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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问学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里尔克的母亲是一位包法利夫人式的虚荣女人,她因为过分迷恋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与里尔克的父亲离了婚。尽管如此,里尔克仍然对“物质”抱有肯定的态度。他在1903年4月3日给朋友的信笺上写道:“小时候,当所有人都不喜欢我时,我完全迷失在无缘的世界里;当自己觉得完全被抛弃时,更恨不得死掉算了——不管经过多久,我都不可能了解人的脾气,可是却被‘物质’深深地吸引着。从‘物质’中吐出的喜悦与存在,一直跟随着我。这种喜悦永远不会改变,它不但平稳有力,而且其中没有一丝犹豫和怀疑——我对‘物质’及它的耐力与持续力,产生了一种更多、更虔诚的爱,与没有境界、不知何谓不安的一种信仰。”
在20世纪刚开始的一些年里,里尔克这样的物质观颇能代表西方世界的普遍信仰:肯定物质的正面意义,却不对物质盲从。这种谨慎而微妙的态度还谈不上“物质主义”。
一战的爆发和结束成为“物质主义”命运的转折点。1920年开始,美国画家Warren Davis开始在《名利场》杂志发表一系列封面插画,画中的女神纵情声色,笙歌燕舞,正是一战以后欧美世界的写照。在这个被称为“咆哮的20年代”( The Roaring Twenties),人们过着神话般不可置信的生活:太阳神阿波罗主持着众神的宴会,弹奏着动听的七弦琴,缪斯女神在他周围翩翩起舞。欧洲人需要物质来填补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而美国人则在战争中发了财,享乐一跃成为生活的主题。“美国梦”的内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美国梦”带着去财富、自由、平等的追求,而到了这时候,“美国梦”的内涵逐渐成了仅仅对财富的追逐,或者说,对财富的过度追逐。“物质主义”迅速发展、壮大、膨胀,人们崇拜着它,追随着它。
何为“物质主义”(materialism)?牛津字典上的解释是:“全心沉迷于追求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导致忽视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兴趣完全表现在生活方式、意见及行为上。”物质主义从诞生开始,就带着野蛮又直接的方式,理直气壮地抛弃古典主义哲学几千年来所尊崇的美德和正义。
一场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结束了20年代的物质主义狂欢,紧接着的二战让西方社会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在萧条和战争年代,精神上的信仰重新成为主流。无数青年为不同的党派和组织贡献出生命,这显然出自对精神信仰的崇拜而不是对物质的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大萧条时代,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他著名的“消费促进生产”理论,这为二战后物质主义的复活和膨胀奠定了基础,这种对消费的强调肯定了物质主义的正当性。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这一理论都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二战以后西方各国物质匮乏,发展的目标也理所当然地以物质资本积累为核心。物质主义卷土重来,这一次,物质主义甚至还带有强国的光荣使命。美国很快迎来了“黄金时代”,物质极大丰富,当然,传统信仰也消失地更快了。来自希腊的船王为自己的游艇定制了酒吧高脚凳,凳面覆盖极其昂贵的鲸鱼包皮;而他的妻子,已故美国总统的遗孀杰奎琳,每月支出25万美元,这在60年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日本人为这位美国人心目中的皇后起了一个名字叫“Jet-Set”,字面意思就是“经常搭喷射客机环游世界的阔佬”。
物质主义的大行其道,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资源的过度掠夺。1970年代,罗纳德·英里哈特在他的著作《宁静革命——后物质主义价值变迁》提出了“后物质主义”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是指一个由个体或社会所带动的转变,使他们从基本的物质需要中所释放出来的持续革命。在基本的物质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后物质主义者们要求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氛围,以及一个更加清洁健康的居住环境。后物质主义者通常生活在发达国家,在很多时候,他们是热衷环保的生态主义者。
但是,后物质主义并非物质主义的对立面,相反,在某些场合,后物质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超级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不仅要求物质的丰裕,更要求清洁的环境、个人的发展和更多的公民权。事实上,后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并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太阳城,而是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
