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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一部《乔家大院》,改变了人们对山西煤老板的看法,多简单。”
——曲江影视集团总裁赵安如此形容电影的影响力。

◎ 现在西安在校大学生120万,数量上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世界第三。
——有人感慨,不仅在“在西安人面前不要谈历史”,也不能谈大学。

◎ 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就是牛肉加土豆,对西安人来说,肉夹馍就等于共产主义。
——陈忠实

◎ 居长安者盛世统,迁洛阳者天下分。都金陵者朝命短,首幽燕者众卑微。
——《中国都城史》

◎ 把西安更名为长安,或者让西安再次成为中国首都,更多是一种玩笑。
——陈忠实对西安的地位一直保持着一种长者式的清醒。

◎ 在薛平贵这种在外包小三、离家18年没有音讯回来竟然还要验证自己元配贞洁的JP(极品)WS(猥琐)凤凰男面前,王宝钏真是餐具孔雀女的代表人物……
——中国首个爱情文化主题公园曲江寒窑遗址公园于2010年5月1日开园,有人看了王宝钏事迹后不免调侃。

◎ 难道也要将陕西卫视交给曲江管理,改名个曲江卫视不成?
——网友评论陕西卫视近年滞后的改革

◎ 西安人哪去了,为什么不抢注“长安”商标呢?
——得知中央政法委的杂志叫《长安》,“荣耀西安”论坛一热心网友“雁过长安”发帖如此称……

◎ “陕”字,一个河南的小县城,有什么资格来命名一个省份。
——部分陕西网友认为陕西车牌应该以“秦”开头

◎ 不了解西安的人没资格做我的男朋友。
——一女大学生因为男友指着中国地图问了声“西安在陕西吗?”而要求分手。

◎ 楼主又是一个“长安改名党”!
——一些西安网友热衷于将一切改名长安,比如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改名为“长安机场”、“陕西历史博物馆”改名为“长安博物院”、“西安”改名为“长安”……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如果要说中国的大学,西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城市。
十三朝古都,先周故地,秦汉雄风,盛唐气象,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西安的高校群落,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顶尖院校有西安交大,医学有四医大,航天航天有西工大,师范类有陕师大,农学有西北农林,文科有西北大,土木、建筑学有建筑科大、长安大,英语有西外,艺术类有体院、美院、音乐学院,军事院校有空军工程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真可谓是众星云集,群星璀璨。
三十年前,西安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重镇,大学的密度和高等教育质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只是近些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西安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有所滑坡,受累于地域和经济原因,西安的高校,大概也是中国最委屈的高校群体之一。这里通常被叫做大西北,虽然在地图上,恰好在中国地图的中心。这里通常被想象成是黄土高坡,虽然在地理上,这里是八百里秦川。尽管多少误解和偏见,西安的大学,带着大西北特有的质朴和豪放,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高校一起,培养了近代以来千千万万的栋梁,一起撑起了今天这个国家的脊梁。

西安的高校扎堆在城市南部,如果抛开90年代末期大学城的浪潮中在长安区和未央区兴建的新校区,仔细划分的话,主要集中在三块地段。
第一个地方便是交大所在的城东南。交大所在的地方,是历史上长安城里的常乐坊,大诗人白居易的故居东亭遗址,便在现在的交大校园里。这里北临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常住“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兴庆宫,南倚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的乐游原,西边是曾经“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唐代东市所在地,而东面便是刘禹锡“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的春明门故址。在这片区域,除了交大,还有以建筑和土木工程为特色的建筑科技大学,以纺织服装专业闻名的西安工程大学,以及西安本地人比较偏爱、水电和印刷包装专业较强的西安理工大学。
第二个地方,叫边家村。边家村三角算是西安城的一个文化重地,以西大、西北工大、西电为顶点,构成一个三角形,中间夹着的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这一圈位置恰好在城墙的西南角,似乎是与城东南的交大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对抗。
最后一个,则是城南的小寨,在这里,交大医学院、财经学院、陕师大、外国语学院、美院、音乐学院、石油大学、长安大学等等,星罗棋布,宛如众星云集,聚集在西安城市中轴线南段两侧。巍巍屹立千年的古都名片大雁塔和代表西安经济发展成就的高新区之间,构成了西安城里高校最密集的地区。

质朴的西北大
说起西安的大学,普通人首先都会想起西安交大,毕竟,作为中西部唯一一所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名牌大学,西安交大传奇般的辗转变迁的历史以及与上海交大之间同宗同源的恩怨渊源,都成为人所熟知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地处西安的大学,第一个要说的,却不是交大,而是一所以“西北”命名,却并不那么有名的大学——西北大学。
美国也有一个西北大学,这所人人皆知的私立名校位于伊利诺伊州著名的密歇根湖畔,是世界知名大学之一。在古城西安,也有这样的一所西北大学,虽然两所学校的背景和历史迥异,这两所西北大学,却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西北大学曾经是中国西北地区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比邻六百年历史的明城墙,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美国西北大学相似,中国的西北大学也以文理科见长。
贾平凹、王刚、何西来、雷抒雁……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出自西北大学文学院。
张曙光、张唯迎……一大批在中国经济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教授,出自西北大学,西大经管学院也因此被称作“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的舒德干教授,在《自然》、《科学》以第一作者发表10余篇论文,成为发表在世界一流科学期刊上最多的学者之一。
西北大学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石油地质专业人才。据统计,曾一度在全国十四个大油田中,有十三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均由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被美国《华侨日报》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23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校内迁来陕,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复称国立西北大学。
建国初期,西大曾经是中央教育部直属的全国14所综合大学之一,可惜这样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开始,西大大部分的院系被调整。今天的交大医学院、外国语学院、西北民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等,多多少少都与西大有血脉相连。正是因此,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作是“西北高校之母”,但是,孩子一个个成家立业茁长成长了,母亲却操劳过度,元气大伤。
但是,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1958年归属陕西省政府主管,虽然在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却一直是省属学校。90年代开始,“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开始,西大却困于省属大学的尴尬身份,屡屡碰壁。身为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西北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西大“西北高等教育之母”的历史地位和今天的现实是极不相称的。实事求是的讲,近几十年来,西大在数学、物理、生物、地质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也绝不亚于一些教育部直属高校,可惜作为一所省属大学,又地处西北,严重限制了西大的发展。
西北大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不管是国立还是省属,不管是辉煌还是衰微,前辈们留下的成绩值得骄傲,也时刻在鞭策着新一代的西大人。2009年,在多年的争取之后,西大终于获得了省部共建的资格,也许,这可以成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开始吧!

以工报国的西交大
说完了西大,回过头来说交大。
西安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七所大学之一,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的九所大学之一,是首批入选“111计划”的8所高校之一。作为一所百年名校,交大是西安人心目中毋庸置疑而且无可撼动的西部第一高校。在外地人面前,西安人以交大自豪;在本地人之间,西安人以自己的孩子上交大为荣,交大已经成为了西安的一张名片,但交大和西安的渊源,却是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中国高校的版图上,绝大多数的城市上演的,都是一场“双雄会”。比如北大清华之于北京,复旦上交之于上海,中山华南之于广州,天大南开之于天津,武大华科之于武汉,南大东南之于南京。两所名校,要么一工一综,要么一文一理,便如同两朵并蒂莲花,争奇斗妍,各有千秋又彼此含着些许不服气。偶尔有些一枝独大的,比如川大和浙大,也是自家的嫡长子娶了亲家的独生女,里外都是一家人。唯独在西安,是外来的女婿挑大梁。
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系出同门,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与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从此南洋北洋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南洋公学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 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原陕西财经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与交大合并,分别成为现在的交大财经学院和医学院。
1959年的交大分家,好比兄弟俩个,长子出远方,幼子留故乡。西交就如同一个年轻时代为了理想毅然远离故土远赴他乡的游子,十几年后,已经在大西北扎根发芽,开花散叶,成长为社会栋梁,也肩负了新家庭的责任。只是,眉宇间,总是难掩一丝身为异乡人的疏离和远离故乡的落寞。
交大位置优越,兴庆校区地处城市东南繁华地带。北门是原来的皇家园林兴庆公园,出南门不远便是乐游原青龙寺,西距西安城保存完好的明代城墙也不过一站之遥。校内名胜古迹众多,唐代白居易东亭遗址就掩藏在东区草坪绿树之间,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蛤蟆陵”遗址便是今天主楼前面的山坡,这片绿地现在是交大校内著名的景观,只有非常知名的学者、社会精英来访,才有机会在这里植树留念。而每年清明到校庆之际,交大校园里繁花似锦,樱花道上游人如织,也已经成为西安人一个重要的游玩赏花的节日。雁塔校区更是地处小寨商圈中心地带,在校门抬头便可见鼎鼎有名的大雁塔。
交大也是西安有名的大学中所剩无几的仍然把全部本科生留在本部,而没有迁往城郊大学城新校区的大学之一。不像很多学校的本科生身处远离城区的新校区,每逢周末才有机会进一次城,来回路上要花去几个小时,交大学生在西安的生活可谓惬意,周边交通便利,距离主要的商业圈都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路程。
饶是如此,老交大严谨勤奋的学风和“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校训,仍然影响深远,交大学生的勤奋程度,在国内高校中是有名的,每年冬天图书馆前排队的人群和自习教室里埋头苦读的身影,常常成为校内媒体和兵马俑BBS的热点话题。
交大的学科门类齐全,各个领域的排名都很靠前,基本上与学校在全国的排名吻合。最好的专业方向是电气自动化、能源动力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和管理,这些也是交大传统的优势学科,一些专业的水平甚至不在清华之下。虽然地处西北,多少会受到一些地区的影响,交大用他数十年来磨砺的如西北汉子一样的铮铮铁骨,和源自黄浦江畔的侠骨柔情,撑起了电气、动力、机械工程领域的半壁江山,为中国工业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百年来,交大涌现出了无数知名校友,仅两院院士就有近百位。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都是他们之间的杰出代表。被称之为力学华人三杰的高华建、锁志刚、卢天健便是80年代后毕业的新一代交大学子的楷模。近年来,交大励行改革,少年班、“2+4+X”、“钱学森实验班”、“书院制”等一系列措施,更加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一代代的交大学子,怀抱“青年之模楷,邦国之荣华”,“为世界之光”的梦想,投身科学,践行了交大百年来“以工报国”的传统。

