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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周刊

reenoo 发表于2019年3月29日 0条评论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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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捡重要的说:

1、北京世园会是2019年中国十件大事,万科集团是北京世园会全球合作伙伴,投资、承建、运营四大核心场馆之一的植物馆(又名:万科馆)。

2、世园会举办时间是2019年4月29日至10月7日,举办地点在北京延庆区,八达岭长城脚下。活动规模是“双一百”——超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官方参展者,超100个国内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内外专业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非官方参展者。

3、立意为“升起的地平线”的万科馆,共有4层,有teamLab数字艺术展厅(teanlab就是那个长期霸占微信头像画面的展),热带植物主题温室(可在北京种植红树林),长颈鹿莫莉艺术装置(从非洲经菲律宾来到中国)。14大景点,很可能成为网红拍照点。

4、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也会来到万科馆做展览,这是邱园首次来到中国。展览将甄选1485年至2015年期间创作的110幅古今中外植物科学艺术画作精品,全面呈现植物科学艺术画这一鲜为人知的科学艺术绘画领域。这条消息已经在国内外植物学界和艺术界引发强烈关注。

5、万科馆是世园会唯一的热带植物展览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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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noo 发表于2018年6月21日 0条评论 标签:,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纪念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
1933年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不仅风姿秀美,而且天性聪颖。16岁就进入芝加哥大学,在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布尔克(Kenneth Burke)指导下攻读哲学、法文和文学。22岁获英文学与哲学硕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杰出的哲学史家蒂利希(Paul Tillich)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后,前往法国研究存在主义。26岁回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并开始了写作生涯。
她于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并获得2003年度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她被认为是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性的女作家及评论家。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于2004年12月28日早晨死于曼哈顿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享年七十一岁。从一个朋友的电话里,得知了苏珊·桑塔格的死讯。
前段时间有人谈论德里达的死,冠之以“最后的知识分子之死”的说法,其中的忧愤意味明显多于哀伤。阿拉法特的死,有一部份人更多的去关注死因,穷究那致命的疾病究竟是机体病毒还是人为投毒,其中的政治意味明显多于哀伤。桑塔格的死也必然有某种象征意味值得一谈,譬如说“公众的良心”之死等等,但其中有何种意味能明显的多于哀伤呢?朋友说,她会试着去写一篇纪念桑塔格的文字,她说她曾入迷地去阅读《疾病的隐喻》,引子中的一句话:“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让她记忆犹新。我只是反问了她一句:“难道隐喻比疾病更难宽恕?”她笑着说,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写一篇纪念桑塔格的文字啊!
也许她会根据桑塔格儿子David Rieff的说法,从急性骨髓性白血癌,这个已经折磨了桑塔格30年之久的疾病入手,将桑塔格之死的象征意味抒发地淋漓尽致。而我与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妇又有什么瓜葛呢?仅仅是因为我的案头摆放着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疾病的隐喻》、《拒绝阐释》、《重点所在》这三本出自桑塔格之手的经典中译本,还是因为这些经典文章确实影响过甚至正在影响着我的思想方式和思维结构,或者仅仅是因为这接二连三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死亡——伽达默尔、布尔迪厄、德里达、阿拉法特、桑塔格以及南亚的那一场海啸,无休无止地激起我的哀伤。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印度象岛的婆罗门石窟里流连忘返,在斯里兰卡的土著面具作坊里惊喜莫名,在马尔代夫的海风里看着碧海蓝天;就在几个月之前,我还在和一个忙着参与法国文化年的朋友闲聊法国当代哲学,说法国当代哲学这道大餐,福柯是刀、德里达是叉、巴特是勺,各有各的妙处,朋友连声说好,便向我约稿。其实这关于刀叉勺的论述,乃是桑塔格的版权,好像就出自她那本《拒绝阐释》的某个章节,我只不过借题发挥了那个章节的隐喻意味。
我是个极其喜爱“隐喻”的人,这一点也许与桑塔格格格不入。她在揭示隐喻,我却喜欢创建隐喻;她希望藉此摆脱隐喻,我却希望藉此沉醉其中。譬如说年前曾在四川省境内专事考察唐宋时期的散点摩崖造像,其中一个探研主题我颇感兴趣,这个主题便是佛陀涅槃摩崖造像(即人们常说的卧佛、睡佛造像)。在这个探研主题上,疾病与隐喻的概念偶然间进入了我的视野,也正是这次偶然的机缘,让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不再只是案头之物。于我来说,竟然超越了所谓的专业准则,使我能堂而皇之地去享用那些业余的心动。
其实四川省境内的佛陀涅槃摩崖造像,在安岳、乐至、青神各有一窟,在广元有两窟。按学术惯例来讲,一是要搞清楚造像时间,有造像题记的拓下留档,没造像题记的根据造像风格、龛窟形制、地理位置、与其他龛窟空间关系也可以推出个上限下限时间来;二是要做实地测量纪录,窟高、深、宽的长度,造像的尺寸大小等等;三是与当地乃至国内同时期的造像题材、内容、技法上作横向比较研究,看能不能出个孤例什么的;四是与宗教、民俗、经济、战争等相关史料作纵向比较,看能不能出个反映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或重大事件的典型来。这四件事做完,对摩崖造像石窟的探研似乎便完结了,据说只有以上四件才是科学的学术观念与方法,可我那时却做着这四件以外的一件事。当时,在广元的两窟佛陀涅槃造像,有一窟是规模较大、极为精美的中心坛式造像;有一窟不足一米高的,雕刻技法一般的民间供养小龛。我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小龛上。因为这个小龛与其它同题材造像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在佛陀的侧臂处,站有一小僧形象,此僧竟将手搭于佛陀腕处,恰如切脉问病状。我所关注的正是这个切脉问病的细节。在这里,在这个民间供养小龛中,在这凝聚着的时空一刻,两种意识形态不正怦然相遇了吗?“涅槃也是一种病”和“涅槃是一种重生”;“涅槃=死亡”与“涅槃是脱离死生的寂灭”两种不同观念的相遇不正是在这小小一龛中作了形象的注解吗?当然,文管所的专家们可能有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的前提便是不要隐喻,只要数据,这种意见的专业指导就是做好那四件事。
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中,桑塔格引用了一首奥登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癌症真是好玩。无人知晓癌症的病因,尽管有人装作知晓;就像一个隐藏的刺客,它等着给你一刀。”那么,对于桑塔格来说,癌症却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隐藏着的刺客,折磨了她三十年之久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癌,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死亡邀请。她每天明明白白地活在疾病里,还在为疾病中为了疾病写作,为了揭示这些隐喻而写作,为了摆脱这些隐喻而写作,那么她真的摆脱了这些隐喻吗?也许,死亡便是最彻底的摆脱;可她又说有“癌症”一词来隐喻某些社会现象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因为期待着某些社会现象的死亡并不能真正带来那个所谓的“无癌的社会”。那么,摆脱“隐喻”在何种意义上又是可行的呢?难道“隐喻”真的比疾病更难宽恕?
有人说,看了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便不用再去理会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有人说,或者可以去看看德里达的《宽恕》。我此时在屋里,泡上一杯喀什米尔绿茶,听着王菲的《宽恕》,想像着桑塔格的死亡。手机短讯里,传来了一个出版社类似于退稿通知的建议:“建议不要把唐宋石窟与园林艺术混在一块来写,书名也建议不要用《园·林》,应用更为确切的名称;另外,我们需要更多具体的专业的数据资料,而不是过多的抒情和穿插混杂的比喻。当然,你文笔很好,博闻广涉,建议尽快修改,希合作愉快”。我回了讯息,只问了一句:“难道隐喻比疾病更难宽恕?”
