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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业宁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在2003年到2004年第一季度高投资、高增长,并出现通货膨胀苗头的背景下,央行及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到目前,新一轮宏观调控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已经表现出来,首当其冲的是水泥、钢铁、电解铝等行业,房地产行业也不能独善其身。
环境已经变化,人们真实地感受到危机的来临,许多人促不及防,甚至陷入恐慌。要适应市场和环境的改变,应对风险和危机,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不得不站到同一起跑线,原有的优势在变化面前变得模糊,按部就班将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被默认总是正确的,市场又总是多变的,犯错误的是过分乐观和没有准备的人。宏观调控再一次提醒我们:面对残酷多变的市场,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发展自己、强大自己的过程中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性危机的准备,保持组织的灵活性,保持创新的精神,方是基业长青之道。而培养和树立风险意识,则是我们建立面对危机灵活应变的公司机制的基础。
企业风险可以分为内部的经营管理风险,以及来自外部的环境政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息风险、资金风险、决策风险、道德风险等;环境政策风险则包括战争、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瘟疫及政策变化等。从萨斯到宏观调控,短短一年时间,我们经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重大外部风险。
房地产作为专业涉及面广、链条长的复杂产业,其中可能面临的种种外部风险也多于一般的行业。即使一些细微的风险没有明显影响及集团的发展战略和品牌战略,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须知聚沙成塔,滴水石穿,小小的白蚁也会危及高耸入云的大厦,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哪怕最小的一点风险。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巨大的风险在出现之初总是显得无足轻重,使人容易麻痹大意。在公司内部树立风险意识,正是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借助组织化、专业化的作用,克服个人面对风险时常有的疏忽。
透过在这次宏观调控中的表现来看,万科具备了应有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在宏观调控之初,我们曾经就行业泡沫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三月份之前,我们提出“在顺境中求突破”;当舆论认为宏观调控局势仍未明朗时,集团管理层就已对宏观调控发表了明确的看法:1990年代初的历史不会重演,但房地产行业的变革已迫在眉睫。在此过程中,“住宅标准化行动”、工程质量“磐石行动”在全集团范围内展开……,万科表现出每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个人和组织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抗风险: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我们应该看到:面对风险和危机,虽然我们作了很多考虑和准备,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未如我们所设想;我们发现了事情在变化,但我们的行动却不够快;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我们固有的工作模式还在一成不变地运行……,这些现象表明:要建立一个灵活应变的机制,仅有风险意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建立灵活应变的机制是公司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上,不可指望方法本身就能解决问题,企业也无法仅仅靠战略就取胜。从树立风险意识到建立灵活应变的机制,需要切实迅速的行动,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力:
首先,进一步加强信息沟通,推动经验共享和学习。信息是决策的依据,支持决策的信息必须是及时而客观的,滞后的、不客观的、不全面的信息都会导致公司决策失误。当公司达到一定规模以后,信息的畅通更成为公司灵活应对危机的重要前提。信息沟通不畅往往导致风险及其危害加倍地扩大,而充分的信息沟通和共享能够增强公司全体员工认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利于防微杜渐。万科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息管理制度,但就执行情况来看,个别存在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反映问题、预见性的信息相对缺失,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强化执行力的过程中解决。
其次,我们的工作目标与工作方法应该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比如,在市场资金相对充裕的过去两年,我们适当提高负债率,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为股东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但在宏观调控时期,我们需要实行稳健的财务原则,把负债率由65%调整为控制在60%以内,为政策调整留足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在现金流方面采取一些变化措施:加快销售回款,加强现金流出的控制,尝试多种融资渠道,等等。为此,我们的考核与激励措施也相应作出调整,为新的经营举措的顺利实行提供保障。
最后,我们依然不能忘记的是“细节”。尽管企业的抗风险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我们不能指望在机制完善之后才开始行动,相反,我们应该努力推动每个环节的进步,促进系统完善,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比如,我们应该注重抗风险机制中的每一个细节工作,惟有如此,当面对危机时,我们的反应机制才能保持敏捷、顺畅、有效。每一个细节上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应对危机的各种努力无效,使公司的事业面临加倍的风险。

任何风险都同时意味着机会,关键是我们如何行动,如何应对风险和把握机会。新一轮宏观调控也一样,它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也带来了机会和启示,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企业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规模、品牌、信誉和财务——内部管理的规范与人性化,以及对市场风险的清醒意识和及时行动,是更为重要、也更为长久的东西。
