感和能力,是所有中国作家望尘莫及的。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也是中国作家当中罕见的。能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王蒙。王蒙之所以激赏王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英雄相惜,作家相轻,而懂政治的二王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胆子大得恰到好处。他能在文艺气氛最特殊的时期攒出一个《渴望》,后来又有一个《编辑部的故事》,不但平安,而且叫座,从事影视的人,有几个能有他这样的“风水运程”!从他对自己从事影视制作活动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他对出手火候的准确拿捏,对新闻传媒的充分利用,足以让文艺批评家对他的“无知”——精明狡黠的同义语,叹为观止了。
更进一步说,王朔宣称无知者无畏,也有一点真实的表白。他当然明白自己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所以坦率承认,就可以放胆骂人,而不必在知识问题上缩手缩脚。另外,声明自己无知,有预留地步的用心,就算有人出来叫阵批判,就算人家说得有理,甚至无法反驳,那也没关系,因为我早就把话撂那儿了,你跟我较哪门子劲?
以无知作为无畏的理由和借口而且自鸣得意,这和以贫穷为光荣、以大老粗为自豪、以交白卷为英雄、以“阳谋”为正义的诸多现象一脉相承,都是当代中国轻薄文明、仇视知识、否弃道德的反智主义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时代根源
北京号称文化古都,文化中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以流氓自居而且招很多人喜爱的家伙?这实在是值得探讨的一件趣事。
流氓也好,无知也好,既然是文化意义上的,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话语暴力。王朔的作品和言论,就是这种话语暴力的典范。
王朔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一段经历,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和据此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都有生动的表现。王朔的童年不但处在暴力充斥的文革期间,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军队的大院里长大的,当时这个院子里的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血腥洗礼。王朔童年时期的社会、单位(也许还有家庭),这些从大到小的多重环境,都是暴力的或者与暴力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对他的心理影响自然非常巨大。
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暴力运动。这场运动,从当时看,不但触及了“走资派”的灵魂,也触及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灵魂,比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这样的触及——准确说是心理创伤,在文革结束后,经过反思清算,实际上已经基本痊愈。但另外一种创伤,即思维的和语言的创伤,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治疗,这在王朔的小说电视特别是他的批评语言中,在柯云路(切记他也是北京人)的伪科学也是新迷信学的著作中,在北京那些追“新”逐“后”的批评家的文章中,都有很强烈的表现。这种语言暴力并不表现为作者使用了多少文革时期的语汇,而表现在他们那种带有强制性、攻击性、绝对化的思维言谈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思维言谈方式称为柯云路综合症,其具体表现有:自命不凡、对抗意识、混淆是非、实用主义、言行不一等等。但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讨论当代这种精神病症与文革的关系。人们在批判王朔时从道德和艺术上着眼的多,对他的语言暴力倾向似乎注意不够。而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军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即使文职单位、文职人员,也不能免除暴力的影响。反过来说,从军队的角度看,要是不热衷暴力,似乎就不具备军人的品质。在心理上有暴力倾向的作家,常常容易和军人军队发生共鸣。而且,中国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发生武斗混乱后,从地方政府到厂矿学校,军队全面接管权力;为了使这种接管更名正言顺,更具有权威,毛泽东还专门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队的权威因此空前膨胀;中苏关系在文革高潮的1969年趋于紧张,整个国家都曾经处于准军事状态,不但到处都建立了解放军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就连中学的组织结构都施行军事化,班改称排,年级改称连。
这一切,都使得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
文革后的80年代,在对整个历史特别是当代历史的反思中,社会焕发出了一种新的青春活力。老一辈的人怀念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和辉煌业绩,中年一代回忆50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青年一代则回忆上山下乡的悲欢,这种种回忆反思批判,一方面是要确证自己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则都含有对文革和现实的种种批判质疑,而批判质疑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自己的现实价值的定位上,因此这几代人都还满怀希望。正是这种回忆反思批判的青春活力,激活了王朔的少年记忆。但王朔的回忆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价值的肯定,上几代人的青春是美好的,惟独文革时期的中国少年是在暴力的野蛮的文化荒芜中成长起来的,用作家李锐的话说,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实的文化主流不能肯定你的历史,当然也很难给现实的你一个满意的文化定位。
王朔之所以从最初的一般的痞气,发展到今天的满嘴狂言脏话,就与这种失落有大关系。而他在很多人那里得到欣赏产生共鸣,也与此有关。
一般作家大多有一个“愤青”阶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地位的确定,随着既得利益的获得,会逐渐变得平和、老成、世故、圆滑,或者还有老辣。但王朔的发展是相反的,他开始写作时流露的还仅仅是一般的痞气,到后来,名声越大,他反而越嚣张,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满嘴喷粪而毫无顾忌了。他发现用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他虽然早已过了“愤青”的年龄,但却一直在有效地利用永远存在的社会“愤青”心理。而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乃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他是文化上的“老愤青”。
王朔愤愤不平的,显然不是人们把他视为通俗作家——对此他不屑一顾,他在意的正是主流文化对他的话语方式的拒绝和否定。因为很明显,如果认同这种话语方式,就是认同反文化的流氓作风,就是认同培养孳生了这种作风的文化大革命。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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