许久,不见回音。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与哲学家、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效率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关于效率的学问。一般说来,典型的经济学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会偏向于效率;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偏向于社会公平。
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学奠定了它在学术领域的霸权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还原为经济问题,于是,经济学也就把它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哲学和社会学的领地则在不断地缩小。这样,在整个学界形成了一种以经济学为先锋的流派,这个流派因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被一些人唤作“新自由主义”。
而郎咸平则是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出现的。
坦率地说,郎咸平的说法远不及他的辩论对手那么精致和有说服力,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他向世人呼吁,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与其说郎咸平是位经济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位思想者,虽然他自己更乐意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
郎咸平风暴,就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华盛顿共识的中国争论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一年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位现在几乎成为资本主义传奇人物都认为,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增加政府开支这种凯恩斯主义的习惯动作虽然是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特点,而且二战后这种趋势仍在加强,但在20世纪80年代已然不合时宜。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反向操作。而英美两国的经济成长经验,又被投射放大为“华盛顿共识”。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同时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表现为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比较清楚的是,即使是在美国,不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许多支持美国商业模式的人认为,经济问题中的政府行为是对自由的侵犯,是对国家强制力的滥用。订约自由要求最大程度减少政府行为,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低税收是其必然结果。
“华盛顿共识”逐渐被诟病,最明显的例子是它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和腐败与“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一些对自由市场观念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有所顾虑的人,对彻底市场化的观念也有很大争议。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牵涉价值判断的伦理问题,在经济话语强势的年代很容易陷入混乱和善意中的迷雾。
回看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形态与80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差别,这种新的社会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新的逻辑,但思想界学术界过去考虑的问题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为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一次偶然事件带来了迅猛的“郎咸平风暴”,这一次大争论,有希望“唤醒沉默的大多数”,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问题化产权改革的主义之争。同时,我们可以更大胆地想像,这可能是产权改革历史上一次绝好的机会——系统整理1990年代以来产权改革的历史,重新整合和厘定产权改革的整体政策框架和法律基础,以建立全社会对于私有产权的合理预期,公平的保护企业家及普罗大众的利益和积极性。
过去一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争论,其实不仅仅关乎国企的出路,更扩散到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的一次大交锋。
经过半年之后回看,最早的“郎顾交锋”仅仅是这场大争论的一个导火线,而“郎咸平叫板新自由主义”也仅仅是事情的一个合理延伸,讨论的真正主体,随后已经慢慢变为另外一个尖锐得有点注定难以充分展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是否应重新选择?
这是一场由郎咸平发起的学术争鸣,其中夹杂着对现实利益的深刻反思,并逐渐走向一个新阶段。有趣的是,争论各方的共识里面,“郎咸平风暴”已变成了一个符号,标示了怀疑、批判、否定或者推倒重来;而反驳或肯定郎咸平,成为人们陈述观点的最便捷途径。
这种在美国也旷日持久的分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管双方理论如何有理有据,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得不到普遍认同,那么分配的争议将极大,且代价高昂,诉讼费用与犯罪可能会成为市场经济的沉重负担。
尽管错综复杂、歧见纷扰,但高度重视当前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并借以建立健全产权改革的商业规则和政策法律基础是稳步推进产权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应该是当前的社会共识,也是政策主轴和观察家的主流声音。公平性问题,既不仅是单方面保护弱势群体,也不仅是张维迎撰文回应郎咸平所主张的“善待有贡献的企业家”,而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一体保护。
历史进入2005年,尽管产权改革仍然有待继续完善、推进,但是,我们已无法不正视几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巨大漏洞:解决严重的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协调发展”、“民本思想”的执政战略的高度;同样,重要的不是要不要继续产权改革,而是在法律和制度框架的规范下公开、公平的进行,在法律和制度框架未定的,应该暂缓激进的产权改革。
在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过程之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物,则属于经济学家,这些本来离公众比较遥远,语境以及叙述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次争论之中,大部分都有胜任公众人物角色的表现。
有趣的是,这场辩论非常有建设性地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的局限。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服对手,而是更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到社会上自己的目标人群(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目标是企业家,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目标是广大弱势群体)以及政府未来的公共政策。这是一场罕见的关于重大公共政策的辩论。
由郎咸平质疑“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引发出的产权大讨论,同样促使上至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下至平民百姓都开始正视并重视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郎咸平教授的挺身而出,因为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辨清真相,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厘清问题,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不需要喜欢郎咸平,同样不需要关心太多其个人生活层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无法绕开郎咸平在这场延续到今天的产权改革大争论里面的质疑和追问。