(周刊系列评论之五十四)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87年前的一个冬天,梁济在积水潭自沉。那时候积水潭是一个郊外野湖,现在它成了二环边上的一个地铁站。离开人世之前,梁济在湖边住了几天,留下一篇长达几千字的遗书《敬告世人书》:“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梁济所目睹的中国,“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权贵们“空谈高远政治,无一事从人民根本着手”,“以骄盈矜夸不求事实之政治,导国民以狡诈之行为”。在最后,他说,“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大师照常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班。可能是下午,他离开研究院,在颐和园投湖。颐和园地处京西北,如今豪宅汇集,竞夸上风上水。然彼时四面旷野,西风澹澹,灰白色浪花拍打着岸边的湖石,想来相当萧瑟。大师跃入冰冷的湖水中,或许他知道,或许他不知道,这便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曲绝唱。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老人仙逝,天地失色,万民同悲。有一家媒体的悼念文章把“鲁郭茅,巴老曹”误作“郭老曹,巴鲁茅”——我说这个不是想嘲笑笔误,也不是想严厉批评。我只是想到:沧海桑田,“新文化”一代距离我们久远矣,就连制造出这个排名的时代,也已经久远得让今天的写手绕错口令。
文学艺术的成就可以有高下之分,但是大概同一个级别的高手,就更多是观念、审美之分歧,很难排名先后,所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排名更多时候是俗人干的事情,“文无第一”是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行榜”就不是文学,而是江湖的事情。量子力学和产权理论是学问,诺贝尔奖就不是学问,而是江湖的事情。
武无第二,这就是江湖——排名要清楚、严格、有序,开不得一丝玩笑。江湖又有一个时髦名字:“圈子”,按建筑学的黑话,圈子是一个“灰空间”,它还是一种暴力秩序,圈子内会形成强制执行的排名。圈子也好,排名也好,都是一些世俗的事情,而我们所敬仰的那些大文学、大学问,常常是指向一种与世俗对抗的价值体系。
许多年轻人崇尚文学艺术,乃是出于一种幻觉,以为这是一份张扬个性、快意人生的事业。其实,写文学、做学问是一回事,而要在这个圈子里出人头地,乃至青史留名,又是另一回事。不进入圈子内,在大街上拍出再好的个人电影,也不可能拿到戛纳电影节评奖。要想自己琢磨的生活经济学拿诺奖,就得先和评委处好关系——无论是进入他们的体制,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那个挤满了大师的“新文化”时代彻底过去了。李大钊被军阀杀害,陈独秀陪着一堆马铃薯死去,鲁迅被盖上民族魂的旗帜,胡适客死他省……,再后面还有投太平湖的老舍。老舍先生投湖又与梁王两位不同,他生前曾遭受文革斗争之苦,他死后,太平湖也被填平了。而梁王两位旧文人之死,按陈寅恪的说法,都“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再后一代的文人,就该数到那位喜欢做电视节目的李敖大师了。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我家楼下有个小广场,一向冷落,虽闲人亦甚少驻足。前几日突然小彩旗招展,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要搞人口调查。这是一次按全国人口1%进行的抽样,但也得查1500万个人,相当于一个荷兰,或者两个瑞典。深圳的抽样比例是3%,盖因流动人口多,又到底是相对富裕的地区,能够承担得起这不菲的费用。
庞大的人口是中国最大的特色,我甚至相信我们博大的美食文化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比如,在中国,洗菜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不管是自己下厨还是雇请佣人,成本都相当低廉。但繁琐的清洁和配菜程序让欧洲人望而却步,人力的稀缺和昂贵决定了他们在美食文化方面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
资源有限,庞大的人口只能共享较低的生活水准。维持生计甚至是一件困难的事,为了活下去,人们不得不集体默认尊严、道德和人生价值的降低——像《芙蓉镇》里秦书田说的:“活下去,像狗一样地活下去!”
进而,庞大的人口促成了漫长的不停试错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起义,每次都是源于近似的起因,每次都会血流成河,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千百年来的当事双方都乐意不停试错,并不像俗话所说的会吃一堑长一智。
就好比深圳的财政富裕,有资本进行三倍于全国标准的人口抽样调查——在我们的历史上,人口源源不断的供应,使得人们可以不计其成本,越试越错,越错越试,浪费了一代又一代人,错过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如果人因为稀少而贵,价值一百万美元一个,历史或许不会前仆后继地进行这种令人扼腕的试错?
通过不断试错,古人建立起了中药体系。它的历史中没有数学和化学公式,完全靠人一嘴一嘴地尝出来。这个能吃,这个能治病,这个有毒——神农氏就是这么驾崩的。实际上的代价要大得多:如果如书本所说,神农氏的原型是很多很多的赤脚老中医,则他老人家在神话史中的那一嘴,损失的可不止一条人命。
我们擅长犯同样的错,而且对此十分宽容,不计成本,这甚至构成了一种文化特色。举一个小例子,西洋画的技法很有规律可循,而且不因一笔一画的失误就毁掉大局。中国画讲究运笔、笔锋、飞白——即使成百上千次试错也难以掌握的微妙技法,而且每次犯错都可能全盘皆输,代价巨大。但千百年来,东方的大师和天才们延续了这种极易犯错的技法及其教育方式。
在学会与岁月谈判之前,我几乎愚蠢地把我父亲犯过的错误又重新犯了一遍。问题的关键是,三十年前,我父亲在经历过这些错误后,还是转而选择了我祖父的教育方式,用于我身上。“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并不想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世界的真相。如今,生米已煮成一锅熟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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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姜汝祥博士读到王石写超女的文章,心有戚戚,特意做了一个独生子女的研究(大家可以在后几期的外部版读到这一系列文章),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关键是而且永远是,他们即将淘汰你。”“X一代只有在确信事情是正确时,他们才会做。”
不仅如此,一旦确信事情是正确的,他们还能把事情做得很漂亮——两次在沈阳酒吧里的见闻给了我这样的印象。第一次是2004年,我和朋友偶然闯进一家酒吧里小酌,不自觉地就淹没在强劲而纯正的英文R&B之中。十几分钟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此前一直以为在放原版CD的,实际上是一个20岁左右的大男孩在台上唱,唱功、英文发音、外形、台风、举手投足,无不标准而自然,流畅而时尚,拿捏得妙到毫巅,让人丝毫感觉不到是身处中国的内地。
另一次是今年年初,另一个酒吧里,年轻的DJ一会儿说咣咣当当的沈阳普通话,一会儿说一口旱天滚雷似的美式英语;还有衣着hip hop的中学生跳上台去,把身后运球、胯下运球玩得和NBA的广告一样花哨,活活把酒吧特邀来的美国黑人比了下去。
这一代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渐渐地国际化了。开放的商品社会一方面加大了贫富差距、东西差距,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平等和同步的机会。在许多像沈阳这样的城市里,新新人类享受着相近的资讯和文化生活,他们体现出一种不同质的同质化——最大限度的个性化。新新人类的浪潮势不可挡,就连姜博士也感叹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中国人被比喻作黄皮白心,或许有一天,我们足不出国,也会看到大片大片的香蕉林。
而这种趋势并非仅限于中国,跨类和融合越来越成为所有国家所有领域的主题。有一个英文笑话说,“当你看到最佳说唱乐手是白人,最好的高尔夫球手是黑人,瑞士人夺得美洲杯帆船赛,中国中锋在NBA全明星赛首发,法国人指责美国人傲慢,而德国人竟然开始反战——你就知道这世界有多么疯狂!”
