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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2010年4月23日,西安本地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华商报》刊出一则消息,《17项指标若达到,西安将成国际化大都市》。报道,该文详细列举了经济发展程度、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国际开放交流程度三类指标的对比。
在经济发展程度指标中,人均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国际标准分别是:10000-12000美元、70%,而西安则为4737美元和53.7%。在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标中,西安由于高等院校众多,以致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炒锅了国际指标,但它在轨道交通客运比重、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信息化水平综合指数、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方面依然大大落后于国际标准。而最悬殊的差距则体现在国际开放交流程度上,西安在跨国公司进驻数量、外国金融机构数量、城市年入境旅游人数、年举办国际会议次数、外籍人口比例上,都不到国际指标值的三分之一。
这则新闻放在别处,都不免被人当作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这则新闻出现在西安几家本地网站后,竟然引来了网民们煞有介事的一番分析与对比。西安人渴望重建自我国际化大都市的潜在心理,又一次展现在公众面前。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从世界的中心变迁到中国的西北,但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份,西安市民一和人提及秦皇汉武就免不了自我荣耀一番。
什么是国际化大都市?既然西安对这个身份这么感兴趣,这个概念就很值得考量一番。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国际化大都市,而一般人对巴黎、日内瓦、新加坡甚至上海等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则多少还有些迟疑。
按照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的解释,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那有哪些可供量化的指标呢?首先自然是政治权力中心、贸易中心和主要银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其次是各类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类似的还有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七项标准:主要的金融中心;主要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发达的第三产业;主要的制造业中心,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足够多的城市人口。
对比一下上述标准,西安要“达标”还来日方长。为何西安敢提“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呢?原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发布消息宣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获批,明确提出,将西安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如此,还应“把西安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区域性经贸物流会展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以及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这一下,一般人就都明白就里了。对西安而言,“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在精神上是城市的兴奋剂,在经济上更是实惠的助推剂。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自己达不到标,那自然是国家投入还不够。果然,在关中—天水规划出台后不久,包括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示范基地、综合保税区、大量增开国际航线等政策优惠就接踵而至。
不过,网民将过于高远的目标拿出来说一说无关大碍,但是政府还是不行。今年4月中旬西安市委召开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会议,就务实地定性为“务虚会”。国际化大都市还不太“实”,先悠着点。按照政府的口径就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可以定位为“把西安建设成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区域性专业性国际化大都市”,落脚点应定位在“区域性”、“专业性”和“历史文化特色”上。这样将范围限定后,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就容易建设多了,也不容易被外人讥笑为不自量力。
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怎么建?即使太宗再世,则天复活,也不大可能将西安打造成为纽约伦敦。按照目前西安市的规划,西安最有可能成为的,是成为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和一个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即使是这个目标,对西安来说依然不轻松。
曾经的长安身份,在过去除了给西安带来的称号,并无其他;而如今,当西安城墙脚下的人们发现祖宗们的遗物在经过包装后,拿出来就有人看有人买时,他们看到了莫大的机遇。没有人比西安更迷恋曾经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但是这种迷恋,在假装入戏之时,其实并不是“痴迷”,而是自我在发展时的一种策略。
有人曾这样总结,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政府提出的,一类是当地媒体炒作的,还有一类是企业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提出的。但炒作这个概念容易,要真正从变成“国际化大都市”,就几乎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城市的市民所能左右的事情,而是需要天造地设,这就是西安的宿命。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2006年10月,我参加“玄奘之路”活动,起点是西安,计划经河西走廊,穿越中亚,进入南亚次大陆,最终到达印度那烂陀。新闻发布会和活动启动仪式就在曲江的大唐芙蓉园举行,我还在这里的湖畔草坪栽种了一棵菩提树。
历史上的西安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出发点:玄奘是从这里出发,带回佛教的大乘真经;鉴真、空海和阿倍仲麻吕是从这里出发,将佛教和唐文化传向日本;更有一批批古代商人从这里出发,经过丝绸之路,把丝绸、瓷器带到中西亚和欧洲。在全球化以前的历史上,或许并不存在一个世界中心,但西安无疑是那个时候的世界级都城,它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和盛世唐朝开放、包容的姿态,至今仍令人神往。历史上的曲江芙蓉园早已湮没在战乱中,没有留下遗迹,专家学者根据不多的史料,想见这个世界都城中的皇家禁苑,亭台楼阁,花团锦簇,代表了当时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准。
我听说,今天的曲江已经相当成熟,成为西北最好的住宅区。大雁塔北广场上游人如织,大唐不夜城里消费者比肩接踵。三年半前的曲江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如今被高档社区环绕的大唐芙蓉园,那时候更像个郊区大型公园。能看出来,园子的规划很用心思,既然古迹无存,就利用古代的“无形遗产”,在文化上做一些大胆尝试。设计师又很注意分寸,整体采用了唐风建筑。感觉:大唐芙蓉园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对西安探索“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当然,西安更多的地方难以像这样一张白纸好画画。西安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古都,“随便一锄头下去,都可能挖到文物”。比如西安城墙,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建筑。又比如大明宫,虽然已无法看到模样,只留下遗址40余处,但来到这里,依然能神往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宫殿,彷佛听到千年时光的回音。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最不缺什么?西安最不缺的是时间。
西安最缺的是什么?我认为,西安最缺的也是时间。过去,搞建设搞开发的人对西安的历史颇多埋怨,一个工程,一不小心挖到文物,不仅要停工,耽误建设,还要承担相应一笔费用。甚至一些本地的朋友也感觉,西安的历史消耗了发展的时间,拖了经济的后腿。
这几年间,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逐渐向内地、向中西部辐射,相当一部分资金、人才向西安等大城市转移,寻求新的增长机会;加上中西部市场意识增强、中央政策的扶持,使得中西部城市发展一日千里,超出了我们预想。同时,随着旅游产业升级、文化产业兴起,对历史的抱怨变成了兴趣。但如何利用好这些历史遗产,珍惜和保护我们的文化,同时开发出其最大价值,又不断形成许多新问题。比如前几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他认为科技手段不存在问题,国家的稳定、繁荣也有利于保护文物,应该让炎黄子孙享受这笔文化财富,而且,“预计门票每年可收25亿元”。但也有考古专家认为,文物保护方面依然存在技术瓶颈,只有突破这个瓶颈,才会考虑发掘——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安人民确实会感觉时间不够用,只能慢慢来了。
但比较而言,西安的历史积淀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传统六大古都中,今天仍是核心城市的只有北京、南京、杭州和西安。仅就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资源来看,北京的明清文化、南京的明和民国文化、杭州的南宋文化,在历史悠久程度、在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性方面,都与西安的周秦汉唐文化有一定距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官方和民间的“盛世”预期日渐强烈,对西安重唤周秦汉唐文化气质,应该是大利好。
我听说,西安许多古迹保护和开发工程都采用了国际招标的形式,国际知名事务所也屡屡中标。换在几年前,这恐怕会引起争议吧?“老祖宗的遗产,怎么能交给外国人来整理呢?”我想,恢弘大气、自由开放、崇尚文化、自信包容,这才是我们理想中的唐朝气质。
西安的城标大雁塔就是最好的例子:佛教本是外来的宗教,塔也源于古印度,被称为“窣堵坡”。大雁塔不仅名称典故来自印度,造型上也是玄奘摹仿印度“雁塔”的窣堵坡式而造。更有意思的是,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单位是一家美国的设计公司SOM,他们却千挑万选地选中了大雁塔为原型,以东方美学来阐释这座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
西安人应该在寻找唐朝文化理想的过程中,就逐渐恢复我们祖先的这种精气神。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西安市副市长、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段先念访谈录

