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 标签

乐乐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陆澄的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头衔,节目主持人、上海演讲学会副会长、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朗诵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等等。不过,那一长串头衔都只与两件事儿有关:播音与文学。
他身材高大,说话声音浑厚,聊天时不急不缓,像一条在平原地带上静静奔流的大河。陆澄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算再仔细辨认,也绝对听不出他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对于这些,他只轻描淡写地说,都不算什么,基本功而已。
尽管,陆澄获得过 “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这是中国播音主持界最高等级的大奖,但小时候,因为对外界评价的敏感,他一度不敢开口讲普通话。
那是一次放学后,他告诉家人今天要排练朗诵节目,大哥大姐开玩笑式地嘲笑他:你这个大舌头能朗诵啊。从此,“我不说普通话了,一直到上了大学,”他说,“所以对小孩子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敏感又聪明的孩子。”
平日里,陆澄夫妇与女儿、女婿、小外孙一起,都住在万科的燕南园。家里到处都放置着小外孙的玩具,偌大的房间显得满满当当。由于自己的童年经历,他一值对小外孙的自尊心倍加小心。
18年前,听众们可以在陆澄主持的广播节目中点诗,并把她们送给自己至亲至爱的人们——1993年,陆澄创办并主持了国内首档广播直播“点诗”栏目《午夜星河》。那时的深夜里,在他刚柔并济的男中音的呵护下,戴望舒、徐志摩、舒婷的爱与悲伤就在空中流转。
但是,这档节目已经被急速跃进的经济建设甩出了历史。自停播后,这一栏目及其理念都已被逐渐淡化了。
“在收听率为王的时代,其实我做的是最不被看好的事。文学当中最不景气的是诗歌,但它又是文学中的文学。”他说,在节目创办之初,他对此就有很清醒的认识。
“绝不是只因为我喜欢文学,声音很好、喜欢朗诵才做这个节目。”他说,“那完全是理性的思考,它是一个大都市的声音,它是人的灵魂。”

童年时的那本普通话教材
“小时候听广播,觉得它高不可攀,距离很远。”陆澄说。
他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大游行时宣传队使用的高音喇叭。1968年,“文革”运动正如日中天。一天,陆澄看完电影回家,看到大街小巷都是高音喇叭,传出的声音跟广播里一模一样。他往里面一看,喇叭背后一个人正在宣讲。这让他觉得很神秘而诱惑。
十多年后,当陆澄成为了一名专业播音员,他已对广播有了更深的体悟,早把宣传队的高音喇叭远远抛在了身后。当我问他播音时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情真意切。”
“播音两个字现在不大说了,现在叫主持,特别时髦。狭义的播音是过去的说法,比如《新闻联播》。真正的新闻播音必须有,它是一个电台、一个节目的门面。”陆澄说,“但问题也就出在这,无论是什么节目,好多都是照本宣科的读法,实际上缺少一种审美的艺术。”
小学时,陆澄并不知道自己与这个职业的缘分。他所在的班级曾有过一本独特的教材:书的前面全部是拼音。书中有两页被粘了起来,他好奇地撕开看,一面是国旗,一面是领袖像——大概是因为印刷时重叠了,为了保持“严肃性”才贴起来,他想。
这本教材从北京运来,是推广普通话的实验班所独有的,不过这些背景陆澄当时一点都不知道。
现在,陆澄所有的小学教材都已经荡然无存,惟独这本书还在。封面和封底都破了,书上的人物却还穿着他当年用彩色蜡笔涂上去的鲜艳服装。而与书一起保留下来的,不仅有小时候夹在其中的花花绿绿的糖纸,还有陆澄的普通话基本功。
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在陆澄的记忆中,她长的很清秀,白白净净,温文尔雅。多年之后,他感到这段普通话推广班的经历铺垫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而她,作为他的老师,虽称不上大恩大德,却算得上点滴之恩。于是他发誓要找到她——这是后话。
当陆澄现在回顾往昔,高音喇叭与实验班似乎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早的伏笔。但对那时仍身处“文革”之中的他来说,那又只是再普通不过的细节,倏忽就过去了。

都是假的,只有本事是真的
1970年,作为“知识青年”,陆澄加入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他去了当时被称为“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临泉县。
在阜阳农村,陆澄开始学习新技能。他很喜欢美术,一直与上海读书时的美术老师保持联系。他练习画社员的速写,以及农村的风景。班主任老师一直以为陆澄将会走绘画之路,哪想到他会去“吃开口饭”。这一点,连陆澄自己也“真的不知道”——这时候,陆澄还没有当众发言的锻炼,“即便是在社员大会上读一篇报纸,也缺少必要的心理素质”。
在他的记忆里,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好在,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家教。“小时候家境非常好。”他说,就算在买不到东西的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也经常在周末领着孩子们去饭店就餐,以补充营养。
但是,家教严苛。“文革”期间,家里原先顾的佣人走了,于是拖地板、洗衣服这些活就都是孩子们自己干。“这些不是老师给你说的大道理,但年纪越大、越理性的时候,会非常感谢父母给了你这些。”他说。
而上山下乡的经历也一样,“回头看,相当于是一种财富”——“当然,坦白地说,这种财富我并不想要,”陆澄补充道,如果我在上海,就不会浪费时间,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好。
这一期间,陆澄已经开始练习朗诵了,朗诵无需依赖硬件条件,只靠一张嘴巴。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成本最低。练习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读报。报纸的内容有难有易,比如普通的新闻,或是拗口的国际人名、地名一大串。他那时的目标是:由慢到快,直到脱口就来,一字不错。
除了练习正音和普通话,陆澄还背过成语辞典。他觉得受益终生:“母亲说过,人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本事是真的。”
事实上,更多的知青会因为条件所限而耽搁了自己的理想。陆澄就被迫放弃学习手风琴的念头——那里没有琴,也没有老师。很多年后,当他反思这一代人的命运,他觉得,只有太少的人能超越现实的桎梏。
“我现在有时候还在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性格当中有很多中庸的成分。或者更消极点说,比较柔弱,不大会与世事抗争。”他说,“若不是这样,那你想学什么,就应该义无反顾的回来(上海)。”

恩人们的模样
陆澄在农村待了整整4年半,之后被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录取,成为该校恢复后的第一届学生兼播音员。一下子进入了真正的大学,“对我来说心满意足了”他说,这是最美好的时光,“觉得人生一片光明”。
而现在,当我们坐在开着空调、到处摆放着玩具的房间里聊到他的大学,陆澄感叹说:太快了,几十年了。
这几十年间,陆澄短暂地做过教师,再后来就去了广播电台工作。从此,从一而终。
上世纪90年代初陆澄回到上海后,就想要找到当年的普通话老师。但陆澄的同学告诉他,老师70年代末就离开了上海,当初的小学也已消失在历史中。
幸运的是,三、四年前上海教育电视台与《新民晚报》在教师节前联合推出“寻找恩师,感谢师恩”活动,陆澄读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与《新民晚报》联系,于是,《新民晚报》以陆澄的故事打了头一炮,标题是:“动听的女中音,你在哪里”。
各种线索迅速向电视台汇集过来,陆澄最终在节目现场见到了老师,他为老师献唱了一首特意为这次师生久别重逢创作的歌。
身为广电系统的金牌主持人,陆澄有着近水楼台的方便。通过电视栏目,陆澄还找了另一位恩人。2000年,安徽电视台“超级大赢家”寻访到了他上山下乡时期的大队书记。
“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是他让我获得了去大学读书的机会。”陆澄说,“我们那时候是推荐上大学,但又不以成绩为标准,关系、背景、后台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我与他没多说过一句话,甚至没请他喝过一口水,但关键时刻他却保护了我。”陆澄说。
在他的记忆中,大队书记皮肤黝黑,双目炯炯有神。陆澄没有书记的照片,但母亲对他多学本事、艺不压身的教导再次派上了用场——他给栏目组提供了插队时他为书记画的人物肖像。其中有一张是书记在油灯下,因为明暗、角度的变化,书记显得特别苍老——这正好应是2000年时他的模样。“你们按此去找,找着了算我的画技还可以。”陆澄对栏目组说。
果然,按照陆澄的画,书记被找到了。陆澄说,大队书记早就退休了,那次节目之后的多年间,他们没再有太多联系,“10年前他是68岁,今年应该79岁了。”
“我有一种心理,一直说要回去看,但就是迈不动脚步。”他说,“真的, 10年还好一点,20年前更好一点,我回去过好多次。但现在,母校的同学聚会也让我觉得为难,时光过得太快了,不知这一别又要什么时候再见,总是勾起太多的联想,‘相见时难别亦难哪’。”