新榆公馆的LOFT样板间也有这么酷。横向客厅的布局,与客厅融为一体又兼视听房的客卧,横过上方的空中走廊……,最酷的是主卧室里,紧挨着大床的方形浴缸,洗完澡,人一滚就滚上床了——按理说,杨涛这一代人恐怕很难接受这样的设计。
新榆公馆在六个月内完成示范区,开盘而且交出漂亮的成绩单,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颠覆意义的事。社区入口处,宗地留下的厂房钢板、铁轨都被改建成艺术装置,与北欧风情的雕塑相映成趣;水晶城的原型和乡土元素各自张扬而又和谐相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沈阳公司的同事为此所作的精心准备,以及在工程过程中倾注的大量心血。从单纯的作品情结,走向效率意识;从以产品为中心,走向让产品体现客户价值,从而获得更大范围的市场认可,这是一个不易的进步。
抓住短短的出差时间,周刊在沈阳公司开了一次读者见面会,虽然准备得比较仓促,但是沈阳公司同事之热情踊跃,阅读眼界之高,都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见面会有且只有一个大奖礼品:王石的登山摄影作品集《第八峰》,我们安排了一个PK的形式,由沈阳公司同事用手机投票决出获奖者。结果我们收到了130张短信选票,两位候选人的票数你增我涨,数次交替领先,煞是热闹好看。
最后补上一句,新动力在总部开营期间,有人一顿早餐吃四个馒头,让郁亮大开眼界。这回的沈阳公司读者大奖,经过PK,最后由本届新动力白冰幸运夺魁,获得价值198元《第八峰》一本——凶猛的新新人类,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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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过后9天零2分钟,21日14时30分,一架海事直升机成功救出崔昌会,一位38岁的女工人。她被压在倒塌的工棚下,身上多处骨折,没有食物和水,靠一个梨子、蚯蚓、野草和尿液挺过了216小时。
历次大地震的经验告诉人们,72小时内的救援是最有效的。救援专家认为,震后第一天搜救出的人90%能生还,第二天有50%-60%的几率,第三天只剩下20%-30%,“72小时后,搜救出来的要么是尸体,要么就是奇迹。”
这是生命的奇迹。被救出后,崔昌会在昏迷状态中反复只说一句话:“我要活下去!”
人体本身有一些生理极限。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的存活极限为90天。没有水的情况下,人在适合温度中能存活10天,在36度高温下仅能活3天。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生命的奇迹不来自这些数据,而来自信心和希望。记载中,孤身一人在海上木筏漂流的生还纪录是133天,而两人的纪录则高出44天,并不是因为捕获的鱼虾更多(事实上,人均淡水更少了),而是因为两个人互相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工程师牟玉雷被压埋超过80小时后获救,那之前的几天几夜里,他的妻子黄丽一直冒着余震,在废墟外和他说话,为他唱歌,直到牟玉雷被消防官兵抢救出来。
北川一中的孩子们互相鼓励:“高一七班的,我们要出去,要挺住!”同学们一起唱着“幸福和快乐是结局”,等到了10小时后的救援。
歌声带来信心和希望,歌声和水一样,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如果你充满活下去的希望,却被困在潜水艇下,你一定会用铁棍不停敲打舱壁;被困在地洞里,你一定会将衣服撕成布条,捆在可怕的蝙蝠的腿上;被困在地震废墟下,你一定会希望外面的人们坚持救援到最后一刻,为了生命不惜调动一切资源。你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但你希望人们的一举一动是能给你带来信心的一举一动。你徒手无援,惟有相信他们,惟有他们值得你相信,你才能活下去——无论在外面的是党,是政府,是军队,是亲人,还是人性的光辉,还是慈善。
生死关乎生命的意义,灾难关乎社会的价值。汶川大地震中最牵动我心的,是灾区的不幸,是生命的奇迹。最让我动容感激的,是上至领袖,下至小民,举国上下所流露出的慈善和悲悯。惯于纷争的国人,一同走到人性的光辉下,让灾难中的人们,让每个人心中注满信心和希望。
祝福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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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方向盘有点像电影《指环王》里的魔戒,正常人一碰到它,就人性大爆发,露出贪婪、凶恶的嘴脸。您当然看到过数不清的性格平和、通情达理、遵纪守法之人,只要坐到方向盘后面,立刻人性大爆发,插队、违章、超速、愤怒、暴躁、骂骂咧咧、满口脏话……,咒骂每一个试图超车的人,也咒骂每一个试图不让他超车的人,人格完全失控。
这就是方向盘后的魔鬼。不唯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此。盖洛普调查过欧洲的情况,大多数开车的人曾经因为驾驶问题发生过争执,而且很容易发展为暴力冲突,这个数据从1999年至今一直在增长。
我也来参与一下,试试解释这只魔鬼。
第一个原因是压力:我们在通往各种烦心事儿的路上一路狂奔,高速令人感到紧张,这成了工作和生活压力之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马路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界面不是笑脸,而是冷冰冰的钢壳、眩目的大灯、闹心的喇叭、贫富分明的汽车品牌——您如何能期望睦邻友好?