唐诗人王昌龄与友李白、高适等在江宁琉璃堂吟诗唱和的情形 图片提供/Fotoe
说到曲江,段先念无疑是焦点人物。我们采访了一家在西安开发多年的非本地公司,公司负责人与“曲江团队”有过多次接触,他画了一个三层金字塔,最顶上一层,“政府官员——这是段市长的社会身份。”中间一层,是段先念最为人称道的“文化产业引领者+城市运营商+模式创新”,最底下也是最基础的一层,是段先念念念不忘的、也是他据以推动城市运营和模式创新的基础:汉唐文化。
段先念有知识分子背景,他是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并在西安理工大学里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在他心里有深深的汉唐文化情结。不管是曲江模式,还是未来数个“辐射区”的开发,都是以“汉唐文化”尤其大唐盛世的文化内涵为推动助力。

万科周刊(以下简称“万”):请您谈谈西安城市的文化内涵?
段先念(以下简称“段”):西安是周秦汉唐的古都,在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孔夫子的思想精华是仁和礼,他提出“克己复礼”,这个“礼”就是指“周礼”,是上至天子,下到庶民,人人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没有这个,社会就“礼崩乐坏”。周礼深远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伦理。
秦朝统一中国,可以说,我们大一统国家的概念是从此时开始的。今天外国人叫中国“CHINA”,有学者认为这个名称来自“CHIN”,即“秦”。秦始皇建立了一套以层级体系、郡县制为特征的政法制度,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经历了历朝历代不断完善或微调,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毛泽东有一句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就是秦的制度。
今天,我们通用的语言是汉语,文字是汉字,我们国家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融和国家,这个关键字“汉”就是汉朝的汉。汉是一个很强盛的朝代,也是多民族融和的朝代,这种强盛和融和有一个背景,就是文化的统一。在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树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今天提及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从汉朝开始独尊的儒文化。
唐朝是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从精神态度上来看,它也是以后的封建盛世难以比拟的。唐的盛世充分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48000首唐诗,今天的普通老百姓走路时候随口就能背一首。全世界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是当时的长安,那时的朱雀大街有150米宽,现在的朱雀大街有150米宽吗?没有。唐盛世的精神态度是豪迈、自信的,是一种少年文化,国际主义,开放包容。在长安的街头可以看到印度舞、波斯舞,卖艺的掏出两把弯刀就耍起来了……,恐怕到今天我们还接受不了。同样的,唐朝可以接受外国人在政府里担任官职,甚至身居高位,这种气度是我们今天很难想像的。
西安作为十多朝的古都,尤其是周秦汉唐的古都,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史上的地位,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
万:从城市文化的运营展示上讲,西安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段:许多城市都做得很好,比如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尤其要向杭州学习。南宋只是偏安一隅,在历史上并非盛世,杭州的资源不一定有西安多,但杭州把一个南宋的故事通过文化创意变成文化产品,做得相当好。历史给我们留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西安还是故事,但在杭州已经变成一部故事,变成旅游产业,变成电影,变成连环画、动漫、礼品,而且把故事说得华美绮丽,这就是文化创意。
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程度是相关的。杭州现在的人均GDP是多少?已经突破了一万美元。西安才4737美元,当西安的人均GDP到7000-8000美元这个水平时,文化产业的张力要大很多,因为我们的资源更丰富。
万:您感觉,西安在把握唐文化方面到了几成功力?
段:六成。唐朝的精神面貌是很振作的,大唐人十分勤奋。唐朝有一种创新、开放、包容、自信、海纳百川的心态,舍我其谁的霸气,是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学习的。当然,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秉承了这一心态。
比如,我们目前开发的所有项目,招投标都是和国际接轨。这个东西美国人做得好,就请美国人来,日本人做得好,就请日本人来。大唐芙蓉园的设计就是日本人做的,之前国内十多家公司给出方案,我们都没看上,就上网去查,全世界园林设计的大师都有哪些。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我们选择了三家作对比,最后发现日本对唐朝风格的理解最深入,就选了他们——这就是大唐的特点,我们是大唐的子孙,我们做唐文化,不能自己封闭起来。
现在的大明宫项目,它涉及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一开始就请了6家国际设计团队来做,其中有一家澳大利亚的知名事务所,曾经参与了水立方的设计。所以我们动工仪式那天,澳大利亚、意大利的使馆人员都来了,这是开放心态的结果。
万:您对打开秦始皇陵这个问题怎么看?
段:过去西安不少人对文物和大遗址多少都有些抱怨。比如开发过程中发现文物,马上就不让动了。文物不属于你,你还得为此掏钱。国务院批复的西安第四次城市规划修编,390平方公里中有108平方公里是遗址保护,不能动,周边还要限高。但经过这几年来实践,我们发现,文化遗产才是西安发展的魂,文化才是我们发展的魂。
打开秦始皇陵条件不成熟,首先有技术上的难题。西安这样级别的墓多了。秦始皇、汉武帝、汉文帝、汉景帝、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通过遥感卫星,专家发现秦陵周围汞的含量非常多,说明它是被密闭起来的。有专家乐观估计,秦始皇的皮肤很可能还有弹性,你打开不打开?当年法门寺出土武则天时代的衣物,当打开墓道时还很鲜艳,非常漂亮,但眼睁睁地看着它就风化了,赶紧请湖南方面的专家,他们有马王堆的经验,这才不至于全部毁掉。
我赞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外国的专家、技术参与到我们的考古和发掘、保护工作中来,善于使用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总想着“让别人来挖我们祖宗的坟”,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老祖宗的遗产是我们的,更是世界的遗产。只要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贡献,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应该参与、可以参与。共享是当今时代的潮流。
万:您把曲江模式概括成为文化+旅游+城市,我觉得朝这条路走下去,最终会改变西安的形象和定位,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战略问题。
段:是的。最初曲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大片低价值、低开发的土地。大唐芙蓉园已经没有历史遗迹了,我们打算用13亿元建一座新的大唐芙蓉园,有不少反对意见,觉得这太过了。我说不为过。为啥呢?如果今天不去做,大唐芙蓉园就只能永远消失。活在今天的人都没见过大唐芙蓉园的样子,只是书本上提过,民间传说过。我们通过专家整理资料,演绎,集思广益,创造性地再现一个历史故事,把一个消失的东西找回来了。一千多年以后历史会这样记载,两千多年前有了芙蓉园,唐末一把火烧了,公元2005年才获恢复。它到那时就是文物,是遗产。那在今天叫什么?要叫文化遗产没人认,国家文物局、国际专家都不认。我说这是文化财产,这总行了吧?花了13亿,带动旅游,带动经济,让市民受益,让城市更美好,怎么不是财产?现在是文化财产,再过一千年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文化遗产呢?
接下来,大唐芙蓉园带动了商业,土地价值提升了。曲江的发展,没有跟政府要一分钱。最初这个片区里,城市基础设施都没有延伸过来,我们先举债,把基础设施完善,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带动整个片区的发展,这就是曲江模式。今天我们再来总结西安的发展模式,有这么三句话,可以看到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以曲江为核心向外辐射;以遗产为内容进行文化创意;以旅游为目的进行板块发展。
万:未来曲江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段:一开始,曲江还是开发区的概念,文化比较超前,功能不够完善。未来要把它的城市功能完善,居住功能上实现应有尽有,强调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在产业上,还是以文化和旅游为核心,建设国际一流的文化产业示范区。
万:对于万科这样一个外来品牌,您希望给一些什么建议?
段:万科进入西安市场比较晚,没赶上曲江发展的第一波,错过了一些机会。我有两句话送给万科:
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西安的市场潜力。因为文化积淀很厚重,西安的房地产从来没有泡沫,这里边有文化的影响,它有一套自己的反应机制,不容易跟风,这也是西安的一个特色。西安市场辐射范围广,厚积薄发,潜力是很大的。
第二,要带来万科特有的价值。我看西安万科有一个口号“为西安人民服务”,如果改成“让西安人都能买得起房”,我觉得才能体现万科特有的价值。我不同意让房价太高,我乐见万科在曲江做一个好项目,不乐见万科做一个价位特别高端的项目。西安要达到小康城市的标准,需要28万套,而且只是解决一次置业,这个市场非常大,又不能让房价走得太高,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我希望万科给西安带来好的产品,更希望万科能给大多数西安市民买得起的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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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中国的大学,西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城市。
十三朝古都,先周故地,秦汉雄风,盛唐气象,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西安的高校群落,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顶尖院校有西安交大,医学有四医大,航天航天有西工大,师范类有陕师大,农学有西北农林,文科有西北大,土木、建筑学有建筑科大、长安大,英语有西外,艺术类有体院、美院、音乐学院,军事院校有空军工程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真可谓是众星云集,群星璀璨。
三十年前,西安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重镇,大学的密度和高等教育质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只是近些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西安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有所滑坡,受累于地域和经济原因,西安的高校,大概也是中国最委屈的高校群体之一。这里通常被叫做大西北,虽然在地图上,恰好在中国地图的中心。这里通常被想象成是黄土高坡,虽然在地理上,这里是八百里秦川。尽管多少误解和偏见,西安的大学,带着大西北特有的质朴和豪放,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高校一起,培养了近代以来千千万万的栋梁,一起撑起了今天这个国家的脊梁。