文学是朗诵的唯一选材
看上去,也许是父亲学问的影响、母亲的教导、普通话老师的敬业与大队书记的爱护等诸般偶然的拼合,使得陆澄获得了全国知名的播音主持人的机遇。但是,使他在这一领域持续进步的内在动力并不如此简单。
“奇怪,我也会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去从事这个职业。”陆澄说,“我对文学很感兴趣。因为文学使我总觉得广播的语言有点神圣感。”比如那些他曾经在栏目里朗诵过的诗,“小巧,抒情,含点哲理,有很多唯美的东西在里面。”他说。
现在,上海是中国朗诵界的半壁江山,与北京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但让陆澄担心的是,上海和北京的朗诵事业都在原地徘徊,很难再上一个台阶。“这是文化环境的问题。”他说。而他正打算与作家协会一起推广朗诵的新理念:倾听文学——朗诵为文学服务,文学需要倾听。
他认为,有多条理由支持他们去倾听:一方面,因为开车的人越来越多,广播的听众人群也在扩大,二是视觉阅读相对比较费神,“倾听文学”就能闭目养神。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倾听”的状态下,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阅历,对文字作品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可以有自己的想像空间。
“文学需要寻找新的传播的渠道。作家协会希望好的作品能有好出路。如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就不再是小说了,成为了另外一个独立的品种。况且,还有不少小说是不能改编成电视剧的。他们就想到了朗诵。”他谈到这一想法初衷。
倾听文学的新理念,中秋节后就会推出。“文学是朗诵的唯一选材,文化和朗诵相辅相成。”陆澄说。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二十年前,万科的金域蓝湾的业主贾先生刚到此处。那时,居民稀少,每到晚上街道空空荡荡,就连上点档次的餐馆都不多见。晚上车也少人也少,让贾先生觉得挺清净。但现在,发展之下的开发区,原先的房子已经显老了。人、车、企业都熙攘起来。
“我觉得这里就快要没有空闲土地了。”贾先生说,快速的前进速度超乎他的想象。
1984年,天津开发区在一片荒芜人烟的盐碱滩上动工。从那时至今,这里一直是以发展制造业为核心,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开发区的居住需求在这一基础上诞生——工业区在先,生活区在后,最终演变成如今这般具有独特文化的区域。
“天津开发区走的路和别的开发区不一样。这里真是新建的一座城市。”天津开发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鹏说。而像大连开发区等,则是在原有的城市基础上翻牌而成,它的特点是工业区和生活区混杂在一起,且有着自身的文化传承。
对于天津开发区而言,现在力所及的一切,在25年前都还一无所有。“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吴鹏说。
“刚来这里参加工作时,我才20岁出头,现在都快40了。”贾先生感慨道。开发区的成长速度,用贾先生的话来讲:都不用外人看,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觉得一年一年过得特别快,“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突然看到又起了一幢楼,或是楼尚未起来,路已经修好了。”
“最早来开发区的人们中,有一些都已经退休了。”有时候晚上遛弯时,贾先生都能看到他们,“我觉得这个城市就算是成熟了。”

一点点认可开发区
金域蓝湾物业副经理黄万青刚到这里时,就有同事对他说:滨海新区以后就是北方的小深圳。那时,他还觉得这里没什么人气,生活的配套、交通不太完善,但同时又看见到处都是工地,大企业也是一家接一家的搬进来。
现在,金域蓝湾一期已入住两年,其二期入住也有一年半的时光了。或许,这个小区的租住现状,正是开发区人口结构的一个缩影:总共的1963户中,1000户是租户,其中300多户是群租房——单位宿舍或是自由拼凑。
“开发区房租比较贵,工薪阶层自己租比较吃力。”金域蓝湾物业副经理黄万青说,那些能独自租下来的,多是高新产业的上班族。
他们在开发区购置住宅的目的各不相同:一部分人就在周边工作,比如贾先生。他是泰达电力的员工,在这里买了两套房,其中一套父母在住。
一部分人为了拿到天津的蓝印户口,他们要为子女的上学问题着想;也有来投资的,这里的房价,已经从开盘时8000元一平米的价格,涨到了一万五到一万六之间。
无论是道路建设、基础设施,贾先生都觉得是开发区好。当然,他的同事也有不少依然住在老城区,原因各不相同,比如学校的教学质量,医院的医疗资源、或是爱人在市里工作,而这些都是开发区尚无法取代的。
“人们从认知上,一点点认可开发区。比如绿化好,夏季下完雨之后空气特别好。”他说。作为人工筑造的城市,这里没有历史包袱,整体规划或许会比天津市区更为科学。
贾先生对这里一直维持着乐观态度。就拿开发区的弱项——教育——来讲,他也相信学校会不断的成熟。“这就好比,最初企业满足于招聘大中专毕业生,现在却希望来的都是研究生了。”他说。
唯一不好的是物价比天津市区贵,在市里6、7元的早点,在这边需要10元。金域蓝湾对面的永旺商场里,面条要20元一碗。黄万青认为,物价高是因为服务商少,没有竞争的激烈。屈指可数的商业用房,租金都很高——永旺商场的停车场,白天停满了车。

企业文化是开发区文化的根
除了物价,开发区在很多层面都与天津老城区并不相同,这里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常住的非户籍人口远远多于户籍人口——户籍人口5万,常住人口是16万,而从业人口则达到了40万。
“越开放的地方人员流动越强。”吴鹏说,“这些现代制造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年轻、学历高、素质高,其中的困难群体相对较少。开发区十几万人口中,低保户只有十几户。”吴鹏说,另一方面,他们维权意识也强,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他们的内心。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是开发区的主力,也导致城市管理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和老城区的传统管理思路很不一样,要适合他们自身的特点。”吴鹏说。比如,在老城区,政府会更加侧重居民物质层面的满足,关心低保、残疾、孤老户等,但是在新区,则更要照顾居民们的精神需要。
“市里的老年可能会满足于唱歌、跳舞,但在开发区,他们则希望建立qq群、骑行团队、摄影队,并希望作品能被展示。”吴鹏说。
再拿小区停车来讲,吴鹏举例说,在天津市里小区停车往往是见缝插针,只要满足通行就行。但在开发区,就会有居民手持《消防法》找上门来,要求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尽管一般而言,大多数的移民区域会因没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居民地区归属感比较差,而导致文化较浅。不过,吴鹏认为开发区的文化并不贫瘠。
“这是因为人们经历了不同的企业文化的熏陶。开发区文化正从不同区域的企业文化内衍生出来——各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理念和行为。”他说。企业文化是开发区文化的根。
“各企业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向上的。”他说,而后来形成的社区文化,是企业文化和机关文化的一种延伸,并也由此表现出了包容性强、自我维护意识强的特征。