第二个原因是盲目。1981年,美国人做了一项调查:90%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一群人中的平均水平,而且基本上没人认为自己的技术比平均水平差——但根据“平均水平”的定义,有50%的人高于它,就一定有50%的人低于它。这种盲目自信比比皆是,68%的民事诉讼律师都坚信自己代理的一方会赢;丈夫和妻子都觉得自己做了不少家务,加起来,比例高达130%。问题是,盲目的自信让人确信自己站在正确一方,而错误一方又错得如此惨不忍睹,他当然有义务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第三个原因是安全。无论如何脏话滔天,百般挑衅,方向盘后的魔鬼到底还是在一个安全、隐蔽的全封闭钢壳子里脏话滔天、百般挑衅,他不担心遭到反击和报复。即使再过分一点,魔鬼通过超车、占道、晃大灯、摁喇叭表达他的愤怒,在经过这一套规定程序和合法工具之后,通常不会激起对方魔鬼奋起反击。至于那些真的开窗大骂,甚至停车掳袖子的人们,要不是极少数,要不是过度演绎,假戏成真,骑虎难下了。
车这个奇妙工具,首先给了人安全感,然后才让人感到压力,释放愤怒。从前人们若要“面斥”,就必须担心对方觉得“不雅”,有了车的庇护,方向盘后的魔鬼不必为自己的情绪、表达和行为负责任,没有报复,也不必自省和羞愧——就像在互联网上一样。
感谢上帝,让比尔·盖茨的互联网业务失败,并且赶在微软做好这种业务之前退休。
没错,方向盘后有一只魔鬼,就像互联网的另一头是一条狗。互联网激发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又带来新的压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核心,就像第一次开车跑上高速公路,令肾上腺加速分泌。互联网又纵容了人们的自大,把自己羞于见人的一面藏掖好,反复放大人像和道德的艺术照,加上tag,加上版主推荐,并且沉迷其中,然后取得爆棚的自信,凌驾于他人之上。最重要的是,互联网很安全,它是一个车厢更隐蔽更完美的庇护所,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您可以插队、违章、超速500%、没来由地愤怒、毫无节制地暴躁、永远骂骂咧咧、刹不住车地满口脏话……。在互联网上,您可以将道德优势和娱乐高度结合,攻击所有人,不担心报复,不必负责任——除非您是个名人,根本就不具备参与这个疯狂游戏的资格,因为人人都知道在互联网那头的您是不是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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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人人都知道粮食危机来了,如影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正在追杀我们,就像女孩子追求男孩子,只隔层窗户纸,手指一捅就能追到。
不过,不同阶层的人,感受粮食危机来临的途径并不一样。有的人在全球峰会上感受到粮食危机,有的人通过阅读公司财务报表感受到,有的人因为股市暴跌下跌感受到,有的人通过柴米油盐感受到,还有的人是用饿得灼痛的肠胃感受到。
教皇本笃十六世给罗马“世界粮食峰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一个资源充足的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良是不可接受的。”他甚至认为,the world as a whole is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在此引用教皇的话并不夸张,粮食危机已经摧毁了一些地区的经济,摧毁了一部分道德,还使得一些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今年4月,“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先生在专栏文章《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中写道:
“笔者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比如价高必然使产量增加促致价格回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中国若能定出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林行止年轻时是在剑桥读的经济学,近四十年来,无论在查良镛先生的报纸还是在他自创的报纸上撰写专栏,均以最坚定的自由市场理念的传播者和捍卫者闻名。他的反思,毫无疑问,会被列入本年度香港和大陆知识界最震撼的事件。
粮食危机从何而来?全世界各种人仍在为此争吵不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和石油进口国,粮食出口国和粮食进口国……。罗列出来,原因大概有:一、大量新兴国家人口变得富裕,提高粮食需求量,改变需求结构。大约十年前,张五常先生就依据这个趋势预言过今天的粮食困境。二、能源价格上涨。三、一些国家将粮食用于发展生物能源。四、市场投机行为。
根据我有限的观察,到目前为止,达成的惟一共识是:本次粮食危机与气候无关。这可能是因为争论各方都认为,将责任推给老天爷,会显得他们实在太油滑了。说到底,粮食危机的产生是一个粮食问题,而粮食危机的原因是一个政治问题。
只能相信在这场粮食危机结束之前,我们找不到可以据以平息它的成因,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经验。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多人口,这么多财富,这么疯狂的能源消耗,这么严峻的环境问题,这么强大的投机力量——还可以说得更总结性一些: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庞大的生产力,这么庞大的需求,这么庞大的贪婪和这么庞大的恐惧。
我们唯可以确定的是世界的不确定性。就像刚刚毕业没几年的“80后”发牢骚:怎么竟让我赶上一场粮食危机!懂得什么是粮票的“70”后宿命地想到,孩子将和自己拥有同样的童年记忆了。“60后”说,嗨,什么呀,不就是经济周期嘛!“50后”则认为,人生的常态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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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道不好了。
“厚街的制鞋厂,正在成建制地消失。”一位朋友对我说。这样的叹息随处能听到,办公室、饭馆、MSN……。因为每个人钱包的胀瘪,都和经济大潮紧密相关,随这大潮又涨又落,人们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美国的投行倒了一家又一家,股市熊途漫漫,楼市成交缩水,东莞的台资厂关门,浙江的民营企业倒闭,据说,有一些城市因为工厂停工,电力过剩,所以大开路灯,城市一片光明。打开新浪经济频道,没有什么好消息,石油价格下不去,央行的政策出不来,经济增速早已趴下,物价指数还在高处行走。
一年前的景象是多么激动人心啊,红旗迎风飘扬,我们正迈步奔向繁荣富强,那脚步声听起来充满希望和力量,没有人怀疑,这将是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不过一年时间,一切都变了,我们失望,沮丧,就好像精心准备好除夕晚上的狂欢舞会,却在晚上七点钟接到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宣布元旦不放假了!”
大家是如此沮丧,以至于没人还想到质疑一句:真的吗?
京珠高速公路在进入珠三角之前,路的两旁绿色葱茏。珠三角是另一番景象,高速公路两边只有无边无际的厂房,似乎十多年来从不停止运转。这一回,这片轰鸣的大地真的会熄火吗?