西安的高校扎堆在城市南部,如果抛开90年代末期大学城的浪潮中在长安区和未央区兴建的新校区,仔细划分的话,主要集中在三块地段。
第一个地方便是交大所在的城东南。交大所在的地方,是历史上长安城里的常乐坊,大诗人白居易的故居东亭遗址,便在现在的交大校园里。这里北临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常住“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兴庆宫,南倚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的乐游原,西边是曾经“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唐代东市所在地,而东面便是刘禹锡“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的春明门故址。在这片区域,除了交大,还有以建筑和土木工程为特色的建筑科技大学,以纺织服装专业闻名的西安工程大学,以及西安本地人比较偏爱、水电和印刷包装专业较强的西安理工大学。
第二个地方,叫边家村。边家村三角算是西安城的一个文化重地,以西大、西北工大、西电为顶点,构成一个三角形,中间夹着的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这一圈位置恰好在城墙的西南角,似乎是与城东南的交大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对抗。
最后一个,则是城南的小寨,在这里,交大医学院、财经学院、陕师大、外国语学院、美院、音乐学院、石油大学、长安大学等等,星罗棋布,宛如众星云集,聚集在西安城市中轴线南段两侧。巍巍屹立千年的古都名片大雁塔和代表西安经济发展成就的高新区之间,构成了西安城里高校最密集的地区。

质朴的西北大
说起西安的大学,普通人首先都会想起西安交大,毕竟,作为中西部唯一一所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名牌大学,西安交大传奇般的辗转变迁的历史以及与上海交大之间同宗同源的恩怨渊源,都成为人所熟知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地处西安的大学,第一个要说的,却不是交大,而是一所以“西北”命名,却并不那么有名的大学——西北大学。
美国也有一个西北大学,这所人人皆知的私立名校位于伊利诺伊州著名的密歇根湖畔,是世界知名大学之一。在古城西安,也有这样的一所西北大学,虽然两所学校的背景和历史迥异,这两所西北大学,却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西北大学曾经是中国西北地区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比邻六百年历史的明城墙,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美国西北大学相似,中国的西北大学也以文理科见长。
贾平凹、王刚、何西来、雷抒雁……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出自西北大学文学院。
张曙光、张唯迎……一大批在中国经济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教授,出自西北大学,西大经管学院也因此被称作“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的舒德干教授,在《自然》、《科学》以第一作者发表10余篇论文,成为发表在世界一流科学期刊上最多的学者之一。
西北大学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石油地质专业人才。据统计,曾一度在全国十四个大油田中,有十三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均由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被美国《华侨日报》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23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校内迁来陕,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复称国立西北大学。
建国初期,西大曾经是中央教育部直属的全国14所综合大学之一,可惜这样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开始,西大大部分的院系被调整。今天的交大医学院、外国语学院、西北民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等,多多少少都与西大有血脉相连。正是因此,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作是“西北高校之母”,但是,孩子一个个成家立业茁长成长了,母亲却操劳过度,元气大伤。
但是,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1958年归属陕西省政府主管,虽然在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却一直是省属学校。90年代开始,“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开始,西大却困于省属大学的尴尬身份,屡屡碰壁。身为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西北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西大“西北高等教育之母”的历史地位和今天的现实是极不相称的。实事求是的讲,近几十年来,西大在数学、物理、生物、地质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也绝不亚于一些教育部直属高校,可惜作为一所省属大学,又地处西北,严重限制了西大的发展。
西北大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不管是国立还是省属,不管是辉煌还是衰微,前辈们留下的成绩值得骄傲,也时刻在鞭策着新一代的西大人。2009年,在多年的争取之后,西大终于获得了省部共建的资格,也许,这可以成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开始吧!

以工报国的西交大
说完了西大,回过头来说交大。
西安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七所大学之一,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的九所大学之一,是首批入选“111计划”的8所高校之一。作为一所百年名校,交大是西安人心目中毋庸置疑而且无可撼动的西部第一高校。在外地人面前,西安人以交大自豪;在本地人之间,西安人以自己的孩子上交大为荣,交大已经成为了西安的一张名片,但交大和西安的渊源,却是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中国高校的版图上,绝大多数的城市上演的,都是一场“双雄会”。比如北大清华之于北京,复旦上交之于上海,中山华南之于广州,天大南开之于天津,武大华科之于武汉,南大东南之于南京。两所名校,要么一工一综,要么一文一理,便如同两朵并蒂莲花,争奇斗妍,各有千秋又彼此含着些许不服气。偶尔有些一枝独大的,比如川大和浙大,也是自家的嫡长子娶了亲家的独生女,里外都是一家人。唯独在西安,是外来的女婿挑大梁。
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系出同门,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与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从此南洋北洋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南洋公学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 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原陕西财经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与交大合并,分别成为现在的交大财经学院和医学院。
1959年的交大分家,好比兄弟俩个,长子出远方,幼子留故乡。西交就如同一个年轻时代为了理想毅然远离故土远赴他乡的游子,十几年后,已经在大西北扎根发芽,开花散叶,成长为社会栋梁,也肩负了新家庭的责任。只是,眉宇间,总是难掩一丝身为异乡人的疏离和远离故乡的落寞。
交大位置优越,兴庆校区地处城市东南繁华地带。北门是原来的皇家园林兴庆公园,出南门不远便是乐游原青龙寺,西距西安城保存完好的明代城墙也不过一站之遥。校内名胜古迹众多,唐代白居易东亭遗址就掩藏在东区草坪绿树之间,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蛤蟆陵”遗址便是今天主楼前面的山坡,这片绿地现在是交大校内著名的景观,只有非常知名的学者、社会精英来访,才有机会在这里植树留念。而每年清明到校庆之际,交大校园里繁花似锦,樱花道上游人如织,也已经成为西安人一个重要的游玩赏花的节日。雁塔校区更是地处小寨商圈中心地带,在校门抬头便可见鼎鼎有名的大雁塔。
交大也是西安有名的大学中所剩无几的仍然把全部本科生留在本部,而没有迁往城郊大学城新校区的大学之一。不像很多学校的本科生身处远离城区的新校区,每逢周末才有机会进一次城,来回路上要花去几个小时,交大学生在西安的生活可谓惬意,周边交通便利,距离主要的商业圈都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路程。
饶是如此,老交大严谨勤奋的学风和“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校训,仍然影响深远,交大学生的勤奋程度,在国内高校中是有名的,每年冬天图书馆前排队的人群和自习教室里埋头苦读的身影,常常成为校内媒体和兵马俑BBS的热点话题。
交大的学科门类齐全,各个领域的排名都很靠前,基本上与学校在全国的排名吻合。最好的专业方向是电气自动化、能源动力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和管理,这些也是交大传统的优势学科,一些专业的水平甚至不在清华之下。虽然地处西北,多少会受到一些地区的影响,交大用他数十年来磨砺的如西北汉子一样的铮铮铁骨,和源自黄浦江畔的侠骨柔情,撑起了电气、动力、机械工程领域的半壁江山,为中国工业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百年来,交大涌现出了无数知名校友,仅两院院士就有近百位。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都是他们之间的杰出代表。被称之为力学华人三杰的高华建、锁志刚、卢天健便是80年代后毕业的新一代交大学子的楷模。近年来,交大励行改革,少年班、“2+4+X”、“钱学森实验班”、“书院制”等一系列措施,更加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一代代的交大学子,怀抱“青年之模楷,邦国之荣华”,“为世界之光”的梦想,投身科学,践行了交大百年来“以工报国”的传统。

