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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1982年2月22日到3月2日在西安西北大学召开的数量经济学年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在经济学上的一个里程碑。有许多天才的青年经济学家出席,他们后来成为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的开路先锋,有的还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那时候国内知道主流经济学的人很少,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是研究马列经济学的。谈西方经济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是讲数量经济学倒比较安全,因为搞马列经济学的人都不大懂数学,一见数学就头痛,于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能够借数量经济学的帽子躲避监督。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参会的名单由张守一决定。我为了让王国乡参会,特地跑去见张守一,并得到他的允诺。那次会议参加的人和报告的题目有:杨小凯(经济学和数学),张维迎(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关系),王国乡(马克思主义的平均分析与边际分析的关系),田国强(联立方程组模型的识别问题),胡传机(协同论的应用),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王书瑶(乘数法需要深入研究),钱志坚(小组长),史树中(介绍现代数理经济学),于清文(数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尚衍慎(国内市场轴承需求预测),冯文权(市场预测和经营决策的马尔科夫方法),王弼,刘建长(上海服装市场需求预测初探),周述实(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何练成,张纪岳(协同论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付金水,张宣三,张钟俊,侯先荣,张守一,晏清,张今声,仉家铸,刘世锦等。
这次会议上,传统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展开了冲突。辩论非常热烈,势均力敌,不分高下。这在当时传统经济学一统天下的条件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结果。它为以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无意间这次会议留下了里程碑般的意义。

会议分成两个小组。我是其中一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钱志坚。钱是很坚持原则的老学者,我则代表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小组会上由谁代表本小组去大会发言有激烈的争论,最后我记得是让张维迎去作了发言。那时候他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刚刚接触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但是非常敏感地看出了主流经济学必将取代传统经济学。当时在会上发言较多的,影响较大的有杨小凯,王国乡,张维迎,史树中。史树中刚刚从法国学数理经济学回来,口气很大。我当时以为他能对以后在中国发展现代经济学起很大的作用。王国乡是北大学新闻的,在校时就被打成右派。七十年代初他自己悟出了边际分析方法,很早就写出了择优分配的文章。他的经济学是自己悟出来的,是土生土长的。杨小凯对经济学的全貌已经有了很透彻的理解。他的水平和天分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田国强的报告表现出很强的数学功底,这和他的导师林少宫的指导密不可分。但是我对其他会议情况的了解不是很全面,因为我记录的只是我们这一小组的情况,另外一个组没有进入我的记录。我们这个组是讨论最热烈的一个组,是矛盾尖锐的一个组,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

何练成老师没有在会上作长篇大论的发言,但是他有包容的学术思想,特别是慧眼识人才,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功不可没。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曲江新区管委会杨书民、周冰、李元访谈辑录

杨书民,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记者:曲江新区文化产业的新发展目标是什么?
杨书民:继荣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之后,西安曲江新区又将目标放得更为长远,那就是采取强力举措,加快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加快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建设管理水平,创建世界一流文化产业示范区。
2010年,曲江新区将举全区之力,加快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确保今年10月1日开放;推进曲江新区二期建设,加快临潼国家级旅游休闲度假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的建设,启动法门寺二期开发建设,推进曲江核心区重点项目建设:寒窑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曲江一中等项目今年将建成开放。
记者:曲江新的规划核心是“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曲江的目标——打造“中国文化第一极”?
杨书民: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即在一个园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最大限度整合文化资源和品牌,降低产业内部交易成本,放大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的叠加效应,使创意以最快捷的方式实现价值兑现。
构建“全文化生态产业链”是曲江打造“中国文化第一极”目标的第一步,也是曲江二期规划的核心所在。在曲江新区二期扩区后40.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规划建设艺术家村落、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动漫游戏产业园区、文化娱乐产业园区、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影视产业园区、国际文化体育休闲园区、曲江文化景区、国际会展产业园区等九大文化产业园区。这些园区,基本涵盖了文化产业链条上的产业生态。
记者:曲江新区的建设迄今已经8年,它为西安市民带来了什么?