春江水暖鸭先知,秋江水冷鸭也先知。我不是鸭,所以不会先知,先知者一定在水里——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初级制造业企业家。至于岸上喜欢作预言的经济学家和记者,我想,他们不是先知,他们应该是苏东坡。
在市道还没变糟糕的时候,我曾遇到一位珠三角年轻企业家,初级制造业,替国外名牌也替国内名牌做贴牌生产。他应该是第一个告诉我江水变冷的人,当时让我们这些岸上的人大感意外,接着还有意外——他说,他的公司有所准备,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掌握国外的技术,尝试自己作设计,尝试建立自己的品牌。他相信他会比别的公司过得好一些。
根本不用发改委、经济学家或商学院来教他!他的一招一式简直就像MBA教科书幻想的那样理性、周全、充满干劲。科斯对张五常说,如果中国人平均水平跟来参加他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的中国人平均水平一样高,他就不用再担心中国了。我想说,正是这些优秀的企业家,让我对珠三角、对经济未来走势充满信心。
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但不会就此消失。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生产能力还在,其实它们没有什么地方可转移。在一轮洗牌过后,该倒下的会倒下,但行业中的佼佼者会该生产的生产,该赚钱的赚钱。
“我的公司没啦!”几天前,我听到另一位企业家的叹息。他最早在一家大型外企当车间主任,后来自己开厂子,买老东家淘汰的旧机器,找市场,挖潜力,竟有做不完的单子,赚不完的钱。几年之后,他的公司市场份额赫然比肩老东家。潮起潮落,市场掉头向下,生意越来越难做,内忧外患,他不得不把自己创业的公司卖给最强的竞争对手。
“你赚的钱够下半辈子慢慢享受啦!”我说。“享受归享受,赚钱还是要赚钱。不赚钱怎么行?”他说:“我想不出自己该干什么,不过肯定要重来。有人劝我出国,你说我到国外还能赚钱?国外生意肯定没有中国好做,不然外国人还跑来工作干什么?父母老婆孩子朋友都在中国,在这里做什么都最舒服。”
无论如何,不能低估人赚钱的动力,也不能低估中国人的乡情。我跟这位企业家说笑:因为他,我会坚决看多珠三角,因为以他目前的困境,除了把中国经济搞好之外,实在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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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五月的某天,我从伦敦搭乘火车前往爱丁堡。运气好,当天阳光明媚,火车轻快挣脱大伦敦的新老各种维多利亚式建筑,一头扎进田园里:花团锦簇的农舍,重彩亮丽的油菜花田,远近几个缓坡,铺上了精心打理过的草毯子,浓密、厚实、绿油油,让人心折不已。草毯子上懒洋洋站着些绵羊,体态肥白发亮,让我感叹,到底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羊,就像荣国府的丫头,比发展中国家的太太小姐还尊贵一些。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据1523年的下议院议长托马斯·莫尔说,英国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变得很贪婪,很蛮横,甚至要把人吃掉……”
眼底风光,心头块垒。看见这如诗如画的田园,人们恐怕都不情愿去想到几个世纪前,由于毛纺织业繁荣,英国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和公共的土地圈起来放牧,把农民从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上赶进工厂,这一段残酷甚至血腥的历史,便是圈地运动,“羊吃人”。
说来中国的土地问题比英国复杂多了,每一次革命和变革,天翻地覆,土地制度都跟着变化。我的曾祖父原来颇有几个山头和田产,生了我祖父,是个爱读书、不切实际的帅哥,多次向往进步,最后把自己家的田地分了。没过几年我二伯父没饭吃,竟至饿死。
改革开放春风吹,留在家乡的亲戚按人头分到两亩三分地,仗着家族基因里阳气壮,男丁多,把蛮力用在田里,倒是“先富了起来”,被当地政府评为万元户。童年的我回乡探亲,看到端的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餐桌上还常常有打来的鸟雀,偶尔吃出铁砂来,蹦坏牙齿。这让我觉得农业现代化,明年就到了吧?
不料后来的十几年,他们再难得前进半步了。就那么些田地,怎么用蛮力和智力,产出都有限。他们也试过朝别的方向努力,然而一个热衷于革自己的命的祖父,怎么有可能遗传出有商业头脑的孙子?生意上吃几次亏,心眼是多了几个,但全用在闹分家分产上了。光阴似箭,原来年富力强的家长日渐老去,原来朝气蓬勃青年人心灰意懒,原来还没有的娃娃们一个个出生,要吃饭,要上学,家境竟一年不如一年。
又过了几年,有聪明人种桐油树,发了小财。地方政府发现种水稻缺乏竞争力,便鼓励大家都种桐油树。村里人没有政府官员机灵,不愿意种。怎么办?强制种!归根结底还是为人民服务嘛。我有位堂兄质问,这是我的地,怎么能你们来强迫我种什么?政府说了,朕若给你,便是你的;朕若不给,你不能种!