西北农林和西工大
同处西安的“985”高校中,另外两所分别是隶属工业与信息化部,原属国防科工委的西安工业大学,和位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三航”(航空、航天、航海)特色著名的高等学府。进入西工大,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楼——航空楼。正如它的名字,这里首先让人感受到的是西工大的第一特色——航空。坐拥阎良这一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基地,西工大更是得天独厚。
西工大被称作是新中国航空人才“摇篮”,她见证了我国航空科技艰难曲折而又壮丽辉煌的发展历程。西工大一直以来都是牵头承担国防重大工程项目或国家重大专项为数不多的高校之一。西工大人几乎参与了代表国家水平的所有机种、机型的研制,从歼-5到歼-10,从运7到“大飞机”的研制,西北工业大学一直与中国的航空事业同行。
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和1952年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两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整体迁入。
西北工大诞生于抵御外辱的抗战期间,数十年来服务于国防事业。时至今日,西工大的学生依然习惯于自称一院二院三院,延续着从祖辈以来几代军工人的含蓄和内敛。一院航空,二院航天,三院航海,这也基本上代表了工大实力最强、最具特色的几个院系。
虽然地处西北,名声不显,西工大的实力并不在他的兄弟院校哈工大、北航、北理工等之下,反而且更保留了国防院校深藏不露的传统。国庆60周年上首次亮相的国产无人机,便是出自西工大。这便是西工大的特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手,便是国之利器。
工大的校徽中,有一个羽人的形象。《山海经·海外南经》记:“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战国的屈原也在《楚辞》中写道:“仍羽人于丹秋兮,留不死之旧乡。”这一形象,反映了工大人对天空的梦想,也记录了他们与航空航天的世代情缘。
西工大的校友遍布军工系统,尤其以航空系统居多。例如著名航空航天材料专家张立同院士,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总装备部副部长李安东中将,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新一代的航空航天专家中,歼10双座型飞机和枭龙/FC―1飞机的总设计师杨伟和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雷凡培都是80年代之后西工大的毕业生。而“歼十”受表彰的三十位专家中有13位是西北工业大学校友,只此一项,足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地位。被称之为中国“铁娘子”,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年轻时代曾经在西工大的前身,西北工学院求学。现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也是西北工大的毕业生。
以农学见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可以追溯到1934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创办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值日本侵华占据东北,陕西三年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有识之士提出“开发西北”、“兴农兴学”。当时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陕主政,面对灾情,他积极参与,亲自踏勘校址,划定校园范围,运用政府力量,促使校园征地顺利完成,为学校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还为校刊《西北农林》创刊号题词:“立国之基”。
西北农林地处杨凌,杨凌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世界有名的农科城。《史记·周本记》记载,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可以说我国农耕文明史由此发端。
今天的西北农林,独力撑起了杨凌这座城市的半壁江山,而作为农业科学领域的唯一两所“985”高校之一,西北农林与中国农业大学在很多领域不相仲伯,平分秋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曾先后多次迁址更名。西电是一个小而精的学校,主要以电子科学为主。尤其以通讯见长,仅次于清华。西电老校区的面积偏小,但地理位置很好,就在西安高新开发区,所以学校的“高新”氛围很浓。
西电的校友中,最广为人熟知当属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柳传志。其实,西电的校友广泛的分布在中国的电子、通讯行业,尤其是在中电的各个研究院所分布密集。90年代以来在新兴的电子计算机行业也非常集中。

除了上面这些学校,西安还有许多名声不那么响亮,但在各自领域非常优秀的大学。比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地处雁塔路中段,正是大雁塔和火车站的中心位置。建大是全国八大著名的土木建筑类大学之一,城市规划和建筑类专业出色,曾经连续六届将近20年在国际最高规格的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得大奖,包括最高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陕西师范大学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也是2007年开始参与免费师范生教育试点的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之一,在师范类学校中排名很高。南郊的西安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创建的4所外语院校之一,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主要外语语种齐全的普通高校。此外,西安美院、音乐学院、石油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学院等,都是各具特色的高校。
上世纪末开始的大学合并和升格的大潮中,众多院校纷纷更名,西安也莫能免俗。许多新的校名雷同类似,反而不如原来各具特色。比如由西安煤矿学院而来的西安科技大学,由西安工业学院而来的西安工业大学,以及由原西北纺织工学院而来的西安工程大学。这其中改名改的最失败的,大概就是长安大学了。西安不但公立大学众多,也是民办学校集中的地方,知名的如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等,名气甚至盖过许多一般的院校。长安大学原来最具实力的主体部分就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以公路桥梁专业为特色,颇具实力,这个新名字,却感觉直接划入民办院校的行列了。

寥寥数语,其实只是浮光掠影的给这个城市的大学来一页速写,对于所有西安的大学而言,光荣和失落,都是一样不可避免的经历。而对于全中国的大学而言,如何真正不再盲从,选择一条追求知识和思想独立的道路,行动还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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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馆:第一批特殊客人是员工
2010年5月1日上午9点,上海世博会正式开园迎客。万科馆也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迎来了第一批特殊而尊贵的客人——在上海市工作的万科员工和家属。郁亮等人兴致勃勃地出席了万科馆开馆员工专场,一起成为万科馆的首批观众。
随后,现场人员都在一面印有万科logo、世博logo和“万科馆·2049”logo的旗帜下签名,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留下了长久的纪念。
万科的员工以及家属们随后开始了在雪山精灵、生命之树、莫比斯环、蚁穴探险、尊重·可能的故事里开始了体验之旅。雪山精灵厅里的空山鸟语、美得令人屏息凝神的金丝猴影象,生命之树厅里绿芽萌生、生命之树生长、百鸟齐飞的美轮美奂的胜景,莫比斯环厅里用20万个易拉罐和废弃的电路板做成的装饰,尊重·可能厅里讲述的个人、组织、企业为环保而奋斗的宏大场景和真实故事让参观者们印象深刻。而蚁穴探险厅里乘坐“热气球”造型的升降台体验蚁穴的构造和非洲大草原的美丽,以及那两只可爱的小白蚁小a和小n,则让小朋友们笑逐颜开。

