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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鸟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比起西塔韩人街来,唐人街的历史要古老得多。西塔韩人街起始于日本侵略者的强迫,而唐人街的出现则是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中国人“走出去”的意识十分强烈。在旧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漫长年代里,中国人民依然具有勇敢的开放和开拓精神。
据说早在唐朝开元年间,印尼的北加里曼丹就出现了福建海商、水手定居的村落。很难断定最早的唐人街出现在什么年代,但根据确凿的史料记载,至少在明朝初年,唐人街就出现在东南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随着中国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的发展,到17世纪中期,东南亚和日本的主要港口商埠,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唐人街(《大中报》,略有删节,以下同)。
早期来到中国的韩人受制于日本人,而海外华人一开始就与商业密切相关,并且在居住地发展出兴旺而强大的商业帝国。随着商业的进步,华人在社区内发展了相当完善的公共产品设施,几乎等于在居住地形成了一个独立封闭的小社会,这一点则是西塔韩人街远远无法达到的。
早期唐人街的形成模式如出一辙,先是中国海商水手暂时的栖身之处,久居成肆。小则食档商铺三两间,是各地来的华人的小聚之处。大则市肆成列,街区纵横,蔚为华埠。来者日多以后,华人就建造诸如妈祖庙、土地宫等故乡引来的庙宇。当聚居的规模更大以后,会馆、私塾、学堂等也逐渐出现,较大的唐人街实际上成为功能基本完备、相对独立于侨居地的华人小社会。新来的移民到了唐人街,犹如生活在中国本土社会。
华人多定居于处于商贸要道的城市,老唐人街则通常位于该城交通便利的地点,多半靠近码头、车站或旧商业区。东南亚规模较大的唐人街,大多数是在贸易航道上的重要城市,如新加坡、马六甲、槟城、雅加达、泗水、马尼拉等港口城市,而唐人街则靠近这些港口城市的码头。
随着移民网络延伸到内陆地区,形成于内陆城镇的唐人街也多在交通便利之处,以便经商或务工。美洲和欧洲的唐人街位置也大体如此。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靠近码头,波士顿、洛杉矶的唐人街靠近车站;伦敦早期的唐人街靠近码头;巴黎的唐人街则位于靠近火车站的巴黎12区。也正是处于交通便利的地方,尽管唐人街看似杂乱无章,却给华人谋生带来种种便利。
海外华人社会的这种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和生命力也为自己引来了无妄之灾,比起只有一百年历史的西塔韩人街,唐人街要沧桑、苦难得多。作为一个文明历史久远、人口众多的强大民族,华人也表现出了无以伦比的生存弹性和适应能力。他们把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汗水和鲜血、忠诚与希望都付与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希望能在此扎根落地,繁衍生息,相比之下,在西塔的韩国人则大多是姑且一试的漂泊心态,融入居留地的意愿不强烈。
华人聚集唐人街,首先是由于移民在异国他乡时能守望相助,互通乡情,也是当地政府为了管理方便的顺势安排。19世纪以前的唐人街主要在日本和东南亚,当地统治者通常划地为界,让能为当地工商繁荣作贡献的华商华工集中居住,自我管理,以华治华。然而,华人久聚日多,又多集中居住在唐人街,当其实力壮大到当地统治者难以控制的时候,常被当地统治者压制和排斥,甚至大开杀戒。
然而,唐人街的生命力如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一样,总是能劫后重生。无论是17世纪初菲律宾的西班牙统治者尽屠华人,还是18世纪中叶印尼的荷兰殖民者血洗唐人街,数十年以后,华人又在唐人街的废墟上重建家园,规模犹胜当年。20世纪70年代越南和柬埔寨的唐人街虽然倾巢覆灭,昔日的受创痕迹仍然历历在目,但今天西贡和金边唐人街的繁华程度让当时惨状的目睹者惊奇。
华人本身的经商才干和勤勉平和的本性,更是唐人街生命力的源泉。在东南亚,华人善贾,当地社会商贸的发展多仰仗华人,唐人街的活力,通常是当地社会商贸发展程度的标志。在欧洲和北美,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敏能干和与世无争,使他们能胜任白人不屑从事的艰苦工作和难以垄断的高科技行业。因此,尽管世界各地多次发生排华活动,唐人街几经兴衰,但当地社会仍留有唐人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固守传统文化,依恋乡土情怀——这是唐人街和西塔韩人街一致无二之处,也是它们得以出现和维系的最大文化意义。

唐人街是初出国门者的栖身地和庇护所。初来乍到的华人面临语言不通、环境不谙、谋生乏术的处境,唐人街的中国氛围,总能让新来者感受到一份温馨。对大多数新移民而言,唐人街可能是提供给他们第一份工作的地方。对急于了解当地社会的新来者,其信息资源首先来自唐人街中的各种咨询机构和同乡社团。对创业者而言,第一间店面或作坊可能就在唐人街。对烦恼者而言,在唐人街庙宇小坐,可能暂时舒缓其郁郁心境。都在异乡为异客,同是天涯沦落人,唐人街是他们相识相聚、携手相助的地方。
唐人街还是华人心灵沟通的场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生活习俗希望保持,相似的心理感受和价值追求需要交流,家愁乡思需要排解。唐人街琳琅满目的中文标识和不绝于耳的乡音、各式各样的家乡菜肴、来自中国的百货书刊影视,耳闻目染,点点滴滴在心头,都在提醒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而在中国传统节庆期间,唐人街的浓郁中国氛围,更让海外游子得以放肆宣泄其乡思情怀。这就是为什么舞狮子、踩高跷、耍龙灯、跑旱船等传统庆祝方式,在唐人街却仍然广受欢迎的原因。保持传统,是唐人街赖以生存的条件之一。
同时,唐人街还是海外游子与故土联系的纽带。与中国联系交往的行业,绝大多数设在唐人街。举凡到中国的汇款、邮寄、电讯、飞机轮船等业务,都首先开办在唐人街。

西塔韩人街的百年历史是断断续续的,这个社区还只是一种萌芽的形式。而一些唐人街早已走过了一段完整的历史。掩卷追思,人们常常会为唐人街静默而强大的生命力震撼不已。
虽然一些地方的唐人街因当地产业转移而衰落了,如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区、日本的平户、越南的河内和印度的加尔各答,但大部分老唐人街则生存下来,并有程度不同的发展,而且新的唐人街不断出现。这不但由于唐人街的基本功能仍在发挥作用,如作为新移民的栖身地和当地华人活动的中心,而且由于华人社会的发展、新移民的激增和中国的崛起,唐人街被赋予新的功能,如:作为全国或区域华人社会的中心、中国商品集散地、华人社会新兴产业区、与中国交往的行业聚集区和当地的观光旅游区。虽然很多第二代华人搬出唐人街,但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涌入唐人街,其数量远超过离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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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达内和罗纳尔多在广告片中大玩花活儿,把一个球颠起来,将小腿晃过球的上方,划一个圆,然后在球落地之前将它接住。玩这个花活儿要求肌肉足够快,快得足以战胜地球对足球的强大引力。许多业余球员也能玩一些花活儿,但这个动作差不多是职业和业余的一个分水岭。快这玩意儿,不是想快就能快起来的。
我在拙作《谁见过西门吹雪的剑》说,时至今日,房地产开发越来越讲究一个“快”字。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不得不越来越快,不够快就可能被淘汰。另一方面,房地产公司渐渐地可以快起来了。
一个房地产公司要快,至少得有两个条件,第一,它的资金、人力、管理和技术足以支撑这种快速。第二,在快速开发完这个项目之后,它可以比较容易拿到新地块,进入下一轮开发。
前面一点且不论,后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略。如果拿地是一件不可捉摸的难事,开发商肯定不会快起来,因为不可持续,资产周转率失去了意义。它宁愿慢下来,在现有项目上慢工细活,赚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只有当预见自己能拿到下一块地(而不是依赖它自己储备大量土地,因为那并无助于提高周转效率),开发商才会乐意以较低利润率的代价,加快开发速度,尽快出货,通过提高周转速度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现在比较“快”的公司,至少拿地有独到之处,或者深谙此中的潜规则。
“薄利多销”这句老行话,人们一般只想到薄利能多销,却忘记了——要能多销,商家才愿意薄利。如果沃尔玛知道货架上的东西将会断货,它肯定不敢快,而会把货物统统藏进仓库里,等候一个让它心满意足,夫复何求的好价钱。
换一个角度看,要开发商接受一个低价,要房价降下来,还得先在土地上动脑筋。得让开发商们看到,拿地不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事情,而是一件简单清楚的事情。理论上,当“拿地”不再是公司预算中一项无法预见的、不确定的项目时,开发商才会选择薄利多销,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
不到三个月前,在佳士得伦敦拍卖会上,一只元代鬼谷下山青花罐拍出1568.8万英镑的天价。这个大罐子能录得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是因为它被认定为孤品:鬼谷下山图案为传世元青花瓷器中所仅见,烧制工艺高超,画工传神,料为名画家而非工匠所为。
事实上,在被认定为孤品之前,这个大罐子远没有如此惊人的身价。30年前,它被佳士得认定只值2000美元,一个荷兰贵族人家用它来装DVD。
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十幅画,有九幅价格都在5000万美元以上,其中第二位凡高之《加谢医生肖像》十五年前以8250万美元售出,第一位毕加索之《拿烟斗的男孩》拍出1.416亿美元。一言概之,奇货可居也。又言概之,身怀利器,不敢妄自菲薄,辜负老天的好意。
试试看,假如世界上有两个凡高,两个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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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塔走出来的时候,天气冷得让人想自燃,霓虹灯却开得正热烈,这种矛盾情景似乎正是西塔的一个隐喻,我们分明听到了一声抱怨的叹息。
中国人所认识的韩国,是礼仪歌舞之邦,三星的时尚科技、现代汽车、繁华的汉城、秀丽的济州岛、世界杯、韩国时装、韩语歌、韩国电视连续剧,是堪比欧美国家的富裕和华丽的韩流……
韩国人所认识的中国,是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孔孟之道、三国演义、广阔的国土、强大的国力、飞速发展的经济、巨大的市场……
当上世纪末韩国人开始新一轮进入沈阳西塔的潮流时,这边的中国人和那边的韩国人可能正是怀着这样美好得有点儿一厢情愿的期望。
落潮了,我们都清楚地看见对方穿的不是名牌泳裤。当活生生的韩国人终于在西塔安营扎寨,和活生生的中国人一来二往,华丽和期望渐渐褪去,赤裸裸的利益和现实浮了上来,于是人们开始习惯性的抱怨。其实抱怨才是常态,谁家夫妻没有个拌嘴吵架的?