几年前,我又回一趟家乡,正逢春季,满山满田的桐花,洁白雅致,开得煞是好看。这迎合我的审美口味,但种得多了,却发现种桐油和种水稻,收入并无什么差别。政府说,不如我们将计就计,发展桐花旅游业吧。
走进村子里,我童年时、改革开放之初那种颇有点欣欣向荣的景象了无痕迹,反倒点死气沉沉,让人感觉不到希望。去年一位伯父给我父母电话,说孩子要成家,没有地方盖新房了,打算动用老菜地——虽然多年来一直是伯父一家使用,但论理还有我父亲一份“产权”。父亲汇去一笔小钱,说“盖新房是大家的事,我应该出一份钱。这块地怎么用,哥哥你便宜行事吧”。v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中国建筑师要成为最好,还早,没到那个时候

十一月二十日,主题为“都市营造”的2002上海双年展开幕之前两天,上海下着绵绵却不细的雨。所有和下雨有点关系的情绪都浮动在这个城市里,所有和上海有点关系的飞机都飞过浦江上空,所有和建筑艺术有点关系的人都想去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博物馆,我本来只能问伍江几个正儿八经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所有和建筑有点关系的问题他都侃到了。
伍江的正式头衔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校长助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不过那一天他身上有两张名片,另一张名片上写着:2002上海双年展策展人。
采访在论坛会议厅外进行,与其说我进行了一次采访,还不如说我“听”了一次采访。

双年展上的悲观话题
伍江:这是我第一次做策展人,对建筑界来讲,能更多地被文化界、艺术界关注,这是很好的事情。反过来,对艺术界来说,他们能关注建筑、城市问题,也就是意味他们能从比较脱离大众、比较脱离实际的小圈子,拓展到比较实际的、与人们日常生活更相关的范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双年展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是入选的建筑师还不够具有代表性。艺术展选定的建筑师作品要求有一定的艺术冲击力,从这个意义讲,它就已经把中国大部分主流建筑师排除掉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主流建筑师水平多高,如果让他们来参展,这个展览的艺术性、冲击力会大大地减弱——这也不可避讳,中国建筑师的主流水平就是如此,但你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藏到沙堆里。如果更多的主流建筑师入选,或许更能反映中国建筑界的现状,但这个展览所选的人并不代表中国建筑界的主流。
入选作品有没有一定前卫性?可能个别有,但总体上没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这些建筑师更多地是站在中国建筑界主流的旁边,而不是前面。与其说他们前卫,还不如说他们是边锋”。我并不是否定他们,我只是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多。他们对提高中国建筑师的社会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就是中国建筑师的前卫。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中国建筑永远也提高不了水平。
双年展选出的十来位外国建筑师,是不是现在西方年轻建筑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呢?我对此表示怀疑。当然里边有优秀的,例如来自荷兰的那位建筑师。但像刚才我主持主题下的那位外国建筑师,他所展示的东西与西方前卫建筑师所探讨的、所思考的,基本上不是一回事。看起来他的东西很花,实际上还是一个很实在、很工程的东西,对建筑文化、对历史、对艺术不见得有太多的突破性进展。
我是不是悲观?我是一个悲观的人。对中国的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如果过于乐观反而是有害的。乐观就意味着缺少批判性,缺少把社会推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讲,具有悲观思想的人比具有乐观思想的人对社会的推动力更大。但在微观上,当一个人做一件作品,做一个艺术设计的时候,又应该是乐观多于悲观的,否则还不如不做——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双面性。遗憾的是,我们的艺术家在宏观上都很乐观,微观上却是悲观的。
中国艺术家的问题是,他们太封闭了。中国的现实、老百姓的生活好像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似乎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世界潮流里去了。一个艺术家如果不关注他所生活的这个地方的人们,哪里会有什么艺术!艺术家应该有社会责任心,哪怕是一些非常前卫的西方艺术家——甚至是带有暴力倾向的,他们其实还是在为一些人说话,为一些人发泄,他们是有代表性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切为了艺术家个人,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但遗憾的是这次参展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有这种倾向。

都市是不可营造的
伍江:事实上,中国建筑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今天在这论坛上所讨论的问题。比如“都市营造”这个主题,作为策展人,我对这个主题就有看法。
“都市”和“营造”都是目前中国建筑界中非常敏感的问题。为什么都市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它有种种弊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都市里跑?事实上没有人愿意放弃都市生活跑到农村去,除非是被迫。这就要研究都市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人。
西方的说法urbanization,城市化,civilization,文明化,跟我们所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其实是一个概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创造更新的生活,希望自己生活在文明化和现代化的社会里,正是这样的需要造成人往城市里跑。并不是说城市什么都好,但是城市比起农村就是有这么一个优点:文明。
“营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建筑过程当中丢掉了很多传统,许多建筑师很痛心:我们做了这么多建筑都很粗糙,缺少建筑师仔细的研究。但是“都市”和“营造”这两者不能放在一起。为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都市化、文明化,是一种自然的进展过程,它不可以营造,它是“自然生长”的。这个“自然生长”指:都市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紧紧相扣,是个人无法左右的。一个建筑可以雕琢,城市无法雕琢。历史上有没有过雕琢出来的城市?有,但凡是雕琢的城市,一定是反人性的、专制的、集权的结果。换句话来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生活。相反,我们今天的城市化、文明化、现代化,恰恰是希望每个人都享受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每个人都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怎么可以营造一个都市呢?
那么建筑师不该营造都市,该干什么?建筑规划应该是不断地去诱导,去引导,去纠正,去改进,使都市可能犯的错误更少一点。建筑规划师只能说:你这样走不对,你这样走生活质量会下降,会丢失生活传统……,这样它可能会稍微修正一下。建筑师不是指出一条路:你们朝这路走下去!这是一条光明大道,你不能走别的路!那就专制了。从这个角度讲,“都市”和“营造”是两方面问题——当然这个话题太大了。