杨书民:作为曲江的建设、决策与参与者,我深感骄傲。曲江的发展把古老的历史遗存、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给予其显现化、丰富化。让空间更具文化品位,让文化更亲近生活,是曲江新区不懈追求的目标。漫步在曲江新区,传统与现代,浓郁的人文气质,使人恍如置身于诗一般的城市。正如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样,曲江新区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在了每一处,让人们在城市里幸福地聚居,让城市承载起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营造出一种温馨、浪漫的归属感。
曲江新区,正在努力用文化诠释这座城市的灵魂,让人们在享受现代城市的繁荣之时,不会遗忘一座城市的精神。

周冰,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西安曲江大明宫保护办主任。

记者: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项目是国家大遗址保护的重点工程,大明宫保护办如何实现并完成遗址公园建设的前期工作?
周冰:2007年10月,按照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西安曲江新区全面承担唐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周边城市改造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对于能够承担如此意义重大的项目,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深知大明宫遗址在整个中华传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深知承担该项目的同时也就承担起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唐代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提出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民族复兴的文化标志”的宣言,是想藉此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明确表达一个信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工程。
2009年来,在各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共同努力下,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拆迁与安置任务进展都很顺利。
记者:什么是“大明宫模式”?
周冰:我想是规划设计工作要先行、先导。大明宫遗址不是一般的遗址,它历史价值巨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宏的建筑群,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现实意义重要,是“丝绸之路”整体申遗的东方龙头,是西安城市化进程提速的重要因素;拆迁安置任务艰巨,3.2平方公里范围内有7个城中村,89家国有企事业单位,涉及10万余拆迁人口和350万平方米拆迁面积。
为了完成大明宫保护展示示范园区的规划设计,我们组织了由规划专家小组和设计小组两部分人员组成的规划设计团队,为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进行规划决策,并具体完成规划编制及图纸绘制等工作。在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下,今年我们组织了很多评审会、论证会,先后有“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选方案评审会”,陕西省文物局在北京举办的大明宫总规大纲专家研讨会,国家文物局对西安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总规方案的评审会以及大明宫遗址区的考古规划评审会。由以色列设计团队、澳大利亚IAPA公司承担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详细规划已完成。
记者:大明宫研究院开展了哪些工作?
周冰:没有科学研究作为基础的保护是胡工作、乱工作,没有保护实践的研究是空中楼阁,大明宫研究院是大明宫保护的一面科学的大旗。
大明宫研究院是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起成立的事业单位。我们将充分依托这一平台,以开展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唐文化研究推广、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把它构建为“教科文、产学研”为一体的、国际认可的高等级专业学术科研机构。研究院设立学术委员会,设立六个研究所,初期承担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规划、策划、考古等科学研究和服务管理工作。未来,我们将努力使之成为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一样的在国际、国内文保领域有重要地位的研究院所。

李元,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临潼旅游休闲度假区管委会主任,曾任曲江演出集团董事长

记者:临潼的开发计划是怎样的?
李元:临潼度假区开发建设周期为五年,2010正式启动,于2014年建成。度假区分三步实施共投入资金约930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投资260亿元。着力打造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温泉疗养、商贸会展为一体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据初步估算,临潼国家旅游度假区建成后,年可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旅游收入40亿元。
记者:曲江演出集团近年的发展情况如何?
李元:西安曲江演出集团创建于2007年初,目前西安60%以上的演出都跟曲江有关。这支年轻的演出团队,从2007年起就创下了令人惊叹的业绩,不仅成功地组织运营了“郎朗音乐会”、《四十二街》、《猫》、《大河之舞》、《灰姑娘》、《藏迷》等国际演艺大戏和周杰伦全球巡演西安大型演唱会,还创造性地参与了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灯光音响设备的提供和运营,获得了巨大成功,让世界同行瞩目。我们集团在2008年就已跻身中国演艺企业十强。
记者:西安是怎样扶持文化演出产业的?