普通沈阳市民说起西塔,两个字:热闹!还要加上一个字:贵!“我们一般不来这消费。”但西塔可不是整洁秩序的富人区,集中的娱乐业和复杂的社区人员组成,使得这一区域的治安相当令人头疼。据资料,西塔现在一年行政拘留80多人,劳动教养140多人,“相当于一个普通县城的治安工作量”,普通的治安案件更是每天都有十几件。
“‘韩国周’也搞了好几年了,一年比一年热闹,可是没什么成效。”这是西塔的中国人最典型的抱怨。事实上,每当“韩国周”来临,西塔也熙熙攘攘挤满了人,韩国餐馆里呵气成云,生意红火。但如果仅仅是红火了餐饮娱乐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就太小了,给西塔的中国人带来的利益也太小了。
中国人抱怨韩国人不实在,“拉投资的时候他跟你吃吃喝喝没问题,要投资?没门儿。”商人重利,感情深一口闷就把合同签下来——这可能太天真了。中国北方人喜欢标榜“吃吃喝喝谈笑间把生意谈下来”,也作为民风淳朴的一个证明,岂不知做生意和民风淳朴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事情。酒桌上谈好的事情,桌子底下不知道要做多少工夫。
韩国人抱怨中国的收费太多,“工作人员穿着便装,也没有什么证件证明,来到店里一伸手就要收费。为什么不是让我到银行去缴纳税款?——不过现在我也习惯了。”这可能值得我们反思,想吸引外来投资,我们应该做点儿什么?韩国人是逐利而来的,他们不是慈善家,总不能指望外国人来到黄土地上挖坑种金币。要引来凤凰,得先种好梧桐。
中国人抱怨韩国人,为什么你们不认同我们的城市?“韩国人精着呐,他们都不买房的,一般都是租房子住,过几年还得回韩国,都呆不久。”
韩国人抱怨中国人,为什么你们随地吐痰?“中国的厨房和卫生间都太逼仄了,我去中国同学家都不习惯上他们的卫生间。刚来中国的时候,我们住在延边,卫生间就是一个坑,下面是大大的粪池,冬天脚踏的地方结冰,每次上卫生间妈妈都担心我们会滑下去。”
在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经济不景气,这些韩国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异国谋生——甚至不得不到发达程度稍逊一筹的中国来,他们得接受城市设施、生活水准和社会福利的巨大落差,这种失落在家庭妇女眼中尤为深刻:“没有地铁,太不方便了。”“在韩国,每个社区都会有‘复制馆’,家庭妇女可以在‘复制馆’里健身,美容,学习插花,做陶艺,都是免费的,生活得很悠闲、充实。社区里还有孩子和老年人娱乐的地方,和‘复制馆’一样,也是免费的——一个社区如果没有规划这些场所,根本不会被允许进行建设。”“孩子在这里上学收费太昂贵了,一年要一万多接近两万,在韩国,不用交学费不说,连孩子用的课本、文具、练习本都是免费的。”
五百年修得同船渡,大家同在西塔,说明更多的是认同,而抱怨只是局部。中国人由衷地称赞韩国人:爱干净!一位韩国店主也跟我们说起一件小事:有一次,一个顾客借口饭菜表面上有一根来源可疑的短头发,开口讹诈。店中的服务员都是长发女孩子,店主正想自己要吃哑巴亏了。这时一位在餐馆里吃饭的便衣警察路见不平,很热心地出手相助,支走了寻事的人。小小一件事,令他感怀至今。
沈阳故宫四周的高楼华厦彷佛是从琉璃瓦的古典屋顶上长出来,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紧紧榫在一起,又好像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的拼贴作品放大了几百倍摆在我们面前。人们质问艺术家:“这和谐吗?”艺术家反问:“我们需要和谐吗?”
西塔可能只是沈阳的一个缩影,韩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抱怨,也不过是人与人之间抱怨的典型。地球村的时代,借助发达的通讯手段,天涯近若比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人却可能隔着一条深深的鸿沟——既远又近,系于人心尔。欲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发展一个和谐的社区,说到底,还需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甚至每个人内心的和谐做起。
沈阳,皇太极曾经在此指挥满洲铁骑气吞万里如虎,创建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之一。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在此遭遇家仇国恨,先有东北易帜,后有不战而败。这个城市曾密布日本人的阴谋,也曾寄托中国工业的希望与光荣。如今,它更是在一片复杂而零乱的背景下起步发展,并且越来越向这个世界开放。
在沈韩国人不是这个城市与全球化发生关系的全部内容,我曾在沈阳的酒吧里见到一位年轻DJ,说一口旱天滚雷似的美式英语,扭头又是一口浓重沈阳口音的普通话;我还曾经在沈阳街头的篮球场看到衣着hip-hop的中学生,把身后运球、胯下运球玩得和NBA的广告一样酷。关于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的一则小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俄罗斯开始市场化改革的头几天,物价飞涨,市场陷入混乱,所有报纸都宣告改革失败,盖达尔不由得忧心忡忡:人民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市场的本能?一天,他经过一处街道,看到许多莫斯科市民形成自发的集市,摆卖自己在家中制作的简易罐头、蔬菜和小商品,不由心花怒放,被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感动,又对他们的未来又充满了信心。
我们也有理由对沈阳充满信心,并且祝福它,祝福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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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66号航天飞船将在国庆之前发射,并在月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期间,中国科学家还将与美俄科学家组成联合登山队,攀登海拔高度为10000米的月球最高峰莱布尼茨山。
在火箭发射之前两天,原定上天的宇航员李爱国重感冒,上级决定由队内最年轻的张富强顶上。这个决定让张妻又喜又忧。喜自不用说,她忧的是,担任本次飞行的另一位宇航员赵民族,正是张的大学同学兼前任恋人。本次航天飞行,将由中央台派出机器人摄像,进行全程直播。张和赵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将同步展现在心情复杂的张妻面前。就在这样明朗的大局和混乱的细节中,神舟66号出发了。他们将遇到各种考验和困难,共同体会工作和生活的乐趣,甚至会遭遇外星人造访……
这是2050年全球收视率最高的肥皂剧《不要和外星人说话》的内容简介,这部长达200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在亚洲和欧美热播,连创各大电视台收视纪录。日韩两国的电视迷甚至兴起了以黄色为主调的“哈中”服装热潮。
回到今天,在神六上天前后,中国人已经较为平静。而2004年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时,欢呼和争论都要猛烈得多。昔日中国曾集中全国力量搞出两弹一星,既便是不吝批评的史学家也认为,“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就像有的胖子注定要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有的事情注定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号。
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裤子穿也要发展原子弹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在这个神六的时代里,每年有1.09亿人次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又有2885万人次的中国人出境旅游。珠三角地区的年轻人把东南亚国家当成旅游度假的后花园,去曼谷度周末的花费甚至低于去一趟邻省的阳朔——这个国家的富裕和自信,可见一斑。
但这远远不是全貌。在这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有调查显示基尼系数高达0.47,意味着最富有的20%人群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群的11倍。巨大的贫富差距总是发展中国家难以照亮的阴影。
2005年10月19日,万科宣布开展“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居住解决方案”征集活动,以广纳民间智慧,为未来的民生安居政策出谋划策。此前在一项防治沙尘暴的公益活动中,88家参与企业有近20家是房地产开发商。不少主流开发商已经走入创业、管理成熟、承担广义社会责任的第三阶段。王石有云,深圳是最早进行市场经济试验的地方,企业家群相对成熟,应该在企业公民责任方面走在前头。他还有这么一句话,谓时下“早行乐”,劝诸君“早行善”。
我们生活的环境,满满地是这些东一样,西一样的事情。从钢筋密集、高楼摩天的曼哈顿到几处人家、小轩明净的瑞士,从人们的卧室结构到照片的背景,房地产的印记无处不在。房地产商就像是时代的印章艺人,他们留下的印记,可能是全球最高建筑的纪录,可能是传世的艺术作品,可能是坊间传赞的民居,还可能有另一种信念上的选择——企业公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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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将后金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沈阳。次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并于1636年称帝,国号“大清”。沈阳当了大金和大清17年的首都,1644年,皇太极薨,福临继位,迁都北京,沈阳成为陪都。
皇太极在沈阳修建的皇宫里有一座凤凰楼,这是当时沈阳城的最高建筑。从凤凰楼外延到钟楼、鼓楼,便是皇宫的范围;再向外延伸出去,东西南北各有四处白塔,标志出当时沈阳城的规模。
这四座白塔名唤“护国镇方四塔”,南塔取义“普安众庶”,北塔取义“流通正法”,东塔取义“慧灯朗照”,西塔取义“虔祝圣寿”。360多年后,当沈阳人提及“西塔”——这个词此时概括的是以西塔街为中心的一片街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韩国街”、“韩国风情街”,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圣寿”了。
西塔如今成了一个韩国人在沈阳的主要聚居区。“风情”这两个字带有那么一股暧昧不清的旅行社味道,我们所看到的西塔要现实得多,借用米兰·昆德拉的比喻,它是一个坚硬的隆起,是硬梆梆的生活,是忙碌的劳作和无奈的漂泊,是举头望明月的乡愁。西塔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唐人街,所以我们不妨给它作个正名:“韩人街”。关于唐人街,我们的同胞这样写道:“唐人街是海外华人迁徙历史的见证者,最终的盛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文化意义上的存在。”
  西塔亦可如是观。
西塔韩人街的起始与唐人街一般地苦难,那是早在大约一百年前,日本侵略势力把朝鲜半岛占为殖民地已有时日,并对我国东北地区上下其手。为了在沈阳大兴土木,巩固侵略势力,日本人从朝鲜半岛强征大量廉价劳动力,从此开始了韩人在西塔一带的居住历史。这些韩人后来摆脱日本人的统治,但是没有离开西塔,他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开始繁衍生息。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因为语言、风俗、生活习惯上相近,我国朝鲜族人来到沈阳时,也会选择在西塔一带聚居。
1980年代开始,西塔渐渐形成以餐饮娱乐为主,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休闲商住社区,并日渐繁华。1987年,这里开始棚户区改造,到1995年基本完成。上世纪末十年,韩国中小商业者开始到这里投资兴办企业,如今,在西塔街周围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有常住人口2.5万人,其中韩国人及朝鲜族居民占30%以上,流动人口5千多人,90%是韩国人或朝鲜族居民。这里有近200家韩资、朝资企业,各类商家700多户,每日客流量约为10万人次,其中十分之一为朝鲜族人。西塔是东北三省除朝鲜族自治州、县以外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是世界第二大韩人街,仅次于洛杉矶的韩国城。
西塔位于和平、铁西、皇姑三区交汇地带。从外观看,它是一个十分开放的街区,西塔街全长682米,南北两端都连接市内交通干道,向南延伸的太原街是一条传统商业街。长度为236米的老道口桥探入西塔街内部,使得这一街区更加趋于开放和流动,缺乏一个独立街区应有的封闭性。
西塔街道两边的商住楼外形也与别的街道无异,强烈凸显这个街区特色的是裙楼部分的装饰符号,密密麻麻、红红绿绿的招牌探出街面,抢夺街道上方的空间,华丽的招牌上填满了大量的韩文以及韩人服饰形象,在夜晚霓虹灯衬映下越发夺目,伴随着时不时在耳边响起的朝鲜话,让人感觉是走入了另一种文化世界。
数条与西塔街垂直的小巷,携带更加典型韩国风格的餐馆、酒吧延伸入住区中心一百米左右的距离。看板都是韩文,服侍俱是韩装,店里有地热,空间的间隔也与我们常见的餐馆不同。客人落座,先端上来的是大麦茶和十六碟泡菜,正餐吃拌饭、冷面、烤肉、大酱汤,服务员说话在汉语和朝鲜语之间切换自如,客人中倒有三分之二是韩国、朝鲜人。
从西塔街往东不远是一个朝鲜族市场,摆卖着干菜、狗肉、朝鲜拌菜的佐料,还有各种韩式烧烤用的炉具。向社区里走,随着餐馆减少,渐渐又回复到内地城市居民区的面貌,稍显陈旧、安静、沉闷、杂乱。只是时不时有各种韩国会馆、语言学校或简易的韩文租房广告,提醒人们这一街区的特别之处。