1986年,正是泡沫经济的颠峰时期,东京的森大厦株式会社开始着手开发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这是一个集办公、住宅、商业、文化为一体的巨型商业项目,也是东京奢华的新地标。六本木新城的建造者和设计者们看上去像是后物质主义者,因为他们还为绿色植物保留了一片土地。在樱树坂六本木综合楼楼顶1300平方米的屋顶花园里,有稻田,有芋头、凉瓜等菜地,有荷花、百日红、松树、枫树、柿子树等四季花木,也有溪水、游鱼、青蛙、野草。
这是后物质主义的胜利?别忘了这里是东京最为奢华的地标,这里的商铺出售着全球最奢侈的商品,这里的公寓月租金高达5000美元,它的露天广场则是明星们举办活动的地方。这里确实是一个舒适而“绿色”的居住环境,但问题,它是昂贵的。更糟糕的是,它的存在带来一个强烈的暗示:只有富人才能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20世纪初的物质主义先驱们,以拥有美酒和华服为傲;60年代的阔佬们,炫耀着他们的游艇和飞机。80年代以后,物质主义看上去像个不入流的暴发户,后物质主义粉墨登场,但是谁能准确区分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占有呢?相当数量的后物质主义者,正是乔装打扮过的超级物质主义者。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2009年的端午节下午,上海的苏州河上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龙舟赛。这项赛事已经举行到第六届,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龙舟赛上首次出现了“洋龙舟”,它们是荷兰队和比利时队。为了参加此次上海国际龙舟赛,荷兰和比利时第一次组建了国家队,可见对这一中国传统节日有关赛事的重视。在岸上观战的民众中,国际友人亦大有人在。
中国传统节日在成为官方法定假日以后,地位迅速提高,但是其影响力却不仅仅在复兴民族文化等精神领域。早在今年4月中旬,苏浙沪三地的星巴克咖啡店里,顾客们惊奇地发现一款名为“星冰粽”的粽子产品。“星冰粽”每个售价11元,8个粽子的礼盒装98元,限量2万到3万盒。虽然有消费者声称“星冰粽”的口感“像汤圆”,但是有关报道显示,这款产品卖得相当不错,估计将为星巴克带来200万元~300万元的销售额。这款显然针对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而推出的产品,及时挽救了星巴克急剧下滑的净利润。在去年的第四财季,星巴克的净利润曾下滑97%。
曾几何时,中国的年轻人纷纷过圣诞节等“洋节”,吃洋快餐,喝洋咖啡以示时髦,这代表着西方价值观和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中国的年轻人忘记传统节日,追逐西方生活方式,曾引起很多老人的担忧。总理温家宝在视察中国一个动画片公司的时候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孙子老是看奥特曼。
在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日的第二年,似乎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人又开始认真过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了。当人们还在讨论着传统节日的恢复和回归时,各种新元素却已经悄然进入了这些古老的节日。在上海的福寿园墓地,空气中飘扬的不是纸钱而是黄丝带,这是出于环保而特意进行的新举措。同样带上环保意义的还有中秋节,由于中秋夜晚月光皎洁,有关专家鼓励人们关灯赏月,以节约能源。
至于善于抓住机会的商家,传统节日元素是他们的保留节目。星巴克在今年推出端午节粽子之前,早已经在每年的中秋节前夕推出月饼。尤其是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更显得尤为重要。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传统节日呈现出中西结合、庆祝与环保结合等新方向,这估计也是当初力主恢复传统节日的专家们难以预料到的。

回归的道路
传统节日显示出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它们曾一度式微,回归道路曲折又漫长。
1949年12月23日,在距离开国大典不到3个月以后,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新年(元月一日)、春节、劳动节、国庆纪念日(十月一日)规定为全体者的节日,将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规定为部分人的节日,并相应予以放假。凡属少数民族习惯之假日,由各少数民族集居地区之地方人民政府,斟酌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其他各种纪念节日均不放假。