西北农林和西工大
同处西安的“985”高校中,另外两所分别是隶属工业与信息化部,原属国防科工委的西安工业大学,和位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三航”(航空、航天、航海)特色著名的高等学府。进入西工大,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楼——航空楼。正如它的名字,这里首先让人感受到的是西工大的第一特色——航空。坐拥阎良这一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基地,西工大更是得天独厚。
西工大被称作是新中国航空人才“摇篮”,她见证了我国航空科技艰难曲折而又壮丽辉煌的发展历程。西工大一直以来都是牵头承担国防重大工程项目或国家重大专项为数不多的高校之一。西工大人几乎参与了代表国家水平的所有机种、机型的研制,从歼-5到歼-10,从运7到“大飞机”的研制,西北工业大学一直与中国的航空事业同行。
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和1952年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两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整体迁入。
西北工大诞生于抵御外辱的抗战期间,数十年来服务于国防事业。时至今日,西工大的学生依然习惯于自称一院二院三院,延续着从祖辈以来几代军工人的含蓄和内敛。一院航空,二院航天,三院航海,这也基本上代表了工大实力最强、最具特色的几个院系。
虽然地处西北,名声不显,西工大的实力并不在他的兄弟院校哈工大、北航、北理工等之下,反而且更保留了国防院校深藏不露的传统。国庆60周年上首次亮相的国产无人机,便是出自西工大。这便是西工大的特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手,便是国之利器。
工大的校徽中,有一个羽人的形象。《山海经·海外南经》记:“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战国的屈原也在《楚辞》中写道:“仍羽人于丹秋兮,留不死之旧乡。”这一形象,反映了工大人对天空的梦想,也记录了他们与航空航天的世代情缘。
西工大的校友遍布军工系统,尤其以航空系统居多。例如著名航空航天材料专家张立同院士,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总装备部副部长李安东中将,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新一代的航空航天专家中,歼10双座型飞机和枭龙/FC―1飞机的总设计师杨伟和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雷凡培都是80年代之后西工大的毕业生。而“歼十”受表彰的三十位专家中有13位是西北工业大学校友,只此一项,足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地位。被称之为中国“铁娘子”,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年轻时代曾经在西工大的前身,西北工学院求学。现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也是西北工大的毕业生。
以农学见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可以追溯到1934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创办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值日本侵华占据东北,陕西三年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有识之士提出“开发西北”、“兴农兴学”。当时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陕主政,面对灾情,他积极参与,亲自踏勘校址,划定校园范围,运用政府力量,促使校园征地顺利完成,为学校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还为校刊《西北农林》创刊号题词:“立国之基”。
西北农林地处杨凌,杨凌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世界有名的农科城。《史记·周本记》记载,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可以说我国农耕文明史由此发端。
今天的西北农林,独力撑起了杨凌这座城市的半壁江山,而作为农业科学领域的唯一两所“985”高校之一,西北农林与中国农业大学在很多领域不相仲伯,平分秋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曾先后多次迁址更名。西电是一个小而精的学校,主要以电子科学为主。尤其以通讯见长,仅次于清华。西电老校区的面积偏小,但地理位置很好,就在西安高新开发区,所以学校的“高新”氛围很浓。
西电的校友中,最广为人熟知当属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柳传志。其实,西电的校友广泛的分布在中国的电子、通讯行业,尤其是在中电的各个研究院所分布密集。90年代以来在新兴的电子计算机行业也非常集中。

除了上面这些学校,西安还有许多名声不那么响亮,但在各自领域非常优秀的大学。比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地处雁塔路中段,正是大雁塔和火车站的中心位置。建大是全国八大著名的土木建筑类大学之一,城市规划和建筑类专业出色,曾经连续六届将近20年在国际最高规格的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得大奖,包括最高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陕西师范大学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也是2007年开始参与免费师范生教育试点的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之一,在师范类学校中排名很高。南郊的西安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创建的4所外语院校之一,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主要外语语种齐全的普通高校。此外,西安美院、音乐学院、石油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学院等,都是各具特色的高校。
上世纪末开始的大学合并和升格的大潮中,众多院校纷纷更名,西安也莫能免俗。许多新的校名雷同类似,反而不如原来各具特色。比如由西安煤矿学院而来的西安科技大学,由西安工业学院而来的西安工业大学,以及由原西北纺织工学院而来的西安工程大学。这其中改名改的最失败的,大概就是长安大学了。西安不但公立大学众多,也是民办学校集中的地方,知名的如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等,名气甚至盖过许多一般的院校。长安大学原来最具实力的主体部分就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以公路桥梁专业为特色,颇具实力,这个新名字,却感觉直接划入民办院校的行列了。

寥寥数语,其实只是浮光掠影的给这个城市的大学来一页速写,对于所有西安的大学而言,光荣和失落,都是一样不可避免的经历。而对于全中国的大学而言,如何真正不再盲从,选择一条追求知识和思想独立的道路,行动还刚刚开始。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2006年10月,我参加“玄奘之路”活动,起点是西安,计划经河西走廊,穿越中亚,进入南亚次大陆,最终到达印度那烂陀。新闻发布会和活动启动仪式就在曲江的大唐芙蓉园举行,我还在这里的湖畔草坪栽种了一棵菩提树。
历史上的西安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出发点:玄奘是从这里出发,带回佛教的大乘真经;鉴真、空海和阿倍仲麻吕是从这里出发,将佛教和唐文化传向日本;更有一批批古代商人从这里出发,经过丝绸之路,把丝绸、瓷器带到中西亚和欧洲。在全球化以前的历史上,或许并不存在一个世界中心,但西安无疑是那个时候的世界级都城,它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和盛世唐朝开放、包容的姿态,至今仍令人神往。历史上的曲江芙蓉园早已湮没在战乱中,没有留下遗迹,专家学者根据不多的史料,想见这个世界都城中的皇家禁苑,亭台楼阁,花团锦簇,代表了当时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准。
我听说,今天的曲江已经相当成熟,成为西北最好的住宅区。大雁塔北广场上游人如织,大唐不夜城里消费者比肩接踵。三年半前的曲江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如今被高档社区环绕的大唐芙蓉园,那时候更像个郊区大型公园。能看出来,园子的规划很用心思,既然古迹无存,就利用古代的“无形遗产”,在文化上做一些大胆尝试。设计师又很注意分寸,整体采用了唐风建筑。感觉:大唐芙蓉园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对西安探索“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当然,西安更多的地方难以像这样一张白纸好画画。西安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古都,“随便一锄头下去,都可能挖到文物”。比如西安城墙,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建筑。又比如大明宫,虽然已无法看到模样,只留下遗址40余处,但来到这里,依然能神往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宫殿,彷佛听到千年时光的回音。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最不缺什么?西安最不缺的是时间。
西安最缺的是什么?我认为,西安最缺的也是时间。过去,搞建设搞开发的人对西安的历史颇多埋怨,一个工程,一不小心挖到文物,不仅要停工,耽误建设,还要承担相应一笔费用。甚至一些本地的朋友也感觉,西安的历史消耗了发展的时间,拖了经济的后腿。
这几年间,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逐渐向内地、向中西部辐射,相当一部分资金、人才向西安等大城市转移,寻求新的增长机会;加上中西部市场意识增强、中央政策的扶持,使得中西部城市发展一日千里,超出了我们预想。同时,随着旅游产业升级、文化产业兴起,对历史的抱怨变成了兴趣。但如何利用好这些历史遗产,珍惜和保护我们的文化,同时开发出其最大价值,又不断形成许多新问题。比如前几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他认为科技手段不存在问题,国家的稳定、繁荣也有利于保护文物,应该让炎黄子孙享受这笔文化财富,而且,“预计门票每年可收25亿元”。但也有考古专家认为,文物保护方面依然存在技术瓶颈,只有突破这个瓶颈,才会考虑发掘——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安人民确实会感觉时间不够用,只能慢慢来了。
但比较而言,西安的历史积淀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传统六大古都中,今天仍是核心城市的只有北京、南京、杭州和西安。仅就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资源来看,北京的明清文化、南京的明和民国文化、杭州的南宋文化,在历史悠久程度、在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性方面,都与西安的周秦汉唐文化有一定距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官方和民间的“盛世”预期日渐强烈,对西安重唤周秦汉唐文化气质,应该是大利好。
我听说,西安许多古迹保护和开发工程都采用了国际招标的形式,国际知名事务所也屡屡中标。换在几年前,这恐怕会引起争议吧?“老祖宗的遗产,怎么能交给外国人来整理呢?”我想,恢弘大气、自由开放、崇尚文化、自信包容,这才是我们理想中的唐朝气质。
西安的城标大雁塔就是最好的例子:佛教本是外来的宗教,塔也源于古印度,被称为“窣堵坡”。大雁塔不仅名称典故来自印度,造型上也是玄奘摹仿印度“雁塔”的窣堵坡式而造。更有意思的是,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单位是一家美国的设计公司SOM,他们却千挑万选地选中了大雁塔为原型,以东方美学来阐释这座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
西安人应该在寻找唐朝文化理想的过程中,就逐渐恢复我们祖先的这种精气神。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今日之西安,已非古时之长安
   1924年8月3日,西安易俗社从一位客人手里,接过了五十元银洋的捐赠,还有一方题额曰:“古调独弹。”其时,这位客人的名位尚不甚显,介绍人说起来,不过是“北京大学讲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周树人君”,当然,后一职位于易俗社而言,正好是“现管”——凡社会通俗教育、文化传播,社会教育司均有管理、奖掖之责。大概鉴于此,同行十二位学者、记者,便由他做了代表。
   后来,这一事件被大肆宣扬:鲁迅到西安,拢共廿二天居留,便到易俗社观剧五次,又是赠款,又是题匾,足见先生有厚爱于易俗社,有厚爱于秦腔。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自鲁迅生平笔墨观之,他于戏曲并无嗜爱,小时候看社戏,无非是欢喜那一点野趣与放荡,入京、居沪,日记中几乎没有看京戏的记录,偶一为文提及,总是透出一份新文学家共有的不屑,至于顺笔刺伤了梅兰芳博士,更是日后京剧界人士心中的隐痛。要说鲁迅喜欢那“西皮流水”源出的秦腔,很难让人信服。
   我将鲁迅在西安对易俗社的屡屡眷顾,更多地理解为职务行为。他接触易俗社编剧、绍兴小同乡吕南仲,鼓励吕用较新的思想观点改编旧的秦腔剧目,正如他以教育部的名义表彰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并不代表他对鸳鸯蝴蝶派的笔调有任何认同——他更欣赏的是普及文化、转化传统的努力罢了。
   不过,鲁迅答应去西安讲学,仍是很值得书写的一桩“盛事”。这并非因为鲁迅日后的大名与尊位,而是他答应去西北大学“暑期学校”本身,殊属不易。
   我们先来看鲁迅与西北大学的关系。国立西北大学,成立于1923年9月,也就是说,当校方派办事员王捷三于1924年6月往北京聘请暑期学校教员时,该校成立尚不足一年。而王捷三与鲁迅的关系,不过是其中学同学王品青曾在北大受教于鲁迅,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又是王品青的同乡。这层关系,老实说,薄弱得很。
   而且,不少回忆文章提及,此次暑期学校之设,是陕西省长刘镇华“附庸风雅”之举,否则西北大学也出不起每人二百大洋的高薪。河南来的军阀刘镇华,是陕西人深恨的当政者,鲁迅自然极不满其政务行事,因此当7月30日赴陕西讲武堂讲学时,仍然坚持讲小说史,不肯答应刘镇华“换个题目”的要求,弄得刘省长“怒形于色”——次日,新秦日报因透露刘省长“怒形于色”被勒令停刊数天,足见刘镇华的存在,只会是阻止鲁迅西游的因素。
   最后要说的是从北京赴西安的难度。时代发展太快,我们今日已很难体会从北京至西安的1100公里高速路(据谷歌地图)会给这趟旅行带来多大困扰,一位朋友就曾驱车一天跑完全程。但不必说民国之前,从西安到京师“二千四百八十里”,将近两月的行期(报人彭翼仲1906年谪戍新疆,三月初十出发,五月初八才抵西安),即便鲁迅一行在民国十三年的赴陕,也是一趟“文化苦旅”:
   七月七日晚,从前门车站上车。八日下午,抵郑州;九日夜,抵陕州。铁路从此中断。十日,登民船溯黄河西上,经三门峡,十三日下午抵潼关。十四日晨,换乘汽车西行,午后抵临潼,下午抵西安。
  一共是七日七夜。八月四日回程,路途稍有流连,至十二日夜半方抵北京,几乎费去九天九夜。鲁迅自己也在文章中感慨其不易:“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说胡须》)此时虽是学校暑期,北京大学的课不必上,但鲁迅还有一份教育部的正职,况且以他著名的爱惜时间,如无绝大诱惑,岂能如此劳师远征?
   这一份诱惑,说得出来的,当然是为了早有打算的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寻找感觉,搜集资料。没有说出来的,则是每一个中国读书人都会从词赋、典籍中获得的汉唐想象,于是,西去长安,仿佛是从文化的肢体回流往文化的子宫。这一点,鲁迅也不能例外。
   自然,去之前,人人都知晓“今日之西安,已非古时之长安”,但是真正耳闻目视,仍会有震撼般的失望。鲁迅后来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写道:“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致山本初枝》)