据资料,西塔共有住房9000多间,出租房2000多间,其中韩国租客占10%以上,其余租客大多是来自东北各地做小生意或打工的朝鲜族人。在西塔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月租达3800元,一般几十平米的旧房月租金也得八九百元,租金较沈阳其它地区要高出不少。
西塔特有的韩人聚居氛围是来沈韩国人选择这里居住的最直接理由,但并不是所有韩国人都选择这里——尤其是购置物业安家的韩国人。西塔相对陈旧的住房、简陋的生活设施和过多的娱乐业设施都让他们踌躇。不少韩国人置业时作一个折衷,选择西塔周边地区的新楼盘。市面上甚至出现了以“韩”为名,主要针对韩国购房者的楼盘产品。
最初来到西塔的投资者多为韩国的中下阶层人士。目前,在这里的韩国人就业情况大概有几种:大型株式会社的职员、从事物产贸易的小商人、从事餐饮娱乐的商人、为在沈韩国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比如室内装修设计师、律师、教师等,再有就是为数也不少的摩擦性失业人员。
韩国人租房时,要有韩国卫星电视节目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稍好一点的,就要求卫生间和厨房的空间足够大。对习惯了准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韩国人来说,沈阳一般居民房的厨房和卫生间是租房时最大的瓶颈。他们强烈地保留自己的生活起居方式,在陈旧的居民房里,他们请来韩国设计师按照韩国风格进行内部装修,布局地热,许多人还搬来韩国家中的家具,雇佣朝鲜族的保姆,做泡菜,吃韩国料理。
在沈韩国人之间的来往相当密切,主要的形式是互助和娱乐。他们乐于为刚刚来到沈阳的同胞提供工作生活上的帮助,也常常同情和援助失业的同胞——或许是因为在韩国经济不景的年代,更加容易激发感同身受或唇齿相依的情绪。在日常娱乐方面,在沈韩国人组织各种形式的体育会:网球、保龄球、高尔夫……,或许是韩国人果然极具球类运动天赋,而这些形式也增强了同胞圈子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相当多的韩国人信仰基督教,一同前往西塔的教堂做礼拜是这里的基督教信徒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往来、谈天,或进行互助。
相比之下,在沈韩国人与中国汉族人、朝鲜族人之间的来往就很少,与中国汉族人的联系一般局限于不得不发生联系的情况,比如采购,到外事办办理延期居住,去学校参加家长会;与中国朝鲜族人的联系也局限于生意往来或雇佣关系。
对于在西塔从事物产贸易和餐饮娱乐的韩国商人而言,掌握汉语几乎是他们谋生所必须。但大型株式会社的职员和那些为韩国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似乎并不急切融入沈阳这个城市——我在西塔邂逅几位在沈阳呆了一定年头的韩国人,衣着光鲜,举止优雅。他们试图用汉语和我进行交流,没几分钟,我们发现这和用希伯莱语沟通一样糟糕,最后还是不得不求助于英语。
在沈阳的第二代韩国人与中国人的来往要密切得多。考虑到教学质量、学习中国主流文化等方面问题,许多韩国家长并不让孩子到朝鲜族学校去读书,而选择了汉语教学的普通学校。这些第二代韩国人操一口正宗沈阳普通话,呼朋唤友,看上去和他们的中国同学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他们染头发、穿肥大裤子的中国同学看上去比他们更像是刚从韩剧中走出来。
虽然这些孩子本能地认同自己是韩国人,在寒暑假都回到韩国与那边的亲人相聚,但也有年纪比较小、刚刚懂事就来到中国的孩子,他们觉得与韩国的朋友难以沟通,并且觉得韩国的朋友“不够热情,性格乖僻”,所以放假时更喜欢在沈阳呆着,与中国朋友啸聚。
在沈阳的韩国人生活水平比一般沈阳市民要高不少,不少家庭保留了家庭主妇的生活形式。面对三四千月薪的工作机会,韩国人往往宁愿继续失业。但在沈韩国人远非富人的形象,沈阳的富人阶层是一般韩国人难以企及的,很多商人甚至满怀羡慕地说:“在这里做生意的北韩(朝鲜)人都比我们有钱。”
生活在别处,在外人看来不乏浪漫和光鲜,但自己看到的唯有现实的生活而已,一地鸡毛,不过是把家鸡换了火鸡。试想,若不是为了生活,谁愿意背井离乡?上世纪末以来韩国人在西塔的聚居有一个不可回避的背景: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经济陷入低谷,许多人失业,小商人生意失败,大型株式会社也急需寻找新的市场。这样的背景下,韩国人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西边——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巨大的市场、新兴的经济体,以及与他们有无数文化渊源的古老国度。
生活在别处,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告别亲人,告别母语,告别成熟的社会制度和熟悉的文化氛围,告别繁华的汉城和优渥的生活,告别生活设施齐备的社区,告别地铁,告别免费的义务教育,要适应异国的风俗、截然不同的法律和社会制度、陌生的语言,要适应杂乱的街道、狭小的卫生间。韩国人不是唱着牧歌来到西塔的,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吹锣打鼓、觥筹交错的招商仪式,更没有韩剧上华丽、时尚、浪漫的生活。就像我们读到的唐人街故事一样,他们是来打拼生活的。
更有很多韩国年轻人是因为在国内失业才来到中国闯世界,糟糕的是,他们来到沈阳之后,可能还得继续面对失业,一筹莫展,终日沉湎于思乡的惆怅和失业的苦闷之中,以酒浇愁,有时就算同胞们想施以援助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比起韩剧,西塔的这一幕更接近韩国人的日常生活。
生活不是韩流,不是韩剧,不是韩国服装,不是济州岛。生活不是张娜拉。
1990年代以后,新一批韩国人涌入西塔,构筑了一个特别的街区。这种构筑并非建筑的,而是装饰的,更是一种软性环境的改变。在这个小小的街区里,不同背景的资本、不同背景的文化、不同背景的语言、不同背景的人们在交汇、碰撞、沟通、激荡,形成了目前这种参差而丰富的形态。当我们看到一架骡车跟在“悍马”后面,慢腾腾地踱过挂满韩文的餐馆门口,而餐馆后面却是陈旧的中国内地居民楼,旁边就是街道办——许多种毫不相关的意象同时存在,堆杂在一起,这一幕让人不得不深有感触,又算是全球化潮流的一种噱头。
细读全球化,我们看到的无非是世界各国的人们谋生、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无奈、梦想和幸福。此心安处即吾乡,话虽这么说,人文地理的故乡还是让大多数人魂萦梦绕。谈及未来——在西塔,我们接触的韩国人都回答:“回韩国,让孩子回韩国。”
正在读高二的韩国孩子金池恩的理想是到北京念大学,她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真有一种首都的味道,”她说。读完大学之后呢?“回韩国。”她有很多韩国朋友,甚至有很投契的韩国网友。“回韩国之后呢?教汉语?”她回答:“可能吧,也可能去北美。”
金池恩的弟弟不喜欢韩国的朋友,他喜欢沈阳,在这里,他的学习成绩很好,玩得也开心。说到未来,他也回答:“回韩国。”
他们的妈妈李英淑在西塔开了一家韩国料理店,名叫“韩嘉宇”,翻译成中文是“中秋圆月”的意思。在韩国的传统文化里,中秋节是和春节一样重要的大节日,这一天里亲朋相聚,把酒倾谈,聊寄乡思。
(摄影/韦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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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的买卖
中国人把生意又叫作“买卖”。一般而言,买卖是付出货币,取得货物。如果付出货币,取得的不是货物,而是生产货物的公司,这可以算是“买卖的买卖”,也就是“并购”。
并购一般指兼并(Merger)和收购(Acquisition)。兼并是两家或更多公司合并组成一家公司,通常由一方占优势的公司吸收另一方公司。收购指一家公司用现金或有价证券购买另一家公司的资产,以获得相应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并购过程中,某一方通过出让所有权或控制权而获利,另一方则通过付出一定代价,获取所有权或控制权。
  时至今日,并购在中国商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甚至寻常百姓也开始习以为常。去年以来,中国市场上就先后有这么几起著名的并购:美国新桥投资入主深发展,世界第一大啤酒集团安海斯-布希以超过60倍市盈率购买哈啤股权,英国零售连锁店特易购以50倍市盈率购买乐购超市,汇丰银行购买交通银行19.9%的股权,联想集团斥资12.5亿美元购入IBM全部PC业务……,当然,还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万科以18亿元收购上海南都和江苏南都部分股权,这是迄今中国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一宗并购。