所有故事的前世今生
“天津确实有一个旧城和一个新城。但新区现在已经很难用‘新’字概括了。”天津万科设计总监赵亮说。滨海新区的区划之内原本就有塘沽,是一个城市的聚落。只是近年来,作为港口的新区进入了大发展期。政策倾斜带来大量投资,大体量的企业分批进入。
随着滨海新区进入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建设新阶段,这里正在部署“十大战役”,以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据初步估算,“十大战役”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元。
在天津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总体规划处处长郭志刚的办公室,他用光标笔对滨海新区核心区、东疆保税港区、响螺湾和于家堡中心商务区、中新生态城、中心渔港、滨海旅游区等一一圈点。
“每个版块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这些故事加起来可能比全国的故事还要多,还要宏伟。”赵亮说,滨海新区就是故事的集合体。
“我们作为企业一定要理解政府的思路,要看到他背后生成的机制。”赵亮说,滨海新区的商业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也在国内其他新区的发展经验上有所提升,有一些新亮点产生出来,“我们很希望看到政府的尝试取得成功。这个过程中,企业要理解、配合。”
就拿万科在中新生态城的项目来讲,从想法到规划都带有深刻的天津特色。“当地的政府领导在这方面也有雄心壮志,对建筑规划和立面设计等介入比较深。在生态城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和政府反复沟通。”赵亮说。
在该项目中,万科尝试以工业化的方式建造洋房。洋房的立面相对复杂,因此这类产品在其他城市也不太多见。
当初还在万科东莞的建研中心任职时,赵亮就对将工业化和非工业化相结合、把风情感和工业化的秩序统一在一起充满兴趣。因此,生态城的尝试也成为令其感到比较骄傲的一件事。
赵亮把在建筑研究中心的经验,变成了一个可操作的商业项目。比如,当他在建研中心时,非常关注研究混凝土模具和尺寸的设计,利用混凝土的塑性和尺寸来造成视觉冲击力。现在,他把这段经历带到了天津——天津万科第一个实现了混凝土景观制品的大面积使用。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城是关键一环。如果没有生态城,他们就不可能变成第一个商业项目。”赵亮说,“政府对先进的设计理念很支持,也一直期望万科能做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东西。”
在他看来,万科生态城的项目充分展现了滨海新区的故事——它是从大到小的所有的故事的载体,所有故事的前世今生。

和城市一起发展
在“十大战役”之东疆保税港区,天津万科拿到了第一个一线海景项目“东海岸”。在那里,天津政府大手笔填海三公里长,对大尺度配套也花了很多力气:油轮母港、高尔夫球场、游艇码头以及投资两个亿的人工沙滩。
“真的把天津变成了一个海滨城市了,大家可以享受到海的乐趣。”赵亮说,“而万科要做的是如何在规划上借用它们。”
为了市区面貌保持整体上的一致性,天津市规划系统对所有的规划方案把握得都比较严格。从拿地开始,万科就在和滨海规划局的领导们不断沟通。
“总共经过三四轮沟通,每轮都有修改。”天津万科设计部贾维说,政府倾向于深圳海滨项目的风格:颜色轻快、靓丽,线条横向舒展。在对色彩做过三四轮的研究之后,“东海岸”最终确定以黑白灰为主。
“这些都是滨海新区大故事下的一个小故事,我们是在这个大舞台上表演。”赵亮说,“我们身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后面还有很多可以期待的故事。”
对于万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而言,滨海新区的市场环境出众:国家政策向它倾斜,特别在招商方面,政府有方向性的引进大企业;GDP上升比较快,在整个天津已经占到50%以上。而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也还不错,每年人口导入率比较快。据初步统计,核心区每年增加4万到5万人口,整个新区每年增加10万人以上。外来人口很多住在那边,不像天津本地人那样每天上下班穿梭往返。
“那里城市新,人口年轻,像年轻时候的深圳。”天津万科副总经理江炜说。
“我们最新一轮进入滨海新区是从金域蓝湾开始的,现在在滨海新区有6个项目了,销售额占到天津万科的40%。在新区的住宅市场上,去年我们的占有率是14%,现在接近20%了。”他说。虽然市区与新区的项目都是天津公司在负责,但江炜觉得,两地又像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我们和城市一起发展。”他说。

N个人的新城

国家政策扶持新区,特别是在产业引进方面。这里招商做得很好,有方向性的把大企业往这边引,GDP上升比较快。新区人口增长速度也还不错,初步统计,核心区每年增加4万到5万人口,整个滨海新区每年增加10万人以上。
对于万科来讲,滨海新区带来了很多机会,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和城市一起发展。
——天津万科副总经理 江炜

我们作为企业,一定要理解政府的思路,要看到它背后生成的机制。天津新区的商业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也在其他新区的发展经验上有所提升,有一些新亮点产生出来。我们很希望看到政府的尝试取得成功。这个过程中,企业要理解这些亮点。我们也要在这个大舞台上表演。
——天津万科设计总监 赵亮

在管理上,我们与老城区有些差异。在老城区,政府更加侧重居民物质层面的满足,比如关爱低保、残疾、孤老户。但我们这里,这类人群很少。我们更加注重居民精神上的需要。市里的老年人,也许满足于唱歌跳舞,但这里的人要建qq群、骑行团队,以及摄影队等。他们希望展示自己的摄影作品。
——天津开发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鹏

我刚来到这里,就有同事和我说滨海以后是北方的小深圳。我来以后,感觉这边人比较少,没有人气,生活的配套、交通不完善。但是这里建设速度非常快,到处都在开发。现在,我觉得在这边出行也还算方便,出门有公交,那边有轻轨,虽然交通网单一,还不够密集。
——天津金域蓝湾物业副经理黄万青

不用外人看,生活在里面的人都觉得挺快的。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突然看到了一幢楼,或是楼还没起来,路已经修好了。人们从认知上一点点认可开发区。这里绿化好,夏季下完雨之后空气特别好。
——天津金域蓝湾业主贾先生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南达科他并不是美国最出名的州,也没有什么知名的耳熟能详的景点,但有一面刻有四个总统头像的Mt Rushmore,而离他不远的Custer State Park州立公园,是我那次度假的目的地。
投宿的地方,是在山里的state game lodge, 是同行的大姐预定的。一路山路,深入到这个州立公园的里面,还好奇会有什么特别,直到到达,我才发现,原来这里曾经是 Summer White House,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是美国总统的度假房,顿时让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哪位总统在这里住过呢?Calvin Coolidge,柯立芝,并不是一个有名的总统,共和党的,只当了三年。此外,1953年时第34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住过。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人物。他曾获得很多个第一。美军共授予10名五星上将,他是晋升“第一快”、出身 “第一穷”;他是美军统率最大战役行动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的最高统帅;他是美军退役高级将领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第一人;他是美国惟一的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
酒店大厅不大,但很温暖,这里的住宿150美金起价。还专门有总统住过的套房,大约300-400美金,装修华丽却不奢华,很多面墙上挂着总统度假的家庭照和总统身着印地安人服饰的照片。
餐厅很复古,有点像哈佛的食堂。餐厅有类似“水牛汉堡”之类的当地特产提供,连薯片都要做成水牛形状。提到水牛,这种北美特有的生物,其实是这个州立公园的最大看点之一,离酒店不远,开着车经常会遇到三五成群的水牛觅食,庞大却安静。婴儿水牛非常可爱,长大了就变黑了。可惜,很多水牛最后都上了桌,成了水牛汉堡。
放下手头的一切,跑到这个深山里体会夏天白宫,发发呆,实在别有一番乐趣。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1998年11月23日联想举行了集团范围的ERP项目启动“誓师动员大会”,24日,联想集团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与SAP公司及其咨询合作伙伴德勤管理咨询公司签订联想集团EPR项目实施协议,会上,联想集团副总裁李勤“袒露心声”:此次EPR项目能否实施成功,将直接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
九十年代的信息社会,企业除了要面对越来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外,还要面对各种信息掌握、处理和决策的竞争。如何改善企业管理行为规范,提高产品竞争力,建立快速收集、处理、响应信息的机制成为企业需要关心的重点。这时,一个崭新的名词需要你来快速了解,那就是——企业软件。