张恨水,燕归来
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曾在西安住了一个半月,在《西游小记》首先便提供了“旅客生活指南”,从住宿、吃饭、交通、购物到洗澡、理发、邮电、银行,无微不至,十分贴心。
看了他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如果不带铺盖的旅客,到西安以住西北饭店与大华饭店为宜,每日花费多至二元五角。带铺盖,则可以住关中旅馆等处,好房间一天也只要五六角钱。要住长久,还可以上太平巷青年会去,因为西安的青年会与别处不同,竟可以带家眷,每月包房少的才七八元,多的也就是十一二元。
吃呢,西大街的南京大酒楼很贵,小吃一顿也须三四块钱。旅馆饭的一菜一汤带饭才六七毛钱。澡堂以东大街一品香为好,理发则以南院门、盐店街的三家为佳。娱乐呢,秦腔有正俗社与易俗社,前者是“真正秦腔”,后者则带一点改良性质,任君自择。皮簧班不受本地人欢迎,所以不常有。电影院有一家,叫“阿房宫”,专映无声片。他还提到了妓院,在东大街开元寺内,“妓女半是郑州转来之下江人,规矩不详”。
这已经为向北平、上海、南京的读者活画出在西安游历的林林总总,接下来,张恨水才说到“西京胜迹”。张恨水看西安,虽然也不乏记者的关注风俗民生,但他的视角更近于现代人的旅游观,不仅囿于旧文人式的访古记游,也异于考察团的主要注目实业。既察今,亦怀古,更以诗文典章以助游兴,这正是一个半新旧民国文人的姿态。
张恨水描写最详的西京胜迹,一是灞桥,一是曲江。这是所有外来文化人最注目处,却也是古今变迁最强烈的所在。碑林、雁塔的保护有精粗之别,城墙也多半是后朝重修,但到底有个实物让人看。灞桥与曲江,由唐朝诗文造成的偌大名气,欲寻思古之幽情者莫不大失所望。如范长江说他赴陕途中读杜诗,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等句,“以为长安城中,必定富池沼之胜,有如北平之三海,南京之秦准河玄武湖者”,然而遍寻长安,不见水迹,曲江“且只干沙沟一片,既无菱,又无荷,根本无从枯折起。纵有风,亦不会有涛来。”范长江由是生哲思,感慨“一代文章,其所记述者乃当时当地之事物,故单知文章,只算接近知识之初基,必对于实际之事物,加以体察,始能得乎知识之真诠”。
张恨水的《西游小记》,于此两处景物,也只是客观描述,只是比一般游记更详。后来他根据此次西安之游创作小说《燕归来》,便既有文学性的景物描写,又借人物之口点评了这些面目已非的史迹。
《燕归来》对灞桥的描摹,与《西游小记》中大致相似,但添了几分欣赏的逸致:
这桥是平式的,约莫有两丈多宽,很长很长的,跨在灞河的两岸上。灞河这条水,由南向北,流入渭水去。水质还清,不过这水来自秦岭,满河床里都有浮沙。河水是弯曲着成了好几股,在浮沙中间流着,向北一望,那水直达平原的地平线下。桥附近岸,有极低的土坝,上面栽了两行杨柳。这时候,正当了柳絮飞花的日子,桥上白雪点子似的柳花,在太阳光里,飘飘荡荡追着人乱舞。这桥虽是长大,却没有栏杆,只是把长条石头,拦在桥两边。赶牲口的,和一牛一马合拉的木轮大车,带了布棚子的骡车,断断续续的从桥上过,一切都现出古朴的样子。
书中人陈公干于是感慨道:“我总这样想:应当把那瞧不起中国人的小伙子,让他看看运河长城,以及西北各方的上古建设,他就会知道原来是了不得……再说绕长安的这八条水,有可以走船的,而且有小渠直通长安城里,到了现在,一切没有了。就是这灞水,河床离桥身只有两三尺了。我们据良心说,这是古人不成?还是后人不成?”他的话让书中众人都感到“到西北来,可以想见中国伟大;同时也就觉得中国人太抛弃了这伟大的土地,不去利用”。这番感慨,与前引陕西建设厅长的“捧着金饭碗讨饭”如出一辙,也可以见出当年一般舆论对西北开发的看法。书中人又顺便批评了泥古不化的国画家,说他们画现在的灞桥,也没有胆量把汽车脚踏车画上去,似乎那样便失了古趣,这倒又合了范长江批评的“以古代文章曲定现代事实”,经过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时人对信古泥古的风气,自然也就大不以为然。
当《燕归来》中的燕秋等一行学生要求去曲江池玩玩时,汽车夫很愕然地反问“那里有什么意思”?陈公干的回应是“这个你不懂,你开到那里去就是了”。可见即便是民国当年,循着杜诗与唐史指引要去游览曲江的游客,毕竟还是比对大小雁塔甚至杜撰的“武家坡”有兴趣的人少得太多。于是他们像范长江一样,跑了三十里路,只看一个“凹头”,“四周的土阜,峰头犬牙相错,成了一条很阔的干沟。由南而北,这凹地在村屋面前,作了人家的打麦场”。只有旁边人家的短墙缝里,露出一座高不过丈余的木牌坊,半朽的木板上用墨笔写了四个字“古曲江池”,提示这里的旧时风流。
看到这等景象,角色们心态不一,有说千年之下,沧海桑田,也是常有的事,也有说雁塔代代重修,曲江却无人理会,当年花了那么大的民力,将泉水从终南山引来此处,唐之后战乱一起,就此荒废,实为憾事。其中一位名叫昌年的法政系学生,发议论道:
其实何止曲江,在帝制时代,全国人的眼睛都在皇帝一个人身上。皇帝坐在长安,京兆的名胜有人留恋,关中的水利有人讲求。曲江本在长安城里,终南山的水引到曲江;像现时北平玉泉山的水一般,可以引到故宫三海里去,毫不为奇。皇帝坐到了开封,人才跟着东跑,水利没有人管。关中沃野千里,日坏一日,到了近代,简直成了灾区,何况曲江这一勺之水。本来宋朝以后,皇帝不是南坐南京,便是北坐北京,这里天高皇帝远,更是没有人过问。封建社会之流毒,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证明。这话要谈远些,那就和政治有关。不过我们也不必说,致干未便。

昌年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虽然是在评论古迹,指向的却是当下的社会政治现实。陕西人不是不想振作,但在一个资源的分配、物力的流向,甚至和战的抉择,都更多取决于政治地缘性而非地域经济需求的时代,城市的盛衰起伏,自然不是本地人可以掌控的。曲江的兴废,往小里说,是汉唐风流已成绝响,做更广泛的延伸,则西安一旦褪去了帝都的光环,所有能够维持帝都超级奢淫之风的资源畸形集中也就随风而逝,曲江不同于灞桥,它在现下西安人生活已不再承担任何功能,故而只能慢慢地萧条荒废。
然而悖论在于,这些承载了帝都华彩的建筑、场所,无论是骊山陵、未央宫,还是曲江、乐游原,都因为它在历史记忆中的符号化,吸引着远来旅客的游兴。尽管名气有大小,趣味有高低,它们满足所谓“文化还乡”情结的抚慰性功能依然存在。只是,无论是留着残山剩水以示历史的无情,还是拟古重修来迎合怀旧的幽绪,似乎都是众口难调,不易讨得彩声。这或许是鲁迅感叹“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的缘故罢。
不晓得《燕归来》书中人知不知道,曲江的兴废历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到唐文宗时,曲江宫殿已十废其九。此时,文宗读到了杜甫安史之乱后的诗作:“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于是文宗“慨然有意复升平事,发左右神策三千人淘曲江,修紫云楼、采霞亭,内出二额,左军仇士良以百戏迎之……敕诸司,如有创亭馆者,官给与闲地,任修造。又引黄渠水以涨之”(骆文骧《类编长安志》)。以现今眼光观之,由知识分子杜甫提供复兴伟大传统的论证,政府负责基础设施与平台搭建,还进行了文化包装,剩下的全都由招商引资完成。当然,这至今看来仍未过时的开发模式,仍是建立在皇家资源的保证之下。
大雁塔建了新的大广场,号称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最大的水景广场,一到晚上,“广场和大雁塔灯火通明,再加上音乐喷泉,这已成为西安人无比自豪的一道风景”。(《走遍中国·陕西》)也许有人会指责其缺乏古味,但我想:如果西安人真的为此自豪,那也不坏。一切的残破,湮灭,修葺,重建,若是自然地发生,便可尊敬,倘想人为地逆转,只怕求荣得辱。
推而言之,长安的没落,不只是城颓殿圮这么简单,雁塔题名,曲水流觞,是与行科举的社会上下层流通方式紧密相连,门第时代就断无这般的荣光,而一个诗歌可以咏唱,可以买卖,名诗可让名妓“增价”的年代,又岂是汇聚欧化现代诗的西安诗歌节可以追摹?史迹与文物,总归有个存留期限,记忆与想象,反而利于代代传承。古人所谓纸墨之寿,寿于金石,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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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统王朝与分裂时期以及近现代的首都,主要都设在现在五个城市或其附近,这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当然还可以数上其他城市,但以这五个城市最为重要,其中又以前三个最为重要,其次是南京,开封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古都。