这一《办法》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它几乎完全排除了中国传统节日,除春节以外,其余传统节日无一位列其中。而最极端的时候,即在“文革”期间,连春节亦被取消。中国人对传统节日的背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于对“除旧迎新”的需要而产生的。从此,诸多传统节日在中国法律中消失半个多世纪。
整整五十年以后的1999年9月18日,中国国务院第一次修订1949年版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和新年为“全体公民假日”,其中春节、劳动节和国庆节为三天,元旦为一天;还规定这四个属于“全体公民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应当在工作日补假。至此“黄金周”制度正式出现,它的背景则是1998东南亚金融风暴。当时,刺激经济和拉动内需是政府的目标。但是这份有关法定假日的名单上,人们仍然没有看到春节以外的其他传统节日的身影。
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消息刺激了很多中国人,民间关于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开展了几年的“黄金周”却越来越多地受到了质疑。
2004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文化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92%的被访者认为,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应该延续下来;86%的公众希望中秋节放假一天。同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也多次提议应将传统节日法定化。
在几年的争议和反复的讨论,以及一系列程序以后,传统节日的回归终于有了一个确定的改变。2007年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第二次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一年中法定节假日的总天数由10天增加至11天;其中,劳动节的假期由3天调整为1天,新增法定节假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1天。据官方有关人士介绍,此次节假日调整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有利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这一《办法》于2008年正式实施,2008年由此也成为中国传统节日复兴元年。
这一重大节日变革,看上去来得正是时候,200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再一次成为关键名词,这一切让人想起十年前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那场金融危机中,黄金周正式诞生,在随后的十年里,节日的变革被证明确实对促进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金融危机下的传统节日
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与经济低迷减少了城市居民的收入,西方人在节日上的开销大幅度降低。美国人购买圣诞礼物的平均预算大为减少,英国人更是度过了一个“忧伤的圣诞节”。
与2008年圣诞节期间众多西方消费者捂紧钱包、不敢消费的情况大为不同,2009年初中国人在春节期间依然花钱牛气,购物、旅游依然是春节消费的热点。据有关媒体报道,春节黄金周期间,零售、餐饮业销售额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增长。
今年端午节由于H1N1流感的爆发,长途旅游市场受到了影响,但是短途旅游却依然火暴。在消费品领域,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上海南京路上的某百货公司销售额增幅近5倍,累计超亿元。其他百货公司亦有不同幅度的增长。食品领域内的粽子,今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3%。传统节日在商业领域的显示强大效应,似乎完全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可能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中国的假日经济模式会在经济复苏中起到重要作用。日本财务省国际局担当门间大吉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亚洲市场,中国肯定会是第一个复苏的。我听说中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了40%,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中国人对传统节日的热情,即使面临金融危机依然没有减退迹象,这是由传统节日的特定属性而决定的。传统节日作为一个民族世代流传的风俗习惯,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情感,一种文化血缘的延续。