何为企业软件?
简单地讲,企业软件就是一种实现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计算机电脑软件。通过应用该软件于企业,可以完成企业的规范化、合理化管理,达到降低库存、降低成本、及时交货、提高服务水平、提高企业应变能力的目的。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企业软件风靡全球。1990年,该行业的总销售额不到10亿美元,但是剑桥大学的AMR研究所预言到了2002年,该行业的销售额将达到840亿美元。为什么市场潜力这么大呢?因为,所有的企业都相信,企业软件对于企业生死攸关。
目前企业软件的核心是ERP(企业资源计划),它不仅是一种先进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软件,更是一种崭新的信息时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在过去两年间,EPR市场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着。
要装一套完整的企业软件,价格不菲。在财富评出的全球500家企业中,凡装了企业软件的得交3000万美元的执照费和2亿美元的顾问费,还没算上成千上万的其它费用,而且整个软件的安装还得花至少三年时间。但是高投资、高回报,许多企业家还是趋之若骛。

各路英豪趋之若骛
世界上有五百家软件的制造商都对市场虎视眈眈,可谓山头林立、各踞一方。行业中有一个词——JBOPS即是指J.D. Edwards、Baan、Oracle、PeopleSoft和SAP这五家公司。这五家公司销售的产品主要是财务自动化、制造和人力资源软件,成为该行业的领头羊。同时,除了这五家公司外,一批规模较小的公司也正从事ERP 这一行业。第一代的EPR处理的是企业成本问题,告诉你你的业务“发生了什么”,而新的EPR正好是解决这些问题,并预测“会发生什么”。
企业软件的制造商对计算机行业的影响就象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IBM对计算机的影响一样大。AMR研究所的总裁说:企业软件是将来商业信息科技的主流。一位证券分析家也说:企业软件控制着全球大企业的命脉,他们正运用企业软件来重新设计自己辉煌的将来。
JBOPS中的SAP、Oracle和PeopleSoft都声称随着该行业的日益发展,他们将会提供功能齐备的服务。Oracle在最近的广告战中宣称:“Oracle的应用软件对您百般体贴,集销售、服务、供应链、制造、会计、项目、人力资源等为一身,应有尽有。”而SAP的挑战性语言更是令这场软件大战显得饶有趣味——我们SAP要垄断企业软件业。

SAP独领风骚
98年6月在加利福利亚举行的一次企业软件业的会议上,首先发言的就是年收益47亿美元的德国发展商SAP的执行官之一——哈索. 普拉特纳。虽然他的宣言并未公布于众,但据当时的在场者说,他的语气是这样的:“我们是SAP,我们占领了大部分的企业软件市场,正准备控制所有的企业软件。我们将会选择一些合作伙伴,但如果合作伙伴想超过我们,就要把他们打跨。”这可能是本世纪最直截了当的权力声明吧。
SAP的确是ERP市场当之无愧的“大哥大”,《财富》杂志500强企业前10家中就有9家是SAP的用户。SAP的ERP软件占据着全球企业应用软件市场36%的份额,包括IBM、Mi-crosoft、HP、Sun、Intel、Compaq等在内的业界顶尖厂商都是它的客户。1998年稳居中国IT企业头把交椅的联想集团,成为中国“第一个吃螃蟹者”,选择了世界第四大独立软件供应商SAP的ERP,也可以说是为SAP进入中国市场开了一个好头。
SAP新近增加了一种R/3系统,用以表述最细密的业务过程。与其它公司一样,SAP正在为研制一种被称之为“无缝”的完美软件而努力,就实力而言,SAP最有成功的可能。同时,一种能与顾客联系得更紧密的FRONT-OFFICE应用软件也在SAP的开发过程中,普拉特纳称:“在三年内,SAP的利润中的30%将会来自于FRONT-OF-FICE。”它将成为SAP的一个新的利益增长点。
SAP有一张解决问题图。在这张图上,涵盖了17个行业,包括自动化、媒体、油、气还有公用事业等等。这张图全面记录了SAP的运作情况,哪里已经运行成功、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还需要什么,可以说,除了SAP外,没有一个公司能象SAP这样细致地分析自己的每一处产业。

软件大亨短兵相接
SAP的另一执行官肯宁曾说过,SAP保证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将不会进入合作者的研究领域。这不过是为了诱使很有潜力的小公司替SAP做事的幌子罢了,SAP的保证一般来说都不会兑现,因为它对抛弃合作者毫不留情。
以i2公司为例:由于有SAP的参与,i2的年收入曾达到了预计的3.8亿美元。一些顾客发现:i2的软件物美价廉,一旦装了i2的软件,就不需要再购买昂贵的SAP的ERP了。很快,i2立即成了SAP重点打击的对象。普拉特纳说:“i2变得越来越贪婪,它怂恿顾客放弃SAP,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对抗。”去年,在SAP宣布将进入 i2的赢利行业之后,双方合作关系彻底结束。
不止是SAP与i2企业软件的大亨们之间的商战是处处刀光剑影,热闹非凡。
Oracle的执行官爱尔森对待合作者的冷酷与SAP如同出一辙,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凡是现在被我们选为合作伙伴的将来都将对我们毫无用处。也许正是这种无情,使爱尔森在很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商业数据库行业的顶尖人物,1998年收益达到79亿。
在最近里斯本举行的聚会上,比尔.盖茨宣布SAP及其它JBOPS公司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微软,因为微软不会涉足ERP。以ERP见长的SAP 可以高枕无忧,然而以商业数据库为龙头产业的Oracle则如惊弓之鸟,而在企业软件行业,SAP又是Or-acle前进的最大障碍。为了在竞争中胜出,爱尔森绞尽脑汁。今年Oracle设计出了一种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户直接从标准的WEB浏览器上下载软件,方便了用户,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企业软件业的“反SAP”一直是由People-soft的总裁大卫发起的,大卫认为:“许多顾客都更垂青Peoplesoft,而不是SAP,因为我们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更紧密,我们对顾客的亲密、关心和善于听从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向我们走近”。的确,为了吸引固定的顾客群,Peoplesoft在顾客身上机关算尽。Peoplesoft的年收入从1992年的3300万猛增到1998年的14亿,速度惊人。但是今年,由于有SAP与之争夺市场,People-soft的增长放慢。公司股票降低了60%。