为什么是郎咸平
有人说,同样来自台湾,同样是以学者身份自居,同样说话发言火药味十足,郎咸平就是另外一个李敖。不,老郎比李敖杀伤力还大。一位曾经和郎咸平合作过的主编开玩笑说。这么说的理由是,李敖只在台湾骂,而且现在来看,李敖骂的影响力,确实比不上在内地也疾言厉色的郎咸平。
无论如何,2004年,对财经界,对社会而言,都有一个名字很难绕开,那就是郎咸平。
这位头发班白表情丰富又深受媒体追捧的华人海归教授,不管你对他是否喜欢,是否认同,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炮轰了内地声名赫赫的企业之后,在反对声音汹涌袭来的时候,他仍然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地在讲坛和采访之中发出自己爱憎极为鲜明的声音。
有人说他是股民守护者,是社会良心。他说谢谢了,但我不搞传教士那样的道德批判,我只是一个坚守自己学术信仰的学者,没有被神化的必要。
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暗示他不厚道、无耻。他说,我只是用数据说话,把我的研究结论公布给社会。
媒体说他是学术摇滚,媒体说他自称要当谢霆锋和小燕子。但是他说,这些只是戏言。
不过,他也会当仁不让地说,自己在世界一流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华人经济学家之中的第一位,他会一再强调自己是世界级的公司治理专家,是财务学亚洲第一人。
无论是对民营企业掠夺性的判断,还是对产权改革的质疑,无论是反对人民币升值还是对宏观调控的肯定,这些都是郎咸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维沉淀,虽然这些结论学界还存在争议,必一定就很能为外界接受,但是都是他长时期研究的结果,所以,他会不断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
他可能过分高调和强势,可能太多时候采取和内地学者方式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让人不适应的地方,和他学术研究的价值没有关系。他的态度和情绪,也不能成为抹杀他充满勇气提出独立特行的学术观点的价值。
当然,我不是学者,对于经济以及企业的研究也有限,所以不是郎教授的每一个结论我都能理解和支持。但是,我耳闻目睹,以及由郎教授的学生和同行之中得来的信息,都能体会到郎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专注和专业。因此,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接到律师信的时候会怒不可遏。因为,那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新财富》杂志原主编张信东,是郎咸平教授在内地的第一个亲密合作者,他们联手推出的“德隆系研究”、“坏帐魔术”、“担保圈”和“类家族企业”等等十几篇研究报告,是透视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问题的经典之作。后来张信东谈及对郎教授印象最深的两点,其一是他对学术的专注以及研究之中的无情——对自己以及对他人。其二,就是郎教授生活的尽量简单——最大限度地投入学术研究。
认识郎咸平教授三年多来,我得到的感觉也和张信东类似。不平则鸣,这是我对郎咸平的最大感觉。
郎咸平教授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和我们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不一样。印象所及,大凡财经领域之中的学术问题,是他研究过或者研究之中的,郎教授都会有问必答,侃侃而谈。有时候,他也会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于是半天或者一天之后,我就能收到他的电话,说你刚才问的那几个问题已经答复了,给你邮件发了过去。他几乎是问题不过夜的学术“原教旨”主义者。不过,如果是那些没有涉及的领域,他会斩钉截铁地第一时间给你说没有看法,说这个我没有研究,多问他也不上当。
我曾问及郎咸平教授,你是如何看待对你提出种种批判的学者们?郎教授非常坦诚:“我虽然不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仍要向这些人表示感谢和尊重。无论大家的认识有何不同,能在一起争辩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福祉的重大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学术的探讨本就应当在一种公平、坦诚却又激烈的氛围中进行。”
郎咸平桀骜不驯,看人不顺眼就会直接发作:“我讨厌他!”而在这次大争论之中,需要肯定的一点是,我所见到的郎咸平,对于争论对手的态度表现出了国际级学者的水准。即使是面对颇为直接的人身攻击,他最多也只是用“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来表达不满,从来没有任何不雅的言辞,他可能会讨厌一个学者,但是他不会口出恶言。
这一点,联系到他高调的,充满修辞和富有感染力地对知名企业提出严厉的盗窃国有资产的批评,似乎郎咸平是矛盾的。但是看深一层,这也正说明了郎咸平的统一。一方面,他提出严厉得令人感到是否苛刻的批评,因为这是他学术研究的结果,他相信自己看到了危机;另外一方面,同样是对学术研究的尊重,所以他对于经济学同行的反驳乃至谩骂,都觉得是必要的,也是必须接受的。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那任何主张通过增加监督机关的说法都需要经得起人们这样的推敲:谁来监督监督者

在经济学艰深的数学背后,它究竟想向人类提供什么?我认为答案是世俗智慧。

世俗智慧的广泛来源
应当说,智慧有许多形式,宗教、玄学、纯粹数学、逻辑等等,它们在鲁滨逊世界中照样能够独立存在,许多修行者还特意远离尘嚣去追寻那种智慧。但是世俗智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智慧,它指一种对普通大众的日常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包括对这些世俗的个人互动形成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解。其关注的是一群世俗的人(有七情六欲,也许并不高尚纯洁)在现实的环境中如何实现互动达到彼此的和谐。如果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那么世俗智慧主要是针对人的野兽的那一半的可能性而提出的,它所关注的问题非常务实:一群野兽在一起能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何使野兽也能像天使一样行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世俗智慧不仅教导我们如何对待天使(善),更要教导我们如何对付野兽(恶)。
也应当说,并非在经济学充分发展之后的今天才有世俗智慧,许多年前人类就已经有非凡的世俗智慧。孔子大约是那个时代人类最有世俗智慧的人之一——在那被历史学家称为“轴心时代”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后来的许多道德伦理与政治的根基都被奠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在过去不无道理。即使是在今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行为准则也没有过时。熟悉演进博弈的人,都可能知道,人人都奉行这种行为策略的社会是一个福利很高的社会。大约年代相当,在西方,撇开宗教精神不论,基督教也蕴含着极其深邃的世俗智慧,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可能从中领悟智慧。《圣经》里提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8:12)”。这是待人处事的“黄金原则”,与孔子的准则相比,前者在积极,后者在消极,会解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人可以仔细体会这两种策略的社会后果,就当做一个练习。当然这种差异也许已经不需要强调,因为社会只要提倡其中任何一种,就已经足够好了;并且意味深长的是,明确提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马可福音12:17)”,这意味着政教分离,世俗社会的治理具有独立于宗教的价值。
还应当指出,也并非只有经济学才贡献世俗智慧,法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也贡献世俗智慧,尤其是法学家。举一个例子:孟德斯鸠曾经注意到一个故事,为什么古代俄罗斯比中国凶杀案的发生率更高。他发现,在中国,抓住小偷不至于把他打死,而在俄罗斯被当场逮住的小偷却要被打死。在后面这种法律制度下,小偷就有很大的积极性杀人灭口。所以,所谓的“乱世重典”也是有条件的,并非刑罚越重就越能阻止犯罪,有时候,过重的刑罚反而会使人们有激励进行更严重的犯罪。熟悉激励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很快能明了这其中的道理:不能狠狠惩罚那些我们认为有害的犯罪实在不是因为这种行为应该原谅,而是因为无法给那些比这种行为更严重的犯罪处以更重的惩罚。我们最多只能判人死刑,最严重的惩罚只能给最严重的犯罪,这样才是激励相容的,如果所有犯罪都处以同样严厉的处罚,孟德斯鸠的悖论就会出现。而且,如果不能把所有犯罪的人都处死,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刑罚的正当性以激励那些刑满释放的人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是“公平”的,从而重新皈依社会规范。实际上,法学的世俗智慧与经济学是如此地相容,以至于法律经济学成为了今天法学理论的主流,这不仅仅在合同法、商法领域,在宪法、刑法、诉讼法等方面,经济学也都大行其道。而在有关法律的实施后果的评估方面,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更是显示出优势,行为法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将可以实实在在为我们理解人们的守法与违法行为提供新的智慧。