并购催生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并购恰恰是美国经济的最大特色。从历史上看,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强盛,都离不开并购。美国历史上共出现过五次并购浪潮:1897-1904年、1916-1929年、1965-1969年、1984-1989年以及1990年代。
美国的第一次并购浪潮几乎涉及所有行业,最突出的是金属、食品、石化产品、化工、交通设备、金属制造产品、机械、煤碳八个行业,其中有78.3%是同行业之间的并购,即横向并购。许多世界500强企业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大规模并购获得垄断地位的。JP·摩根创建的美国钢铁公司收购了安德鲁·卡内基创办的卡内基钢铁公司以及其它784家独立公司,最后形成钢铁巨人——美国钢铁集团,它的产量曾一度占美国钢铁行业生产总量的75%。杜邦公司、标准石油、通用电器、柯达公司、全美烟草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这些超大型跨国公司都在第一次并购浪潮结束时取得行业领先的位置。
第一次并购浪潮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3000家公司的消失,一些大公司迅速崛起。美国烟草公司当时占有90%的市场份额,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占有市场份额的85%,它仅通过三个炼油厂就控制了世界石油产量的40%。美国经济史学家拉穆鲁统计,在时有72家大公司分别控制了各自市场份额的40%。
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都在探讨美国式的股权广泛分散的经济结构(万科可以算是其中难得的中国案例),事实上,1897年到1903年的第一次并购浪潮,是造成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这种管理模式和分散股权结构的关键。

推动公司管理和社会进步
并购浪潮带来的大规模生产使消费者获益颇多,大公司在此过程中降低成本,从而以更低廉的价格向市场供应商品。尽管日后过度的垄断引起了市场的警惕,但事实上,超级垄断是在更晚些时候——甚至是在《垄断法》颁布之后才出现。
  虽然无需公众投资者的支持,并购也可以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在第一次并购浪潮之后,证券市场上的个人股东开始了一个激增时期,并在1930年达到1000万人,为个人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财富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此外,企业规模扩大对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促进管理进一步向专业化发展,刺激管理体制的改变。此前占主流的家庭治理模式受到冲击,自主经营者或者引退,或者服从于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管理机构。
美国历史学家Alfred Chandler认为,20世纪初大型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包括:经济规模和生产领域的扩张、大量生产的设备的发展,以及管理层级的成熟。全国范围性降低家族控制的并购,以及许多大型企业的治理改变,重新规划了美国资本和产业结构,并确定了20世纪接下来时间里的主要市场参与者,“对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段美国现代企业革命而言,并购运动是其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

为什么要并购?
一些经济学理论为并购作出了解释。例如,古典经济学认为,公司规模的确定,取决于多大的规模能使公司总成本最小,并购是迅速达到这个有效规模的最佳方式。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同一行业内的众多公司应考虑竞争费用和效用的比较,并购可以实行一体化经营,获得规模效益。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并购是公司内的组织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其目的是通过扩张能带来成本的减少和效率的提高。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并购的动机根源于竞争的压力,并购方通过消除或控制对方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并通过并购从外部获得竞争优势或产生新的竞争优势,比如,并购方选择的被并购公司往往是针对自己所需的特定优势。一般认为,横向并购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和企业协同效应,缩短投入产出时间,降低投资成本,减少重新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提高行业集中程度和企业的市场地位,增强对外的市场主导能力。纵向并购可以稳定供需渠道和关系,确保生产经营的有序性和一定的可控性,同时降低交易费用,获得相对信息优势和价格优势,增强产品的差异化能力,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混合并购可以使企业从战略上充分利用和共享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和科学重组经营要素,以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通过多元化发展,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