今年夏天,多年来一直走牛的企业软件业的股价大跌,最好的ERP的股价在最近的反弹后,比7月份的价格还是下降了29%。由于竞争增加,该行业的增长率已经放慢。近年来,收益的增长已经降到了20%— 30%。也许这个数字对其它行业来讲,算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数字,但是对于软件业的大公司而言,它们的增长率通常都是达到60%或者更多。
在今后几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启用企业软件,我们将看到一个企业软件的新纪元。爱尔森指出:“ERP作为一种用来激励企业创造效益、自动处理企业问题的产业,已经误了船期,它的研制速度应该加快,但在发展进程中,一些矛盾不可避免。”
举例而言,一个叫Aspect的小公司使用企业软件来降低成本,尤其是在购买零部件方面,但是他们的零部件的供货商也同时引用了企业软件来尽量提高零售件的价格。
矛盾产生、结果未知,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有人发明一种企业软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财富》杂志和英国Hewitt管理顾问公司联合评出了全美国工作条件最好的企业。在1000家参选企业中,经过层层挑选,有100家上了光荣榜。一位评选的参与者说:“这张光荣榜体现了被选企业管理的诚信度、职员的相互友爱程度和企业在雇员福利方面所做的努力。”
人才饥饿症在美国一直很严重,各企业绞尽脑汁来吸引和稳定各阶层的职员,长期以来被广泛使用的办法就是以公司股票作为职员的退休金。全美100强中有65家上市公司,其中28家都给从总裁到停车场值班员以股票的形式提供退休奖励。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吸引人才的方式,那就是为职员提供接受培训和发展的机会,这种方式对于雇主和职员来讲是双赢的。全美100强正致力于对雇员进行智力投资,把培训作为公司的必备章程之一。1998年,100强企业中平均每位职员接受培训的时间为43小时,比1997年多了整整24小时。在100强中,在培训方面花的精力最多的是排名第11的Edward Jones公司,它的职员每人花5万至7万美金参加为期17周的培训,该公司一位负责人说:“我们把培训当作是一项投资,而不是开支,如果职员的素质不高,那么公司的前景也不会乐观。”一些企业甚至开始把培训作为招聘人才时的一张广告牌。许多企业认为,最好的应聘者应该是那些渴望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职员,因为无论是在哪里工作,多受培训都将是得到晋升的先决条件。
为了吸引人才,很多上榜企业还为职员提供了所谓的“额外福利”,象什么定点理发、擦鞋、收发邮件服务、免费早餐、为员工看孩子等类似的福利。这一类的福利使企业更具人情味,而员工也欣然接受。当然,还有部份英明的企业家不仅仅是只局限于靠给员工福利留住员工的脚步,他们还想创立一种人力资源的品牌,让其麾下的员工感受到优越感:“我们拥有别人所不能拥有的,我们与众不同。”
今次评选100强企业可以说是煞费精力。能否在评选中胜出并不是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和知名度,而是要取决于该企业是否具有最能吸引员工为之奋斗的优势。参选企业大多数在处理与员工的关系上做得都不错,所以竞争激烈。去年上榜的100强中今年有37家企业下马,许多企业为了继续上榜不得不在员工福利上多下功夫。
在对员工的采访中,一位K2(No.52)的高级工程师威廉用幽默的口气说:“在一家优秀的企业工作,就象找到了一位好妻子,当你习惯于与之相处的自由和兴奋以后,你就不想离开了。”事实上,28岁就进公司的威廉的三次婚姻没有一次比他呆在K2的时间长:“我的一位妻子曾经问我:‘你是想要K2还是想要我?’我说:‘我不会离开K2。’”另一位J.M SmuckerNo.22的生产部经理说:“这几年,有人曾经用高薪聘请我为他们工作,但是我从来都不屑一顾。在公司的七年时间,公司出钱送我去学了MBA,并让我有了三次升迁的机会。作为生产部经理,公司给了我充分的自主权,我从来都没有厌倦过我的工作。”一位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在回忆欢迎一位新员工时的情景时说:“一位新员工来时,没有想到公司几个副总裁会亲自对她说‘欢迎你来到我们公司。’但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还告诉她:‘我们不会放弃你,我们希望你能在这里发挥你的优势,并出色工作。”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我们忍不住开心大笑,爽得好比三伏天吃冰淇淋,三九天吃涮羊肉

7月9日
抢拍世界之窗啤酒节
场景:世界之窗啤酒节
拍摄时间:下午3点——零点
出场演员:廖曙光、李文娜、
范容、马小奇等
总工作人数:约45人
有燕京、金威、青岛等多家著名啤酒品牌参与的世界之窗啤酒节熙熙攘攘、万人汇聚,空气中散发着啤酒花特有的清香,巨大的啤酒罐和横幅仿佛横空出世。
剧组的美工师十分兴奋:它与剧本所要求的一个重要场景——啤酒节完全吻合!剧情正是由此开始:就在那个狂欢的夜晚,四个生活原本幸福的人,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可怕事件;从此惊恐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们,生活不再平静……
华侨城和世界之窗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允许我们的摄制组在会场内各景点自由拍摄,但晚会必须照常进行,不可能叫“停”。鉴于晚会进程的不可逆性,我们做了一个极限的拍摄时间表,争分夺秒地拍摄。
拍“马小奇在后台”一场时,遇到了麻烦。后台场地极其狭窄,走道两边挂满了演出服装,稍有不慎,照明用的灯光烤着了衣服,后果将不堪设想。更为尴尬的是,后台换服装的女演员川流不息,虽然我们的演员也是女的,但摄影师和照明都是男的,刚试图进去,里边就是一阵尖叫。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心急如焚。制片人郑凯南急得说:“把机器给我!我进去拍!”颇有董存瑞的气概。好容易逮着一个空隙,“摄像师”抢好角度拍了起来,镜头前匆匆忙忙穿梭着华美艳丽的中外演员,与“马小奇”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我们戏中最好的群众背景。晚会结束,我们也大功告成。
黑夜中的时针显示:今天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20分18秒……
当日的制片日志统计如下:
拍摄进入第22天 ,今天完成拍摄工作量: 5.8页
至今总进度: 7.7集
平均完成进度:4.8页/天 , 2.8天/集
安全记录:平安无事

7月18日
DJ夜总会——清晨蹦迪
场景:DJ夜总会
拍摄时间:早晨8点
出场演员:廖曙光、李文娜、
范容、马小奇等
总工作人数:约100人
位于华强北振华路边的DJ夜总会,被一群灰色的工业建筑包围着。早上8点,在摄制组的车辆与大队人马到达的时候,这里的“黎明”依然静悄悄……
如果我们不是与年轻的老板打好了招呼,对于习惯于零点生活的夜行一族来说,这个时间肯定是他们酣睡的黄金“白夜”!
在最不可能蹦迪的时间,《惊鸟》的人们去了。震耳欲聋的音响中,四处摇晃的是《惊鸟》的群众演员,廖曙光、莫英坐在酒桌边起劲地表演。
在若明若暗的角落,站着两个肩扛着BATACAM摄像机的男人,神情关注地盯着拍摄现场导演、演员、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这两个人不是剧组的成员,我也不认识他们。
孙进送来情报:两名神秘男子来自北京,为中央台八套《影视同期声》栏目工作。

7月20日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撤离
场景:市中医院
拍摄时间:中午12点30分——
下午4点
出场演员:李文娜、范容等
总工作人数:约40人
门口,有一尊神医李时珍的塑像,你一看便知,这是弘扬国粹的中医医院。
今天,我们被特许进入急救室拍戏,但院方有言在先:一旦有病人进院抢救,剧组必须无条件停止拍摄并撤出——所谓:民以食为天,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天职!
我们只能满口应允,但事实上,它成了当日悬在我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得知,早先曾有两个剧组在这里获得同样的机会和告诫,其中一个是香港影帝梁朝伟的摄制组。 两个剧组都因急救病人的不期而至,忍痛撤离,甚至不得不放弃已拍摄一半的场景。
有鉴于此,我的同事们肯定已经听到了我低声的祈祷……
好彩!时间已飞快转到接近结束的时间,急救病人一直没有出现。我们制片部门几个人正在暗自得意,突然副道具老林急切跑来:“坏了坏了!急救病人来了……”
悬剑终于无情落下!正准备下令“停止拍摄,为病人让路!” 忽闻导演大叫:“最后镜头完成,全体收工。”
此时此刻,我们忍不住开心大笑,爽得好比三伏天吃冰淇淋,三九天吃涮羊肉!