建都的多层制约
从政治地理角度来看,适宜建都的地点一般有几个层次的考虑,其中有两个层次最为要紧: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二是建都地点本身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条件与人文基础。在第一层次中的考虑又分为两方面,一是选择全国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内御外的位置,二是与统治集团的发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则。
当然从最简单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为一国的政治中心应当位于国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于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如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慎势》就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里的国就是都城的意思。这是天下统一之前人们关于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类似于《吕览》上述的话在在多有,如《荀子·大略》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是从礼制出发来说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的。又如《管子·度地》也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这样的话。事实上,《禹贡》的五服制与《周礼·职方》的九服制,都是从天下之中为原点扩展开来的。
以地理中心为首都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思路,并不玄虚,无须将此一思想进行无端的拔高。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比较大范围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区,从政治地理上来说就是所谓核心区。所以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从三河缩小到一个地点的天下之中则是洛阳。所以从西周到唐代,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虽然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时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位置。因为除了理想以外,政治军事经济因素要起着实际的作用。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这种考量下,首都就可能设在有所偏向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具体而言,在唐代以前,适合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带。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盐铁论·非鞅》所说:“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一地区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洛阳则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则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控内。而对于御外而言,由于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如果对于强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抗敌自保。如西汉、隋、唐都是如此。到了宋以后,外患则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要受到影响而发生变迁。
另一个与地理中心有矛盾的因素是政治根据地——王朝时代称为龙兴之地。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这个因素十分重要,周秦隋唐如此。
在以上因素之外,首都所在地的经济地理条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虽然首都地区的粮食与其他用品可以从全国调配,但粮食供应却要有最基本的保证,于是都城所在地区要求有一块能生产粮食的平原。在以上所说的五大都城中,都有这一优势。与经济地理相关的则是交通条件,首都必须位于交通枢纽处,这样既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同时又保证对首都的经济供应。
以上这些条件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制约,于是中国的都城,尤其是统一王朝时期,就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很难有一个地方完全满足这些条件,既然如此,就会产生某一时期在两个地方徘徊建都的情况;二,在长达三千年时间里主要的都城实际上很少,唐以前只有西安洛阳,开封只是一个补充。

西安定都之始
周的先人为了向东开拓,其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到周文王终于定于丰,在今西安以西丰水西岸。这时的周还只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随后的武王将政治中心迁到与丰隔水相望的镐。不久,武王伐纣,周取代商朝,统治了中原地区。当周武王君临天下的时候,镐京作为首都就显得过于偏西,洛阳一带处于中原地区之中心位置,有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武王就有在洛阳建都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讲的就是武王灭商后打算在伊洛一带建立都邑的事。
《周书·洛诰》也载周公语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说明他在伊洛瀍涧地区建设了洛邑,成为与镐京并立的都城。后者是正式都城,号为宗周;前者是新都城,分为两城,一为王城,一为成周,含有陪都的意味。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虽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重镇。镐京始终不迁的原因有三,上面已经提到:一是关中自然条件好,粮食供应充足;二是离前敌较近,在国家强盛时有利于抵御,而且关中是四塞之地,有险可守;三是与周人之发源地相近,有政治上的后盾。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缺点,即在地理上不是全国中心,于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王权衰落,抵御外敌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王城,远离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

西安VS洛阳
洛阳处天下之中,不但于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但缺点是防守困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小平原更无险可守。所谓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胜,只是主张建都洛阳的人的说词,真正打起仗来,就如张良所说:“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如果王朝内部有敌对势力的叛乱,则洛阳的安全性不如西安。
所以西安与洛阳两处对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个也不能说占了绝对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唐以前统一王朝的都城的定位也就有了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的特点。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人也一样从西边来,秦国的都城从西到雍,到栎阳,最后定于咸阳,就在今西安的西北面。秦国以此为基础,打败东方六国,自然也以此为统一天下以后的首都。秦虽然不以洛阳为陪都,但代之以秦始皇经常性地全国巡行活动。秦亡汉兴,仍然出现定都何处的问题,刘邦从东面而来,到了洛阳,定都于此达三四个月。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他认为是合适都城所在。后来接受娄敬、张良的建议,才西迁长安。
娄敬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娄敬所讲的是关中的形势,而以秦地为名。因为关中是秦地的核心区。这一地区的特点就是经济上有自足的可能,即“资甚美膏腴之地”;军事上是退则“四塞以为固”,进则“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张良的话与娄敬差不多意思:“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张两人的话说明关中可以控制全国形势,即使山东叛乱而失去控制,靠着关中的险固与富饶,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于西安一带,优于洛阳。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后来汉初异姓诸侯之乱,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起初虽然声势很大,但不过数月,即已彻底平定。秦国要对付的是东方六国的旧贵族的潜在危险,西汉初期要对付的是东方各诸侯的割据势力,以控内而言,建都关中是合理的选择。但与娄、张类似的话韩生也对项羽说过,可惜项羽眼光太浅,仍然要回到离自己老家较近的彭城去建都,加速了自己的败亡。
就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北面强敌是匈奴。首都建在关中有利于抗敌。秦代据之收复河套地区,又占河南地建设新秦中,深度地打击了匈奴势力。汉初虽然国力不强,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但汉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而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不但建设河西五郡,超越秦国疆域,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新疆内外部分地区纳入版图之中。这时的长安就不再过于西偏,而比过去靠近全国领土的中心了。武帝出击匈奴不但于汉代而且于整个中国历史都有很大的意义,与之可比者,只有唐太宗对突厥的抗拒,也是处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条件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如果设想西汉隋唐建都于洛阳,则于匈奴突厥必定有鞭长莫及之感,且将时刻处于其威胁之下。故大致说来,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东汉国力远逊于西汉,于匈奴于羌均有力不能胜的难处,只能建都洛阳以自保。随后的西晋比东汉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阳。介于东汉与西晋之间的曹魏只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阳为都城。汉晋之际都城在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奔波,显示出长安与洛阳在首都地位上的难以有绝对优势的态势。
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也选择洛阳作首都。因为其目的是要进取南朝,不可能以长安为基地。只有分裂后的西魏与北周才能再次以长安为都。而东魏与北齐何以离洛阳而就邺城,道理也不难理解,只是因为胡化政策的施行,自然要使都城向北迁移,以靠近原来鲜卑的根据地。还有一个原因是洛阳离东西魏(后来的北齐北周)分界线过近,军事上不利,而且移邺城实际上更也靠近东魏与北齐疆土的中心。但这一搬迁为时甚短,且影响不大。而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继承了其首都长安,唐继隋立,道理相同。关陇集团的根据地在此,首都不可能东迁洛阳。但是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地理区位条件实在优越,所以隋唐两代都城也免不了有洛阳的徘徊。
隋代重新统一天下,经济文化重心依然在黄河流域,全国性的首都依然处在东西轴线上。隋代虽然建大兴城,定都于今西安地区。但视洛阳仍十分重要,隋炀帝以之为东京,此后实际上是两都并建,而且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代隋立,虽仍以长安为首都。但唐高宗后来移居洛阳,称为东都,又成两都并建态势。武则天称帝正式定都洛阳,长安倒成了陪都。唐中宗虽返都长安,但玄宗前期曾五次移居洛阳,后来才定居长安。这种情况不但可以总括为一句话,那就是:西安的地理偏向需要以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而且还说明洛阳将要取代长安的趋势。到唐末,昭宗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此后长安永远失去首都地位,只短暂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从唐末以后,东西轴线上的首都轮替发生在洛阳与开封之间。