即使是在传统节日被边缘化的那半个世纪里,相当多的中国人仍然在清明节扫墓,在端午节吃粽子,足见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过节的时候乐于消费,享受生活,这是深深植于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2007年底,当传统节日被第一次法定化的时候,人们惊呼“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仅仅过去一年半时间,传统节日已经用实际表现来证明它们并非仅仅“复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节日本身融入了更多的新鲜元素,具有了新的活力。某种程度上,它们甚至成为了中国经济复苏、国力崛起的风向标。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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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北京798厂非典展。(图片提供Fotoe)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古蜀王开明九世用“成都”来给这个城市命名,三年过去,都城既成;四千年过去,成都却在一场大地震中险些倾城。5·12中,成都四周的小城纷纷夷为平地,而成都却在剧烈的震颤以后稳住了阵脚,缓过神来,欣欣然引用地震专家的话来解释“成都为什么安然无恙”。而在成都人自己的心目中,恐怕更喜欢用风水宝地这个词语来形容成都,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成都再一次被认为是上天特别眷顾的城市,这一点与成都长久以来的自恋一脉相承。
成都从来没有成为过大中华区的首都,但是它却有着一个气势恢弘、与它的政治经济地位很不相称的别称“天府之国”。何为“天府”?为周天子掌握府库的官员,作为这一古代重要肥差的衍生,天府之国正是对最富饶土地的形容。
成都第一次被称为“天府之国”,是在李冰修建好了都江堰以后,官方报告《华阳国志》卷三《蜀志》里对它形容“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作为史料记载下来的这段描述,显然不足够让“天府之国”这个美名与成都直接联系起来。要知道,在当时更为人们所认同的“天府之国”,指的是著名帝都西安,战国著名才子苏秦用一串极华美的宣传资料来言极西安之美“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与苏秦对西安的赞美,可以看出《蜀志》里对成都的天府之称多么没有说服力。
但是没有关系,成都拼的是耐力。清代以后,再也没有人称西安为天府之国,它成了一个黄土里古董的代表,却没有人承认它当下土地丰饶、人民富足。与此同时,成都却继续慢悠悠延续着千年的节奏,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依然实用,成都平原上的土壤依然肥沃。四千年过去,成都从未失去它的富饶,所以它后来居上,一举夺得“天府之国”的美誉。繁华延续四千年而不衰,成都有足够资本自顾自地自恋。甚至在海洋文明流行起来以后,没有出海港口的成都也不自卑,偏居一隅都算是它的优势,这避免了战乱,带来了安稳。
成都另外两个别称“锦官城”和“蓉城”也颇可玩味。历史上的古城都各自有别称,某种程度上,别称比正名更能折射一个城市的特点。“锦官城”来自成都特产“蜀锦”,汉代中央政府在成都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名为“锦官”,而蜀锦生产厂则为锦官城,后来成为成都的别称。这样的历史渊源当然解释得通,但问题是,以中国之大,锦缎的产地又何止是成都呢?苏州盛产宋锦,而南京则盛产灿若云霞的云锦,清代设置了江宁织造而不是成都织造。可是,唯有成都,认认真真保留了锦官城的称誉,时时刻刻提醒着成都人和外地人:这是一片盛产锦缎的土地。成都用这样的别名记录了自己曾经的辉煌一面,即使这个辉煌并非它独有,其自恋情绪可见一斑。
至于“蓉城”,即芙蓉花之城的称谓,则充满了不可救药的浪漫因子。成都人喜欢那个传说:五代十国的后蜀主孟昶,有一个宠妃花蕊夫人,最爱芙蓉花;为搏红颜一笑,孟昶下令在成都城遍种芙蓉。春日花开时节,有四十里锦绣之奇观。红颜笑后,这个王国也很快灭亡了。成都城有了新的主人,却依然保留着对那段芙蓉花开的记忆,这段记忆甚至保存到了当代:蓉城是对这个城市的官方简称。谁能想到,历史上那么短短一瞬间的浪漫,成都竟然将之定格,并成为自己的标志之一?这样的浪漫故事,事实上是每一个古城都有过的,但是从没有一个古城像成都这样,将浪漫变成自己的烙印。
中国另外一块堪称物华天宝的土地江浙,同样有富饶的土壤,温润的气候,盛产稻米、花朵和锦缎,但是却远没有成都这样顾怜自盼。苏州出产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状元,可是也没有自称为“状元城”。东南沿海的宁波,千年来受着海盗的侵犯和台风的袭击,养着了对危机的警觉,即使如今已经先富了起来,宁波商人依然小心谨慎地做着生意。至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们对它的形容可以是势利的,媚外的,或者是浮躁的,虚荣的,却没有人会说是“自恋”的。来来往往的洋人让上海看到了自己和“外面的世界”的差距,快速增加的人口让上海感到了压力和负担,上海没有时间自恋。