7月25日
“占领”福田交警大队
场景:福田交警大队
拍摄时间:中午12点30分
——下午4点
出场演员:李文娜、范容等
总工作人数:约50人
《惊鸟》的故事是围绕一起汽车肇事后逃逸的案件展开的,对宣传交通法制、匡正社会道德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剧组得到了深圳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市公安交管局刘局长更是亲自布置,要求所属单位配合好拍摄工作。
与我们对接的交管局彭科长,主管宣传工作,一位标准的南粤俊男,摄影发烧友,曾五下西藏采风。看了他创作的放大风光照片,印象强烈而深刻。高副指导员是我们特邀的编外组员,临时充当起服装、道具和剧务工作,其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有了这样好的协作伙伴,我们在福田交警大队简直如鱼得水。平时我们听交警指挥,今天却是我们指挥交警。天气太热,客串的警官们个个大汗淋漓。从事故组,到特情中队,到交证室,到会议室,到警队大院……我们将过去望而生畏的福田交警大队从容“占领”了半天时间。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2003年7月4日,万科以9.7亿元的价格成功竞得坂雪岗地块。万科看重的是该地块特有的商业价值——规模开发优势、区域发展潜力等,四季花城5年的成功运作经验,也使万科对该区域市场的区分、客户特征的把握和大规模郊区楼盘的操作能力充满了信心。显然,万科有能力保证该项目的成功运作,而且该项目的成功可以进一步巩固深圳万科在深圳市房地产行业综合排名第一的地位,为集团提供稳定的利润回报,因此,万科认为9.7亿物有所值。
该地块的竞拍也引起了业界和媒体的重视。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参加此次拍卖的 21家公司全部是品牌地产商,最激烈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万科、招商华侨城联盟和中海之间展开,这几家公司全部是深圳市综合排名居于前列的开发企业。而且此次拍卖也是“121文件”出台后深圳地产商之间的第一场真正较量,因此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就顺理成章。
对比央行在2001年6月1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规范住房金融业务的通知”(简称“195号文件”),“121文件”是对“195号文件”规则的进一步重申、修订和加强。例如: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条件”的规定和“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规定都是对原有文件的重申;“个人住房按揭”条件改变为“不论多层和高层都要主体封顶才能办理按揭”,增加了对“购买第二套住房、高档住房和别墅的首付比例和利率调整”的规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向”由“适销对路”变为“符合中低收入家庭购买能力的住宅项目”;“对房地产企业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规定由“防止流动资金贷款用于住房项目”变为“严禁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和其它形式贷款”;对“建筑业垫资”和“土地贷款”都明确禁止。因此,“121文件”条款涉及的范围更广、要求更加严格,而条款的制定显然更加具有针对性,是央行在对全国房地产金融贷款进行严格检查的基础上形成的措施,此举目的之一就是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
“121文件”与国土资源部在2002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一同构成了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规范和稳健发展的基石。“土地”和“金融”一直是我国政府部门进行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手段,这两个政策控制了房地产开发中土地购买和资金支持两个重要环节,前者确定了土地出让的市场化行为准则,有利于行业的规范发展;后者明确了房地产开发贷款中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可以促进行业的稳健发展。
从“121文件”的具体条款中也可以看出,“121文件”对于防范房地产局部泡沫倾向、抑制投资过热现象和限制超前消费行为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房地产泡沫没有真正出现之前就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规范,是保证行业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预见,随着这两个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执行力度的逐渐深入,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应和房地产开发的融资环境会更加规范,这对整个行业健康运行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21文件”出台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由于禁止流动资金贷款、禁止购买土地贷款和施工企业垫资等措施,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门槛,对于自有资金不足、融资能力弱、销售能力差、资质低或无资质、拖欠工程款、负债率高、空置房存量大的开发企业来说,将面临着被淘汰的局面;而对于资金实力雄厚、资质等级高、融资渠道多样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因此,从行业发展来看,“121文件”对行业性洗牌和重组以及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将发挥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于“121文件”的具体实施规则还将在未来进一步细化,对于高档住房、第二套住房等问题的判断也会进一步明确,但整个行业健康、规范、平稳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而对于所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都需要逐步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希望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逐步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持续健康地发展!
(周刊系列评论之三十六)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如何评估一个城市的环境?生态学家提出“生态印迹”的办法,把每人每天的生活需求转换成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公众健康研究者有另一种办法,比如,他们认为每立方米空气中的颗粒减少10微克,婴儿死亡率会降低0.055%。
经济学家则试图通过比较不同城市的房价来衡量环境质量——如果一个城市因污染降低了生活质量,人们会离开这里,使得房价下跌。人口涌入环境好的城市,抬高那里的土地价格,降低工资。各种价格会一直调整,直到最后居住在环境好的城市和环境不好的城市没有什么差别为止。因此,绿色城市房价高,棕色城市房价低。
马修·卡恩用2000年的数据来研究,各城市中,结构大体一致的6居室房屋的价差与城市环境质量的关系——环境最好的旧金山是27.5万美元,高于所有美国城市,更一直远远高于汽车城底特律(11.25万)和休斯敦(7.5万)。沐浴在加州阳光下的洛杉矶房价也是钢城匹兹堡的三倍。
一位分析师发现,SARS期间,香港疫区的公寓价格下降了3%左右。如果房价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是不是可以证明疫情得到控制了呢?
这种方法的基础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偏好”。不过,一个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深谙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一定会对这样的理论心怀警惕。这个研究的前提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中,地区发展差异不大。其次,这个理论忽略了供给,以及常常笼罩在供给头上的法规管制;它要求居民们了解而且关心环境问题,并且愿意为之掏腰包;它还要求人们不受经济、法律和情感的影响,可以“用行动来选择”。
无论如何,这个分析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数据,比如,一个冬暖夏凉、降雨较少的城市,房价会更高,而且越来越高。1970年,旧金山人为了房子比芝加哥人每年多支出1228美元;1990年,这一数字达到7547美元!
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一年内有10天臭氧(烟雾)水平超过《清洁空气法》规定的标准社区,房价要比一般社区低30%。
肯尼斯·查伊和迈克尔·格林斯顿发现,空气中悬浮颗粒减少10%,房价会上涨30%。
同样,当有害垃圾站整改符合标准后,房屋均价大约会上涨6%。相反,当一个垃圾站首次被记录,并被列入国家优先处理清单时,附近的房价会立即下跌。离垃圾站1英里的房价价格的边际增量是2364美元,当距离达到6.2英里时,边际增量才降为0。
今天的房地产开发商三句不离绿色住宅,社会责任,本来也是好意,但是总有人觉得这是虚情假意的。听马修·卡恩一说,原来环境和房价竟然有这么密切的相关关系,瞧瞧,敢情开发商还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下子,动机就说通了!v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在美国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一个展览主题是“土壤”,比起恐龙化石,“土壤”应该无趣得多,但进去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激发思考的空间。同行的作者说,你看,上海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吗?只要一下雨,就有地方淹水,为什么,因为到处都是用钢筋水泥铺就的,它们没有呼吸能力,只有土壤是有呼吸能力的。
我会心一笑,想起了我的故乡,那个充满生命气息、空气中带着些甜味、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崇明,她也是目前上海唯一的一个县。记忆中的那里,树木清香,泥土芬芳,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我生于斯,长于斯,这些年,我感受着她的喜乐与哀愁,告别了她,来到城市生活,又时时忘不了她。