对误解经济学理性假设的反驳
那么,经济学究竟提供什么独特的世俗智慧呢?这需要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起。许多人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大加抨击,以为找到了经济学的软肋。主要的误解可以笼统地分成三类:一类是道德上的抨击;二类是行为学上的批评;三类是技术上的批评。先看道德上的抨击是如何荒谬。我们只要问:哪个人能站出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考虑自己的利益?休谟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向你描述了一个人,他完全没有贪欲、野心或报复心,除了知道友谊、宽容和公共精神之外没有其它快乐的源泉,那么你应该立刻觉察这是彻底的谎言。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绝对的利他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绝对利他主义者如何能活下来,难道这世界上除了他之外没有饥饿的人吗?),而利他如果不是指一种动机,那么在行为上的利他根本就不需要绝对的利他主义来解释。我并不否认利他主义对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区别利他在社会中存在与在个人身上存在是两回事。利他主义是一种社会存在并不需要每个个体都绝对无私,实际上这也不可能。
也许目前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幻觉了。我们已经老早就看穿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但为什么却看不清自己的本质?英国人就比较有智慧,当光荣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忘记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议会与辉格党人就比皇帝更不会滥用职权,他们难道不是肉长的吗,新的与老的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并不是要新的皇帝代替旧的皇帝,而是要议会与皇帝互相制约打破彼此都有可能的独裁。光荣革命并没有革掉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利益的这个行为特点,只是改变了一下社会机制。
再说行为学上的批评。的确,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是像解博弈论专家解PBE那样考虑问题,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是有限理性的。这种批评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改进。只要我们承认人或多或少要为自己考虑,在世俗层面,我们就不得不为此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经济学提供的智慧就大有用武之地,至于人们在智力上有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你想不想赢和你能不能赢的区别)。其实对于现代经济学而言,理性的假设不过是一个脚手架而已:建楼的时候要用它,但是楼建好了就没有脚手架的影子了,大厦的形状不是由脚手架的形状决定的。但是,脚手架并非无关紧要,没有好的脚手架,就无法顺利建成大厦。对于研究世俗的人的真实行为而言,理性假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脚手架。不管个体的动机是什么,利他也罢,利己也罢,但是他必须知道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如果互动不影响技术边界,利他还是利己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没有影响;如果互动影响技术边界,那么不管想利他还是想利己,他们都需要同样多的关于博弈结构的知识,甚至利他主义需要知道的比利己主义还要多。
第三类批评主要是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的:既然是研究人们的日常行为,为什么要用那么高深的数学,那与世俗智慧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研究者需要的知识要远远超过行为者自己的知识。鸟不懂空气动力学,却可以飞得很好,但是研究鸟类飞行的人却要懂空气动力学;细胞不懂分子生物学,但是研究细胞行为的人要懂。当事人可以像《庄子》中的百足之虫一样“动悟天机而不知所以然”,但是研究者却还要知其所以然。高深的数学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及其互动实在是必要的。当然,也需要指出,既然是研究人类的世俗行为,内省对经济学研究也非常重要。这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最大的差异所在。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出发,基于常理的理解和推测往往能够成为检验一种经济理论的有力工具,这是经济学的直觉与物理学的直觉的不同之处,在此就不多说了。

自私自利与以恶制恶
总结起来,可以大致将经济学提供的世俗智慧定位为,将人类预设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他们的互动及其后果。迄今为止,经济学贡献的最伟大的世俗智慧,莫过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早上能享受的可口的面包不是因为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利益使然。这个洞见并不是鼓励人们一定要自利,更不是鼓励人们一定要极端地自私,而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即使每个人都没有那么高尚、都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仍然存在增进社会福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可以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达到。这种智慧的火花也许已经更早就萌芽了。中国古代的韩非子曾经提过:医生为病人吸出伤口的毒不是因为亲情,而是因为利益。韩非子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父亲听到军官对他当兵的儿子很好的时候,反而大哭,因为那样儿子就要为军官卖命了。但是,是斯密首次做了系统的论证,并将它与国民福祉及其增长联系起来。可以说,自由市场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以来人类最大的进步,难怪斯蒂格勒认为,人们今天的进步大部分是来自市场而不是其他的组织,更不是政府。同时,斯密恰当地指出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是一个“守夜人”。这种智慧与宪政理念互相印证:在政府万能论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弗雷德曼曾经不无自豪地声称,达芬奇创作艺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莎士比亚创作剧本都不是响应政府或某个组织的号召的结果。当我们在期望政府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政府从我们这里剥夺过去的权力往往是随着责任成倍增加,而要求控制的资源则增加得更多。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慨叹,就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理解而言,中国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斯密时代的英国人的水平,所以在中国,能推进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的任何人(当然包括经济学家)都可以算是有智慧,相反,对于开倒车的人,就算他在国际期刊上发再多文章,也只能算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却不见得有智慧。
尽管斯密的智慧极其宏伟,但是求知之路没有尽头。博弈论的提出与应用,指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互动环境下,那么社会的福利有可能无法达到最“好”(也就是在技术上本来可以是更好,但是却无法达到)。这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那么囚徒困境是不是说明斯密的理论失效了呢?不是。其实仔细地看囚徒困境,它并不是两个囚徒的博弈,背后还有法官、警察、公众、甚至还有黑社会(如果这两个囚犯来自一个团伙)。对于“白道”来说,囚犯的困境正是所期望出现的结果,不能说出现囚犯困境对社会就一定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恶制恶”是极其重要与高超的世俗智慧。这个智慧与斯密的智慧是一脉相承的:斯密说“利己惠人”,博弈论说“以恶制恶”。今天,经济学已把博弈论迅速接受为主流的方法,经济学家也已对“以恶制恶”的可能性知道更多。如果警察可能渎职,法官可能受贿,廉政公署本身需要“廉政”,反贪局长自己也贪污,公众自己却喜欢违法(只要有利可图),那么“社会如何可能”?任何主张通过增加监督机关的说法都需要经得起人们这样的推敲: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肯剃刀原理完全适用:如果对反贪局长的监督难度与直接监督其他局长的难度一样,那么为什么要增加反贪局?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一个叫“核心定理”(core theorem)的命题里(Basu,1998):凡是能被最终实施的行为是包含社会所有成员在内的“大博弈”的纳什均衡,如果不是纳什均衡,那么通过增加科层的级别(例如设置反贪局、稽查员、巡视员等)不能提供新的好处,除非科层数目的改变打破了原先的均衡,并且产生了一个新的福利更高的纳什均衡(完全有可能产生一个更差的均衡)。这种智慧难道不应该是一种常识吗?我们已经知道,哪类博弈对于参与者的数量是敏感的,例如古诺竞争,一个寡头的时候会剥夺所有的剩余,但是两个时的均衡就大不一样,当数目为无穷多的时候,寡头只能得到零利润了。这又回到了斯密的智慧:政治的贤明并非来自政治家的高尚道德,而乃是来自给定制度下利益的制衡!所以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是让两只力量相当的狗互相咬,最后都成了看家狗,轮流看家。主张“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的单一思维,实在不是世俗智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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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昌城出了西门,大宁河边上,便是一片广阔的平坝。
这时正是早春,黄澄澄的油菜花犹在粲然开放,相与青山绿水炊烟,自在人间。
坝子又称七里坝,直径达3.5公里。加上古镇东边的平坝,面积更是可观。据大昌文化推广站站长李纪堂说,此地土质之肥沃,种田根本就无需施加什么肥料,一年一季稻谷,一季小麦,间或油菜青菜,便养育繁衍了3万多大昌子民。当地居民说,几百年来,大昌能不断吸引外地移民来此定居,靠的便是这蜀道上罕见的沃土。
而现在,这个仅140多米海拔的平坝将要永沉江底,它养育的3万多子民也将四散,寻找新的乐土。