中国房地产并购的前浪已经掀起
从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看,一场并购浪潮在所难免,而最早一波前浪已经掀起。中国目前有房地产企业3.5万多家,大多数规模很小,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能力不足,粗放经营,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简单地概括,是“散、小、差”。从历史来看,任何行业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然后通过竞争的优胜劣汰,通过行业洗牌,最终只有优秀的强者留下来通吃。在这个过程中,还将推进技术进步,推动资金和人才进一步集中,推动市场规范化,行业渐渐走向集约经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随着房地产行业竞争加剧,尤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压力下,很多非房地产主营的公司的经营将越来越困难,不得不出售这一块业务(又比如国资委重组央企房地产资源,这一措施目前虽然放缓,但仍是房地产并购浪潮的最醒目标志之一);而有实力的主流房地产公司则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获取更多行业资源,进一步扩大规模。
另一方面,即便是万科、中海这样在行业内排名一二的公司,年销售额也只是在100亿元左右,规模远远不及美国、亚洲的房地产业龙头——美国四大房地产公司Pulte Homes,Centex、Lennar、Horton在2003年的总销售额达到356亿美元,其中仅净收益就有26亿美元。而日本市场排名第五位的藤和不动产2002年纳税高达13亿美元。
Pulte Homes就是在不断的“大鱼吃小鱼”中成为业务遍及美国20个州、44个市场的房地产龙头企业。1996年,它收购LeBlanc Homes和N. Florida Classic Homes;1998年,它并购了Radnor Homes和 DiVosta;1999年,以现金收购Blackstone房地产公司的老年人住宅业务股权;2001年,收购全球最大的老年住宅开发商Del Webb;2003年,收购两家公司ColRich和Sivage-Thomas Homes……
在美国第一次并购浪潮的8年间,共发生2943起并购,平均每年368起。相比之下,中国自1993年开始有并购,1997年后数量年年增加,此后6年中,平均每年只有95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并购浪潮比美国一百年前的相比较还要弱些,这个大幕才刚刚拉开。
当公司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具有稳定的市场运作能力之后,通过并购等方式走规模扩张之路是一种较佳的战略。中国的一些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已经走到这个路口。在目前宏观调控政策压力下,许多非主营房地产公司面临较大资金压力,这意味着在并购市场上,买家可能处于一个较好的位置。

做一个整合资源的高手
根据拉穆鲁的分析,一般在采用差别产品策略的公司中,并购很难发生。在这些行业中会成立行会,但目的并非为了限制产量或稳定价格,而是保护整个行业不受外部的威胁,譬如反对不利的税收立法等。而采用规模生产策略的公司,敢于打破价格水平,不限制产量,追求满负荷生产,因此更容易导致并购的发生——这可能正是万科等主流房地产公司的选择。
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点看,并购的动因可能有如下几种:
1、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降低成本费用;
2、提高市场份额,提升行业战略地位;
3、品牌提升,以获取超额利润;
4、取得各种资源。
在万科收购南都后,一般舆论认为,这次收购在上述四方面都相当成功,尤其是完成了万科在长三角的布局,提升战略地位,以及通过并购获得便宜的土地资源——按照收购价格折算地价,要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地价。但是,土地资源仅仅是一方面,并购还会涉及到其他方面的行业资源,比如客户资源、人才资源等等。正如在上个月末召开的万科集团例会上提出:万科要“做一个整合资源的高手”。
获得客户资源越来越成为并购的主题,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美国管理软件业巨头仁科以17亿美元收购了竞争对手JD 爱德华后,甲骨文随即以103亿美元收购仁科。令人吃惊的是,完成收购后,甲骨文却停止了仁科原有产品的供应——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一收购的最大意义在于获得了仁科的客户资源。联想收购IBM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IBM的经销商网络长期以来在金融、电信等领域拥有大量客户资源,这正是联想最急需的资源。
在房地产行业,客户资源的重要性可能更加突出,Pulte Homes老客户重复购买或推荐购买的比例高达47%,万科所卖的房子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客户购买或推荐购买的。
客户资源的积累,将决定未来的市场。尤其是对境外资本而言,动用庞大的资金,通过并购直接获得宝贵的客户资源,从而大举进军中国房地产市场——这一幕可能马上就出现。主流房地产公司通过并购,整合自己的客户资源,也将是谋图霸业不可或缺的一招。王石最近说过这样一句话:“客户资源才是房地产并购中最主要的目标。”

比远见
生意比的是产品、资金、速度、人才这些要素,如果放到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历史只比一样东西:眼光,比谁更有远见。
17世纪60年代,英国人用香料岛朗恩交换荷兰人占领的一处北美小城——这是一个防卫能力很差的海狸皮贸易中心,人口只有1000人,而荷兰人对海狸皮的兴趣不如对香料那么浓厚。
但对英国人而言,拿朗恩换那个小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远见的交易之一,因为这个小城叫新阿姆斯特丹,后来改名——纽约。
并购大国美国恰恰常以他们的远见取胜。1867年3月29日晚,俄国公使通知美国国务卿西沃德,沙皇同意出卖阿拉斯加,第二天就可以签约。西沃德说:“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我们今晚就签约吧!”
结果美国以720万美元购下阿拉斯加。这个并购在当时被讥笑为“西沃德冰箱”,只有少数渔民希望得到出入阿拉斯加海港的权利。但今天的人们都叹服西沃德这位政治家的远见。据估计,阿拉斯加地下埋藏着5.7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和300亿桶原油,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更关键的是,如果没有阿拉斯加的并购,冷战时期的苏联根本无需费力发展长程导弹,坦克就可以轰隆隆地开上美洲大陆。
如果缺乏远见,只考虑眼前的东西,世界上就不会有并购。并购不能只用眼前的得失来衡量,就像从战术层面可能难以理解战略意义一样。评价并购需要一种长远的眼光,历史的标准。
因为,并购是为未来而进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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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时间流逝,传统就流逝。
现代化就像一台时间加速机,加快了传统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速度。消失的不仅仅是房子、天际线和城市——这些有形的传统,无形的传统也在消失:民间戏曲、民间美术、手工、民俗……。这并非中国才有的问题,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和远在天边的西人都一样在困惑、思索和寻找。
有一个问题或许是我们特有的,在失去传统的同时,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差一点也失去了审美的能力,失去了繁琐、精美、奢侈的能力。而传统之所以深刻地打动人心,恰恰在于它有时间凝固下来的至美。如今,我们只能尽量保护和记录仅剩的传统,并从吉光片羽中探寻旧日的温度,来温暖今天的生活。在这个探寻民间手工艺的专题开始之前,让我们记住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的名言:“美的物品必然形成美的生活,又必然培养美的情操。”
人们寻找家园,因为那里存放有生活之美。
沈家老二今年五十二岁,紫红脸膛,高鼻深目,嘴边一圈胡茬,看面相像个小说电影里的武林宗师。说到市面上标着“七年陈”的绍兴黄酒,沈家老二暗暗一笑:“最多也就一两年吧,过犹不及,黄酒陈三年味道就坏了。”
喝沈家自酿的黄酒,那不是“味道醇厚齿颊留香”可以形容得完的。一口下去,醇香慢吞吞爬上脑门子,似乎所有味蕾都忍不住要徐徐站立起来叫唤。西洋的葡萄酒和白兰地才特有的丰富香味交织混合,显得十分古典和文气。
东浦桥头有一副对联:“浦北中心是酒国,桥西出口是鹅池”,一点不客气地描述出东浦镇在黄酒世界中的地位,它曾经刺激得乾隆皇帝留墨:越酒行天下,东浦酒最佳——虽然听起来,这句话更像是电视连续剧里那位乾隆皇帝的口气,但东浦黄酒的地位确实配得上这十个字。唐鲁孙先生在《天下味》中写到,虽然北京并不产绍兴酒,但请客吃饭要喝花雕酒确是民初京城的时尚——哪儿有茅台五粮液二锅头马爹利芝华士什么事儿啊!唐鲁孙先生是珍妃的侄孙,1908年生在北京,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他说这话,当然够权威。
名泉所在,必有佳酿。有人把水和米比作酒的血和肉,而工艺比作酒之魂。东浦自古有鉴湖水和优质的糯米,至于酿酒的工艺,就有赖于“酒头脑”,也就是做酒的师傅。这种酿酒的独特技艺靠祖祖辈辈言传身教,有一代人酿酒就有一代这样的传授,如果下一代人不酿酒呢?工艺就失传了。
沈家几兄弟就是这样的“酒头脑”。从前,沈家曾经是最负盛名的酿酒世家之一;如今,只有他们这几个老头子还保持自酿黄酒的传统;未来呢?沈家的下一代已经没有人会酿酒了。

这些辉煌的手艺正在我们身边消失,有许多已经永远地消失。
手工艺是传统自然经济、农耕社会的产物,近一百年来它正飞速走向消亡。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廉价工业制品的大量涌现,手工业种就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今已所剩无几。保护得再好的老手艺也无法改变无人使用或日渐减少的需求这一事实,而通过旅游工艺品保存下来的手艺和它的原版相比,只是徒剩躯壳。“一个地区的人们现在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用当地的木料盖房,又在树木再生时翻修,现代人群已经无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食物链和生态圈”。
日本作家盐野米松说,“当没有了手工业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与沟通之后制作出来的物品,使用起来是那么的适合自己的身体,还因为它们是经过手工一下下地做出来的,所以它们自身都是有着体温,这体温让使用它的人感觉温暖。”
仅仅从技术上也能享受手工艺品的好处,比如,沈家兄弟新酿出来的黄酒就比工厂里几年的陈酒还更加醇美;日本手工艺人制作的簸箕能够使用22年,他自制的工具簸箕刀能使用40多年,而且10年不用磨;著名的“满山”鱼钩150年来都是同一形状;出色的木匠用刃器削出来的木头具有弹拨水珠的能力!
如何能训练出这样精湛的手艺?不仅仅是老师的言传身教,还要靠学徒边看边学,日积月累。说起来真有武侠小说的韵味:一个宫殿木匠的学徒每天工作的内容就是先磨各种刃器,师傅会交给他一片刨花,学徒必须将手里的刃器磨到能刨出同样的刨花才行。这就是他们每日的功课,这项修炼一般人需要——十年!