乡土世界的喜乐
印象中,崇明人的幸福指数一直很高。据官方数据报告,岛上人的平均寿命是76.7岁,高于世卫报告的中国人平均寿命。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工业的小岛。一方面,地处长江口,四面环水,直到公元2009年10月31日,没有可以直通岛上的交通,工业原料运输困难,生产了工业产品也运不出去;另一方面,全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林木茂盛,物产富饶,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勤劳节俭的崇明人民,习惯于以种地为生,依赖农业,自给自足,过小富即安的生活。
春天,妈妈从家门口的菜地里摘一把青葱,鸡窝里掏出几颗蛋,炒上个葱花炒蛋,孩子就乐呵了,妈妈期许,吃了葱,孩子就会聪明,好好读书,以后能上大学;夏天,番茄、茄子、毛豆、玉米、甜芦粟都成熟了,搬一把小椅子,顺着毛豆的藤,把夹子里的毛豆剥出来,大大的一碗,嫩嫩的,烧成一碗汤,用面粉调和成糊状,既当饭又当菜;秋天,毛蟹上市,稻子丰收,柿子长成好大个,全家老小都来到田里割稻子,然后捆起来,运到稻场,用机器旮出稻子来,躺在高高的稻谷堆上,仰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冬天,虽少下雪,但很寒冷,过年时节,走亲访友,外婆养了一年的白山羊成为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佳肴,男人们喝上几碗崇明米酒,女人们用酒酿泡些热水,家长里短地聊着,气氛是热乎乎,甜滋滋的。
崇明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互相熟悉和充满信任的乡土社会中,没有外在的比较,不太讲究吃穿,致富的速度平均而缓慢,很少有人有危机感。可能这在城里人看来,就是土气。费孝通说,土气是因不流动而发生的。确实,在这个东西长,南北狭,如春蚕般的小岛上,流动性极其有限,土气也就在所难免。然而,这土气,可不正是崇明人幸福感的来源。

外部世界带来的哀愁
如果说崇明人偶尔有些郁闷的话,那也是生产力过剩之后,有人坐了船到了上海打工,被上海人斜眼看着,鼻孔里闷声出一句”侬个乡下人”。大多数出外打工以失败告终,他们没赚几个钱就回来了,因为发现还是崇明的日子舒服,乡下人就应该在乡下生活,那里才是自己的家园。当然,也有一些人发家致富,成为了“上海人”。但从骨子里,并不这么觉得。经常有人问,你是上海人吗?崇明人回答,我是崇明人。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在其他区的居民身上。这个尴尬有其历史原因,崇明本是到1964年,才真正划入上海的版图;也有语言的问题,崇明话与江苏南通、海门话相似,与上海话有别。
外部世界带给岛民们的心理冲击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城里“弄潮”回来的青壮年们带回来的“流言蜚语”;一方面,是电视普及、媒介包围后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适应过程;还有一方面,是独生子女们长大以后,到城里上学和工作,乐享天伦、习俗传承的机会少之又少……
对来自城里人的轻蔑,岛民们除了小小自卑之外,也不多介意。但是对于外部世界的讯息,岛上的人们有着不同观点。老阿婆和媳妇一起看电视,对电视里女孩子们“穿着风凉”、“行为奔放”表示不满时,这被媳妇当作笑话;家长们对电视里的奢侈品广告及娱乐节目深恶痛绝,孩子们却把它们当作未来消费的目标和生活的追求。老年人的哀愁在于,世界何时成为了他们不知道的样子?青年和孩子们的哀愁是,那些生活是这个乡土社会想要却够不到的。
发展的机会并没有抛弃乡土社会的人们,有人通过贸易或小作坊式的工业生产富甲一方,有人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离开了土地。这十多年来,留在崇明乡下的青年人越发稀少,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上海市区,还有一部分人迁移到了崇明的县城。原来的小县城不断扩张,随着路面拓宽,商品房建设,商业街扩建,知名品牌入驻,俨然也已成了一个小小的城市。
大家能聚在一起的,也只有婚丧两件红白喜事了。然而,长辈们看着日益简化的程序,不由得叹气,崇明人那么讲究的风俗习惯怎么传承?以丧事为例,在崇明丧事一般办三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办什么、怎么办,都需要能干的儿子媳妇或女儿女婿的领导,以及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帮携,撑起一顿几十桌的排场,两者缺一不可。可是老人们真怕,轮到自己去的时候,不能这样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因为没有人懂流程,没有那么多人聚起来。
还有一种崇明人的哀愁是,原来靠土地生活,开支很小,最多是向国家缴税,支出是有限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虽然土地税免除了,但自来水、家用电器、电话机,每月都需要一笔不小的花费。当然,对于一般的崇明家庭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但如果你真正到村子里去走走,就会发现,50岁以上的老人们,宁可使用井水,宁可关着灯洗脚,宁可用大灶头烧水,宁可在坑棚如厕……而这些,都被子女看作是没有必要,顽固不化。孩子们也很苦恼,这样的生活让他们连家都不想回。

纠结在分不开的世界
理念不知是何时转变的。如今上海人说起崇明来,不再是斜眼并嗤之以鼻的“乡下”,而是两眼放光的“世外桃源”。也许是城市的人们从下床到上班,从家里到办公室,一直没机会接触土壤,高压快节奏的工作又令人窒息,因此对那种到处是绿树,出门就有菜地,能看四季花开花谢的闲适田园生活特别向往。
崇明人逐渐从自卑中解放了出来,变得自豪起来。这是政府对崇明岛的规划目标:到2020年,崇明将基本建设成为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为品牌,以闻名的游乐度假为主导,以发达的清洁生产为支撑,环境优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保障健全、城乡融合的上海世界级城市的生态岛区和最优美的“海上花园”,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人类生态环境与生态活动示范岛区,同时也是上海连接长江三角洲和沿海大通道的北翼纽带。如此宏大的目标,在崇明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然而这已经不仅是崇明人的事情了。
2009年10月31日,上海长江隧桥通车,崇明再也不是一片孤岛,25.5公里通途,岛上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崇明热闹了,来崇的车辆井喷,崇明人才知道通途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记者在通车三周后来到岛上探访,总结出来的是:“农家乐员工累趴了,但散客还是没饭吃。房产中介也卖崇明糕了,但糕的味道变了。超市4元一斤的鸡蛋,变成土鸡蛋10元一斤售出了。橘农4毛一斤的橘子都没人买,游客宁愿钻进橘园自己‘摘’。农产品价格上涨,岛民吃菜的成本上升了。公交车变空调车了,车票涨价了。”所有人的情绪都是纠结的,一方面,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一方面,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市场,感到无所适从。有些人看到机会,喜笑颜开;有些人抗拒变化,愁眉苦脸。
然而无论怎样,这是一段只能向前的历史,崇明岛与岛外的世界,再也分不开了。而乡村与城市的喜乐与哀愁,仍在继续。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世界上具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剧团有三个,一个是法国芭蕾舞剧团、一个是苏联的莫斯科大剧院、还有一个就是西安易俗社”。——田汉