李元:在全国影视人才中,西安出去的人才占四分之一都多。陕西影视制作方面是小规模、小作坊式的,曲江办了高级编剧的培训班,举办新人新作展,办贷款担保公司,如果曲江影视没有投入,陕西一半的小影视公司活不到今天。
曲江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如果没有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就没有土壤,曲江必须建立一个孵化平台。曲江目前已经成立了文化产业扶持基金,每年从财政中拿出钱来支持这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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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统王朝与分裂时期以及近现代的首都,主要都设在现在五个城市或其附近,这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当然还可以数上其他城市,但以这五个城市最为重要,其中又以前三个最为重要,其次是南京,开封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古都。

建都的多层制约
从政治地理角度来看,适宜建都的地点一般有几个层次的考虑,其中有两个层次最为要紧: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二是建都地点本身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条件与人文基础。在第一层次中的考虑又分为两方面,一是选择全国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内御外的位置,二是与统治集团的发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则。
当然从最简单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为一国的政治中心应当位于国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于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如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慎势》就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里的国就是都城的意思。这是天下统一之前人们关于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类似于《吕览》上述的话在在多有,如《荀子·大略》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是从礼制出发来说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的。又如《管子·度地》也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这样的话。事实上,《禹贡》的五服制与《周礼·职方》的九服制,都是从天下之中为原点扩展开来的。
以地理中心为首都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思路,并不玄虚,无须将此一思想进行无端的拔高。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比较大范围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区,从政治地理上来说就是所谓核心区。所以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从三河缩小到一个地点的天下之中则是洛阳。所以从西周到唐代,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虽然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时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位置。因为除了理想以外,政治军事经济因素要起着实际的作用。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这种考量下,首都就可能设在有所偏向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具体而言,在唐代以前,适合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带。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盐铁论·非鞅》所说:“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一地区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洛阳则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则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控内。而对于御外而言,由于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如果对于强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抗敌自保。如西汉、隋、唐都是如此。到了宋以后,外患则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要受到影响而发生变迁。
另一个与地理中心有矛盾的因素是政治根据地——王朝时代称为龙兴之地。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这个因素十分重要,周秦隋唐如此。
在以上因素之外,首都所在地的经济地理条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虽然首都地区的粮食与其他用品可以从全国调配,但粮食供应却要有最基本的保证,于是都城所在地区要求有一块能生产粮食的平原。在以上所说的五大都城中,都有这一优势。与经济地理相关的则是交通条件,首都必须位于交通枢纽处,这样既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同时又保证对首都的经济供应。