成都平原是富饶的,但是成都却很难称之为富裕的。2008年,在全国城市GDP排名中,成都以1746.17亿的成绩列在第17位,不仅低于苏州、杭州等副省级城市,甚至低于地级市无锡和佛山。另外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成都的机动车保有量。成都一向自视为“私家车第三城”,言下之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名列全国第三。200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成都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160万辆,每百户居民就有23户拥有私人轿车。乍一看,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成都人民的生活水平真高啊!要知道,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直到2009年也只不过拥有130万辆,跟成都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但是每一个亲临过深圳和成都的人都会知道,在深圳,马路上随处可见豪华跑车,而在成都,随处可见的也是车,不过都是国产经济适用车。成都自视为“私家车第三城”,多少有点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嫌疑。
有点底子,但是不够富有;有点成绩,但是不够辉煌,这些都没有关系,成都善于把任何一点点资源都化为生活的享受。成都人即使没什么钱,却不会等攒够了钱再去买辆好车,他们会买个便宜的,先享受起来再说。正如他们口袋里只揣着5块钱,却敢在茶馆里消磨掉一个下午。自恋的人只关注着自己,而自恋的城市只看见自己的任何一点点成绩。沿海地区的人们为了更多的金钱和资源而天天搏斗着,而成都人天天坐在麻将桌前却没有感觉到任何心理负疚。闲下来,他们也会列举成都取得的最新一些成绩,却似乎假装不知道其他城市是如何一日千里地发展着。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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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某名校的商学院最近建立了EMBA江苏校友会,选择在南京举行校友会成立典礼。典礼那天,那些EMBA校友们聚在紫金山下把酒言欢,互相交换名片,校友们纷纷发现,原来彼此大多来自江苏省内其他地级市,来自苏州和无锡的最多,来自南通和扬州的也有那么几个,惟独来自南京的少而又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南京校友,一问还是国企的领导。
南京商业氛围不浓郁,南京人不爱做生意,这些是很多人对南京的印象。但是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印象而已。在2008年全国城市GDP排名中,苏州市与无锡市以江苏省地级市的地位,GDP高居全国第五和第十,省会南京仅位列十六,产值比苏州几乎少了一半。
论文化和教育资源,南京在江苏省内首屈一指,在全国也能排上前几名的位置,但是说到经济发展,南京就不得不服气自己的相对落后。南京是全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几个古都之一,南京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但是却缺乏商业历史。如果南京是一个内陆城市,缺乏商业传统并不奇怪,但是南京地处经商之风盛行的江浙,土地富饶,交通便利,商业氛围却并不浓郁,这多少有点不合常理。
在南京的茶馆里,常常见到几个年轻人围成一桌打牌,一打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工作压力不大,城市消费不高,业余时间充裕,南京人喜欢把时间用来享受生活。南京的自然资源又实在丰富,想要登高揽胜,有所谓“春牛首、秋栖霞”,冬天还有一个汤山温泉可以泡泡。在南京生活既然如此舒适,年轻人的志气自然也就消磨得差不多了。年轻人尚且如此,那些中年以上、生活稳定人士就更满足于这样的安稳小日子了。创业和经商,意味着去波涛汹涌的商海中搏斗,这不符合南京人的价值观。
截至2008年,南京的上司公司有47家,这个数字高于苏州的33家,也高于无锡的35家和南通的12家。乍一看,南京的企业做得还不错。但是仔细分析各城市上司公司名单,就会发现,南京虽然有江苏最多的上市公司,但只有17家是民营企业。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南通虽然只有12家上市公司,但是民营企业就占据了半壁江山。苏州和无锡的上市公司不仅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而且有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分布在下面的县级市。比如无锡的上市公司中,仅仅江阴的公司就超过了20家,可见在这些城市里,经商的群众基础之雄厚。
为什么南京商业气氛平淡?有人说,那是因为南京的人文气息浓郁,尚有重义轻利的古风。南京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五大城市之一,拥有41所高校,在校学生超过70万,而南京市的户籍人口也只不过600多万而已。学生多的地方,往往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息。借着各种由头,大家会约出来吃饭、喝茶、爬山,观湖,但是谈话的内容却往往是不着边际的科学或文学。而这个时候,匆匆在上海某个办公楼下面的星巴克会面的人们,却只会谈工作,谈有什么项目可以合作;80后的无锡人会在聚会中透露,自己积攒了多少本钱,打算下半年出来单干。