中国虽大,难定一都
那么难道中国之大,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就没有第三个可供选择之处,必得在西安与洛阳之间作取舍?的确如此。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而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阳之外,我们的确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除了以上已经讲过的原因外,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都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
西安洛阳东西迁移幅度虽不小,而南北位移不出纬度一度,实际上,西安、洛阳与开封,几乎就在东西一条直线上,这或可以说是一条建都的东西轴线。元代大一统以前,除非偏安,除非其他特殊原因,统一王朝首都必定不可能定位于长江流域,也不可能定位于中原王朝边缘的北京一带。只能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勉强可作为第三个选择的则是开封。从唐末起开封就是真正的政治中心,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控制了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驻节于此。朱温之所以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自然是便于控制。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开封利用运河的漕运更加方便,于经济上有明显的好处。但是由于洛阳长期以来是建都的理想所在,所以朱温定都开封并非一锤定音,接下来便是开封与洛阳的小徘徊期。朱温定都开封不过两年便西迁洛阳,四年后又还都开封。后唐灭梁以后,便迁都洛阳。后晋灭唐,两年后又定都开封,此后才延续至北宋不变。
但北宋建立之初,也并非一下子就确定建都开封的。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打算以之为都,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阻之。赵匡胤退一步说,如果洛阳不行,想到长安建都。赵光义问为什么?赵匡胤说,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等人还是坚决反对,认为应该回到开封才是正理。这大概可以算作长安洛阳之争的一个尾声吧。虽然此时以长安或洛阳为首都已无可能,但开封的确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势的优势,便只好用纯粹的武力守卫,所以首都地区的戍卫兵力要用到14万人之众。不过尽管后晋以降定都开封直至北宋末年,但同时洛阳也一直作为陪都地位存在。
北宋以后,长安即使从理念上也永远与都城告别了。但料不到千年以后的1932年,仍有一次回光返照。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洛阳办公。鉴于南京地处前线,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首都地位难以保全,因此国民党于当年三月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洛阳为行都的同时,再行设立陪都西安,并定名西京,委派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从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这个西京筹备委员会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 Cornish)对首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研究以后认为,建都地点大致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枢纽(crossways),即首都应位于要道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于防守。这三点对首都而言的确十分重要。西安一带作为首都,其地理区位与这三点全部符合。虽然西安不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国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处,但西安一带还是处于重要的交通地位上,往西通陇右,往南通巴蜀,往东通中原,往北通塞外,可以弥补不在地理几何中心的缺陷。洛阳于三个条件中只能符合一个,即交通枢纽。所以其建都优势不如西安。而无论西安无论洛阳,都只是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里才是合适的。待到经济重心南迁长江流域,政治重心转向北方时,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现南北的分化了,即北京与南京间的往复。而政治因素重于经济,北京自然在往复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优势。
但柯氏的总结与中国的情况还不尽相同。在传统中国,地理“形势”是建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是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读史方舆纪要》在分析顺天府的形势时,说其“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首都需要的就是这种“钜势强形”。在分析陕西(其实是关中)的形势时则说其“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顶,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以西安与洛阳比较,西安的形势胜;以北京与南京比较,北京的形势胜。所谓“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建瓴之喻,据古如兹,于今为然矣。”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首都以西安及北京最为强势,是有其道理的。所谓形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居高临下,坐东镇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种势,一是气势,二是地势,这种地理特征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这一点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
在与首都定位有关的政治地理要素中还有一对矛盾,那就是形势要紧还是中心为上。定都于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徘徊,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体现。这是比较难以决断取舍的矛盾,否则不会出现千年以上的徘徊,但比较起来仍是形势重要,而且说到底,天下之中的最大好处只是四方来朝与令下四方的道里均衡而已,如果只是具有天下之中的优势而并不符合作为首都的其他必要条件时,天下之中就未必一定被选作建都地点。因为交通枢纽的地位可以弥补并非天下之中的缺陷,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方便的优点也就克服了位置偏向的缺陷了。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唐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在传世的史料和现存的文物中,盛唐气象处处可见。但唐朝所处的世界与今天完全不同,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唐朝的国际影响。在近三百年间,唐朝也经历了一个创建——兴盛——衰落的过程,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国家的实力如何,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因素——领土和人口。在工业化以前更是如此,因为无论是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存在和规模大小都决定于这两个因素。
唐朝初年约有2500万人,远不如西汉末年的6000万人,也不如北朝和隋朝的全盛时期。因此,唐初对外来人口无论是主动迁入,还是降俘流落人员,无不大开门户,妥善安置。另一方面,努力增加人口,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唐太宗登位之初就诏令天下,地方官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庶人之无家室者”尽可能婚配,对象包括“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制已除”,并以此作为地方官的考绩指标。也就是说,寡妇在服丧期满后也必须改嫁。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唐朝的人口估计已达8500万左右,超过西汉而成为中国人口史上新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安史乱后人口锐减,直到唐末也不足5000万。
唐朝人口中有大量外来移民,其中一部分是东汉以降陆续迁入中原的外来民族的后裔,另一部分是唐朝期间才迁入的,包括匈奴、鲜卑、铁勒、昭武九姓、突厥、回纥(鹘)、党项、沙陀、吐蕃、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契丹、阿拉伯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相当普遍,连唐朝皇室也有非汉族血统。
随着隋朝的覆灭,不仅新扩大的疆域全部丧失,而且东突厥大肆南侵,连唐朝的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但不久以后,唐朝就转入攻势,恢复并开拓了疆域。
贞观四年(630年),大将李靖灭东突厥,唐朝的实际控制区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设置行政区的范围也扩大到了阴山以北600里,超出了今国界。贞观十四年,唐军灭高昌,在今天的新疆先后设置伊州(今哈密地区)、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三个正式行政区,并在交河城(今吐鲁番市西北)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年,唐军击败薛延陀,进至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脉东支),可汗(首领)咄摩支降。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西突厥车鼻可汗被擒。至显庆五年(660年),唐军由山东半岛东端渡海进攻朝鲜半岛中部的百济,百济降。龙朔二年(662年),唐军在天山击破铁勒。总章元年(686年)灭高句丽,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另外,唐朝还一度取得了黄河上游和河曲之地和大渡河上游一带,设置了州县;在西南今贵州东北部、云南一部和广西建立了正式行政区。
唐朝的疆域并不限于它的正式行政区。随着军事行动的一次次胜利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服从,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置了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用以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
这六个都护府是:单于都护府,龙朔三年(663年)置,麟德元年(664年)改置。治所在云中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圣历元年(698年)并入安北都护府。安北都护府,龙朔三年(663年)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本部(今蒙古国杭爱山东端),总章二年(669年)改名。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垂拱二年(686年)移置今内蒙古。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四年(640年)置。治所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故城),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显庆、龙朔中(656-663年)移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辖境扩大至自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至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后逐渐缩小,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北庭都护府,长安二年(702年)分安西都护府置,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统辖包括天山北路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安史之乱后辖境丧失。安东都护府,总章元年底(669年)置,治所在平壤(今朝鲜平壤市),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咸亨元年(670年)治所即内迁于辽东,后又迁至辽西。安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年)改交州都督府置,治所在宋平(今越南河内市),辖境北有今云南红河、文山两自治州,南至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缘边一带。安史之乱后,西北今云南地渐为南诏所有。
另外,唐朝在正式政区范围外的部族地区设置了边州都督府,如东北设于室韦部落的室韦都督府、设于黑水靺鞨部落的黑水都督府及勃利州,设于靺鞨粟末部的忽汗州都督府(渤海),虽然并没有实际统治这些地区,但确立的臣属关系维持了较长时间。
因此唐朝拥有的疆域曾经西达咸海,北至西伯利亚,东抵萨哈林岛(库页岛),南到北纬18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的疆域真有那样大,因为它从来没有同时达到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唐朝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661年)后,但到麟德二年(665年)就撤至葱岭,实际只维持了三年多时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句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715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至辽西。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到葱岭一线。北方自贞观二十年(646年)灭薛延陀,唐朝的疆域达到贝加尔湖以北,到仪凤四年(679年)突厥再起,又撤至阴山以南,也只维持了32年。所以尽管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但它的疆域的极盛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六都护府的控制力大为削弱,范围也大大缩小,有的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倾全力对付,西部疆域被吐蕃夺取。到广德元年(763年)叛乱平息时,今陇山、六盘山和黄河以西以及四川盆地以西已为吐蕃所有。起初河西走廊有些政区还是由唐朝的地方官据守着,不久就完全陷于吐蕃。西南今云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都已为南诏所有,大渡河成了双方的界河。而且西南的少数民族纷纷摆脱唐朝的统治,到唐末,今贵州、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都已不在唐朝管辖之下了。随着渤海国的兴起和扩张,东北的疆域也已收缩到今辽宁中部。
大中二年(848年),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南)人张议潮驱逐吐蕃守将,收复了沙州。以后又收复了瓜州(今瓜州市西南)、肃州(今酒泉市)和甘州(今张掖市)。到大中五年,张议潮率领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一州回归唐朝。此前的大中三年,唐朝已经收复了秦、原、安乐三州。至此,唐朝的西部疆域恢复到了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河西走廊和陇东、关中连成一片。但由于唐朝国力衰退,对边疆已鞭长莫及。至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后,就更加无法控制河西。当地汉人实力有限,陇右、河西的土地又陆续被吐蕃和回纥夺去,只有瓜、沙二州始终为汉人所据,孤悬于唐朝疆域之外。以后曹氏政权取代了张氏政权,直到北宋时才灭于西夏。
总之,唐朝的疆域前后相差悬殊,最衰时的西界只到达今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贵州,东北只到辽东半岛,而且唐朝的最大疆域也没有包括青藏高原在内。
唐朝的军事实力有过辉煌的记录,如曾先后击败并消灭东西突厥。王玄策率领向吐蕃和泥婆罗(今尼泊尔)借来的军队远征印度,将曾攻掠唐军的那伏帝阿罗那顺俘获,送回唐朝。但灭高丽之战就持续多年,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只维持了几年。抵不住吐蕃的进攻,一度连首都也不保,最终不得不议和。天宝十年(751年)唐军在西洱河(今云南洱海)大败,南诏就此脱离唐朝。同年高仙芝的大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与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军交战,大败而归,唐朝势力退至葱岭。
唐朝与外界的联系和接触远胜汉朝,但与大批外族、外国人来到唐朝相反,唐朝人几乎没有涉足境外。除了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的民众外,有限的例子都不是出于主动。玄奘去印度是为了求法取经,回国后一心译经弘法。要不是唐太宗要求,连《大唐西域记》也不会问世。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好不容易才返回唐朝,因族叔杜佑编纂《通典》才留下千余字的《经行记》(其中有杜环亲历的阿拉伯帝国的记载)。而到唐朝后期,仅居留在广州的阿拉伯等国移民就数以万计,形成自己的社区(蕃坊),有自己的管理者(蕃长),商船定期往返于阿拉伯和唐朝之间。安史之乱前的陆上丝绸之路、此后逐渐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将无数产于唐朝的丝绸和其他商品输往中亚、西亚和欧洲,但从事长途贸易的都是外国商人,找不到唐朝商人或唐朝官方直接经营外贸的记录。西方史料中的“中国商人”,实际却是唐朝史料中的“商胡”(主要是中亚的商人)。唐朝的开放程度很高,长安不仅有大批外来人口,也是西域和其他外来文明大量传播的地方,洛阳、扬州、广州等地和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同样如此。佛教、景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已传入中国。但除了具体的商品以外,唐朝几乎没有什么对外输出。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外国是日本,学习模仿唐朝到了“全面唐化”的程度。但除了鉴真和尚东渡弘法外,其余都是出于日本的主动,而不是由于唐朝的传播。唐朝在境外的影响与其实力和地位是远远不相称的。
由于自西周以降,中原一直以天下之中自居。自秦汉直至清朝,无不以为中国是天下最文明、富裕、先进的国度,而华夏(汉族)以外的各族都是夷狄,只能在接受华夏礼仪的教化、接受中华文化后才有资格成为中原王朝的臣民,更不用说比夷狄更遥远、更不开化的外国。
中国的农业区足以供养自己的人口,到唐朝时,内地还有不少土地尚未开发,完全可以容纳新增加的人口,自然不必像中亚绿洲地区或阿拉伯人那样冒着风险、不远万里从事长途贸易。加上地理障碍的阻隔,对外联系的成本太高,连统治者都视为畏途。
中国的本土宗教不发达,缺乏宗教狂热,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更不会采用强制手段对外推行某种宗教。鉴真和尚赴日本传播佛教是应对方的需要,完全是和平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唐朝的对外开放只是打开大门容许或欢迎别人进来,却不许自己的臣民外出。而除了出于宗教或政治原因的特殊人物,其他人也不会有外出的需要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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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曲江新区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而下文所描绘的一景一物,都已经或者即将呈现在曲江文化景区:

【大唐芙蓉园】
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皇家园林,2006年先后迎来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大陆寻根之旅。园内的主题演出大型梦幻诗乐舞剧《梦回大唐》更是阵容壮观,曾受到新加坡总统纳丹、总理李显龙和内阁资政李光耀的称赞。

【曲江池遗址公园】
一个水面面积700亩、集生态园林、山水景观、休闲旅游、民俗传承等为一体的开放式城市生态文化公园,改变了西安的城市气质,让西安的空气也变得温润起来。
唐城墙遗址公园:在这片被历史遗留下来的残垣上,有着大唐曾经的辉煌,有着华夏文明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今,在曲江挥刀雕刻下,她已成为了集诗歌哲学、美学体验、生态园林为一体的休闲文化长廊。

【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
在唐代大慈恩寺遗址上,结合了北方传统景观、皇家园林特色与佛教境界与深意,与大雁塔北广场、陕西戏曲大观园、陕西民俗大观园共同组成了环绕大雁塔的休闲、文化、旅游开放式公共文化旅游景区。