陕西馆:千载英华,山水长安
世博会陕西馆,以盛唐时期的古长安为背景,以唐式宫殿为中心,由主宫殿及两侧角楼构成,两座从宫殿上跨越出的拱形桥与角楼相连,直抵“秦岭”背景墙前的“九龙舫”,外形流畅,气势磅礴。陕西馆以人文线索串起“千年帝都”、“千里秦岭”、“千载文华”、“千人英姿”四大展区,呈现出“昔日皇家宫苑、今日百姓家园”的陕西人美好生活环境。告诉人们陕西除了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黄土高原,还有“人文陕西、山水秦岭”的新形象。
作为整个陕西馆中心的“千年帝都”展区,是一座以“华清池宫殿”为原型的唐代长安宫殿,透过其金色和红色的主色调尽显气势恢弘、富丽堂皇的大唐气象。
“千里秦岭”展区则通过华山、瀛湖、太白山三处苍茫秦岭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展示秦岭及八百里秦川的绿色生态美景。
“千载文华”展区主要展示各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长安人文符号,展现长安的人文。
“千人英姿”展区将展示陕西历代的文化名人。
除了四大展区外,亮点纷呈的互动环节则全面展现了陕西多彩的人文历史。
世博会期间陕西馆的最大亮点,是千挑万选而出的真人版“唐明皇”、“杨贵妃”,他们不但会与高仿真机器人唐明皇、杨贵妃同台表演,还会与游客进行影像互动。届时,真人装扮的唐朝仕女也会在宫殿内迎宾。
真人版的“唐明皇”、“杨贵妃”分别由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罗尧和《长恨歌》艺术团的演员杨静扮演。除了广为人知的《长恨歌》舞蹈,陕西馆还将演绎“帝妃巡游”、古代投壶等活动。普通观众与秦始皇兵马俑脸谱互动是陕西馆的另一亮点,参观者可在上千个兵马俑中找到与自己“最相像”的脸谱。世博会期间,通过一种叫互动一体机的机器,参观者就可从古老的兵马俑脸谱中找到与自己最为相似的一个。此外,兵马俑携手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寓意深刻,8米人文柱浮雕绘制“史前文明、黄帝创世、周代礼仪、秦王统一、汉使丝绸、盛唐长安、红色延安、魅力西安”等,也将是陕西馆内令来者惊讶的亮点。
“陕西活动周”在9月6日至9月10日举行,主题是“舞动陕西”。

世博会大明宫馆:讲述一个王朝的故事
作为上海世博会上唯一一座宫殿式建筑,大明宫馆位于上海世博园城市最佳实践区北部区块,占地960平方米,是一座二层钢木建筑,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担纲设计,上海建工集团承建。大明宫馆设计创意来自唐朝李华《含元殿赋》“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阙而为翼”。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建筑历史学家已有的复原研究,参照大明宫主殿——含元殿西翼的栖凤阁为蓝本,以唐代阙楼建筑艺术的代表“三出阙”形式为设计思路,以唐栖凤阁1:1比例复原实体,外形古朴雄浑,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杰出代表。
上海世博会上的这个“栖凤阁”,以其宏伟大气的造型,在诸多现代化建筑中别具一格。“栖凤阁”四周流淌的护城河水让这座大唐宫殿在凸显灵动之余更增添了几分神秘。
走过护城河上的拱桥,进入斗拱飞檐下高大的宫殿,先进的雾幕成像系统,将逼真的大明宫含元殿景观再现游人面前。继续向前,经过成像系统制造出的亦幻亦真的大门,就正式踏入了大明宫馆的展区。
外形虽是宫殿模样,可大明宫馆内部却处处透露着时尚和先进。巨型弧幕电影和3D特效都会给游人别样的震撼。由著名导演金铁木担纲拍摄的巨型弧幕电影《从宫殿到公园》,将带领游人从秦岭横空而下进入中华文明发祥地西安,穿越秦始皇兵马俑,进入风景优美的曲江景区,领略大雁塔、曲江池、大唐不夜城的迷人风采,并穿古城墙而过来到唐朝大明宫遗址。
世博会期间,游人还能在此欣赏到大型诗乐舞《梦回大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东仓鼓乐》、打击乐《大唐六骏》等唐文化综艺演出。
世博会期间,按照上海世博局要求,大明宫馆二楼贵宾厅将成为上海世博局接待备用的贵宾厅,将举行迎宾、送客等独特的盛唐文化特色演艺活动,使其成为西安与世界各大城市进行文化友好交流的世博中心。
2010年8月15日是大明宫的城市特别活动日。大明宫展馆计划在2010年的5月1日、8月15日、6月12(中国文化遗产日)、9月5日——10(陕西周)及10月1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园时举行活动。届时,将有反映盛唐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场馆或者表演场所呈现陕西独特的人文精粹。
大明宫展馆是一座完美融合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运用的全新功能现代化展览馆,着眼于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和谐共生这一世界性课题。世博会期间,大明宫馆将举办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展。届时古法造纸、秦腔、老腔、皮影、泥塑等极具关中民俗特色的表演都将亮相世博会,让游人感受西安的传统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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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具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剧团有三个,一个是法国芭蕾舞剧团、一个是苏联的莫斯科大剧院、还有一个就是西安易俗社”。——田汉