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比如起房子、装修、在房子前种树,这些行为都可能会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或者城市发展的不健康,但作为个体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如果缺少规划,就会有种种造成城市总体质量下降的矛盾出现,这个城市就可能有很多弊端,交通堵塞、污染、贫富冲突,等等。从这个意义讲必须有规划,但是规划并不是规定这个城市该怎么发展。
大家都说巴黎的规划好,巴黎的最初规划者是19世纪中叶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奥斯曼,现在的巴黎就被叫作奥斯曼巴黎。他规划的巴黎非常漂亮,但这个漂亮是体现当时的皇权,而不是体现民主的思想。他规划的建筑非常统一,这种统一也有它的美,但问题是:它是以什么为代价才统一的?它是以把从前的巴黎完全移为平地为代价。今天我们是不是还应该重复这个错误?不应该。
说句过分点的话,如果一个规划师、发展商或者领导者心态不大健康,他就会比较倾向于巴黎这样的规划。如果心态是比较健康的,他就会比较倾向纽约的规划。也不是说纽约一切都好,但是它比较多地尊重了个体发展的趋势,它不是强迫你一定要怎么发展。它也有中央公园,有大道,它也有控制,但这种控制是诱导式的,引导式的,我认为好的规划就应该是这样。
建筑和规划有所不同,建筑师的决定范围小,他只决定一座房子,但他对作品的决定权比规划师更大。一个建筑师的设计思想,是把建筑纯粹看作自己的作品,还是把它看作社会的作品、为别人服务的作品——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具备后一种意识。遗憾的是,今天的许多“明星”建筑师更多把建筑纯粹当成是自己的。一旦建筑拓展到一个比较大的工程时,怀有这种意识的建筑师实际上是以一种非常专制的方式,很蛮横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去跟社会商量,不应该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这是比较理想化的要求了。

建筑的个性之梦
伍江:建筑界现在存在长官意志的影响,开发商意志的左右等等问题,建筑师会怨天尤人:是他们水平差,和建筑师无关,不是我们决定的。但我要问的是,如果今天我们的体制已经改革到让建筑师有足够多决定权,建筑师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文化修养来保证作品做得比现在的更好?退一步讲,如果建筑师们拥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在现在这种体制下,是不是也可以让那些错误犯得少一点呢?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做到的一定会比我们已经做的要好,甚至要好得多。但是中国建筑师要成为最好,还早,没到那个时候。
近二十年来,我们的居住条件变化非常大,比如人均居住面积提高、人均绿化面积提高、房屋设计改进、材料改进,变化很大,但这种变化是表面的。另一个更大的变化是住宅制度的变化。原来相当长时间内,住宅是作为一种福利。在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很低的时候,作为福利的房子要解决的是人们的居住问题,它不可能过多地要求建筑里有什么精神需要。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的建筑原则是什么?“实用,经济”,还有一个,“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要求美观”。“美观”只是是精神需求里很小的一部分,“美观”只是很浅很浅的精神要求,但即使是很浅的精神要求,也要在“可能的条件下”才考虑。换句话说,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不美观,我们几十年来就是这个政策。为什么会有这个政策?这也不可避免,因为经济水平比较低下。我们的政策要保证每家每户都有房子住,就不得不彻底放弃精神需要,每一平方米省一块钱,就意味着更多的人能拿到一平方米。
一旦房子成为商品,它就必然要有精神要求。这种要求是人天然就有的,不存在有没有精神要求的问题,只存在满足不满足精神要求的问题。一直没有满足精神要求并不意味着穷人不要精神要求,穷人也要,但是没有条件,没法要。
现在人们是自己花钱买房子,就会开始考虑是不是适当地“买一点精神”。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例,个人会有经济上的考虑,可能会花90%在物质需求上,10%在精神需求上。这种情况必然给开发商行为提出精神要求。今天的商品房让我们觉得不够艺术,不能满足精神需求,这不是开发商的问题,这是我们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能力还不够,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追求精神享受,只能拿出一点钱来要求表面的——肯定是表面的,越表面越好,越表面人家越容易看到。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欧陆风,罗马柱头,简约风格,什么什么风格——把建筑的精神要求仅仅理解为风格问题,精神要求要比风格深入得多啦,但为什么只讲风格?因为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不错了,比过去好多了。
我相信经济越发展,人们要求的精神享受越多,一定是如此。
没有两个人的精神要求会完全一样,人的精神要求可以包括:艺术、美学……,而更重要的精神要求是:个性,这是人的精神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动物都不会想:我要和那个动物表现得不一样。但是人会,人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会使得身体更好,活得更长,吃得更舒服,说不定还会造成痛苦。但是人愿意,这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他有悲剧艺术,他会把一个痛苦的事情变成精神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了追求个性,就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市场还满足不了这一点,充其量只能满足一群人的个性要求,甚至是一大群人,还不是一小群人的个性要求。今后的市场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就应该朝这个方向推动,更多地满足个性需求。
当然,满足个性需求之后,后一个问题来了:城市的统一性问题,整个城市也有它的个性风格问题,这要求人们之间共性的东西,享受个性的时候不能以损害他人的个性为代价。这时候就需要协调,要有一个民主的机制来解决每个人的个性与他人的个性的冲突。城市规划应该做的就是这样的引导。

罗浮宫与老街区
伍江:罗浮宫里的玻璃金字塔,天安门边上的国家大剧院,我都不认为是割裂了历史。原因就在于:历史是动态的,不可能是固定在某一个点上,不然就变成意大利的庞培城,永远埋在废墟里。历史始终是变化的,永远有新的因素长出来。至于新的因素新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设计者、建造者,也取决于当时的背景。比如国家大剧院,有人认为它太过分了,但是跟蓬皮杜中心相比可能还不够过分,跟悉尼歌剧院比可能也不够过分。所以这没关系,它是代表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东西,这里面可能有好有坏,有高水平有中水平有低水平,但不能简单地说是割裂历史。
割裂指的是完全无视这个城市的历史,把这个城市完全当做一张白纸来对待,历史在这个地方就断开了。拆掉一个房子再建一个新房子不会割裂,把所有房子都拆掉才是割裂。我经常呼吁我们的城市发展不能让它有割裂,不能让它的历史完全消失。我从来都不会说:应该把所有房子都保留,不能造新房子。
很多人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老的都好,新的都不好,这是不对的。时代总该有自己的东西。当你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尊重已经有的东西。一个城市有物质的方面,也有精神的方面。从精神的层面看,城市是一种文化,文化是积淀的,有点像考古过程中的那个“层”,是一层层迭加起来的。所以城市不应该有断层,不能“取代”,而应该有不断的迭加。