【寒窑遗址公园】
寒窑故事被人们传为美谈,搬上了戏曲舞台。寒窑遗址公园将成为定情婚礼纪念的圣地,爱情旅游消费,爱情纪念,爱情教育的体验式公园。

【大唐不夜城】
大唐不夜城占地967亩,总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以贞观广场、开元广场、玄奘广场为主体的大唐文化雕塑工程;以西安奘音乐厅、西安大剧院、西安美术馆、曲江电影城为代表的公共文化场馆工程;以威斯汀酒店、豪享来酒店、新乐汇商业街区为代表的酒店商业配套工程;以空中观光轻轨、景观步行街为代表的旅游交通工程。

【西安音乐厅】
一个让西安市民享受到音乐艺术的浪漫旋律,体验音乐带来的美的感受和熏染。西安音乐厅总建筑面积近1.8万平方米,是交响乐、民乐、轻音乐、流行音乐等音乐演出的专业场所,西部最大的演奏大厅可容纳1300余名观众,“镇厅之宝”——西北唯一的管风琴,出自德国管风琴制造世家——约翰尼斯·克莱斯,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风琴系出同门。

【陕西大剧院】
正在建设中的陕西大剧院,可以容纳1440余名观众,将成为西安接待国际性歌舞剧演出团体、举办大型国际文化艺术节的首选之地,更承载着“弘扬中国戏曲艺术、唱响陕西地方音律”的重要使命。

【西安美术馆】
西安美术馆斥资1.2亿元,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是集社会公益、大型艺术活动、艺术作品展览、艺术品收藏、 国内外艺术交流、艺术研究、美术教育、艺术衍生品开发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高端美术馆。
在丰富西安市民的文化生活的同事,也塑造着这个城市的气质、思想和灵魂。

【曲江电影城】
皇家、六星级、独栋宫殿式、第三代、西北最大播放屏幕……,这一切,都是网友们对于曲江电影城的评价。
看电影,到曲江,已经是西安人最为熟知的一句话。
曲江电影城,拥有8个豪华专业电影厅,共计1200多个座席,所有影厅均为数字化电影厅,曲江电影城最大影厅位于二楼的8号厅,屏幕长度高达20米,是根据该厅的具体要求专门在英国量身定做,影厅坐席超过400个,堪称是“西部第一影厅”。

【博物馆之城】
曲江新区正在建设的“博物馆之城”,让“有建筑的地方就有博物馆,有景点的地方就有博物馆”。展示汉唐壁画艺术的汉唐壁画艺术博物馆;展示灿烂的秦文明的秦文化博物馆;展示陕西知名画家优秀作品的陕西艺术家展廊;展示薛平贵和王宝钏动人爱情故事、以婚礼庆典、婚庆体验为内容的寒窑爱情博物馆。还有历代灯具灯饰博物馆、西安鼓乐博物馆、古今通宝博物馆、老水车博物馆、西安花卉博物馆、红木雅居博物馆、酒文化博物馆、秦汉唐艺术博物馆、玄奘博物馆、科举文化博物馆、曲江金元明瓷器博物馆、威斯汀宫廷珍宝博物馆、影视体验博物馆、古代铜镜博物馆、天坛女性博物馆等等一系列形态各异、主题鲜明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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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西安曲江新区开始了每年发出一篇宣言,从最初的《曲江宣言》写到后来的《曲江模式》和《文化曲江》。一般人都将其当作泛泛论谈的同类对待,而时过境迁后,我们才看出每一份宣言的真实用心。

西安当代《出师表》
在第一份《曲江宣言》里,作者道出了曲江宣言系列的性质——“她不是播种机,也不是宣传队,她是:建经济强市,创西部最佳,西安二次创业的《出师表》”。“出师表”一义,用得到位、真诚,又隐晦地道出了西安和陕西当时所处的窘困之境。
以城市建设出师表面貌出现的《曲江宣言》,无疑是西安穷则思变的开始。2002年,《曲江宣言》为西安曲江——当时西安城市扩张唯一的突破口的改变定了基调:“半年一小变,一年一中变,三年一大变”。及至三年后,他们交出的答卷是“世界因曲江而重新寻回西安”。时过境迁,有人用曲江团队赶上了城市化高峰来解释其成功的原因。但是,行动之初的曲江团队,似乎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他们的想法更加简单纯粹,那就是:“西安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如此天时之下,难道不能用十年时间建成一座新西安吗?‘西安’二字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独特品牌。”
2002年7月15日,在第一次全体干部职工会上,管委会主任段先念的讲话标题是《曲江:拒绝沉默,争创最佳》,侃侃而谈三小时……这是曲江早期的历史先声。

《曲江事变》的底气
一年之后,取得初步成效的《曲江事变》发表。这篇宣言的文风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从容自如。在这篇宣言里,曲江团队宣布“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曲江已不是那个曲江了。”原来,西安市雁塔区已经商定与曲江管委会共同组建“经营城市领导小组”,把曲江旅游度假区的版图从原来的15.88平方公里增至40平方公里,名谓“曲江新城”,共同开发,再造一个继西安高新开发区之后又一个现代化新城。正所谓手中有地,心里不慌。
曲江团队为何敢如此冒进?他们看到的是,一年前中国刚刚加入了WTO,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是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别无选择。而此时,全国各地都加快了新区开发的步伐——上海开发浦东新区;广州在南沙给城市松绑,兴建广州新城;南京在秦淮河以西,喊出了“河西新区,南京浦东”的口号。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研究了中国,考查了中国,然后走向中国著名学府演讲:“过去中国发展更多是基于农村,今后20年,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会住在城市里,因此,创造一个适于居住的城市对中国非常重要。”国家计委部门研究表明:中国未来十年,城市居住人口要翻一番;经济学家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城市化进程缓慢导致内需不足,所以,中国在21世纪,将扩大内需市场规模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中国有三大城市群区域: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这是中国经济格局的三驾马车;中国西部有两大城市群区域:关中经济区域、成渝经济区域,这是西部经济格局的两驾马车。
西部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西部城市的发展,关中经济区域发展,又取决于关中中心城市西安的发展,而西安市这驾带动关中区域经济大发展马车早在“中国西安,西部最佳”口号的鞭策下,驰骋在城市经营的快车道上。
不仅如此,他们还看到了新经济形式和多元文化兴起的趋势。“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体验经济、电灯、电话、电视、电脑,西安人在社会经济激烈的嬗变中,已形成了多元信仰,接受了多元文化。”椐说克林顿访问西安时想找一家教堂做礼拜,却遭到了西安无教堂的尴尬。从这一点上,曲江想到的是把现代巴黎圣母院兴建在曲江新城。
曲江的发展是否还要延续过去的模式?在曲江团队看来,“农业社会的城市功能,主要是农产品物资的集散中心;工业社会的城市功能,主要是工业制造中心;信息社会的城市功能,主要是信息流通中心、管理中心、服务中心。只有掌握城市功能发展的变化规律,才能布局好未来的空间聚集形式。但未来的曲江新城,与上述的城市意义都不同。”今天的曲江意义,就让人看到了其三大功能定位——旅游娱乐、休闲度假、舒适居住的核心竞争力。
曲江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佐证。那就是,一座辉煌并被人赞叹的城市,无一不张扬着城市主题文化品牌的光辉:巴黎:时装之都,时装城市的品牌文化形成了世界级的魅力,人群、金钱就像塞纳河的水涌进了巴黎。洛杉矶:艺术梦幻之都,世界人们的梦想需求,是好莱坞巨大的供给市场,好莱坞的品牌成了洛杉矶的无限资源。纳也纳:音乐之都。威尼斯:水上之都……那么,西安城市的主题文化品牌是什么?那就是“古都”。

自创“文化胜负论”
曲江团队在继2002年的《曲江宣言》,2003年的《曲江事变》后,接着发布了《曲江路线》,描绘了其在2004年所看到的曲江发展视野和纲领。这是一条什么路线呢?
在文化上,将唐文化、佛文化、民俗文化、园林建筑文化等融于一炉,构成独特的曲江文化。
他们所实践的这个理念的效果如何?有人统计了2004年的效果。在2004年的上半年,西安境内外旅游人数1056万人次,同比增长104%,旅游业收入78亿元,同比增长36亿元。而2004年与2003年相比,仅仅增加了大雁塔北广场和野生动物园两个投资不到7亿元的景点。7亿元的投入,获得了36亿元的回报!如此超额的回报,也来自于全新路线的实践,那就是:
新历史主义路线:打破传统的束缚,大胆采用历史元素 。新国际化路线:邀请国际团队参与策划与设计,保证自己的项目在国际水平上的“五十年不落后”。正因如此,在世界级规划建筑大师库克的眼里,“大雁塔广场之于大雁塔和西安,如同金字塔广场之于卢浮宫和巴黎,它的成功堪称世界级的成就”。
而在一些文化界与城市策划界人士看来,《曲江路线》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文化胜负论”,认为大城市以文化论输赢,经济竞争的核心是文化竞争。就如巴黎以浪漫取胜,雅典以奥运取胜,西安将来有望取胜的,还是只有一张牌——古都。在这一点上,西安拥有傲视群雄的资本,自然也没有别的城市和它在这一点上作无谓的争辩。
而“文化胜负论”的推演,那就是让西安提出了“西安,中国的文化之都”这一前瞻的口号。即使发出过高分贝的声音,也依然显得有底气。v