以上这些条件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制约,于是中国的都城,尤其是统一王朝时期,就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很难有一个地方完全满足这些条件,既然如此,就会产生某一时期在两个地方徘徊建都的情况;二,在长达三千年时间里主要的都城实际上很少,唐以前只有西安洛阳,开封只是一个补充。

西安定都之始
周的先人为了向东开拓,其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到周文王终于定于丰,在今西安以西丰水西岸。这时的周还只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随后的武王将政治中心迁到与丰隔水相望的镐。不久,武王伐纣,周取代商朝,统治了中原地区。当周武王君临天下的时候,镐京作为首都就显得过于偏西,洛阳一带处于中原地区之中心位置,有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武王就有在洛阳建都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讲的就是武王灭商后打算在伊洛一带建立都邑的事。
《周书·洛诰》也载周公语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说明他在伊洛瀍涧地区建设了洛邑,成为与镐京并立的都城。后者是正式都城,号为宗周;前者是新都城,分为两城,一为王城,一为成周,含有陪都的意味。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虽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重镇。镐京始终不迁的原因有三,上面已经提到:一是关中自然条件好,粮食供应充足;二是离前敌较近,在国家强盛时有利于抵御,而且关中是四塞之地,有险可守;三是与周人之发源地相近,有政治上的后盾。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缺点,即在地理上不是全国中心,于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王权衰落,抵御外敌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王城,远离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

西安VS洛阳
洛阳处天下之中,不但于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但缺点是防守困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小平原更无险可守。所谓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胜,只是主张建都洛阳的人的说词,真正打起仗来,就如张良所说:“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如果王朝内部有敌对势力的叛乱,则洛阳的安全性不如西安。
所以西安与洛阳两处对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个也不能说占了绝对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唐以前统一王朝的都城的定位也就有了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的特点。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人也一样从西边来,秦国的都城从西到雍,到栎阳,最后定于咸阳,就在今西安的西北面。秦国以此为基础,打败东方六国,自然也以此为统一天下以后的首都。秦虽然不以洛阳为陪都,但代之以秦始皇经常性地全国巡行活动。秦亡汉兴,仍然出现定都何处的问题,刘邦从东面而来,到了洛阳,定都于此达三四个月。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他认为是合适都城所在。后来接受娄敬、张良的建议,才西迁长安。
娄敬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娄敬所讲的是关中的形势,而以秦地为名。因为关中是秦地的核心区。这一地区的特点就是经济上有自足的可能,即“资甚美膏腴之地”;军事上是退则“四塞以为固”,进则“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张良的话与娄敬差不多意思:“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张两人的话说明关中可以控制全国形势,即使山东叛乱而失去控制,靠着关中的险固与富饶,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于西安一带,优于洛阳。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后来汉初异姓诸侯之乱,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起初虽然声势很大,但不过数月,即已彻底平定。秦国要对付的是东方六国的旧贵族的潜在危险,西汉初期要对付的是东方各诸侯的割据势力,以控内而言,建都关中是合理的选择。但与娄、张类似的话韩生也对项羽说过,可惜项羽眼光太浅,仍然要回到离自己老家较近的彭城去建都,加速了自己的败亡。
就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北面强敌是匈奴。首都建在关中有利于抗敌。秦代据之收复河套地区,又占河南地建设新秦中,深度地打击了匈奴势力。汉初虽然国力不强,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但汉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而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不但建设河西五郡,超越秦国疆域,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新疆内外部分地区纳入版图之中。这时的长安就不再过于西偏,而比过去靠近全国领土的中心了。武帝出击匈奴不但于汉代而且于整个中国历史都有很大的意义,与之可比者,只有唐太宗对突厥的抗拒,也是处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条件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如果设想西汉隋唐建都于洛阳,则于匈奴突厥必定有鞭长莫及之感,且将时刻处于其威胁之下。故大致说来,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东汉国力远逊于西汉,于匈奴于羌均有力不能胜的难处,只能建都洛阳以自保。随后的西晋比东汉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阳。介于东汉与西晋之间的曹魏只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阳为都城。汉晋之际都城在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奔波,显示出长安与洛阳在首都地位上的难以有绝对优势的态势。