温家无烦恼
温广林和付明香两夫妻可能是大昌镇上最具知名度的人之一,原因在于他们那要收费5元参观的家宅,常常出现在网络论坛或小三峡游览指南中,这里确实来过不少名人,包括李鹏、钱伟长等等,接受媒体采访更是数不胜数。不过,对学生,还有所谓文化人来参观,温先生是不收费的。
实际上温家大院最初并不是大昌最堂皇的宅院,只是相对其他院落保存得更完整。完整程度能与之相比的一户人家也在“二期水位”时拆除,全家搬迁到了广东,只剩下温家大院在大昌独撑至最后。进屋可看到这里每根柱、每根梁、每根门板、每间房甚至连天井都不对称,可谓错落有致,专家的解释是避风水。可以看出从前温家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大门进来便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厅堂,平常一般不打开,只有来了贵客比如七品以上的官员才将大门打开,后面还有个花园,不过现在都成了菜地。还有部分房间被拆掉了。里边小道是供佣人走动的。梁柱都有雕花,很漂亮。在卧房的窗花上,我们看到蝙蝠、马鹿和桃子,主人解释说这是取福、禄、寿之意。
说起来,温家也曾是大户之家,在从广东梅县迁到大昌的三百多年前,曾有先祖做过广东巡抚,至今已有12代人繁衍。解放街(南北街)上的人家都姓温,然而没有一人能讲客家话了。
实际上,这家人残存的家底,到了1949年已经不剩多少了。虽然当时政府给温家定的成分是富农,但温家已经没什么财产,空有一套大屋。之所以落到此般田地,全因1949年前的先人抽大烟,把家底都抽光了,周边田地变卖殆尽。到了1958-1959年大跃进时期,在这里做全镇的集体食堂,把屋里的门板、木头都拆下来当柴火烧,房屋的损害很大。至今在大院的后房墙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总路线万岁”字样。文化大革命到来,造反派来抄家破四旧,把东西全部抄个精光。
上世纪70年代末,温家对大屋进行了一次整修,而后,大昌当地的传统建筑工艺匠人故去,一些混凝土建筑逐渐出现在古镇,曾经的一些独特技术,比如用糯米和泥土混合做厨房地板,就此失传。到了1990年代,镇里进行下水道改造,把青石板路改造成了混凝土后,古镇风貌又遭到进一步的侵蚀。
曾经的后花园也不复存在了,成了温家人种些小菜的自留地。以前给佣人住的后厅堂摆满了土布机、纺线机、磨面机等老式农具供游客参观。然而这只是最后的挣扎罢,和南门附近的一个“农家女奇石馆”一样,整个早上就只有我们几个进来参观。据李纪堂说,在“二期水位”之前的那段时间,温家一直是最热门的景点,几乎天天都有人投宿。而水涨到二期水位之后就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大儿子一家四口在前年已经跟随着上万移民举家搬迁去广东高要,可算是回归故里。舍不得大屋的两位老人,则和小儿子以及温家在大昌的第十二代孙子留守,一直等到今年的拆迁重建开始才会搬去新镇。
旁边很多房子拆了,人也越来越少。温家附近的街坊,大多也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对于新的古镇,温广林和其他村民一样,心情又复杂又坦然。还在平整土地的工地,他们几乎人人都去探过。温光林说,他知道大院被列为拆迁复建的一号民居,将来只作旅游景点。作为这个大屋原先的主人,他只有三点希望:一是大院不要改名;二是温家能将大院作价入股参与旅游收入分成;三是优先安排温家后人担任复建大院的旅游讲解工作。至于能否实现,还得看有关部门将来对大昌古镇采取的运营方案了。