1982年2月22日到3月2日,西安西北大学召开了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次会议上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展开了正面而直接的交锋。这是我国经济学界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有许多天才的青年经济学家出席,尤其是来自西安本地高校的青年学者,其中一些后来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的开路先锋,有的还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这些年,在沿海城市光环下,西安的高校、教育与科研似乎不值一提。事实上,西安依然是我国主要的科学教育中心之一。这里集中了中国最密集的高校群,每6个西安人就有1人上过大学;这里是国家统筹科技资源试验特区,生产了神舟飞船80%的零部件,是中国少数几个能研发和制造飞机的城市;这里是中国通讯信息设备的研发基地,我国最主要的通讯中心和数据中心之一。
西安:中国科学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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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曲江模式”,一般指的是曲江新区的开发模式。本文试图再进一步,寻找曲江开发模式后面的机制创新。我们发现,在曲江,西安显然已经突破了沿海地区的既有模式,走出了一条大胆创新的路子。如果曲江是一次试验,它的意义显然超出了曲江和西安的范畴,对中西部的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走进“曲江团队”在大明宫的办公区,迎面是一行字:“不换思想就换人!”
“曲江团队”是一个非正式名称,正式名称是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也就是说,这个喊出“不换思想就换人,不创新就下岗”口号的,这不是一家公司,而是100%的政府派出单位。
不仅仅是口号,在许多方面,这个政府单位的办事方式都有点像一个高效率的公司。从副市长、曲江管委会主任段先念开始,从上到下,都有疯狂的加班风气。我们这次采访,晚上十点半见到形色匆匆的段先念,采访进行到尾声,一旁的工作人员频频看表,因为“还有下一个会议”。此时已经是近十二点。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白加黑、五加二,”一位管委会的员工说,“没办法,我们就是这样干活的。”这样的风格,不要说政府机关,就是大多数民营企业也会觉得有点过份。
段先念把曲江的成功总结为:一种机制,一个团队,一种精神,一个品牌:“最重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制。比如我们的干部都是聘用的,所有人员档案都在人才中心,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我们需要的人才,在原来单位是科级,我们需要给处级的,马上就可聘用,不用经过副处级再到处级。”
据介绍,在曲江管委会,处级干部年薪10余万,一些重要岗位加上奖励可以拿到近20万。其中40%是基本工资,60%是绩效工资,完全是干出来的。段先念认为,“曲江能不能发展起来,首先要看有没有好的机制。”
机制的创新给曲江带来推动力,这样的例子还可以随手举出几个:比如,项目立项在曲江就可以了。市里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立项都在曲江管委会。再比如决策的一票否决制。曲江的用人、批地、规划等等,实行一票否决制。共同决策时必须要有录音、有记录、有纪要,要经得起相关部门审查。此外,曲江新区的税收包括土地出让金大部分都留给了曲江,这非常有利于曲江的发展壮大。曲江新区的发展,反过来也带动和支持了其他区、其他项目的发展。
最能体现曲江模式突破既有模式的一点是,曲江的尝试获得省市政府肯定后,“曲江团队”所管理的范围走出曲江新区,扩大到了市内甚至省内其他地方,比如大明宫遗址区就是段先念领导的“曲江团队”受委托管理开发的几个文化遗产/旅游区之一,他们称为曲江文化产业核心区的“辐射区”,这样的辐射区包括大明宫、楼观台、法门寺、西安城墙景区、临潼等,新近加入或即将加入这个行列的还有黄帝陵景区、汉中的西汉三国景区、韩城党家村景区、延安红色文化旅游基地。这些大名鼎鼎的历史名词,将通过市场先后与段先念及“曲江团队”联系在一起。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说到:“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些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张解释,“县”是市以下一级行政单位,尤其指能够决定土地使用的行政区——编者注)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
不难看出,“曲江团队”是竞争中的优胜者。早在2007年,“曲江团队”所管理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90平方公里——如果您对这个数字缺乏概念,不妨这么比较,把万科从进入房地产行业直到今天所开发的社区占地面积加起来,也不还到90平方公里。而目前,“曲江团队”所开发和运营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120平方公里。
这种大胆的模式,毫无疑问在全国是独此一家,比起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区来说,也是超前的,甚至超出许多专家学者所能想像。
曲江模式,应该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中国经济制度”理论的极好注脚。
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特新意”,归结于地区竞争的制度——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科技的改进与资产及知识的积累当然重要——目前中国正迈步向这些方面走:私营的科技研究投资的增长率,今天的中国冠于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饱,科技及投资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处理好土地的使用,让广大的群众脱离饥寒交迫之境,经济会因为有储蓄、投资与科技改进的支持而上升。”
2002年,段先念调任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正式接手曲江。此时曲江已经开发了6年,成绩:融资了6000万元,修了一条路和半个湖。管委会的账上没有钱,段先念找到十几家房产商,希望以30万一亩的价格给地。地产商纷纷对他摇头:“20万一亩以下还可以考虑!”
段先念的突破之举,如今被媒体称为“倒叙法”,更清晰的描述是:举债进行城市运营。一般的城市开发思路,是在土地出让金到位后,再去建设城市公共设施。段先念的做法是先举债,建设城市公共设施,再出让土地回收资金。
2003年底,段先念举债开发的大雁塔北广场开放,十万西安人涌到这里。此前三天,他紧急召开办公会议,宣布曲江的所有地块在原价基础上加价50万元。2004年底,地价升到每亩100万元……。每每谈及此事,段先念无不感慨道:西安的文化原来如此有力量。深圳开始土地招拍挂制度之后,大约六年里拍卖的土地价格翻10倍;曲江地价翻10倍,达到每亩200万元以上,也差不多只用了同样的时间。
十年前,许多房产商开发城郊楼盘,纷纷打出“新都市主义”的概念。事实上,绝大多数这些楼盘与“新都市主义”相去甚远。倒是在曲江,我们看到了一些十分接近“新都市主义”的做法,不再将土地零散开发,而是强调社区的功能配置,强调社区与整个城市的关系;刻意营造社区和城镇中心,让社区回归网格状道路系统,等等。事实上,这也确实只有政府而非企业所能做到。
段先念曾经总结这个模式的三个特征: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二、政府主导。三、充分运用社会资源,调动企业参与。这三个特征,清晰勾勒出中国式新都市主义的路径,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张五常的分析。
曲江团队在大雁塔北广场的开发中收入5亿元,随后举债30亿,启动了总投资13亿元的大唐芙蓉园和20亿元的大唐不夜城项目。曲江新区的核心成形了,接着,金地、中海等外来品牌开发商陆续进入,如今的曲江已经是西北首屈一指的优质住宅区。2009年,万科也宣布进入曲江。
棋行到这步,“曲江团队”又表现出其政府职能、“非公司”的一面。“我们的经营必须要盈利,但目的不是盈利。归根到底,曲江管委会的目的是反哺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整个城市因此而获得的价值兑现和品位提升。”2010年,曲江管委会的投资计划是312亿元,这个投资计划全部由曲江管委会承担,列入市政府督查督办。“获益的是整个西安。”段先念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的经营形成了很好的现金流——现在银行最怕的是我们还贷。”
这就是曲江模式,一个发生于中西部核心城市、古都西安的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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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日,位于西安市西南角的曲江寒窑遗址公园开放。18对全球征集的来自美国、上海、江西、陕西等的新人,在寒窑遗址公园——这个全国首次以爱情为主题的公园里,举办了他们的华美婚典。他们在当年寒窑那场经典爱情的发生地里接受“金婚老人”的祝福,在青葱的草坪上交换爱的戒指……
一般人脑海里浮现的陕西,是灰色的兵马俑、黄色的窑洞,然而这场婚礼的现场,是汉白玉鹊桥,是蓝天绿树、灯光音乐、水体绿化和艺术雕塑。这一场带给陕西人以全新体验的婚礼,源自一个当地人熟悉的名字——“曲江团队”。
所谓曲江团队,是指以曲江新区管委会为领导核心,包括其所辖几个文化产业公司核心成员的集体代称,其灵魂人物则是担任曲江管委会主任的西安市段先念副市长。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除了主任段先念,其他人都是采取聘任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务员。曲江团队,不仅在西安妇孺皆知,也见闻于中国各大城市的政府规划人士里。
寒窑遗址公园,位于西安曲江新区东南隅,紧临曲江遗址公园,与大雁塔、大唐芙蓉园和大唐不夜城隔水相望,是曲江新区的六大遗址公园项目之一。这个曲江新区,正是让曲江团队声名鹊起的福地。

大雁塔一战成名
2002年,时任地产公司西安高科集团总经理的段先念,调任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段先念在进入曲江之前,曾先后担任过紫薇地产等公司的总经理,有着丰富的地产运作经验,这为他随后代表政府与地产商博弈时显得游刃有余。
段先念在后来接受央视《对话》栏目采访时,有一段坦诚的独白经常被人提及:“曲江要开发,政府又没钱,说我是空手道专家,说干脆这块地就给我,叫我做空手道去。”作为一个可以避开文物保护障碍而有望成为西安新成长空间的城市新区,曲江有大片在当时不值钱的地。段先念就想到故事和土地相结合生钱的公式,这也就是后来旁人所总结出的“曲江模式”
这次,段先念和曲江团队一战成名。

西征宝鸡法门寺
2007年,法门寺景区建设被列为陕西省“十一五”重点项目,并委派西安曲江新区抽调优秀建设管理团队,全面展开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
法门寺地处西安和宝鸡两市之间,这座拥有佛指舍利子的寺庙,却因为寺庙周边的现代旅游设施不配套,一直没有吸引到足够的游客,也产生不了旅游所带来的综合经济效应。
2009年5月, 由西安曲江新区派出开发建设团队精心打造的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向公众开放,台湾著名规划设计大师李祖原先生担纲设计。这一承载着权威性、稀珍性佛教资源的千年文化精品工程,被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确定为国际性佛教文化活动的重要基地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指定平台。
由于佛指舍利的世界文化地位,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从一开始就立足高起点和国际视野,致力于打造中国西部国际化宗教文化旅游经济圈,将与西安秦兵马俑历史文化旅游经济圈在相互促进的竞争中互动发展,形成“东有兵马俑、西有法门寺”的大西安旅游两翼格局,成为大西安旅游的“新引擎”。
法门寺文化景区的改造,成功地将游客来西安后的足迹向西延伸了一大步。对前来西安旅游的游客来说,法门寺以及周边景区的建成,让他们来西安后,多了一个去处:距离西安120公里的宝鸡。
从地下“挖”出唐皇城
与曲江新区初始时面积相当的大明宫遗址重建项目,是曲江团队所面临的又一个曲江新区难题。大明宫所涉土地面积达19.16平方公里,相当于初始时期的曲江新区面积,而其所面临的更大难题是文物与遗址的开发与保护问题。
项目启动时的大明宫,只是西安北郊的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交通不便,到处充斥着乱搭建的小楼,垃圾成堆,破败的水泥路七扭八拐才能到达那里。
2008年,成群的推土机开了进来,大明宫遗址公园开建。而当时的段先念,还没有来得及想透是否有足够的把握。大明宫项目由大明宫投资集团投资,而大明宫投资集团的东家,正是曲江团队旗下的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作为唐代的皇宫,大明宫在此前已经因为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里华美的对白而为人所熟知,更有观众称自己一边看电视一边随手记下剧中角色的精彩对白。而以纪录片的形式来展现大明宫曾经恢宏气象的,是来自段先念这位西安市副市长策划完成的另一部电影《大明宫》。影片由著名导演金铁木导演,于2009年9月9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国际首映式。它以宏大叙事讲述作为盛唐帝都西安在公元七世纪时的辉煌。当然,讲述所在地的故事只是一个超豪华项目造势的一个步骤而已。与纪录片《大明宫》同时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的,是将在西安北郊的唐代大明宫遗址上兴建一个规模令人震撼的遗址公园——公园将占地3.5平方公里,是北京故宫的4.5倍,巴黎卢浮宫的8倍,总耗资120亿元。而公园周边19平方公里的旧城改造,有人预计静态总投资将达1400亿元。
西安市政府则称,大明宫遗址及周边地区的改造和建设,将建成堪与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相媲美的“城市中央公园”,“从根本上改变西安的总体城市格局”。
2009年9月12日,大明宫与纽约中央公园签订共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内容涉及两公园之间学术、文化、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努力,发起成立全球城市公园联盟,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城市公园在促进城市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城市形象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大明宫遗址公园与纽约中央公园面积相当,规划设计的绿化覆盖面积将超过整个公园百分之八十,在古太液池遗址的基础上,遵循”尊重历史但不拘泥于历史“的原则建设的太液池风景区,将形成240亩的水面,2000亩的水系。
这是曲江团队的又一场豪赌。在曲江新区已经顺利实现共赢的开发商们,对曲江团队信赖有加,这一次,中国建筑、中海地产、华远地产等蜂拥而至。他们期望公园带动周边地价快速升值,从而复制段在西安曲江新区曾创造的地产奇迹。