位于钟鼓楼商圈,紧邻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南侧的案板街,有个不大也不小的剧院叫“易俗社”,就是这个剧社,也是现代秦腔创作与传播的源头,已然是旅游西安最为值得游玩观赏的地方。西安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创办于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经过九十五年风雨的冲刷,西安易俗社现在还是全国唯一整体保存下来的戏曲团体和剧院,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百年易俗社剧场,它不仅见证了易俗社和秦腔的发展,而且还见证了我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易俗社创建之初,就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当时并不在西一路现址办公,而是在租借的现土地庙十字的一所小学进行训练,小学开学后搬到了位于五味什字的中州会馆(即今西安市六中地址)。半年之后,即1913年元旦,第一期学生在都城隍庙舞台正式开幕演出。后来又将社址迁移到盐店街的五省会馆。这个会馆在清末叫八旗奉直会馆,辛亥革命后成为顺天府、直隶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的五省会馆(即今西安军分区招待所地址)。由于易俗社隶属于陕西省教育厅,1915年初由省财政厅将五省会馆购买后,拨给易俗社使用。这时,易俗社已有两班学生一百多人分别演出,由于新剧目丰富多彩,演员阵容整齐,并有像刘箴俗、刘迪民、沈和中、苏牖民、刘毓中等知名演员,叫座力甚高,经济收入甚好。于是在1917年6月,易俗社花了六千两银子,购买了关岳庙前舞台房产两院,就是今天的西安市西一路易俗社剧场所在地。
西一路,在清代是满城西墙内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因在路北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武庙(即今陕西省文化厅地址),因而就将这条巷子叫武巷。武庙以祭祀关云长为主,还供有岳飞、赵云、郭子仪等英雄神位。辛亥革命后,为了突出岳飞这位民族英雄,将武庙改为关岳庙,也就将武巷改为关岳庙巷了。易俗社购买的两院舞台房产所在地,清末时它的西边也有座不大的关帝庙(即今西安市政协大楼后),但在辛亥革命以后,关帝庙的东西两边已废为一大片空地,军阀陆建章任陕西督军时,就将这里规划给他所要修建的宜春园之中,其中的一座舞台就是专门进行演出与游艺活动的场所。陆建章离任陕西时,他的儿子就将本是官产的宜春园转让,于是易俗社买下了宜春园舞台及其周围的两院房屋。从这时起,甲班学生在西边五省会馆演出,乙班学生在东边宜春园演出。
两年后,即1919年,易俗社对宜春园进行了较大的修整,临街新建了大门楼,门额竖挂有易俗社文化教员洪子明楷书“易俗社”三字的牌匾。剧场北墙开了三道门,中门上方墙上有青石雕刻的“易俗社”三字,由新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楷书。剧场本为砖木结构,歇山重檐屋顶,厅内东西北三面建有木质转角楼,东西楼设有包厢。这次又重新改建了舞台,为演出场景变换的需要,设计安装了转台,需用时用人力在台下推动转盘。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使用后观众引以为奇,盛况空前。这样,就正式议定以关岳庙巷为易俗社本社,五省会馆为分社,仍分甲乙两班演出。直到1923年10月,易俗社正式交还了盐店街五省会馆,分社人员全部搬回本社,从此易俗社的演出地点就完全固定在关岳庙巷的易俗社剧场了。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办了易俗社,并多次对剧场进行过小的修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西安市政府曾拨专款重修剧场,在剧场前设立门厅,改北门墙为水泥墙,改北楼为钢筋水泥梯形楼面,改观众池地面为坡地,安置了皮沙发座椅。特别对舞台作了较大的改造,将台口由原来的8米多拓宽成近11米,增加了附台,西边为乐队席,东边为灯光台,并增设了吊景设备,另建了服装和化妆室,使整个剧场设施得以配套和完善。1992年,市政府在投入较大的资金修建易俗大剧院的同时,也对易俗社小剧场进行了改建。最大的变动是将原来的门楼移至剧场的西边,门内新建了一圈两层办公楼,正对的二楼上还有专门的排练场。这样就使剧场矗立在西一路的街面上,当人们从这里经过时,一眼就能看到这座古朴凝重的老式建筑。经过改建的剧场门楼两层,有四根圆柱直通楼顶,由绿色琉璃瓦的屋檐上下相隔。顶端上方雕塑的“西安易俗社”五个金黄色大字,出自于为易俗社写了一辈子戏牌的老职工刘东生之手;上面是三组雕有长方形格子的花窗,下面同样为三组屏风式雕有长方形格子的大门。圆柱和门窗统统涂以鲜亮的棕红色,既保持了剧场原有的古色古香韵味,也令人感觉到某种现代气息。剧场内也重新整治一新,舞台上增添了新的灯光、音响设备,使之更接近于现代演出的要求。
西安解放以后,1951年7月,为推动戏曲改革工作,易俗社改为第一个公营剧团。
易俗社改为公营剧团,这对广大演职人员来说是件大喜事。7月13日,在易俗社剧场举行了庆祝大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及西北局、省、市有关领导出席了欢庆大会。据当时参加大会的易俗社老艺人回忆说,当习仲勋步入剧场,看到有条标语上写着“接管易俗社”的字样时,他立即纠正说,易俗社不属于反动组织,不能说“接管”,而应提“接办”。他在讲话中指出:易俗社过去四十年,在秦腔的改革上做了许多工作,有过不少贡献……易俗社在西北人民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会后,习仲勋又给市上领导说,易俗社由张锋伯直接领导,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西安市的领导,特别是副市长张锋伯,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使易俗社的硬件建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六十年代初,政府又专门拨专款整建了易俗社剧场,使整个舞台演出面貌一新。省市领导都很关心易俗社,许多易俗社老艺人说过,凡易俗社排演新戏,总能见到张锋伯坐在剧场内观看和指导。在秦腔界还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有次审查《三滴血》,樊新民扮演的晋信书在第三次滴血时,没有说“马下个牛娃也是有的”一句台词,当时坐在台下的赵伯平就说,为什么没说这句话?易俗社社长杨公愚解释说,有人嫌这句台词粗俗,就让删掉了。赵伯平说,这有什么粗俗的,观众熟悉,舞台效果很好嘛!樊新民在接下去的演出中加上这句台词,台下果然哄堂大笑。易俗社不仅在剧场演出了许多好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有些戏还参加了全国重大演出活动,如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三大秦班进北京演出等,在秦腔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由于文化市场的多元化,群众的兴趣和爱好也相应发生了转变。特别是修建了易俗大剧院以后,易俗社原来的剧场开始受到冷落,不再有那么多观众奔向这里,剧场门前再难见昔日观者如潮的辉煌了。但是,易俗社剧场自有它的价值在,观众坐在这里观看易俗社的经典剧目,就会自然地给人一种原汁原味的艺术享受。特别是易俗社剧场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这个剧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这里曾演绎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它作为历史的见证是其他任何剧场无法代替的。



  • 隐私保护 2013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05098314号 技术支持
  • Copyright ©1996-2013 Vank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