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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清文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2010年4月23日,西安本地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华商报》刊出一则消息,《17项指标若达到,西安将成国际化大都市》。报道,该文详细列举了经济发展程度、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国际开放交流程度三类指标的对比。
在经济发展程度指标中,人均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国际标准分别是:10000-12000美元、70%,而西安则为4737美元和53.7%。在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标中,西安由于高等院校众多,以致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炒锅了国际指标,但它在轨道交通客运比重、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信息化水平综合指数、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方面依然大大落后于国际标准。而最悬殊的差距则体现在国际开放交流程度上,西安在跨国公司进驻数量、外国金融机构数量、城市年入境旅游人数、年举办国际会议次数、外籍人口比例上,都不到国际指标值的三分之一。
这则新闻放在别处,都不免被人当作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这则新闻出现在西安几家本地网站后,竟然引来了网民们煞有介事的一番分析与对比。西安人渴望重建自我国际化大都市的潜在心理,又一次展现在公众面前。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从世界的中心变迁到中国的西北,但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份,西安市民一和人提及秦皇汉武就免不了自我荣耀一番。
什么是国际化大都市?既然西安对这个身份这么感兴趣,这个概念就很值得考量一番。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国际化大都市,而一般人对巴黎、日内瓦、新加坡甚至上海等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则多少还有些迟疑。
按照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的解释,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那有哪些可供量化的指标呢?首先自然是政治权力中心、贸易中心和主要银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其次是各类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类似的还有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七项标准:主要的金融中心;主要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发达的第三产业;主要的制造业中心,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足够多的城市人口。
对比一下上述标准,西安要“达标”还来日方长。为何西安敢提“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呢?原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发布消息宣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获批,明确提出,将西安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如此,还应“把西安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区域性经贸物流会展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以及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这一下,一般人就都明白就里了。对西安而言,“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在精神上是城市的兴奋剂,在经济上更是实惠的助推剂。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自己达不到标,那自然是国家投入还不够。果然,在关中—天水规划出台后不久,包括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示范基地、综合保税区、大量增开国际航线等政策优惠就接踵而至。
不过,网民将过于高远的目标拿出来说一说无关大碍,但是政府还是不行。今年4月中旬西安市委召开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会议,就务实地定性为“务虚会”。国际化大都市还不太“实”,先悠着点。按照政府的口径就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可以定位为“把西安建设成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区域性专业性国际化大都市”,落脚点应定位在“区域性”、“专业性”和“历史文化特色”上。这样将范围限定后,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就容易建设多了,也不容易被外人讥笑为不自量力。
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怎么建?即使太宗再世,则天复活,也不大可能将西安打造成为纽约伦敦。按照目前西安市的规划,西安最有可能成为的,是成为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和一个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即使是这个目标,对西安来说依然不轻松。
曾经的长安身份,在过去除了给西安带来的称号,并无其他;而如今,当西安城墙脚下的人们发现祖宗们的遗物在经过包装后,拿出来就有人看有人买时,他们看到了莫大的机遇。没有人比西安更迷恋曾经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但是这种迷恋,在假装入戏之时,其实并不是“痴迷”,而是自我在发展时的一种策略。