忐忑的大昌
大昌在1700年前就是个县城,旧名泰昌,北周因避文帝(字文泰)讳改为大昌,康熙9年的时候,因为人口少而撤县并入巫山。大昌南通巫山县城,北至陕西安康镇平坝,以前一直是巫溪等地人员与物质的中转大码头。
在2005年的3月,大昌已然成为一个新房林立的工地。新的镇政府驻地所有的建筑都是白墙青瓦,在茫茫山水间很是抢眼,政府大楼位居最高,民居和商业建筑沿着“中轴线”排座两边,一直延伸到大宁河畔。和巫山县城有一条广东道对应,这里随处可看到“江门楼”、“珠海楼”,这些东部省份的支援,一定程度减轻了国家财政对三峡庞大建设投入的负担。
从古镇旧的镇政府办公室到新城新办公室,仅仅5公里的路,开车却足足需要半个小时,这条路明年便被淹没。而在大宁河的对岸,一条新的大路已经接近完工,等到明年宁河公路大桥完工之后。从巫山县城到大昌,将只需要约一小时的车程,以往只能靠慢船快艇等水上运输的交通状况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几乎全镇的干部这两年都没有什么正常的周末休息时间,大部分人都参加到了移民动迁工作。一些家在巫山县城的干部,一个月都难得回家一次。
幸好,大规模的移民外迁已经基本结束,上万迁往广东、安徽的居民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尽管遇到了语言和气候等生活环境问题,但总体来说,大昌的居民对广东的自然条件还算满意。
如今的重点工作,则是在做老镇居民动迁往新镇的工作,尽管人人都知道随着三峡工程峻工最后期限到来,搬家无可避免,但念旧的老人和一些对搬迁条件不甚满意的居民仍然继续呆在旧屋,听任干部一遍又一遍的做工作。
据了解,根据不同的条件,迁往新镇的居民,或选择统建房,或选择按一人10平方米的土地标准来起楼,按照这个标准,则温家可分配到50平方米的宅地。在新镇,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居民自建楼都盖到4、5层之多,李纪堂说,三峡水位上涨后,这些新房子将成为水边的大屋,到时候游客可以到这些农家来,在楼上钓江里的鱼。
这是大部分人对大昌未来的想法,即旅游仍将成为这个地方未来的主要经济支柱。所以当地政府规定,无论办公室、统建房、自建房都必须实现统一的建筑风格,白墙青瓦,青山绿水,俨然一副新水乡景象。
实际上这是个无奈而惟一的思路。新镇大约有2万人生活,路宽了,房子大了,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肥沃农田,那点碎地薄田,很难支持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而对于地处三峡深处的巫山诸镇来说,吸引外地企业投资制造业,很难,交通的成本就足以让人打退堂鼓了。
所以从官方到民间,在很多人的下意识里,已经隐隐有“以后只能靠旅游了”的观念,毕竟,巫山县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都来自旅游观光业。新镇所有的建筑、公共设施、码头都刻意补充进复古的元素,试图营造出桃源般的环境。而选择为古镇重建地址的西包岭,这个外来游客第一眼就望到的位置,原是建设集装箱码头的地址,现在让位给古镇,成为了这一思路的最好注脚。
“以后的古镇,可以让游客参观我们的传统酿酒工艺、土布加工,那些并非原样迁移的房子也可以做成类似农家乐的土房,还可以弄成民俗风格的旅馆并经营特色餐饮。但要怎么运作,还得再仔细研究吧!”李纪堂和古镇的其他居民一样,对未来既抱以期望,又有些略微的担心。

抛却三峡而后生?
在大三峡小三峡水位升高后,大昌将出现11平方公里的平湖,算得上是三峡库区较大的湖面景观之一,并且仍然处于新的小小三峡景点的必经之地。如若大昌古镇仍能保持原有风貌,并能平衡未来古镇商业与生活的观感,则对解决居民的就业是有益处的。
但是,当年“绝版三峡游”的后果仍未消除。当年为了吸引游客,库区很多旅游公司,包括重庆、宜昌都纷纷打出“绝版三峡游”的概念。游客倒是来了一批又一批,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竭泽而渔的营销方式。2000年以后游客连年减少,以至于巫山县出去推广旅游,往往遭到“你们的小三峡还在么?”的尴尬责问。
因此,自觉和不自觉的造古运动成了主流,不只大昌是青瓦白墙,在巫山县各处都可见到各式仿古建筑,而被传媒诟病的神女塑像和神女溪开发构想也没有淡出当地官方和民间的思路,这一种急切的迫望,还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媒体所能体察的。
但是旅游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仍然还得有一些居民离开家乡谋求发展。巫山县现在对移民的培训,已经由主要侧重于国家政策法规的培训转向生产技能,比如烹饪、电脑技术等等,为未来的劳务输出做准备。加上大昌已经远走外乡的一万多人,可以想见,在往后的往后,这么一群古镇成长的人,在有生之年,为了怀念或者其他,这个大宁河边的微型小镇,必然成为他们作为“游客”的长久热恋对象。(摄影/Winni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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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也许有许多善良纯朴的愿望,但是把社会制度的良好运行建立在掌权人的高尚动机的假设之上,这比把高楼大厦建立在沙滩之上还危险。先小人(非均衡路径的规定)后君子(均衡路径的规定)的制度就比先君子后小人的制度更稳健。把十几亿人的身家性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均衡是千钧一发的均衡。这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高估了人性,另外一种是对人性失去信心。所以美国人很务实,他们认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

这样的理解也适用于所有的组织与机制设计领域。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可能在于提供了许多对组织运行的世俗智慧,例如契约与激励理论、拍卖与机制设计等等。真正懂这些理论的人一定会叹服经济学家构思的巧妙和智慧。以拍卖理论为例,拍卖并不是仅在拍卖行中发生,也不限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体育比赛、排队、跑官、贿赂、晋升、审批、求偶等等实质上都是一种拍卖。甚至在动物界也有拍卖:两只狮子争一头牛就是一种第二价格拍卖。

没有经济学家的探索,这种人类社会在2000年前就产生的解决未知偏好下稀缺资源配置的智慧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被发扬光大。所以Myerson和Kerempler这样的大学者主张经济学家都应该懂点拍卖。在组织领域,也有太丰富的智慧,仅举多任务委托代理做一个例子:摆在摊头的肉的质量比包在饺子里的肉的质量容易观测,如果一个人既开肉铺又开饺子店,那么好的肉就会挂出来卖,差一点的肉就包到饺子里去了。

另外,外部竞争与组织类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张维迎教授曾经正确地指出基于控制的组织与基于效率的组织的区别(例如,正职领导应该竞选,副职应该由正职任命,但我们却刚好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演进方向是一直朝着控制最大化方向,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控制会上瘾,权力会导致腐败。虽然历史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组织的竞争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在于越是追求控制的组织,越会倾向于选择听话的官员,而不是越有能力的官员,决策者得到的信息就越失真。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也告诉我们控制权的重要性:没有控制权的产权是水中月、镜中花。如果你不能对使用阳光的人收费又不能将阳光藏起来,那么太阳的产权属于你就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产权永远是私有的(但不一定是排他的),只是私有的方式不同而已。

那些对公有制报有幻想的人应该想想,他拥有的国有资产与他拥有的阳光的产权有什么区别。一些人会说,假如国有资产不流失,国家可以因此多提供福利,那我们就可以少交税,这不是很好吗?可惜这种想法太天真,除了垄断性行业之外,哪些国有企业能盈利?那么多银行坏帐那里来的?我们可以稍微分析一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如果官员不腐败,将国有资产公平有效地转让到有能力的经营者手里,并不是一件难事,就业、社会保障等都可以公开做价,人们不应该反对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所以应该反对的是腐败而不是国有资产转让;如果官员是腐败的,那么国有资产转也罢,不转也罢,都要流失。