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也选择洛阳作首都。因为其目的是要进取南朝,不可能以长安为基地。只有分裂后的西魏与北周才能再次以长安为都。而东魏与北齐何以离洛阳而就邺城,道理也不难理解,只是因为胡化政策的施行,自然要使都城向北迁移,以靠近原来鲜卑的根据地。还有一个原因是洛阳离东西魏(后来的北齐北周)分界线过近,军事上不利,而且移邺城实际上更也靠近东魏与北齐疆土的中心。但这一搬迁为时甚短,且影响不大。而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继承了其首都长安,唐继隋立,道理相同。关陇集团的根据地在此,首都不可能东迁洛阳。但是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地理区位条件实在优越,所以隋唐两代都城也免不了有洛阳的徘徊。
隋代重新统一天下,经济文化重心依然在黄河流域,全国性的首都依然处在东西轴线上。隋代虽然建大兴城,定都于今西安地区。但视洛阳仍十分重要,隋炀帝以之为东京,此后实际上是两都并建,而且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代隋立,虽仍以长安为首都。但唐高宗后来移居洛阳,称为东都,又成两都并建态势。武则天称帝正式定都洛阳,长安倒成了陪都。唐中宗虽返都长安,但玄宗前期曾五次移居洛阳,后来才定居长安。这种情况不但可以总括为一句话,那就是:西安的地理偏向需要以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而且还说明洛阳将要取代长安的趋势。到唐末,昭宗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此后长安永远失去首都地位,只短暂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从唐末以后,东西轴线上的首都轮替发生在洛阳与开封之间。

中国虽大,难定一都
那么难道中国之大,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就没有第三个可供选择之处,必得在西安与洛阳之间作取舍?的确如此。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而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阳之外,我们的确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除了以上已经讲过的原因外,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都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
西安洛阳东西迁移幅度虽不小,而南北位移不出纬度一度,实际上,西安、洛阳与开封,几乎就在东西一条直线上,这或可以说是一条建都的东西轴线。元代大一统以前,除非偏安,除非其他特殊原因,统一王朝首都必定不可能定位于长江流域,也不可能定位于中原王朝边缘的北京一带。只能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勉强可作为第三个选择的则是开封。从唐末起开封就是真正的政治中心,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控制了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驻节于此。朱温之所以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自然是便于控制。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开封利用运河的漕运更加方便,于经济上有明显的好处。但是由于洛阳长期以来是建都的理想所在,所以朱温定都开封并非一锤定音,接下来便是开封与洛阳的小徘徊期。朱温定都开封不过两年便西迁洛阳,四年后又还都开封。后唐灭梁以后,便迁都洛阳。后晋灭唐,两年后又定都开封,此后才延续至北宋不变。
但北宋建立之初,也并非一下子就确定建都开封的。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打算以之为都,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阻之。赵匡胤退一步说,如果洛阳不行,想到长安建都。赵光义问为什么?赵匡胤说,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等人还是坚决反对,认为应该回到开封才是正理。这大概可以算作长安洛阳之争的一个尾声吧。虽然此时以长安或洛阳为首都已无可能,但开封的确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势的优势,便只好用纯粹的武力守卫,所以首都地区的戍卫兵力要用到14万人之众。不过尽管后晋以降定都开封直至北宋末年,但同时洛阳也一直作为陪都地位存在。
北宋以后,长安即使从理念上也永远与都城告别了。但料不到千年以后的1932年,仍有一次回光返照。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洛阳办公。鉴于南京地处前线,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首都地位难以保全,因此国民党于当年三月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洛阳为行都的同时,再行设立陪都西安,并定名西京,委派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从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这个西京筹备委员会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 Cornish)对首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研究以后认为,建都地点大致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枢纽(crossways),即首都应位于要道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于防守。