位于钟鼓楼商圈,紧邻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南侧的案板街,有个不大也不小的剧院叫“易俗社”,就是这个剧社,也是现代秦腔创作与传播的源头,已然是旅游西安最为值得游玩观赏的地方。西安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创办于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经过九十五年风雨的冲刷,西安易俗社现在还是全国唯一整体保存下来的戏曲团体和剧院,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百年易俗社剧场,它不仅见证了易俗社和秦腔的发展,而且还见证了我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易俗社创建之初,就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当时并不在西一路现址办公,而是在租借的现土地庙十字的一所小学进行训练,小学开学后搬到了位于五味什字的中州会馆(即今西安市六中地址)。半年之后,即1913年元旦,第一期学生在都城隍庙舞台正式开幕演出。后来又将社址迁移到盐店街的五省会馆。这个会馆在清末叫八旗奉直会馆,辛亥革命后成为顺天府、直隶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的五省会馆(即今西安军分区招待所地址)。由于易俗社隶属于陕西省教育厅,1915年初由省财政厅将五省会馆购买后,拨给易俗社使用。这时,易俗社已有两班学生一百多人分别演出,由于新剧目丰富多彩,演员阵容整齐,并有像刘箴俗、刘迪民、沈和中、苏牖民、刘毓中等知名演员,叫座力甚高,经济收入甚好。于是在1917年6月,易俗社花了六千两银子,购买了关岳庙前舞台房产两院,就是今天的西安市西一路易俗社剧场所在地。
西一路,在清代是满城西墙内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因在路北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武庙(即今陕西省文化厅地址),因而就将这条巷子叫武巷。武庙以祭祀关云长为主,还供有岳飞、赵云、郭子仪等英雄神位。辛亥革命后,为了突出岳飞这位民族英雄,将武庙改为关岳庙,也就将武巷改为关岳庙巷了。易俗社购买的两院舞台房产所在地,清末时它的西边也有座不大的关帝庙(即今西安市政协大楼后),但在辛亥革命以后,关帝庙的东西两边已废为一大片空地,军阀陆建章任陕西督军时,就将这里规划给他所要修建的宜春园之中,其中的一座舞台就是专门进行演出与游艺活动的场所。陆建章离任陕西时,他的儿子就将本是官产的宜春园转让,于是易俗社买下了宜春园舞台及其周围的两院房屋。从这时起,甲班学生在西边五省会馆演出,乙班学生在东边宜春园演出。
两年后,即1919年,易俗社对宜春园进行了较大的修整,临街新建了大门楼,门额竖挂有易俗社文化教员洪子明楷书“易俗社”三字的牌匾。剧场北墙开了三道门,中门上方墙上有青石雕刻的“易俗社”三字,由新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楷书。剧场本为砖木结构,歇山重檐屋顶,厅内东西北三面建有木质转角楼,东西楼设有包厢。这次又重新改建了舞台,为演出场景变换的需要,设计安装了转台,需用时用人力在台下推动转盘。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使用后观众引以为奇,盛况空前。这样,就正式议定以关岳庙巷为易俗社本社,五省会馆为分社,仍分甲乙两班演出。直到1923年10月,易俗社正式交还了盐店街五省会馆,分社人员全部搬回本社,从此易俗社的演出地点就完全固定在关岳庙巷的易俗社剧场了。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办了易俗社,并多次对剧场进行过小的修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西安市政府曾拨专款重修剧场,在剧场前设立门厅,改北门墙为水泥墙,改北楼为钢筋水泥梯形楼面,改观众池地面为坡地,安置了皮沙发座椅。特别对舞台作了较大的改造,将台口由原来的8米多拓宽成近11米,增加了附台,西边为乐队席,东边为灯光台,并增设了吊景设备,另建了服装和化妆室,使整个剧场设施得以配套和完善。1992年,市政府在投入较大的资金修建易俗大剧院的同时,也对易俗社小剧场进行了改建。最大的变动是将原来的门楼移至剧场的西边,门内新建了一圈两层办公楼,正对的二楼上还有专门的排练场。这样就使剧场矗立在西一路的街面上,当人们从这里经过时,一眼就能看到这座古朴凝重的老式建筑。经过改建的剧场门楼两层,有四根圆柱直通楼顶,由绿色琉璃瓦的屋檐上下相隔。顶端上方雕塑的“西安易俗社”五个金黄色大字,出自于为易俗社写了一辈子戏牌的老职工刘东生之手;上面是三组雕有长方形格子的花窗,下面同样为三组屏风式雕有长方形格子的大门。圆柱和门窗统统涂以鲜亮的棕红色,既保持了剧场原有的古色古香韵味,也令人感觉到某种现代气息。剧场内也重新整治一新,舞台上增添了新的灯光、音响设备,使之更接近于现代演出的要求。
西安解放以后,1951年7月,为推动戏曲改革工作,易俗社改为第一个公营剧团。
易俗社改为公营剧团,这对广大演职人员来说是件大喜事。7月13日,在易俗社剧场举行了庆祝大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及西北局、省、市有关领导出席了欢庆大会。据当时参加大会的易俗社老艺人回忆说,当习仲勋步入剧场,看到有条标语上写着“接管易俗社”的字样时,他立即纠正说,易俗社不属于反动组织,不能说“接管”,而应提“接办”。他在讲话中指出:易俗社过去四十年,在秦腔的改革上做了许多工作,有过不少贡献……易俗社在西北人民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会后,习仲勋又给市上领导说,易俗社由张锋伯直接领导,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西安市的领导,特别是副市长张锋伯,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使易俗社的硬件建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六十年代初,政府又专门拨专款整建了易俗社剧场,使整个舞台演出面貌一新。省市领导都很关心易俗社,许多易俗社老艺人说过,凡易俗社排演新戏,总能见到张锋伯坐在剧场内观看和指导。在秦腔界还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有次审查《三滴血》,樊新民扮演的晋信书在第三次滴血时,没有说“马下个牛娃也是有的”一句台词,当时坐在台下的赵伯平就说,为什么没说这句话?易俗社社长杨公愚解释说,有人嫌这句台词粗俗,就让删掉了。赵伯平说,这有什么粗俗的,观众熟悉,舞台效果很好嘛!樊新民在接下去的演出中加上这句台词,台下果然哄堂大笑。易俗社不仅在剧场演出了许多好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有些戏还参加了全国重大演出活动,如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三大秦班进北京演出等,在秦腔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由于文化市场的多元化,群众的兴趣和爱好也相应发生了转变。特别是修建了易俗大剧院以后,易俗社原来的剧场开始受到冷落,不再有那么多观众奔向这里,剧场门前再难见昔日观者如潮的辉煌了。但是,易俗社剧场自有它的价值在,观众坐在这里观看易俗社的经典剧目,就会自然地给人一种原汁原味的艺术享受。特别是易俗社剧场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这个剧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这里曾演绎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它作为历史的见证是其他任何剧场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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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乔家大院》,改变了人们对山西煤老板的看法,多简单。”
——曲江影视集团总裁赵安如此形容电影的影响力。

◎ 现在西安在校大学生120万,数量上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世界第三。
——有人感慨,不仅在“在西安人面前不要谈历史”,也不能谈大学。

◎ 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就是牛肉加土豆,对西安人来说,肉夹馍就等于共产主义。
——陈忠实

◎ 居长安者盛世统,迁洛阳者天下分。都金陵者朝命短,首幽燕者众卑微。
——《中国都城史》

◎ 把西安更名为长安,或者让西安再次成为中国首都,更多是一种玩笑。
——陈忠实对西安的地位一直保持着一种长者式的清醒。

◎ 在薛平贵这种在外包小三、离家18年没有音讯回来竟然还要验证自己元配贞洁的JP(极品)WS(猥琐)凤凰男面前,王宝钏真是餐具孔雀女的代表人物……
——中国首个爱情文化主题公园曲江寒窑遗址公园于2010年5月1日开园,有人看了王宝钏事迹后不免调侃。

◎ 难道也要将陕西卫视交给曲江管理,改名个曲江卫视不成?
——网友评论陕西卫视近年滞后的改革

◎ 西安人哪去了,为什么不抢注“长安”商标呢?
——得知中央政法委的杂志叫《长安》,“荣耀西安”论坛一热心网友“雁过长安”发帖如此称……

◎ “陕”字,一个河南的小县城,有什么资格来命名一个省份。
——部分陕西网友认为陕西车牌应该以“秦”开头

◎ 不了解西安的人没资格做我的男朋友。
——一女大学生因为男友指着中国地图问了声“西安在陕西吗?”而要求分手。

◎ 楼主又是一个“长安改名党”!
——一些西安网友热衷于将一切改名长安,比如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改名为“长安机场”、“陕西历史博物馆”改名为“长安博物院”、“西安”改名为“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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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陈平原、王德威 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是一本关于城市文化研究的专题论著集。之所以称之为“文化研究”,是因为其中混杂着不同学科不同知识背景的作者研究起点各不相同的论文,这很难用传统的单一学科体系来界定。关于此,这本书的简介有着极为清醒和睿智的认识:“专题论文集既不同于汗漫无涯的杂志,也不同于一以贯之的专著,讲究的是‘众声喧哗’中,自有相近的学术视野与精神追求。”“不同而相近”的“众声喧哗”,近乎同气相求产物下的“自由精神,独立思想”。要之,这是一本关于古都西安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是城市文化气脉的共通体。
此论文集按论述对象分为五个专辑,当然这更多意义上来说是精神上而非物理上的区分。第一辑是“考古学及历史学视野中的长安”,第二辑是“古典文学视野中的长安”,第三辑为“近现代文化史视野中的西安”,第四辑专注于谈论“当代西安的阅读与写作”,第五辑称得上是“古都西安的回顾与展望”。作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中的一种,它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想象与何般的记忆?
抛开学术研究的视角不谈,单纯这样一次城市文化的研讨本身,近乎西安的“文化寻根”和“信心重建”活动。西安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人们汉唐盛世的影子,而西安的“其命维新”也同样离不开汉唐语境。日本学者平势隆郎于是回到秦时的西安,谈论秦始皇的城市建设计划与其理念基础,贝克定则去书写西汉时代的城市与城郊,还有学者去关注唐代诗歌在长安的流传、中国诗歌主体于长安的形成、隋唐京都形象、隋唐音乐的文化变迁等等,当然还有汉唐之后的各个时代人们眼中的长安、当下的西安。
这样的谈论,反而无不在深处渲染着时下这座名为“西安”城市的焦虑和失落——正是因为“长安”身份的辉煌和壮阔,反导致如今被更名的“西安”的精神性不满。从汉唐盛世的荣光中剥离出来,西安称得上是座尴尬的城市。这本论文集中写《汉唐记忆与西安文化》的肖云儒曾说,“历史的西安……不只属于西部,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这便是自豪中隐然失落。而著名的哈佛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则在这里谈论贾平凹的小说,撰写了一篇题为“废都里的秦腔”的文章。说句题外话,这“废都”却尝是西安的绝佳隐喻——“都”意味着此前灿烂的文明和绝佳的声誉,而“废”则隐喻着如今和当初相比的落差。与此相呼应的是曾轰轰烈烈要求西安还名长安的改名运动,这运动的背后映照的恰是如今的西安隐然的失落。
此书从出版到现在已一年有余,但似乎在大范围内的反响寥寥。除了它作为学术论文集的身份外,已不是世界焦点的城市西安独有的那份尴尬,难道已经传染到这本书的传播中?