“如果寻根求源的话,许多日本手工艺的业种和技术,包括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是来自中国。”然而如今日本传统手艺的保存和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战略的一个楷模。战后日本的工业振兴中,手工艺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日本民艺学研究的杰出人物柳宗悦是对现代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他从民艺与人的生活质量的关系中,得出“美的物品必然形成美的生活,又必然培养美的情操”的结论,这个公式使得日本在经济崛起中,形成传统和现代共生的两极。
“做清水混凝土的建筑要很讲究打混凝土的手艺,要是打得不好,怎么敢把建筑素面朝天地露出来给大家看?这就全看工人的手艺。”北京“左岸工社”的开发者林涧如是说,“中国未来城市面貌的希望不在于地产商,也不在于设计师,而在于手工艺者,要看能不能产生有一批手工艺者,能不能尊重手工劳动。是工人在盖房子,不是知识分子在盖房子,建筑工人的素质和修养提高了,才会有好的建筑。”
“工人和手艺人有一些差异,但好的工人一定是手艺人。社会整体手工艺水平将决定城市建设的未来,决定产业的发展。现在的城市建设为什么不好?因为建筑工人素质不够高,我们让农民建设城市,农民本来是种地的,怎么可能一进城就有盖房子的手艺呢?中国传统重文,轻手工业,轻视手艺人地位,称之为奇技淫巧,现在工业发展水平不高和这也有关系。什么产品,只要是国内组装的质量就下降,就是因为手艺不行,因为不重视手的价值。”

老舍的名篇《断魂枪》里写到一位武林高手、五虎断魂枪的传人沙子龙。那是在“走镖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才能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王三胜自称是沙子龙的徒弟,虽然沙子龙并不承认。王三胜卖艺的时候被河间的孙老者打败,为了出口恶气,他把孙老者引到了沙子龙的客栈。孙老者早有此切磋之心,甚至不惜主动走了一趟拳,奈何沙子龙只有客气、热情和推脱,绝不打算出手,“孙老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孙老者无言而去,从此江湖传言沙子龙吃了败仗,连句硬话都不敢说。
小说最后写到:“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为什么不传?可能是因为走镖已没有饭吃,可能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传人,可能是因为看见了一门手艺的宿命,可能只是出于个人情绪,也可能是因为一种手艺的自尊。
奈良法隆寺始建于公元607年,西冈家是历代法隆寺的专职木匠。西冈从未接过建造民宅的活儿,因为他有着作为宫殿木匠的自尊。没活儿做的时候他靠种田来养活家人。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卖掉了农田,始终没有放弃作为宫殿木匠的人格。为了尊严,沙子龙不传,为了尊严,西冈不建,手艺便在这人性的坚持的光辉中渐渐消失。
沈家酿黄酒用的糯米都是当年舂出,这糯米是沈家兄弟自己种的。绍兴的土地已经非常金贵,市中心房价达到每平米7900元,已经是深圳高档住区的水平;小小一个东浦镇的最高房价也有3800元,这样的价钱可以在直辖市重庆从容置业。沈家老大本来有田,后来被房地产开发商征用去了,种糯米的田是沈家从别人手上租过来的,每年种上一亩,只供自己酿黄酒之用。因为没活儿做,西冈种田;为了酿酒自娱,沈家兄弟也种田——手艺便在这尴尬中残存。
“手工业活跃的时代是一个制作人和使用人同生活在一个环境下,没有丝毫的虚和伪的年代。但是作为我们,更应该保持的恰恰就是从前那个时代里人们曾经珍重的那种真诚”。
手工艺是一个记载体,它深受地域和风土的影响,盐野米松的手工艺记忆中,“那时候人们不用看日历,从工匠手里的活计中便可以感受到季节的变迁”。铁匠、木匠、农具、酿酒……,这些手工艺中固化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最真实地记录、保存了绝大多数人的艺术生活以及思想观念。
这几年旅游区又有了不少卖葫芦的,人们不晓得,范匏(模子里养葫芦)这门手艺曾经几乎失传,它之所以得以幸存和发扬,全赖一人之力——这位老人叫王世襄,大名鼎鼎的文物鉴定家、文史学家。若不是他的沉迷和致力,今人将不复知道古人斗蟋蟀、放鸽子、养大鹰、掼交、火绘、竹刻这些手艺的门道和精华何在,欲提笼架鸟而不可得。
然而,王老先生这样的力挽狂澜毕竟气力有限,社会的变迁,势必要使一些东西消失,又使一些东西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惯性。更多、更民间的手工艺被按照“能不能养家糊口”的标准淘汰出我们的生活,成为绝响,再美好也留不住。保护,纪录,发扬还是挽留?更多时候我们只能眼看一种文化和生活在慢慢地消逝,痛感我们所损失的巨大。
为什么有人在钢筋丛林里听鸽哨而动魂?为什么有人一饮沈氏家酿而心神摇荡?莫非那些印有手艺人指纹的物品,也一样纪录了人类无法诉诸纸上的秘密?
“砍伐山上的树,得根据用途来决定砍伐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每年只有那短暂的十天。匠人们围绕着这十天来设定自己全年的计划——人的生活是围绕着自然运转的。我们的国家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啊。”盐野米松写道,“现在,这些跟大自然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手艺正要从这个国家中消逝,不久的将来,将不再有人具有如何与大自然共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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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参差多态乃人生幸福的本源,则生物多样性无疑是地球美丽的本源。
这种美丽的本源正因为人类的口腹之欲而面临崩溃。
野生动物因为人类的一张嘴而死,其中一个问题是,人类要为耕地攫取它们的生活空间。在未来的200年内,因为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对农田的需要还将扩大两倍多。如果保持目前的低效率,农业很有可能将野生动物全部驱逐。
如果说人类发展图存的贪欲还带有迫不得已的色彩,吃野生动物则显得更加直接、贪婪、愚昧和残忍。
许多官员在宴请潘文石教授时,都会事先声明筵席中绝无野生动物,即便是这样,潘教授说,他还是不止一次从汤盆中捞出眼镜王蛇的脖子、乌龟的爪子……,然后,老人会悄悄躲到洗手间呕吐。他不会当面抗议,而是不得不采取了务实的看法,“没办法,必须慢慢改变人们这种饮食习惯。”另一位老人、新加坡纸业大王黄福华的反应则强烈得多,1991年,他在海南考察投资时被请吃穿山甲,黄先生罢宴并放弃对海南的投资,“难以想像一个连国家保护动物都敢吃的地方,投资会有保证。”
两千年前印度尼西亚人到达马达加斯加之后,共有15种狐猴遭到伤害,并最终消失。科学家在灭绝的狐猴头骸上发现大量屠宰的证据:用利器切削和斩剁、剥皮、脱落关节和切片等。从1964年开始,捕杀狐猴就被认定为违法,但捕杀狐猴仍然屡禁不绝。
在中国,吃野生动物几乎成了一种国情和文化。据报道,上海市餐饮业年经营蛇类1000吨。深圳市平均每天要吃掉15-20吨陆地野生动物,饭店酒楼经营的野生动物近40种,95%的被访者吃过野生动物。广州市每天食用的蛇类也高达10吨,51%的人吃过野生动物。福建省半数以上的餐馆经营野生动物,61%的被访者吃过野生动物。在这些地区的一些酒楼后院里,可以时常看到孔雀、天鹅、猴子等珍禽异兽,甚至老虎肉也常常出现在菜单中。全国最大规模的广州市新源野生动物综合市场,年经营额过亿元,被称为“野生动物的坟地”。
由于疯狂捕杀野生鸟类供食用,海南的鸟类从344种锐减为214种,数量也大为减少。鄱阳湖候鸟保护区这个珍禽王国竟然变成了屠鸟场,在冬季,每天都有800只至2000只野鸭被毒死,全年丧生30万只,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白额雁、野鸭等。该保护区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牙獐则已经灭绝。
嗜食野味实在是一种冥顽不化的怪癖,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野生动物比家禽家畜更加味道鲜美或者营养丰富。大多数野生动物肌肉纤维粗糙,而且有更重的腥臊味——屠宰和食用它们甚至带来生命危险:近代主要的传染病,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麻疹、霍乱等,其病原体基本上都来自野生动物。科学家证实,吃果子狸就是导致 SARS的罪魁祸首。而艾滋病、登革热、出血热致命疾病也来自于野生动物,它们可能传播给人的疾病共有100多种。俗话说“祸从口出”,殊不知祸也从口入。
野生动物身上带有人类未知的病菌和微生物,长期以来,它们适应了动物的体内环境,构成了生物平衡;而人与动物在体质、生理、免疫能力和基因组成上却有许多不同。所以,很多对动物没有危害的病菌一旦进入人体,就会成为致命杀手。有人“冒死吃河豚”,冒死吃的何止是河豚?国家林业局在2004年10月底宣布,包括梅花鹿、非洲鸵鸟、红腹锦鸡、野猪、海狸鼠、水貂、狐狸、狍子等在内的54种陆生野生动物,在卫生部门鉴定许可后,可以人工饲养,合法进入餐馆。
难怪天主教的“七诫”中,会有一种罪:暴食,似乎早已预见了人类因吃而走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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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盐野米松的书《留住手艺》