又有一种说法,由于南京历史上经历了太多腥风血雨,导致南京人只求平庸,不爱闯荡。历史带来的不仅是光辉的遗迹,更有沉重的负担。南京有山有江有湖,地理位置险要,自然资源丰富,可是南京全无一丝傲慢。生活在南京,时常可以感觉到城市是有记忆的,南京记下来惨痛的过去,至今空气中都弥漫着隐约悲哀的气场。南京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日子,他们不想拼命进取,只是去换得一个可能的荣华富贵。
现在的南京人的祖上大多来自苏北和安徽,南京方言也是接近普通话的江淮官话,而非苏南、浙江和上海通行的吴方言。从“查三代”这个角度说,南京人从小就没有从家族长辈那里受过经商的熏陶。相反,吴地区的人们一直有经商的传统,无锡出了荣家、唐家这些在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工商大家族,常州出过盛宣怀这样的实业家。近代的吴人,家里的儿子长到十几岁,就都跟着长辈到上海去“学生意”去了。20世纪80年代,在不允许做生意30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来,苏南地区脑子活络的农民就开始纷纷创办乡镇小企业,由此成了中国先富起来的一群人。那个时候的南京城里人,仍然为能够进一个动辄上万人规模的老重工国企而托人想办法。
近年来,江苏的一些城市纷纷以加入上海经济圈为荣,这一规划目标出现在当地官员的讲话里,当地媒体的头条上。新近修建的交通基础设施,也以距离到达上海的时间有多短为一种标准。南京或许也想仿效,毕竟,依靠上海发展的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南京距离上海的直线距离已经超过300公里,上海的辐射已经很难到达。另外一方面,南京仅仅六十年前还是国都,成为上海的卫星城,这对很多南京人来说情感上难以接受,落实到行动上,自然也就失去一定的积极性。
记得笔者当年刚刚进入南京大学,辅导员给同学们做校史介绍,自豪地表示,母校历史上出了多少个院士,多少个科学家,多少个学者。话音刚落,就有来自无锡的同学提问:那么,母校历史上出了多少个富豪呢?辅导员有些恼怒,但是更骄傲地说:“我们曾经是国立中央大学,不是培养商人的,而是培养真正的科学家的!”
即使没有什么富豪,即使经济发展没有那么如火如荼,但是南京却不会为此自卑。南京有它自己的骄傲,它骄傲于辉煌的过去,也骄傲于如今的文化底蕴。在市场经济的洪流里,南京总想坚持一点什么。虽然,这很难说这是出于南京的觉悟,还是出于南京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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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新区管委会杨书民、周冰、李元访谈辑录

杨书民,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记者:曲江新区文化产业的新发展目标是什么?
杨书民:继荣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之后,西安曲江新区又将目标放得更为长远,那就是采取强力举措,加快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加快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建设管理水平,创建世界一流文化产业示范区。
2010年,曲江新区将举全区之力,加快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确保今年10月1日开放;推进曲江新区二期建设,加快临潼国家级旅游休闲度假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的建设,启动法门寺二期开发建设,推进曲江核心区重点项目建设:寒窑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曲江一中等项目今年将建成开放。
记者:曲江新的规划核心是“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曲江的目标——打造“中国文化第一极”?
杨书民: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即在一个园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最大限度整合文化资源和品牌,降低产业内部交易成本,放大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的叠加效应,使创意以最快捷的方式实现价值兑现。
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是曲江打造“中国文化第一极”目标的第一步,也是曲江二期规划的核心所在。在曲江新区二期扩区后40.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规划建设艺术家村落、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动漫游戏产业园区、文化娱乐产业园区、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影视产业园区、国际文化体育休闲园区、曲江文化景区、国际会展产业园区等九大文化产业园区。这些园区,基本涵盖了文化产业链条上的产业生态。
记者:曲江新区的建设迄今已经8年,它为西安市民带来了什么?