这三点对首都而言的确十分重要。西安一带作为首都,其地理区位与这三点全部符合。虽然西安不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国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处,但西安一带还是处于重要的交通地位上,往西通陇右,往南通巴蜀,往东通中原,往北通塞外,可以弥补不在地理几何中心的缺陷。洛阳于三个条件中只能符合一个,即交通枢纽。所以其建都优势不如西安。而无论西安无论洛阳,都只是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里才是合适的。待到经济重心南迁长江流域,政治重心转向北方时,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现南北的分化了,即北京与南京间的往复。而政治因素重于经济,北京自然在往复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优势。
但柯氏的总结与中国的情况还不尽相同。在传统中国,地理“形势”是建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是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读史方舆纪要》在分析顺天府的形势时,说其“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首都需要的就是这种“钜势强形”。在分析陕西(其实是关中)的形势时则说其“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顶,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以西安与洛阳比较,西安的形势胜;以北京与南京比较,北京的形势胜。所谓“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建瓴之喻,据古如兹,于今为然矣。”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首都以西安及北京最为强势,是有其道理的。所谓形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居高临下,坐东镇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种势,一是气势,二是地势,这种地理特征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这一点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
在与首都定位有关的政治地理要素中还有一对矛盾,那就是形势要紧还是中心为上。定都于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徘徊,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体现。这是比较难以决断取舍的矛盾,否则不会出现千年以上的徘徊,但比较起来仍是形势重要,而且说到底,天下之中的最大好处只是四方来朝与令下四方的道里均衡而已,如果只是具有天下之中的优势而并不符合作为首都的其他必要条件时,天下之中就未必一定被选作建都地点。因为交通枢纽的地位可以弥补并非天下之中的缺陷,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方便的优点也就克服了位置偏向的缺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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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具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剧团有三个,一个是法国芭蕾舞剧团、一个是苏联的莫斯科大剧院、还有一个就是西安易俗社”。——田汉

位于钟鼓楼商圈,紧邻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南侧的案板街,有个不大也不小的剧院叫“易俗社”,就是这个剧社,也是现代秦腔创作与传播的源头,已然是旅游西安最为值得游玩观赏的地方。西安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创办于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经过九十五年风雨的冲刷,西安易俗社现在还是全国唯一整体保存下来的戏曲团体和剧院,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百年易俗社剧场,它不仅见证了易俗社和秦腔的发展,而且还见证了我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易俗社创建之初,就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当时并不在西一路现址办公,而是在租借的现土地庙十字的一所小学进行训练,小学开学后搬到了位于五味什字的中州会馆(即今西安市六中地址)。半年之后,即1913年元旦,第一期学生在都城隍庙舞台正式开幕演出。后来又将社址迁移到盐店街的五省会馆。这个会馆在清末叫八旗奉直会馆,辛亥革命后成为顺天府、直隶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的五省会馆(即今西安军分区招待所地址)。由于易俗社隶属于陕西省教育厅,1915年初由省财政厅将五省会馆购买后,拨给易俗社使用。这时,易俗社已有两班学生一百多人分别演出,由于新剧目丰富多彩,演员阵容整齐,并有像刘箴俗、刘迪民、沈和中、苏牖民、刘毓中等知名演员,叫座力甚高,经济收入甚好。于是在1917年6月,易俗社花了六千两银子,购买了关岳庙前舞台房产两院,就是今天的西安市西一路易俗社剧场所在地。
西一路,在清代是满城西墙内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因在路北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武庙(即今陕西省文化厅地址),因而就将这条巷子叫武巷。武庙以祭祀关云长为主,还供有岳飞、赵云、郭子仪等英雄神位。辛亥革命后,为了突出岳飞这位民族英雄,将武庙改为关岳庙,也就将武巷改为关岳庙巷了。易俗社购买的两院舞台房产所在地,清末时它的西边也有座不大的关帝庙(即今西安市政协大楼后),但在辛亥革命以后,关帝庙的东西两边已废为一大片空地,军阀陆建章任陕西督军时,就将这里规划给他所要修建的宜春园之中,其中的一座舞台就是专门进行演出与游艺活动的场所。陆建章离任陕西时,他的儿子就将本是官产的宜春园转让,于是易俗社买下了宜春园舞台及其周围的两院房屋。从这时起,甲班学生在西边五省会馆演出,乙班学生在东边宜春园演出。