从绍兴东浦探访酿黄酒的沈家归来,我自然地想起了几年前读过的一本书《留住手艺》。这本书曾被日本前任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选为十本心水读物之一。作者盐野米松曾两次获芥川龙之介奖提名,他生活的一半时间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旅途中度过,作品大多以大自然为主题,以游记的手法叙写旅途中的人和事。2000年,盐野先生馈赠版权,本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在中国出版,译者英珂。
盐野先生认为,手工艺人的伟大和有趣反映在他们的手艺上、人品中和他们的言谈举止里,因此,报纸杂志的文章和图片远远不能让大家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于是盐野先生利用自己的资源,用脱口秀的形式把工匠们请到观众现场进行采访,带来实实在在的描述和现场操作的手艺——这个很受日本观众欢迎的活动一直持续了四年。
《留住手艺》正是这四年活动的一个总结。本书一共介绍了28位手工艺人,中文版收录了其中14位,他们分别是:
宫殿木匠小川三夫,1947年生。他是有1300年历史的法隆寺的建筑师的传人。
山樱树皮编织艺人时吉秀志,1913年生。时吉先生制作的簸箕用了20多年,仍然继续在用。而要练好制作这样一个簸箕底部的手艺,需要五六年工夫。
木盆师平野守克,1925年生。这种木盆由一整块木头刨制成,一棵枥树只能做出二三个木盆。他们制作的木勺还曾经是现金的代用品。
槭树条编织艺人菅原昭二,1927年生。他制作的笼筐能用一辈子,售价大约为人民币1000元。
鱼钩手艺人满山泰弘,1947年生。百年作坊的最后传人,他作坊里的风箱和钢锤都有150年的历史。
芭蕉丝纺织艺人石峘昭子,1938年生。她能用芭蕉里抽出的丝织出美丽布匹,100根芭蕉的茎才出一匹布的丝,支数可以达到14支,也就是一公分的布用14根丝。
船匠中尾勉,1932年生。他做的平田舟不是披波斩浪前进,而是轻盈地滑在波浪上,这种船能用三代人,承重量是同大的塑钢船的三倍。
刮漆匠岩馆正二,1924年生。日本修缮国宝建筑只用他这样刮来的漆,售价是进口漆的六倍。
农具铁匠高木彰夫,1940年生。他的工具是适应人的身体而造,而不是要人的身体来适应工具——他甚至自己炼钢。
葡萄蔓编织艺人长乡千代喜,1932年生。他编织用的野生葡萄蔓只能在每年6月梅雨的头十天里采到。
椴树皮编织艺人五十岚勇喜(1935年生)和喜代(1941年生)夫妇。这种纺织需要经过22道复杂工序,一户一年只织一匹布,他们制作的和服腰带市价约2.4万元人民币。
柳编手艺人田中荣一(1934年生)和丸冈正子(1923年生)。他们编织的柳条饭盒密不透水,柳条箱包可以从二楼扔下来仍完好无损。
葛布工艺师川出茂市,1922年生。50公斤的藤蔓才能抽出一公斤丝,这种古老的布料被用作宫廷礼服和球裤,也被欧美人用来作墙纸。
船匠大城正喜,1926年生。他造的木制鲨舟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8海里,比一些带引擎的船还快。
许多手工产品改变了它们最初的用途,时吉先生的簸箕原本的功能是筛谷物,现在城里的人们只是用它作祈福的装饰品;长乡先生现在偶尔编能装300张纸币的葡萄蔓钱包;川出师傅的葛布被欧美人用作墙纸;大城先生的鲨舟专门为博物馆而造……,这些手工产品越来越呈现出装饰品和艺术品的特质,而渐渐失去它们的实用功能或原始功能。这是走向升华的预告还是走向消逝的箴言?
翻读这本《留住手艺》,根据我们最简单的常识便可以推知,在这之前和与此同时,有许许多多同样弥足珍贵的手艺已经失传。能留存并被纪录下来的是幸运儿,它们可能只是偶然引起了外人的注意,可能只是偶然把握了一次商业的良机。许多手工产品的售价都不菲,如果换成人民币来看简直是天价:笼筐一个售价人民币1000元,鱼钩一个卖人民币16元,一把锄头卖人民币600元,一个葡萄蔓筐售价1500元人民币,一条椴木织的和服腰带“出厂价格”8700元人民币,市价大约2.5万元。织葛布的川出茂市的信条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购买,我们家的东西标价都比较低。”但是,织葛布用的藤蔓丝线一公斤需要1000元人民币,为川出师傅采丝的古稀老太一个夏天能挣上8万人民币,这样,川出茂市做出来的和服腰带卖5700元人民币,“这个价格低得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样的价格或许表明,这些手艺之所以留存,不是因为它们的功能,而是因为它们的珍稀;不是因为它们的民间性,而是因为它们的艺术性。
获得这样的手艺所要付出的努力是匪夷所思的,并不会有天外飞仙式的大师突然送来秘笈,或者灌顶以两三个甲子的功力。学习如何准备编织材料往往就要耗去学徒几年时光,学习簸箕和箩筐的收边技术都不少于四五年,一个学徒需要有十几年的从业经历才会获得自制簸箕刀的资格,一个宫殿木匠的学徒要付出十年的时光每天练习磨各种刃器,期间不得参加任何其他内容的学习!
尽管如此,这些手艺人依然保持他们对技艺的敬畏,木盆师平野守克说,“别看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木盆,可做出来自己满意的作品一年中也就二三个吧。”满山泰弘说,“我自信自己做的钩跟祖父、父亲的钩已经很接近了,尤其是挂钩的部分。”菅原昭二说,“如果不被时间约束,又备好了上等的材料,我真想花时间做一个最漂亮最满意的物件。”小川三夫说,“古代的建筑并不是很严谨地一定要按照规定的尺寸去做,这一点现代人远远不及呀!”
书中随时能看到一些有趣而新鲜的工匠常识和规则,比如:树是从里往外劈,竹子是从根部往上劈。鱼钩钩尖的形状越是接近月牙,在钓住加级鱼的时候它的作用力就越大。槭树编织必须去掉树芯部分,而造船用的木材只能用树芯红色的部分。造船用的木材要选用节子多的,尤其是活节多的,虽然这不太美观。“唐锄”的淬火处理是用油来进行冷却的,这样铁器才会硬中带柔,具有弹力。建造鲨舟用宫崎杉,浆用红木,船上掏水的工具用琉球松,缝合船板的砝码则用土松……
最有意思,最有神秘感的莫过于宫殿木匠小川三夫所介绍的秘诀了:
一、选四神相应的宝地。为建造宫殿寺庙选址的时候,东边要有清流,南边地势要低,西边要是大道,北边要背着山。
二、不买木材,买一座山。西冈师傅为法隆寺的五重塔做整修时,去掉了塔顶的瓦一个星期之后,原本朝下的木头一下子都翻了上来——这就是树木顽强的习性。如果分别从不同的地方买来木料,日后它们的收缩程度不同,那时候建筑会变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所以工匠要亲自上山去看木材。
三、木材使用的方位要跟它生长的方位相同。宫殿木匠讲究立着使用木料,保持它生长时的状态。飞鸟时代建筑的柱子都是没有芯的,每一根柱子都是树的1/4,没芯的柱子才能保存长久不腐。而将树劈成四瓣时,四瓣中朝南的,盖房子时还让它朝南,朝北的还朝北。所以飞鸟白凤时代的寺庙,前侧让人看见的木料都很多节眼,后侧人不常见的木料却都平整好看,因为寺庙朝南,要用朝南的木料,而朝南的树一面会容易长节眼。
四、塔木结构不靠尺寸而靠木头的习性。瓦和壁的重量会使柱子紧缩,所以施工前就要把木料紧缩的大约尺寸计算进去,而且木料要先搁放一段时间再锯。
书中,小川三夫还说了一个故事,他翻修药师寺三重寺之前,仔细量了塔身每个部分的尺寸,首层承重柱子高度是24尺,第三层是10尺,按理第二层的柱子应该是17尺,而实际上却是16尺8寸6分。这缩短的1寸4分很小很小,但古人却知道这1寸4分的差能让整个塔看上去很美。