杨书民:作为曲江的建设、决策与参与者,我深感骄傲。曲江的发展把古老的历史遗存、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给予其显现化、丰富化。让空间更具文化品位,让文化更亲近生活,是曲江新区不懈追求的目标。漫步在曲江新区,传统与现代,浓郁的人文气质,使人恍如置身于诗一般的城市。正如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样,曲江新区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在了每一处,让人们在城市里幸福地聚居,让城市承载起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营造出一种温馨、浪漫的归属感。
曲江新区,正在努力用文化诠释这座城市的灵魂,让人们在享受现代城市的繁荣之时,不会遗忘一座城市的精神。

周冰,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西安曲江大明宫保护办主任。

记者: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项目是国家大遗址保护的重点工程,大明宫保护办如何实现并完成遗址公园建设的前期工作?
周冰:2007年10月,按照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西安曲江新区全面承担唐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周边城市改造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对于能够承担如此意义重大的项目,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深知大明宫遗址在整个中华传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深知承担该项目的同时也就承担起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唐代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提出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民族复兴的文化标志”的宣言,是想藉此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明确表达一个信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工程。
2009年来,在各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共同努力下,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拆迁与安置任务进展都很顺利。
记者:什么是“大明宫模式”?
周冰:我想是规划设计工作要先行、先导。大明宫遗址不是一般的遗址,它历史价值巨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宏的建筑群,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现实意义重要,是“丝绸之路”整体申遗的东方龙头,是西安城市化进程提速的重要因素;拆迁安置任务艰巨,3.2平方公里范围内有7个城中村,89家国有企事业单位,涉及10万余拆迁人口和350万平方米拆迁面积。
为了完成大明宫保护展示示范园区的规划设计,我们组织了由规划专家小组和设计小组两部分人员组成的规划设计团队,为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进行规划决策,并具体完成规划编制及图纸绘制等工作。在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下,今年我们组织了很多评审会、论证会,先后有“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选方案评审会”,陕西省文物局在北京举办的大明宫总规大纲专家研讨会,国家文物局对西安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总规方案的评审会以及大明宫遗址区的考古规划评审会。由以色列设计团队、澳大利亚IAPA公司承担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详细规划已完成。
记者:大明宫研究院开展了哪些工作?
周冰:没有科学研究作为基础的保护是胡工作、乱工作,没有保护实践的研究是空中楼阁,大明宫研究院是大明宫保护的一面科学的大旗。
大明宫研究院是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起成立的事业单位。我们将充分依托这一平台,以开展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唐文化研究推广、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把它构建为“教科文、产学研”为一体的、国际认可的高等级专业学术科研机构。研究院设立学术委员会,设立六个研究所,初期承担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规划、策划、考古等科学研究和服务管理工作。未来,我们将努力使之成为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一样的在国际、国内文保领域有重要地位的研究院所。

李元,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临潼旅游休闲度假区管委会主任,曾任曲江演出集团董事长

记者:临潼的开发计划是怎样的?
李元:临潼度假区开发建设周期为五年,2010正式启动,于2014年建成。度假区分三步实施共投入资金约930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投资260亿元。着力打造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温泉疗养、商贸会展为一体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据初步估算,临潼国家旅游度假区建成后,年可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旅游收入40亿元。
记者:曲江演出集团近年的发展情况如何?
李元:西安曲江演出集团创建于2007年初,目前西安60%以上的演出都跟曲江有关。这支年轻的演出团队,从2007年起就创下了令人惊叹的业绩,不仅成功地组织运营了“郎朗音乐会”、《四十二街》、《猫》、《大河之舞》、《灰姑娘》、《藏迷》等国际演艺大戏和周杰伦全球巡演西安大型演唱会,还创造性地参与了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灯光音响设备的提供和运营,获得了巨大成功,让世界同行瞩目。我们集团在2008年就已跻身中国演艺企业十强。
记者:西安是怎样扶持文化演出产业的?
李元:在全国影视人才中,西安出去的人才占四分之一都多。陕西影视制作方面是小规模、小作坊式的,曲江办了高级编剧的培训班,举办新人新作展,办贷款担保公司,如果曲江影视没有投入,陕西一半的小影视公司活不到今天。
曲江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如果没有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就没有土壤,曲江必须建立一个孵化平台。曲江目前已经成立了文化产业扶持基金,每年从财政中拿出钱来支持这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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