两年后,即1919年,易俗社对宜春园进行了较大的修整,临街新建了大门楼,门额竖挂有易俗社文化教员洪子明楷书“易俗社”三字的牌匾。剧场北墙开了三道门,中门上方墙上有青石雕刻的“易俗社”三字,由新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楷书。剧场本为砖木结构,歇山重檐屋顶,厅内东西北三面建有木质转角楼,东西楼设有包厢。这次又重新改建了舞台,为演出场景变换的需要,设计安装了转台,需用时用人力在台下推动转盘。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使用后观众引以为奇,盛况空前。这样,就正式议定以关岳庙巷为易俗社本社,五省会馆为分社,仍分甲乙两班演出。直到1923年10月,易俗社正式交还了盐店街五省会馆,分社人员全部搬回本社,从此易俗社的演出地点就完全固定在关岳庙巷的易俗社剧场了。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办了易俗社,并多次对剧场进行过小的修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西安市政府曾拨专款重修剧场,在剧场前设立门厅,改北门墙为水泥墙,改北楼为钢筋水泥梯形楼面,改观众池地面为坡地,安置了皮沙发座椅。特别对舞台作了较大的改造,将台口由原来的8米多拓宽成近11米,增加了附台,西边为乐队席,东边为灯光台,并增设了吊景设备,另建了服装和化妆室,使整个剧场设施得以配套和完善。1992年,市政府在投入较大的资金修建易俗大剧院的同时,也对易俗社小剧场进行了改建。最大的变动是将原来的门楼移至剧场的西边,门内新建了一圈两层办公楼,正对的二楼上还有专门的排练场。这样就使剧场矗立在西一路的街面上,当人们从这里经过时,一眼就能看到这座古朴凝重的老式建筑。经过改建的剧场门楼两层,有四根圆柱直通楼顶,由绿色琉璃瓦的屋檐上下相隔。顶端上方雕塑的“西安易俗社”五个金黄色大字,出自于为易俗社写了一辈子戏牌的老职工刘东生之手;上面是三组雕有长方形格子的花窗,下面同样为三组屏风式雕有长方形格子的大门。圆柱和门窗统统涂以鲜亮的棕红色,既保持了剧场原有的古色古香韵味,也令人感觉到某种现代气息。剧场内也重新整治一新,舞台上增添了新的灯光、音响设备,使之更接近于现代演出的要求。
西安解放以后,1951年7月,为推动戏曲改革工作,易俗社改为第一个公营剧团。
易俗社改为公营剧团,这对广大演职人员来说是件大喜事。7月13日,在易俗社剧场举行了庆祝大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及西北局、省、市有关领导出席了欢庆大会。据当时参加大会的易俗社老艺人回忆说,当习仲勋步入剧场,看到有条标语上写着“接管易俗社”的字样时,他立即纠正说,易俗社不属于反动组织,不能说“接管”,而应提“接办”。他在讲话中指出:易俗社过去四十年,在秦腔的改革上做了许多工作,有过不少贡献……易俗社在西北人民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会后,习仲勋又给市上领导说,易俗社由张锋伯直接领导,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西安市的领导,特别是副市长张锋伯,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使易俗社的硬件建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六十年代初,政府又专门拨专款整建了易俗社剧场,使整个舞台演出面貌一新。省市领导都很关心易俗社,许多易俗社老艺人说过,凡易俗社排演新戏,总能见到张锋伯坐在剧场内观看和指导。在秦腔界还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有次审查《三滴血》,樊新民扮演的晋信书在第三次滴血时,没有说“马下个牛娃也是有的”一句台词,当时坐在台下的赵伯平就说,为什么没说这句话?易俗社社长杨公愚解释说,有人嫌这句台词粗俗,就让删掉了。赵伯平说,这有什么粗俗的,观众熟悉,舞台效果很好嘛!樊新民在接下去的演出中加上这句台词,台下果然哄堂大笑。易俗社不仅在剧场演出了许多好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有些戏还参加了全国重大演出活动,如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三大秦班进北京演出等,在秦腔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由于文化市场的多元化,群众的兴趣和爱好也相应发生了转变。特别是修建了易俗大剧院以后,易俗社原来的剧场开始受到冷落,不再有那么多观众奔向这里,剧场门前再难见昔日观者如潮的辉煌了。但是,易俗社剧场自有它的价值在,观众坐在这里观看易俗社的经典剧目,就会自然地给人一种原汁原味的艺术享受。特别是易俗社剧场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这个剧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这里曾演绎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它作为历史的见证是其他任何剧场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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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谈及“富国强民”、“和谐盛世”等国事话题之际,往往习惯抚今追昔,而追的那个“昔”,往往就是指所谓的“大唐盛世”。唐代,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巅峰时代,的确令人想往。
唐帝国有足够强大的威慑力与文明魅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国家”,被周边邻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四海一家”、“混一夷华”的思想,打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地域界限,终于在继南北朝“五胡融华”之后,大幅度民族更新之后,唐帝国一跃成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的巅峰之作。