有人曾这样总结,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政府提出的,一类是当地媒体炒作的,还有一类是企业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提出的。但炒作这个概念容易,要真正从变成“国际化大都市”,就几乎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城市的市民所能左右的事情,而是需要天造地设,这就是西安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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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腔调

1827年,78岁的作家歌德离走到自己辉煌一生的终点只有5年。这年的2月3日,他读完了一部来自中国的诗体小说《花笺记》的英译本,并将附在《花笺记》后的《薛瑶英》和《梅妃》等四首英译诗,转译成了德文。在当天的日记里,歌德写道:“(二月三日)《花笺记》。晚上自修,续读《花笺记》。”
被歌德称作是“一部伟大的诗篇”的《花笺记》,就是明末清初盛行于广东东莞一带的弹词木鱼歌中的代表作品,全称是《第八才子书花笺记》,在海内外华人粤语圈中极为流行。《花笺记》共59个章回,以四字为目,写的是书生梁亦沧与杨瑶仙、刘玉卿的恋爱故事。《花笺记》以文言为主,不时插入岭南方言,通俗易懂却又不流俗。比如“因郎百事冇心机(没心思)”、“妆整唔忧(不再)似旧时”、“做乜(有什么)由来唝(这样)挂牵”、“两地相思真恶(难)抵”。缠绵之情直透纸背,直逼《西厢记》等历代经典。有人曾如此评价《花笺记》:“唱词具有诗歌的音节美、和谐美。文词高雅却尽显自然与通俗,语言不假雕琢而又洗炼通畅,人物心理刻画质朴纯真”。
而歌德之所以能读到《花笺记》,则得益于岭南开化早,对外交流多。《花笺记》一书,19世纪由商人从岭南带回欧洲,1824年英国人托马斯将其译成英文,直到歌德去世后,才由德国人库尔茨在1836年将其译成德文,所以歌德读的是《花笺记》的英译本。

岭南民俗活化石
木鱼歌,在东莞已经有着四百年的历史,有摸鱼歌、盲佬歌等多种叫法,其实是一种唱本,是弹词,可阅可唱。东莞人唱时多取用三弦伴奏,故木鱼歌又叫木鱼书。木鱼书中很多写的是莞人莞事,东莞人比较熟知、传唱甚广。从明朝时起直至民国期间的数百年间木鱼歌一直是东莞地区的流行歌曲。
跟陕西关中平原的秦腔一样,木鱼歌是广大城乡百姓尤其是妇女自娱自乐抒发情怀的重要方式。曾经木鱼歌的盛况,可从当地的文史学者杨宝霖先生的记载中略见一斑:“岁朝佳节,农闲之时,榕树下,厅堂中妇人围坐,请识字者按歌本而唱之。一听到木鱼歌声,就群起围而听之。听者表情,随歌书的情节而变化,怒骂者有之,嗟叹者有之,损涕者有之,欢笑者有之。在莞城,除岁朝佳节外,最盛者首推盂兰节”。
早期木鱼歌都是随编随唱,后来才记录曲词,辗转传抄,或刻印传唱。这种抄本或刻本,名为木鱼书。木鱼歌虽属弹词系统的曲种,但与苏州弹词不同,没有开篇、诗、词、套数和说白。以后受粤曲、南音和龙舟歌的影响,始插以说白。演唱时用二胡、古筝、琵琶、三弦伴奏,也可用竹板击节。曲调分”正腔”和”苦喉”两种。前者爽朗明快,欢乐喜悦;后者沉郁悲恻,哀怨缠绵。
木鱼歌的题材来源很广泛,既有从演义小说改编来的《万花楼》与《仁贵征东》,也有从元明杂剧、传奇、民间故事改编过来的《白蛇雷峰塔》、《再生缘》、《梁山伯牡丹记》,还有更具现实主义的作品,如描写契约华工苦难生活的《金山客自叹》、《金山客叹五更》、《华工诉恨》。它涵盖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内容,是研究古代岭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国外的汉学家认为木鱼书像农耕社会底层艺术的活化石,因为它是过去的“流行歌曲”,是广东妇女的识字教本和精神生活的读物。
自上世纪以来,随着岭南地区的巨大工业化变迁,在这里流传了几百年的木鱼歌渐渐式微。如今在东莞,除了70岁以上的老人依然会津津乐道于木鱼歌之外,观众市场几乎消失殆尽。木鱼歌采用的是诗词格式,不容易懂。歌词单调、形式单一,在一个充斥了网游、音乐、电影与体育比赛等丰富表达方式的时代,木鱼歌逃脱不了中国绝大多数民俗的宿命——只有将其当作活化石才能保存下来。同时,东莞木鱼歌只有东莞本土人才听得懂,用的是地道的莞语,讲述的也是浓郁的地方风俗,这导致其受众面更加狭窄。目前的改变方式,则是将其改成语言更广的粤语,增添戏曲、小品等元素。在短期看来,还是有成效的,采取这种改变方式的东莞民间木鱼歌表演团体,已经将其舞台从村头广场搬到了玉兰大剧院、文化周末等大舞台。
2010年5月25日,东莞市63岁的退休教师李仲球盼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参与创新改编的木鱼歌《三个萝卜一个坑》,获得了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奖。这条消息所带来的,是一种无奈的欣喜——63岁的他,依然是木鱼歌票友中的“年轻人”,这位传承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出了木鱼歌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拿再多的奖,再大的奖,不创新不转型也只有死路一条。”

墙内落红墙外香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即使在国内戏曲界也难觅其踪的东莞木鱼歌,在国际上拥有众多的研究者、传诵者。历史上的木鱼书,最好版本大多流失到国外,国外收藏的数量也远比国内及东莞多。东京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荷兰)、莫斯科国立外交图书馆、幕尼黑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西柏林普鲁士文化图书馆、美国等都有收藏。
近二三十年,外国不少汉学家觉得木鱼书活像农耕社会底层艺术的化石,倍感珍贵,而且还是学术上未开垦的处女地,便不约而同纷纷投入精力,进行文字“考古”,获得了一批可贵的学术成果。于是无人向顾的木鱼书,顿成国际“显学”,很多人跑到东莞民间,循着木鱼歌声的印迹,去民间寻找木鱼书的原始刊本。
东莞木鱼歌中,除了《花笺词》,还有《二荷花史》等在海外汉学界拥有知名度的作品。东莞本地著名乡土文化学者杨宝霖,曾如此形容木鱼歌的盛状:“岁朝佳节,农闲之时,榕树下,厅堂中妇人围坐,请识字者按歌本而唱之。一听到木鱼歌声,就群起围而听之。听者表情,随歌书的情节而变化,怒骂者有之,嗟叹者有之,损涕者有之,欢笑者有之。在莞城,除岁朝佳节外,最盛者首推盂兰节”。
2006年东坑举行卖身节上,木鱼歌的创新作品《木鱼说唱卖身节》在开幕式上隆重登场。演员们一个个盛装打扮,表演也活灵活现。经过媒体报道后,沉寂多时的木鱼歌一炮而红,这个作品,后来更是受邀参加中国农民文艺会演出。