人们争议的问题可能在于,如果官员是腐败的,那么是应该先停止转让等他们不腐败了再说,还是继续转让。如果是前者,明眼人应该知道,等所有国有资产都烂光,腐败也不会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比较利益得失应该从实际的利益出发,而不是看空头支票上有几个零。打蛇要打七寸,我们应该将目光集中在反腐败上,并且将反腐败的讨论深入到制度层次。那些自称为或被称为“学者的良心”的人,并没有去捅破真实的谎言。

作为世俗智慧,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能够为我们反思与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观念提供新的线索。例如,关于“诛心之论”,我认为这绝非制恶之道。我们需要分清“恶行”与“恶念”,我们只能观察到“恶行”(有时候连恶行也不容易观察),但无法直接观察到“恶念”。如果恶行是可以观察并可以确认的,我们基于恶行进行惩罚,惩罚的是“恶行”这种行为;如果恶行没有被观察和确认,怎么知道人家有“恶念”?注意,在从前,我们惩罚的是恶人;在现代社会,我们惩罚的不是恶人,而是恶行。这个转变,是对个体自主的意志能力的唤醒与确认,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差别,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法律上我们也区分故意和过失,这似乎是基于动机,但实际上还是基于行为,故意动机在行为上体现为故意行为)。

实际上,问题很简单,暴露坏人的目的并非出于一种对别人内心世界的好奇,而应该是怎样才能对社会更有利。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无法一一辨明“好人”与“坏人”(至多我们只能通过辨明“好事”与“坏事”来推断),那么就不要急于给人定性,可以鼓励那些“坏人”出于假装好人的目的不得不做好事,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至于把一个本来不怎么坏的人逼成坏人。
用博弈论的话说,就是预期的自我实现:你认为对方是坏人,所以就处处对他坏,因为你对他“坏”,出于自卫,他不得不反击,或者做了对你不好的事,于是这刚好让你证明他果真是坏人。历史上,据说杨国忠为了证明安禄山要造反,处处逼迫,终于向玄宗证明了这一点,但证明的时候恰恰也是自己因此丧命的时候,陪葬的还有唐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更极端的做法是,想当然地根据出身把一个定为坏人,例如文革中划定成份的作法。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能确认并加以惩罚的恶行总是少于实际上被我们观察到的恶行,我们能观察到的恶行总是少于那些可能导致恶行的恶念(用数学的表达是:任何一个逻辑系统内,我们能严格证明为真的命题集合是所有真命题的真子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事前与事后、一类错误与二类错误之间做折衷。任何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理想主义的做法不仅不可能,反而容易导致更大的灾难。所以现代人应该对极端主义保持警惕,不管这种极端主义是基于某种道德的纯洁、宗教的正义与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提出。

与此相关,当我们观察到“善行”的时候,不要轻易地为“善行”安上一个恶的动机。如果一个人不违法,不做坏事,为什么要鄙视他不违法、不做坏事的动机?哪怕那仅仅是出于对法律威慑的恐惧。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富翁子女不在身边,二十年来生活起居都由一个佣人照顾,临终前,他要将所有的遗产都给这个佣人。旁人(也许包括他的儿子)都说这个佣人是盯着他的财产才这样照顾他的,不是真心。但是富翁冷静地说:二十年的照顾,假的也是真的。“主人翁们”应该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孔子老早就说过,“观其言,察其行”,现代人更应该如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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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成长史
1954年,代号为718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破土动工,由798、706、707等多个工厂和11个研究所组成,1957年正式投入生产。
718联合厂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援建的第157个项目。由于电子工业的领先位置,东德被委派建设联合厂。由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组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完成了这项工程。
联合厂的建筑设计由德绍建筑机构负责。这一机构和当年的包豪斯学校在同一城市。有部分艺术家和学者认为,两者在建筑精神层面上有着明显的共通。
联合厂是实用和简洁完美结合的典范。718联合厂首任厂长李瑞回忆,德国人对建筑质量是严格而认真的。据《BEIJING 798》一书中收集的资料,建筑抗震强度的设计在通过仔细的研究后,确定为8级以上,而当时中苏的标准仅为6至7级;同时,为了保证坚固性,在南湖渠一带专门修筑了两个筑砖厂,由东德免费提供技术,制作在工程中使用的500号建筑砖。
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全场生产规模之大,效益之高,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大协作的样板工程之一。
1964年4月1日,718联合厂撤销,六个分厂开始独立经营,成为797、798等,而后, 红极一时的718联合厂开始遭遇种种问题。80年代起,各个分厂也开始走向衰落。2001年,这些厂重新聚集在“七星华电集团”名下,并负责管理这片地区。该集团公司曾构想建立一个多达10平方公里的电子产业区,但未能实现。而后,七星公司开始通过出租厂房、转卖土地的方式以获得一定收入,保证部分收入来源。
2002年前后,一批艺术家开始在此工作定居,及至后来与七星集团产生矛盾。其中,以2003年4月艺术区举办的“再造798”活动为始,矛盾前后持续进两年。 在2003年“两会”期间,李象群做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向北京市人大递交了《保留一个老工业的建筑遗产、保留一个正在发展的艺术区的提案》,建议暂停计划中的大规模拆建行为,暂停原有规划的实施。 通过多方面努力,北京市有关部门最终在对这一地区进行研究后,于2004年7月形成“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的意见,这一地区也得以暂时不予拆迁。