《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美] 芮乐伟·韩森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海外汉学研究一直是为国人所忽略的领域,当然这里的“国人”是指普通大众而不包括此领域有深研的学界。幸好这些年来不少出版社似乎在做海外汉学研究的推介工作,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凤凰文库”正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所著的《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即是其中的一种。
芮乐伟·韩森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兼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女性汉学家。她的这部著作,和不少海外汉学研究著作一样,称得上是部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史之作。它系统地介绍了从上古至公元1600年的中国历史,作者依据近年来纷繁缭乱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新成果,重构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框架,认为传统中国并非孤立、僵化的,而是开放和生机勃勃的。除展示跌宕起伏的政治兴衰画卷和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外,作者还结合其研究领域,重视民族、民间信仰和妇女问题,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读者在其中可以看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的身影,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从硕学鸿儒到市井妇孺等等。另外,古代中国社会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
有论者称,本书作者着重使用考古资料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史料,改变了传统关于中国历史以政治为主线、以王朝循环为结构的固定模式和思路,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被传统叙述方式所忽略的社会生活、民间社会、世俗信仰以及与中外交通等方面作了细致的描述。而这样的方法,恰为海外汉学研究所惯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选定的时间节点。“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这个副标题将时间的钟摆悬停在了公元1600年上,当然这也是很多海外汉学家非常注重的年份,许多人将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分野划在这一年。1601年,利马窦正式进入北京的视野,中西有了面对面的接触,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便在此后姗姗来迟。故而在这个层面上说,《开放的中国》相当于是书写古代中国的历史,而透过的却是西方的视角。
当然由于对中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歧异性,芮乐伟·韩森的这部著作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谬误或偏见。比如在前言部分,作者称“中国人实际同时信仰儒教、道教、佛教三种宗教”,这个观点便值得提出质疑。一个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民族,一个更多时候只是将儒释道三者视为心灵退避之所的民族,如何“同时信仰”,又如何面对“宗教”这个西学意义上的概念?晚明有个叫林兆恩的人创立过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但这仅仅是流星乍现,而且更像是某种意义上的信仰实验了。

《大秦帝国》(典藏版)
皓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版。
该如何来写一部描述第一帝国秦之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换句话说,该如何叙述铁器文明的发端、崛起和席卷天下,如何回溯一个民族早已几乎丧失的精神之根脉?孙皓辉历时十六年呕心而成的六卷长篇系列小说《大秦帝国》,却是试图向这个早已丢失了传统和精神之源流的民族重述历史细节和大时代风貌的努力。
著名学者谢有顺对此书曾有是言:(在《大秦帝国》所塑造的几十个形象鲜明的角色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野生的、生机勃勃的中国,它意气风发,思力旺盛,理想高迈,气度庄严,用人、断事不为人伦俗见所限,这些,连同那活跃在大争之世的血气和雄心,读之,感之,往往令人心潮澎湃。与这个野生的中国所固有的气象比起来,汉唐之后的中国,更像是圈养的、饲养的,少了许多野气、血性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皓晖穷多年之功为这个远逝的、野生的中国立传,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但是,野生的中国变而为之圈养的中国,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出身,往往具有其决定性的意义。从横向的时间轴来看,公元前后四百年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是个有趣的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充满着战争、杀戮、彼此争斗或彼此妥协。而在这个时间段上,依托海洋文明而生的古希腊城邦制最终孕化了民主,我们依托内陆农业文明而生的秦帝国则崛起于铁血的列国争雄时代,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却也孕化了数千年的极权专制——整个古代中国的政治运作架构,在这里已然有了雏形。秦帝国在数千年前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凝聚的历史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依然在悄悄规范我们的生活。
这个只有十五年生命的帝国,飘乎而来,倏忽而逝。但这个短命的帝国却恰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它中国真正从松散做到了实质性的法理统一。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大秦帝国》的作者为我们呈现了被大众视野所忽略的历史细节和史实,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历史长河中曾立潮头的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正如有关书评评价的那样,这些人物“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
总体而言,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所要做的,却是作家以一己之力试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而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虽然在面目层面戴上了儒家面具,但骨子里依然依照秦帝国所确立的法则运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研究秦帝国的崛起过程,近乎观照整个中国历史的生长过程。在小说体裁的功能之外,《大秦帝国》似乎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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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新区管委会杨书民、周冰、李元访谈辑录

杨书民,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记者:曲江新区文化产业的新发展目标是什么?
杨书民:继荣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之后,西安曲江新区又将目标放得更为长远,那就是采取强力举措,加快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加快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建设管理水平,创建世界一流文化产业示范区。
2010年,曲江新区将举全区之力,加快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确保今年10月1日开放;推进曲江新区二期建设,加快临潼国家级旅游休闲度假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的建设,启动法门寺二期开发建设,推进曲江核心区重点项目建设:寒窑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曲江一中等项目今年将建成开放。
记者:曲江新的规划核心是“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曲江的目标——打造“中国文化第一极”?
杨书民: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即在一个园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最大限度整合文化资源和品牌,降低产业内部交易成本,放大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的叠加效应,使创意以最快捷的方式实现价值兑现。
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是曲江打造“中国文化第一极”目标的第一步,也是曲江二期规划的核心所在。在曲江新区二期扩区后40.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规划建设艺术家村落、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动漫游戏产业园区、文化娱乐产业园区、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影视产业园区、国际文化体育休闲园区、曲江文化景区、国际会展产业园区等九大文化产业园区。这些园区,基本涵盖了文化产业链条上的产业生态。
记者:曲江新区的建设迄今已经8年,它为西安市民带来了什么?
杨书民:作为曲江的建设、决策与参与者,我深感骄傲。曲江的发展把古老的历史遗存、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给予其显现化、丰富化。让空间更具文化品位,让文化更亲近生活,是曲江新区不懈追求的目标。漫步在曲江新区,传统与现代,浓郁的人文气质,使人恍如置身于诗一般的城市。正如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样,曲江新区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在了每一处,让人们在城市里幸福地聚居,让城市承载起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营造出一种温馨、浪漫的归属感。
曲江新区,正在努力用文化诠释这座城市的灵魂,让人们在享受现代城市的繁荣之时,不会遗忘一座城市的精神。