文化部办公厅日前发出公告,对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进行公示,东莞的木鱼歌、赛龙舟、麒麟舞名列其中。一旦公示通过,东莞将新增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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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文化灿烂、历史悠久,是我国7大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200年的建城史中,杭州境域的变迁,讲述了一个个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动人故事。
据载,杭州于2200多年前秦国时开始置钱塘县,同时置余杭县,同属会稽郡。当时钱塘县是一个山中小县,三面环山,东南一面临水,与大海相通,后来由于钱塘江水流带下和海潮涌上的泥沙不断堆积,逐渐成为陆地。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始置杭州,州治初设于余杭,次年州治从余杭移址于吴山东麓“钱塘城”,十一年(591)移州于凤凰山麓,依凤凰山筑城,周长三十六里九十步,城垣东临今中河,西濒西湖,南达凤凰山,北抵钱塘门。从此,杭州改变了原来的山中小县的地位,逐步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要地,走上大都市的发展历程。
至唐代中期,杭州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辏”的商业都市。又由于杭州刺史李泌、白居易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在城内凿井以供居民饮水,在西湖疏浚筑堤以利灌溉农田,使杭州经济日益发展,人口迅速增加,一跃成为当时的东南“大都”、“名郡”。
五代时,临安人钱镠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当时中国境内干戈扰攘,四方鼎沸,战乱频繁,一些大都市衰落,唯独吴越国由于钱氏王室实行一系列“保境安民”政策,战争破坏较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和文化也得以持续发展。杭州作为吴越国的首都,开始成为全浙江(还包括今福建北部和江苏南部的一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钱氏王室多次扩建杭州城垣,内筑“子城”,外修“罗城”:子城有两个城门,南门在今凤凰山右面;北门在瑞石山。钱镠先后筑罗城两次,其东南西北四至范围分别为今之东河、六和塔、雷峰塔及武林门,周围达70里。从此,杭州这个新兴都市进一步崛起,赶上和超过原来浙东、浙西和苏南的其他都市。
北宋期间,置两浙路,杭州为路治所。经过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曾在杭州两度担任地方官的苏轼等人在市政建设方面的建树,不但使杭州的经济和文化更加繁荣发达,而且使西湖山水更加秀丽,时人誉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后宋室南渡,建都临安(即杭州),增筑内城及东南的外城。内城即皇城,外城共有旱门十三座,水门五座,其四至分别为——东至今望江路,西至今菜市桥,南至瓦子巷一带,北至今武林门之北。从此,杭州成为南宋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给都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和机遇。当时的临安不仅是国内最繁盛的商业都市,而且是主要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又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一年四时商贾游客云集,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驿馆旅舍随处可见。南宋150多年,是封建社会时期杭州都市发展的鼎盛阶段。
宋亡元立,元代禁天下修城,以示天下一统。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由于倭寇侵扰,督抚胡宗宪于清波门南城上筑带湖楼,东南城上筑定南楼,凤山门西城上筑襟江楼,艮山门东城上筑望海楼外,其城垣仍依元末之旧。
清代城垣承明之旧,并在此基础上内筑驻防旗营城垣——满城。满城为杭州城中之城,即今天所说的杭州市区,周长九里有余,东至今青年路、惠兴路与解放路相交处,南至今延安路南端,北至今平海路与岳王路相交处。
解放后,杭州市区境域变迁也较多。1949年接管市辖的8个区,并改名为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艮山、笕桥、拱墅区,市区境域面积为252.835平方公里。1952年市辖区调整为上城、中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艮山、笕桥、上塘、古荡10个区。之后,又是几经变迁,至1985年底杭州市辖区有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半山6个区,市区境域面积增至430平方公里。1996年,取消半山区,设滨江区。01年萧山余杭两市撤市设区,杭州市辖区的境域再次得到进一步扩张。
然而,一个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可以是组团结构、带状结构或中心城加卫星城的结构,但不应该是“摊大饼式”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市区范围的逐步扩张,杭州开始再度思考未来的发展格局。根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及现状居住用地分布和土地利用情况,市规划局编制了《杭州市一主三副六组团居住专项规划》,从此宣告了杭州未来的城市格局——“一主三副六组团”,即由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拱墅区、江干区组成的主城区;包括江南区块、下沙区块、临平区块的三个副城区,及塘栖组团、良渚组团、余杭组团、临浦组团、瓜沥组团、义蓬组团等六大组团。
至此,杭州的未来发展框架基本确立。
回顾数数年的城建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从秦始皇设县、吴越争霸直至南宋立都富甲天下开始,杭州在不断长大。而也许是受西部多山地湖沼的独特地形所限,绵绵数千年, 杭州的城市发展方向始终是向东,向东……
从70年代贴沙河畔一条窄窄的铁路线,到80年代终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秋涛路,再到03年全线贯通的绕城公路及下沙新城,杭州人越过中河,越过贴沙河,越过运河,来到怒涛卷霜雪的钱塘江边。
明天,我们很快将越过钱塘江,在那里谱写杭州城市发展的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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