我们现在的城市有时候是采用“取代”的方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反对这种做法。你要“立”新,完全应该,但是不应该以“破”旧为前提,它们应该是共存的。有人会说:那怎么办?旧的不拆怎么建新的?我回答:这是技术问题,是我们建筑师、规划师、艺术家来完成的,我们做的是作品的事,您别管。您千万别说一定要拆了才能造新的,我们有办法不拆也能造新的。在法国、意大利,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说到这个就要说我们的老街区。如果认为一个老街区不但建筑有特色,而且里面还存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形态——比如说上海里弄,这里的生活形态是非常特殊的,需要被保留下来,那么政府、建筑师、规划师、开发商有责任改善这些人的生活。如果这点做不到,就不要谈什么保护不保护的问题。
如果不是这么强调里边的生活形态,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里边的人们迁居到更好的地方去,用另一种方法来保护。
上海里弄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它的生活形态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生活方式,完全丢失是很可惜的。“新天地”的做法是保留一个躯壳,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了,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失败的。但你不能要求它现在就成功,要想保留里边的生活形态代价太大了,它做不到。从这点而言,新天地又是成功的。但是接下来,不能把所有的弄堂都改造成“新天地”,否则就有问题了。
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比较好的办法。有商业开发前景的一部分老街区,能够像“新天地”那样发展的,让它去发展,没关系。让里边的人们迁居出去,开发其中的商业价值——即使变成一个旅游热点也没有坏处啊,大家都知道上海里弄是值得我们去旅游的,够了。
如果这片街区商业上饱和了,或者这个老街区没有商业开发价值,但它里边的生活形态具有保留价值,最好的方法是组织一个基金会(最好的方法可能现在做不到),或者政府拿出钱来,把老街区里的生活质量改善,老百姓还住在里边。如果资金不足,可以把老百姓先迁移出去,这里就当作文物,用一个“玻璃罩子”罩起来,过了十年二十年,等我们经济条件允许了,再来看怎么重新启动它——现在不要再让它烂下去就是了。这可以叫“冻结”的方式。如果急于操作,弄不好反而有害。
保护一个街区的生活形态,而那里边老百姓的生活得不到提高,这是不道德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能给予经济补偿,改善了他们的生活,那用不着你说,老百姓还不舍得离开老街区——你去问问就知道了,我做过这样的调查,敲敲家门说“这个地方要搬迁”,老百姓会说“很好,要搬出去了”。但如果说“这个房子要改造了,让您继续住这里,或者搬到外面的高层里去”,老百姓百分之百选择继续住在老街区。这些老房子都是在城市里最好的地段嘛,哪怕老百姓意识不到什么历史价值、文化要求,就是这个位置也已经足够吸引他们不走。

很长的一句呼吁
伍江:有一句话今天我一定要向媒体呼吁。今天世界各地对待历史建筑这一类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仍然是通过市场。我们现在的市场是自由发展的,非常好,但是缺乏什么?——调控。
市场里有价格,我们现在的价格不完全是市场决定的,还有政策因素,政府意志作用于其中,这种情况下,不能保证市场所有的价格都是百分之百合理。
有的土地赚头小,有的土地赚头大,政府作为土地政策执行者心里要有数。有了数之后怎么办呢?请专家,规划师、建筑师、对历史有研究的、搞金融的、搞市场的,把土地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进行定价。定价后把赚头大的土地和赚头小的土地进行搭配,术语上叫“异地补偿”。
这块地要改造,就要花钱。不管是改善当地居住条件,还是搬迁居民,改成博物馆,都要花钱。这个钱现在政府似乎拿不出来,但其实政府已经拿出钱来了:开发商在另一块土地上已经得到了本不该得到的利益:超额利润。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利益加在一起。开发商要一块肥地,没问题,政府知道这块地肥,但同时要求开发商把另一块地的改造问题解决。
西方国家政府就是利用这个办法,把城市中最需要开发商投入的土地,或者说需要开发商返利的土地,跟其他赢利前景很好的土地搭配在一起。如果开发商说只想在这里开发一次,第二次不想干了,对不起,这不欢迎。
我们需要有长远眼光的开发商,我不是说“新天地”的开发商瑞安集团好——瑞安也是异地补偿,它实力足够强,买下一大块地自己做异地补偿。如果它光看到新的、利润前景好的那部分土地,上海市政府不会让它搞——商业密度太高。但因为瑞安在“新天地”这里做得好,那里就让它做点“坏事”。
我们不可能总是找到这么大的开发商,很多开发商实力没那么强,所以要一块地一块地搞调整搭配,搞异地补偿。但是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措施。

人文缺失的建筑教育
伍江:中国的建筑教育——当然不光是建筑教育,我们的整个大学教育,都极其缺乏人文养分。每一个进过大学的人都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掌握了知识,实际上人文方面都是一个瘸腿。用一句俗话来讲,两腿不是一样硬。
我们所讲的建筑有两方面:一个物质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没有经受良好人文教育训练的人,在建筑过程中怎么可能周全地考虑到这两个方面?他必然更多地是关注物质方面。建筑设计中,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功能问题当然重要,但是这都取代不了精神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建筑今天就倒塌,它有的就只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功能问题。但如果它要继续存在,在历史上永远流传下去的话,物质这部分会逐渐消失——这很奇怪啊,我们说物质不灭,但恰恰是建筑的物质层面会逐渐消失,精神层面会越来越重要。功能,已经不存在了;技术,过了几百年这技术已经很滑稽了;经济,更不要说,一点经济作用都没有。但是它却越来越有存在的价值,这就是精神的作用。
一个建筑师如果是有意识地、让更多的心血倾注在精神层面上,这个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千古。这个靠什么?只能靠建筑师自身的人文修养。但我们的大学教育恰恰没有这个东西。同济大学以前有一位老教授陈从周发牢骚说,大学培养的人是有知识没文化。他讲的其实是有技能没文化,会做这件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说远一些,如果你真是一个“有知识没文化的人”,你的知识不仅不会有贡献于人类,反而会可能有害于人类。
我们的课程表上有一点人文教育,但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充其量只占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我认为要通过教育从根本上改善建筑师的修养基础,这很重要。即使不能提高建筑师的水平,也能提高他的基础,使他今后能为善社会。我一直呼吁加强人文教育,同济大学比别的大学好一点,比如建筑历史课,别人只上一次,我们上两次。一年级一次,四年级一次,这还不够,还太少。建筑历史只是建筑人文里的一个小部分,更多的还有:怎么做人,怎么看中国文化,怎么看传统,怎么看中国和外国……

“听”完采访,我只有一个感觉:我大脑中“保护”、“痛惜”、“呼吁”、“沉重”这些当说起建筑时没少使用的字眼和情绪,在这次采访之前都是何其之浅薄。末了,伍教授问我:“你是学建筑的吧?”我感情复杂地回答:“哪里,哪里,我是学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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