大山子国际艺术节
大山子国际艺术节(Dashanzi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始北京大山子艺术区举办的年度大型艺术活动,是大山子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与居住或工作在大山子的艺术家积极促成的一个集中展示当代艺术成果的艺术节。艺术节在不同年份将有不同主题,并在同一主题的引导下,给公众带来多姿多彩的当代艺术活动,其中既有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亦有视觉艺术、现场音乐、舞蹈、戏剧、行为表演、建筑与设计展览、世界电影展映等多种艺术形式,极大的拓展了当代艺术与社会公众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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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和美国某大学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国内调查,我给他当翻译。
一次,和他闲聊,他问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两个图腾的,一个是龙,一个是凤。我说,我们好象就一个图腾吧,就是龙而已。因为我们常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倒没有谁说自己是凤的传人。他说,那么你们结婚时挂着龙凤干什么?我告诉他,那表示喜庆和吉祥。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他,中国对公母分的极为讲究的,凤是公的,凰是母的,大才子司马相如不是凭一曲《凤求凰》追求上了卓文君;就是彩虹还分公母呢。我当然也没有说清楚,怕他越问越多。不过他回国的时候,在我的推荐之下,倒是买了许多龙凤图案的丝绸被面回去,也算给国家创汇了。
不过,事后我倒是想了不少,觉得他说的未必没有道理了,而且越想越有道理,可以自成一说。
想当初孔子栖栖惶惶周游列国的时候,在楚国遇见了一个怪人。此人叫接舆,他比后来的刘伶还厉害,因为刘伶也就在自己家里光着身子醒酒而已,而接舆是光着身子到处乱跑,因此,人们称他为“楚狂”。他瞧不上孔子如此的入世,歌咏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事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接舆称孔子为凤,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凤来代表儒家。孔子曾经见过道家的祖师爷老子,觉得他高深莫测,玄之又玄,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圣人都有这么深的感触了,龙是可以代表道家了。
古代氏族时代,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以做膜拜。一个部落如果给另一个部落吞并,那么,他们的图腾自然就不复存在了;但如果双方实力差不多,不存在谁吃了谁的问题,那么,他们的图腾就继续共同存在下去了。
在古代埃及,上下埃及的图腾分别是蛇和鹰。后来,两个埃及统一了,两个图腾却依然存在,当时的法老为了显示公平,有时戴蛇冠,有时戴鹰冠,有时两冠合戴。看现在出土的一些古埃及文物,好象都是双冠合戴。
由此及彼,据化石出土,一种“始祖鸟”和凤很相近,那么凤是现实中存在过的了,只是现在灭绝了;而龙则是许多动物的揉合,如:蛇,鱼,鹿等等,但现实中,却从未存在过。
一个以凤为图腾的部落消灭了其他许多部落,消灭了他们的文化,驱使其人为奴隶,那些灭亡部落的图腾现在自然是无从知晓了。这样,凤就代表着一种霸道和暴力,一种唯我独尊的一统。这么看来,以凤做代表的儒家就显得异常的狰狞了。
相反,以龙为代表的道家则相当的温和和可亲。假设开始,一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和一个以鹿为图腾的部落发生战斗,双方相持不下,经过谈判,大家决定哥俩好,于是,双方的图腾也加工一下,给蛇身上加顶鹿,作为统一部落的共同图腾。以后,又和其他许多部落合并,渐渐的,就有了“龙”这个抽象的,代表协调和折中的四不象的动物做膜拜的图腾了。
中国封建时代,表面看上去,都是儒家人物在朝敲图章玩,其实,说到底是外儒而内法。文革时说什么儒法斗争贯穿始终是经不起推敲的。法家滥觞于儒学大师荀子,他的两个高足,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一个搞理论,一个搞实践,才有秦始皇的统一。只不过他们玩过火了,秦朝二世而亡。等到汉武帝时,又来个儒学大师董仲舒,一改以前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自此,永远的取代了道家,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的绝对主流。董大师的一个“独”字,就显得多么的杀气腾腾,蛮横无理。因此,儒家法家其实就是一张扑克牌的两头而已。
儒家虽然成为了主流,但道家也并未消亡。知识分子得意时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气宇轩昂的说“吾曹不出,奈苍生何?!”,玩孔子韩非的一套;落魄时就高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谈谈老庄的“贵柔”。这么说来,中国文化是既有霸道,暴力和唯我独尊的一面,同时,也有折中调和的一面。
如此说来,龙和凤的确是中国的两个图腾,只是一个显性,一个隐性。由龙和凤谈到氏族图腾,再谈到儒家道家,再谈到中国文化,真是越发胡扯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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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爱好宏大叙事的法国人对欧盟宪法说了“non”,媒体几乎一边倒开始谴责说不的法国人,仿佛这批法国人过于惹是生非,就是不愿成人之美。大有不敢相信事实的意思。其实法国例外,实乃意料中事。
回想1992年6月2日,丹麦以50.7%的微弱优势否决了建立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密特朗领导的左翼政府却在本不必要通过公投就可以靠议会多数来通过该条约的情况下,决定于同年9月20日举行全民公投,并最终以51.04%的优势通过了《马约》,力挽狂澜,为欧盟的诞生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但是这一次却对欧洲进一步一体化说不。难怪德斯坦要说:“对欧盟宪法说不,就如同足球比赛里把球踢进了己方的大门。”
但是从一些端倪中我们还是能看出法国例外实是情理中事。首先在社会制度上,法国实施有法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主张适度政府干预和关键部门的国有经济,实施全民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制度,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资本主义是很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法国人在外交上,从戴高乐时期就开始强调独立自主,不为任何国家的马首是瞻了。从法国现在的国情来看,国民经济相当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密特朗的夫人反对欧盟宪法的最大理由就是该宪法将市场经济加以制度化,来自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的劳动力和商品的廉价竞争,将会导致法国劳动阶层失去社会福利,面临更严重的失业威胁。经济自由化遭到社会主义的抵制,这几乎是举世皆然的事情。虽然在经济上长远来看,法国人可能为这一次的反对付出代价,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其实在现有情况下,正是劳动力在欧盟内部激烈竞争的时刻,整个欧洲都陷于失业率高的困局中,不独法国使然。
在所有的改革中,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改革就相对比较容易推进。但是欧盟宪法推得显然不是时候。如果时机不当尚不足以成为充足的理由的话,那么加上方式错误,在法国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回顾过去几个月来,法国对欧盟宪法的推销过程,不难发现这些推销员是不合格的,他们没有正面回答法国百姓提出的问题,老百姓最关心能不能推进他们切实的利益,但是这些推销精英们却顾左右而言他,说什么不通过会出现严重后果:一是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就会被削弱;二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就会停滞不前。而老百姓要考虑的是这和我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在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时,不能阻止法国人民倾向于坏的预期,也就是通过欧盟宪法对他们而言,不是好的选择。
然而更为重要的理由,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虑。即便说欧盟宪法的确能为法国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也并不意味着法国人会赞成一个强大的欧洲政权。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也不能取代法国人民说“不”的自由,更不用说现在经济一塌糊涂的情况下,能指望他们会赞成一个可能的“利维坦”。一个大的统一防务和外交部门一旦成立,它将会变成什么样不是欧盟内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控制的。而对于个人自由斤斤计较的法国人不可能不对此表示应有的怀疑。
法国人天性浪漫也好,正义感强也罢,重要的是法兰西传统的自由主义,一个统一的欧洲有可能对个人的自由产生危险,即便只是可能,法国人民也已经以说“不”来维护他们继续说“不”的权利。这不由让人想起法国这次对欧盟宪法进行公投时,反对派的口号:Vive la France!(法兰西万岁!)Vive le non!(说不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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