周冰,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西安曲江大明宫保护办主任。

记者: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项目是国家大遗址保护的重点工程,大明宫保护办如何实现并完成遗址公园建设的前期工作?
周冰:2007年10月,按照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西安曲江新区全面承担唐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周边城市改造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对于能够承担如此意义重大的项目,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深知大明宫遗址在整个中华传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深知承担该项目的同时也就承担起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唐代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提出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民族复兴的文化标志”的宣言,是想藉此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明确表达一个信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工程。
2009年来,在各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共同努力下,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拆迁与安置任务进展都很顺利。
记者:什么是“大明宫模式”?
周冰:我想是规划设计工作要先行、先导。大明宫遗址不是一般的遗址,它历史价值巨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宏的建筑群,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现实意义重要,是“丝绸之路”整体申遗的东方龙头,是西安城市化进程提速的重要因素;拆迁安置任务艰巨,3.2平方公里范围内有7个城中村,89家国有企事业单位,涉及10万余拆迁人口和350万平方米拆迁面积。
为了完成大明宫保护展示示范园区的规划设计,我们组织了由规划专家小组和设计小组两部分人员组成的规划设计团队,为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进行规划决策,并具体完成规划编制及图纸绘制等工作。在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下,今年我们组织了很多评审会、论证会,先后有“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选方案评审会”,陕西省文物局在北京举办的大明宫总规大纲专家研讨会,国家文物局对西安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总规方案的评审会以及大明宫遗址区的考古规划评审会。由以色列设计团队、澳大利亚IAPA公司承担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详细规划已完成。
记者:大明宫研究院开展了哪些工作?
周冰:没有科学研究作为基础的保护是胡工作、乱工作,没有保护实践的研究是空中楼阁,大明宫研究院是大明宫保护的一面科学的大旗。
大明宫研究院是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起成立的事业单位。我们将充分依托这一平台,以开展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唐文化研究推广、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把它构建为“教科文、产学研”为一体的、国际认可的高等级专业学术科研机构。研究院设立学术委员会,设立六个研究所,初期承担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规划、策划、考古等科学研究和服务管理工作。未来,我们将努力使之成为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一样的在国际、国内文保领域有重要地位的研究院所。

李元,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临潼旅游休闲度假区管委会主任,曾任曲江演出集团董事长

记者:临潼的开发计划是怎样的?
李元:临潼度假区开发建设周期为五年,2010正式启动,于2014年建成。度假区分三步实施共投入资金约930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投资260亿元。着力打造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温泉疗养、商贸会展为一体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据初步估算,临潼国家旅游度假区建成后,年可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旅游收入40亿元。
记者:曲江演出集团近年的发展情况如何?
李元:西安曲江演出集团创建于2007年初,目前西安60%以上的演出都跟曲江有关。这支年轻的演出团队,从2007年起就创下了令人惊叹的业绩,不仅成功地组织运营了“郎朗音乐会”、《四十二街》、《猫》、《大河之舞》、《灰姑娘》、《藏迷》等国际演艺大戏和周杰伦全球巡演西安大型演唱会,还创造性地参与了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灯光音响设备的提供和运营,获得了巨大成功,让世界同行瞩目。我们集团在2008年就已跻身中国演艺企业十强。
记者:西安是怎样扶持文化演出产业的?
李元:在全国影视人才中,西安出去的人才占四分之一都多。陕西影视制作方面是小规模、小作坊式的,曲江办了高级编剧的培训班,举办新人新作展,办贷款担保公司,如果曲江影视没有投入,陕西一半的小影视公司活不到今天。
曲江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如果没有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就没有土壤,曲江必须建立一个孵化平台。曲江目前已经成立了文化产业扶持基金,每年从财政中拿出钱来支持这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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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有部热播的电视剧叫《无字碑歌》,说的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只要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名目的来历:无字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向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在乾陵司马道东侧,北靠土阙,南依翁仲,西与述圣纪碑相对,奇崛瑰丽,巍峨壮观,它的主人是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自秦汉以来,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比如上面提到的述圣纪碑,便是女皇帝为他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立的歌功颂德之碑。但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女皇帝自己的记录功勋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因而被传为千古之谜。
回过头来说乾陵,这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帝王陵墓。华夏数千年文明史,帝王难以计数,因而帝王陵墓也遍地都是,尤其是在西安和洛阳,一山一丘都可能埋着王公贵族的骨头。但这座乾陵却不一般,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里面埋葬着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它修建于公元684年,历时23年才基本完工,由于乾陵修建于唐王朝最兴盛的时期,故而它从多方面开创了我国的帝陵之最。此后,历经1300多年的风雨沧桑,除司马道两侧沿主轴线列置的百余件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群外,地面的宏丽建筑已荡然无存。但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显示,乾陵地宫始终没有被盗掘过,它的内部还完整地保留着当初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数千年来,无数的皇家陵园都未能幸免被盗掘的命运,无数珍贵宝藏遗散殆尽;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目的,用不同的方式试图揭开乾陵神秘的面纱,其间黄巢盗墓、大炼钢铁时取石掘墓,但最终都未能如愿、无功而返。即是是到了现代,郭沫若便曾经上书过挖乾陵,让周恩来挡了回去。据说现在国内成立了一个唐乾陵发掘委员会,已筹集到资金五个亿,说是建各种设施大概需要三十亿,所以发掘乾陵被称之为文物界的“三峡工程”。
这个准备发掘的说法真假如何暂且不论,且不说它不符合目前考古界关于挖掘古墓的通则(即陵墓没有遭受到人为破坏,一般是不会为了考古需要去刻意发掘,因为文物的保护放在原处远比取出来人工保存安全),单纯从感情上来说,这种刻意的人为挖掘计划似乎也不大可取。我们为乾陵绝妙的设计、精湛的建筑技术和先人们高超的智慧所深深折服、惊叹不已的时候,是否应该想到,也正因如此,正因为它的安全性,才使乾陵的无数稀世珍宝在地下沉睡千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无价的宝贵财富。而今日的我们将之取出来,等于让子孙后代丧失了了解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机会。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乾陵的可能性——标题和这里的重复出现都证明了笔者对这个问题的极度关注——在于,考古层面上的周边研究和文化旅游上的深度发掘。在笔者看来,这才是乾陵和周边资源能够整合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
乾陵周边资源在考古层面上的整合,笔者觉得有这样一点思路:根据近年拍摄的作为下宫遗址的影像资料的黑白航空照片,考古人员在研究乾陵地区的遥感资料时,从乾陵南部区域的航空照片上,发现了一组清晰的地下建筑影像。专家表示,这是乾陵下宫遗址的平面结构影像,也是唐代众多帝陵中第一处比较明晰展现出的下宫布局。而且据此推测,乾陵陵域可能还有未发现的建筑遗存,因为唐代民间墓葬有在墓旁构筑下帐之习,下帐是陵墓的附属地面建筑,有的还具有园池。下帐可能是仿自帝陵下宫的建筑,从这个角度说,也许下宫附有园林结构。所以,通过考古获得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未必一定需要通过传统的发掘方式,而可以通过航空考古调查之类的新方法达到考古学的目的。
在乾陵的旅游资源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深度发掘方面,自2006年6月“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 周年学术座谈会”和9月的“唐风文化展”以来,特别是2006年11月在乌孜别克斯坦召开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第二次国际协调会议”上,乾陵和陕西其他15处古迹遗址、古代建筑、文物遗存全部获得通过,被列入“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使沉寂已久的乾陵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以文化旅游将是乾陵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和经济增长点。故而,对乾陵景区的文物保护展示环境风貌、旅游服务设施、客源市场组成、参观游览路线及旅游纪念品开发等方面作详细考察将是先期准备工作,至于就乾陵旅游发展、旅游规划以及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和热度维持则应该是文化旅游的深度发掘方面的问题。充分挖掘和展示乾陵深厚的唐文化内涵特质,把脉乾陵旅游规划的设计理念、总体思路和设想,深度整合乾陵丰富的文物旅游资源,打造和营销乾陵唐文化旅游品牌,这将是乾陵开发的另一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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