这样的技艺是与人生、与身体融为一体的,手艺人靠身体来记忆工作程序,靠眼睛和手指来衡量工作水准,他们依靠与师傅一同生活,依靠观察和工作,在漫长的岁月中学会技艺,又只能通过同样的方法在漫长的岁月传授技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很多人都不会完全赞同传统的言传身教的师徒制度,“但这确实是一种绝非文字能够表达清楚的传达方式”。
小川三夫说:“说实话,飞鸟时代的古木材真了不起,稍微刮下一点儿,就能感受到浓重的香味。”而那些神奇的技艺,或许也正如这种浓重的香味一般美好得难以企及,又如这浓重的香味一般容易消散,只留下一些记忆,而且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记忆。
(图片来源:《留住手艺》)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电影《指环王》开场有一句:“当故事成为传奇,当传奇成为神话。”
500期,看着数字很吓人,但还不会折腾成神话,只有那么点儿传奇的影子,却有很多很多故事。1990年11月,万科简讯面世。1992年3月,《万科周报》创刊。1992年7月,《万科周报》第18期起获得深圳市企业内部刊号,更名为《万科周刊》,至今14年,出刊500期。
最初,创立这本杂志只是出于“上传下达”的需要,在没有论坛和E-MAIL的时候,杂志可以送达每位员工的桌面,是直接沟通管理层和基层的有效工具——而今天,万科内部有“12条沟通渠道”,慢吞吞的(双)周刊甚至已不在这12条之列。
就在这本杂志几乎被打入“完成历史使命”的冷宫之前,它的一项增值业务却逐渐成为主营:以“尊重人”为特征的万科企业文化逐渐固化在这本杂志上,并且因为这本杂志的出色而越发突显鲜明。这种《万科》风格(无论称之为文化解读、启蒙补课、白领素质,还是小资生活)的形成,事后来看,可以归因于王石个人的性格和志趣、万科职业经理人普遍的人文情怀,或者归因于当时的撰稿人群中,恰巧汇聚了一批挥斥方遒的青年学者才俊。
“尊重人”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个性张扬、言出无忌,他们的视野广阔、观点新颖、富有冲击力和批判性,像一把泛着生铁气味的大镰刀,割过企业、市场、社会等等杂草丛生、枝枯叶败的话题领域。
物以稀为贵,在一个缺乏视角和情怀的年代,“企业视角,人文情怀”就是黄金。若干年后,坊间有人将《万科》誉为万科最佳投资项目之一,虽嫌过誉,亦非无理。
日积月累,《万科》已经成为万科品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进入一个新城市,是《万科》先行,这个有意无意之举或许有一天会被企业研究学者总结为“文化先行的模式”。第一根桩还没打,人文社区的口碑已经建立起来。说来有趣,直到今年以前,万科并没有一本专门的公司宣传册。平日里万科人的商务应酬来往、馈赠礼品,习惯带上一本《万科》。
时下有个笑话说“炒股炒成了股东,炒房炒成了房东,泡妞泡成了老公”,《万科》却有许多撰稿人写稿写成了业主,当他们偶尔提及这个过程,心中未尝没有那么一丝幽怨:“喝下你藏好的毒”——至于读杂志读成万科业主的,更是数不胜数。
不过,这样的光环越是夺目,它背后的问题就越发让编辑部里的人们苦不堪言。
首先是内外部读者的分歧。外部读者觉得《万科》关于万科的内容太多,他们只想看纵横四海,不想看朝九晚五。内部读者抱怨《万科》非万科的内容太多,他们只关心同桌的你、同事的她,哪管它窗外关公战秦琼、贝多芬邂逅哈耶克。
这种分歧越演越烈,最后导致了《万科》对外定位的单一化:沟通社会精英阶层,这本杂志明确成为万科品牌的一种高端演绎。
接下来的疑问是:这样成功的人文品牌,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万科的地产业务服务?将读者群锁定在少数意见领袖,是最合适的方式吗?在一个大众化的年代,公司应该有一本小众杂志吗?一本小众杂志的发行方式也必须是小众的吗?
问题多多,似乎理不清头绪,在二话不说掳袖子大干快上之前,不妨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果能抓住这些问题所产生的背景,看问题会清晰很多。这个背景是:2005年,万科营业收入105亿,是1992年营业收入的16倍。而这14年来,《万科》的规模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保持现有模式,《万科》能不能满足万科高速扩张的需求?
尤其是近年来,万科的发展太快了!营业收入增长,利润增长,项目城市扩张,产品类型越来越丰富,员工增多,客户数量翻番……。如果《万科》能看到万科的背景,会发现本以为自己是身处荒原,原来不过是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只不过万科趟出来的这条路实在太宽大了,用原来的眼光看,竟成了荒原。
说到企业内刊,我们往往有一个误会,以为这是中国特色。事实上,今天平均每个美国企业有2.2本企业刊物。农具商John Deere创办第一本企业杂志《犁》(Furrow),是在1895年,彼时,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帝制国家呢。
目前,有11种语言的《犁》发行于45个国家,每期160万册。杂志介绍现代耕机技术,一代代的阿美国农民阅读它,称其为“美国农业大学”。当他们想购买耕机时,很自然,《犁》是最权威的购物指南。
美国人给企业杂志取了一个学名:定向出版(Custom Publishing),包括主题出版物、杂志、时讯性内刊、网站、商业指南等,其中32%是杂志。它是基于内容传播的行销工具,以直接接触客户的方式,传播完全量身定制的信息,以增加品牌认知度、渗透度和忠诚度以及产品销售为目标。
过去五年间,美国和英国的定向出版投资都翻了一番。平均每个美国企业花费其营销、广告以及客户沟通总预算的1/4在定向出版物上,2004年,这笔钱是355亿美元,出版物有320亿册。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两份杂志都是由行业协会发行的定向出版读物:《全国退休教师协会及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公报》(2l87万册)和《全国退休教师协会及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新闻》杂志(2171万册)。此外如玛莎百货的《玛莎生活》,年度发行量195万册。ESPN频道组织的《ESPN》杂志,发行量187万册。
尽管英国主要媒体在2005年表现欠佳,但是被称为“第八媒体”的定向出版在英国却发展得越来越有声有色,交易额达到了10年前的2.44倍。在英国2005年杂志发行量排名中,前10名有7家是定向出版物,其中前6名全部是定向出版物。位居第一的SKY杂志由DELTA航空公司制作,年发行量为576万册。位居第二的是《TESCO》,这是一家零售业公司的杂志,发行量为250万册。排名位居第8位的杂志由英国四大连锁超市之一的“圣斯伯利”出版,内容全和吃有关,不仅提供许多食谱,还教人各种医疗常识。
在首次使用定向出版物的营销经理中,92%认为它有助于与客户建立联系,88%认为它有助于建立忠实的客户群,83%认为它有助于刺激客户的购买欲望。
在使用过定向出版物的消费者中,78%认为它比其他广告更加有效,51%认为它比传统杂志和报纸更值得信赖。
在定向出版物的读者中,70%已经因为阅读而购买了一个产品或服务。
这会不会是《万科》的一个方向?暂时难以肯定。在中国也有近似于定向出版的企业杂志,比如以《万客会》为代表的地产客户杂志——但要按“传播完全量身定制的信息”这个标准来要求,恐怕还差得比较远。加之办刊历史、知名度、资讯丰富程度等等原因,使得这些杂志在增加客户品牌认知度、渗透度和忠诚度以及促进产品销售这些指标上,可能反而不如不以公司客户为目标读者群的《万科》。
应该说,在过去14年,《万科》以一己之力,走出了一种与美国“内刊”截然不同的路,创立了一种模式和风格。过去的成功表明,这种模式和风格极有可能最适合万科当时的规模。但当万科在通往卓越之路上一路狂奔时,这种模式是否依然有效?还是应该转向美国模式,重新组合杂志资源,把现有的《万科》定位为其中的高端人文读物?从《万科》宝贵的品牌价值和目前所遇到的定位困惑来看,这一步,很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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