城墙上的生意
与曲江新区等有较多土地资源的项目相比,西安城墙留给曲江团队的土地几乎微乎其微。但这块硬骨头,还是在2009年5月由政府出面主导,塞给了曲江团队来啃下。
西安城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城墙,是古城的一张珍贵名片,对旅游者有独特吸引力。但历年来,城墙被当作文物一样受到严格保护,以致在城墙上打个钉子,穿根电线都显得困难重重。
继上世纪80年代那次声势浩大、全民参与的大型拯救、抢修工程后,迄今的西安城墙依然远远不够吸引人。城墙目前所能供游客互动的,只是寥寥几个项目——收取门票,出租自行车。全长13.4公里的西安城墙上没有一处广告牌,也没有外摆的饮食和纪念品摊点。对一个每年维护费用就近500万的城墙来说,它的旅游开发价值亟待挖掘。怎样让游客从城墙本身感受更多,同时也消费更多呢?
2009年5月18日,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整体并入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让曲江团队去尝试创新开发西安城墙的旅游资源。2010年4月,总投资约120亿元的《西安城墙景区整体提升方案》初步完成。根据规划内容,通过顺城巷改造,环城西苑二、三期建设,护城河和环城公园提升等措施,建设博物馆、城河泛舟、城墙灯光秀等内容,将西安城墙打造成为集遗址保护、文化展示、旅游组织、时尚消费、城市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世界知名综合性人文景区”,而一改目前对城墙单调利用的格局。
西安城墙景区的改造,将通过五年规划、三步实施:2010年完成策划、规划,启动改造工程;2010年-2012年,实施初步方案,完成河、林改造,城墙门、楼修复;2012年~2015年,完成环城自行车道及顺城巷立面改造。总计将投入120亿元,2010年将投入6亿元迈开“第一步”。
在不久的未来,西安城墙的东、西、南、北四大主城门,将成为西安市重要的城市地标。南门(永宁门)仿古迎宾开城仪式进行全新包装,使其成为扬名国际的“中华迎宾第一仪式”;以现代博物馆展陈理念,将南门区域打造成为“唐代历史博物馆”;对南门两侧用地进行商业开发,修复南门箭楼,增强城楼接待功能,使南门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表现力的“中华第一迎宾礼仪之门”。同时,将东门、西门、北门分别打造成为“秦代历史博物馆”、“周代历史博物馆”、“汉代历史博物馆”,并对三大城门区域进行整体改造及提升,主要包括城门周边环境整治、对城门相关建筑进行美化和亮化、对城楼进行保护和修缮、提升现有旅游接待功能、完善基础功能设施。
在开发城墙景区的同时,曲江团队还将遵照《西安城墙保护条例》,避免对古城墙进行破坏,建设项目全部限定在非文物区域内,即城墙内侧20米至100米的区域,以及护城河外沿以外180米以内的区域。
不过,有人对曲江团队这次接下的硬骨头并不看好。相比于新区之前的大手笔,曲江团队在西安城墙上花钱容易,但是把钱挣回来似乎够呛。西安市规划学会会长王圣学对曲江团队就抱有很深的理解:“以曲江为代表的各个开发区,都是以基础设施大投入,环境大投入,进而土地价格大涨,出让土地金,进行开发文化产业。这种模式很难适用于城墙的开发、保护。靠灯会、门票等收入,难以为继。这个意义上,需要创新的路子。”虽然拟定了120亿的大投资,但是根据之前团队一贯“空手道”的做法,项目改造资金估计还是先找到商业合作伙伴。但目前西安城墙改造项目中,拿得出手的商业筹码并不多,只有环城西苑二、三期建设项目,以及顺城巷改造项目等商业街区可供团队来念他们一直灵验的“文化经”。
而目前,曲江团队对城墙的改造工作,多半还停留在幕后准备阶段,其最终效果如何,还看待后续的观察验证。

出手临潼度假区
就在本文写作前一月,曲江团队再次向人展示了其行动能力。
2010年4月2日,《经济观察报》刊出一则报道,称“一项类似于基建项目BOT模式(建设—经营—移交)的合作正在西安下属两个区级政府间进行,只不过,合约的内容并非修建单个基建项目,而是开发2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曲江团队迈出的新的一步,这步所针对的目标,是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临潼。
临潼位于西安以东,历经周、秦、汉、唐,一直为京畿之地,因城东有临河,西有潼河,故名临潼。这里有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和华清池,但在过去,这些景点却只能给当地带来一定的名声和景点门票收入。临潼的旅游业现状,某些程度上也是陕西目前旅游业现状的写照:据在北京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对没有去过陕西、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100名被调查者的问询显示,100%的被调查者知道兵马俑来历;86%的调查者知道华清池的来历;72%的被调查者知道骊山的故事,而只有26%的被调查者知道临潼这个地方。当地虽然著名景点众多,却无法让游客在那住上一天,多半游客都是“半日游”,兜个圈就走。
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的一份文件显示,为了加快临潼旅游业发展,使之成为我国和陕西、西安旅游产业的龙头,决定由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临潼区人民政府共同建设“西安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根据媒体报道,“共同建设”,在实际上是曲江新区获得了绝大部分管理权限和经济职能。西安曲江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曲江临潼度假区管委会”)为曲江新区管委会派出机构,将承担度假区内政府经济职能,管委会主任由曲江团队的核心成员,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元兼任。曲江团队在这里,将再次担任土地总开发商的角色。临潼投资和临潼度假区管委会,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核心成员来自曲江团队。
曲江团队这次合作的内容,是为名曰“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共24.6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其位置位于临潼区西南,规划包括了若干景点、温泉酒店、星级酒店、商业地产以及住宅项目。合作期间,曲江新区将掌管土地管理和开发,13年后,曲江新区管委会退出,并将临潼度假区的所有管理职权全面交付临潼区人民政府。
据称,临潼度假区将借鉴蒙特卡洛等国际旅游城市先进的开发模式,对规划区域内的山地、坡地、半山地、沟壑、荒地等进行绿化美化,把山形水系作为重要的资源来运营开发。在区内西部区域建设高密度度假公寓和居住社区;在浅山区和丘陵地带,建设景观社区和度假产品;对现有温泉疗养院等,进行整体改造提升,将传统的温泉疗养改造为国际性的温泉疗养区。

走出西安走向陕西
2009年6月,注册资本22亿元的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曲江团队旗下的核心运作与执行机构——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出资11.4亿元,持股51%。公司宣布,依托曲江团队,复制曲江模式,计划3年内通过兼并、参股、跨区域、跨所有制等多种形式投资,使资产规模突破100亿元,年产值突破30亿元,打造西部文化产业的“巨无霸”。陕文投和曲江团队立即成了陕西省内各级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在潜力旅游资源丰富的陕西各地政府看来,只需要圈出一块地,让曲江团队来讲一通故事,便可坐享土地增值红利,何乐而不为,以段先念为核心的曲江团队所打造的曲江模式,越来越被地方政府所看重。
陕西文投资和曲江文投正在运作的,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临潼国家级文化旅游度假区,将将在延安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基地,参与华山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在陕西的10个地级城市建设市民文化广场……
在曲江团队所做的2009年“文化盘点”中,有这么一段话:陕西省政府已经明确,“要以曲江模式为蓝本,以曲江文化产业板块为核心,整合省市优势资源,促进陕西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意味着,以文化遗址与旅游景点重建的办法改善一地的基础设施和人文景观,并带动周边地块升值,从而实现城市与城市开发商共同获益的曲江模式已经得到陕西当地认可。
正是在区域竞争、旅游地竞争的逼迫下,行政区划的概念已经开始逐渐淡化,谁能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就让谁来干。因而,曲江团队凭借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赢得了业务拓展的机会。2009年底,团队核心人物段先念当选“2009中华文化人物”,这标志着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实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2010年03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副书记赵国新一行专程来到西安,向曲江大明宫保护办学习遗址的保护开发经验,明确提出希望由曲江组团对辽上京遗址区域的保护及旅游等文化产业进行开发。
2009年1月份,曲江新区旅游综合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10.9%,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3.8%。大唐芙蓉园接待游客8.7万人次,三大遗址公园接待市民、游客约75万人次,曲江海洋世界接待游客4.2万人次,大雁塔北广场接待市民、游客约45人次,大慈恩寺接待游客约4万人次;区内各酒店共接待游客0.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637.42万元,旅游外汇收入91.65万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根据陕西省旅游局发布的《我省旅游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称,2008年陕西省旅游总收入为607亿元,同比增长20.4%。但是,陕西当年旅游总收入在全国仅排18位。2008年,陕西省入境旅游者125.7万人次。其中西安90.77万人次,占72.2%,陕北陕南仅8万人次,区域旅游不平衡,旅游目的地非常单一,西安旅游一市独大。外地人到陕西旅游,集中于西安一地,能到第二个城市的属少数。宝鸡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也便利,但入境和外省游客从西安向西,大多数也仅到法门寺。2008年,陕西省政府引导性财政投入了2亿元,但仍然远低于其他旅游大省、强省的投入。而曲江团队的实践,对这些地方政府加大旅游的创意开发与大胆投入的力度上,将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
据国家旅游部门预测,到2015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达到2万亿元,这是陕西旅游业发展的机遇,它对逐步走出曲江新区,统筹全西安和陕西旅游资源的曲江团队来说,是一场非常大的机遇。

纵是金身也要呵护
在曲江团队正如鱼得水之时,一些对该团队以及运作方式的提醒声音也开始出现。有人认为,“曲江模式”所创造的,看似点石成金,导演成一个地方政府、地产商和曲江团队各方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千万不能忽视的是团队在曲江成功的偶然性和其依托条件——那就是曲江紧邻西安市区。近年西安市民对房地产的需求高涨,从而曲江有炒作房地产的市场基础,也有吸引各种创意产业人员进驻和市民消费的基础。如果是在离城很远的地方,买房的人少,消费购物的人更少,文化地产的增值链条就很难实现,巨额前期投入就可能打水漂。
而围绕段先念这个分管旅游文化和旧城改造的副市长的争议也此起彼伏。支持者将他誉为成功的城市运营商,是把一片农田变为城市会客厅的曲江新区的缔造者。反对者则不满他“借文化之名炒地皮”,担心这可能会形成官商合谋。
不过,更多视野开阔的人认为,如果将曲江团队作为一根纽带,将西安市内以及周边的各个景区都统筹开发,统一运作和宣传,确实有利于改变目前整个陕西在旅游经营方面的不足,弥补其面对丰富旅游资源而不懂得开发利用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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