据资料统计,唐帝国境内仅北方境外部族内迁移民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唐人血管中流淌着的是“世界性”的血液。这种“世界性”不仅要推倒地理与观念性质上的国境界线,更是要从根本上摧毁心理的信念与民族之间的种族壁垒。开放的姿态是开放的心态之外在表现,唐帝国包罗四方的大中华姿态,成为那个巅峰时代的时尚。
除中亚的康国、安国、石国、曹国等对唐帝国维持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到唐长安朝贡达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进入长安约39次,拜占廷使节有7次,斯里兰卡使节有3次,日本遣唐使有14次,至于史书记载不详的朝鲜、印度、尼泊尔、缅甸、波斯以及西亚、北非诸国到长安出使的史实,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带有朝圣性质的考察取经,同样也给唐人带去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唐朝法令规定,“凡藩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唐朝有专门的机构的官吏,为帝国了解世界,为帝国开展国际工作。
在唐帝国的国都长安,所谓的胡服、胡食、胡艺随处可见,“世界性”的风情剔除掉汉人与外夷之间的区隔。大翻领、带薄帷的帽子、各式各样的纹眉、彩妆、新异的发型,伴着雨点般急促的羯鼓、鸟鸣般清扬的羌笛,长安街上的人们每天都在出席一场世博会、每天都在展示一所微缩的世界乐园。据余秋雨先生统计,长安街头,多的是外国人。三万多名留学生,仅日本留学生就先后来过一万多名。外国留学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例如仅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举的新罗(朝鲜)士子就有五十多名。
外国人进入长安的一次经典案例——出生在俄罗斯的李白,一匹马、一把剑、一壶酒就跑到长安,做起了皇帝秘书,也从此做起了中国诗人的祖宗——一千多年后的徒子徒孙们还在赞叹,“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长安的气派,凝缩着大唐帝国的壮阔气象,因为那时的“全球化”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文化包容,那时的“地球村”,长安人就是村支书。
唐帝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国家,唐长安不只是单纯的巨大的帝国首都,也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会。长安之大,大到了七倍罗马、八倍北京那么大,而这仅仅是其地理区域与建筑体量之大;而这种地域规划之大并不是单纯是体量、实力之大,这种“大”更是一种大度的心态、一种大尺度的包容。释迦牟尼的弟子、耶酥基督的使者、火神的巫师都在长安城中受到礼遇,各种思想、宗教、文化在这里汇聚成一种枝繁叶茂的文明,展示着帝国的富庶与帝都的气派。
1981年8月24日夜的西安,伫立在法门寺中的唐建佛塔,因年久失修和雨水侵袭而坍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建筑物倒塌事件,这一事件让我们意外的看到了那个昔日帝国的繁华。2499件珍宝从倒塌的塔下地宫中横空出世,这其中有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除去这件宗教圣物之外,其余的帝国珍宝几乎完全与金银、珠宝、丝绸、瓷器质地的顶级奢侈品相关,其奢华程度让当代所有的奢侈品变成垃圾。
整套宫廷茶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配套最完整的宫廷茶具。27000多枚钱币中,除去数百枚金银质地、雕刻精美的“开元通宝”之外,还有13枚玳瑁开元通宝,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绝无仅有的玳瑁币。双轮十二环大锡杖,这金灿灿的棍子,竟是一根长1.96米的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一共用去了62两黄金、58两白银。杖首两个金轮上套着12枚雕花的金环,金环围绕着两重象征圣洁的莲花宝座,顶端是一颗象征智慧的宝珠,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等级最高、制作最精美的佛教法器。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秘色瓷,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并有碑文证实的秘色瓷器,是历代皇室追寻的永远无法复制的顶级瓷种,每一件都是上亿元级别的国宝。盛装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是世界上发现的制作最精美、层数最多、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这些宝函不是简单的容器,本身就是一个大宝藏,黄金、白银、宝石、玉珠镶刻一体,让人目瞪口呆的奢迷。
外来文明在长安,没有受到普罗米修斯式的严苛审判,更没有领受异教徒的残酷火刑;而是成为唐帝国文明的一部份,不但迅速融入,而且大放异彩。非但释迦牟尼的教义在长安接受了真金白银的打造,即便是游牧民族的皮制酒袋和希腊人的牛角号都长安接受了“世界性”的再造。
1970年10月5日,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出数百件唐代窖藏宫廷金银器,其中有两件酒具——舞马衔杯鎏金银壶和镶金兽首玛瑙杯精美绝伦,其形制正是仿照游牧民族的皮制酒袋和希腊人的牛角号制作而成,而其制作材料改作了金、银和玛瑙。这是“世界性”的升级版,也是豪华定制的长安气派吧。很难想像,当一个拿着皮袋盛酒的突厥人看到这个形状与他的酒袋一模一样的金壶时,是怎样的惊诧莫名;同样也更难想像,一个正拿着牛角号呼呜吹奏的希腊人看到一件完全用玛瑙雕造的像牛角号一样的物件,在吹口处用黄金封住,就可以拿来喝酒时的那种目瞪口呆。大跌皮袋也罢,大跌牛角也罢,唐帝国的富庶与豪华的确已是“世界性”的登峰造极了。
据文献记载,玄宗时,宫廷专门驯养了百余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现场观看并训练。每到唐玄宗千秋万岁节(玄宗的生日)时,这些舞马就在兴庆宫勤政、花萼楼下给唐玄宗跳舞。舞马都披着非常漂亮的锦绣衣服,挂着璎珞,牵马的壮士也都披金挂玉。到舞马高潮时,舞马就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壮士们把床板和马一起举起来,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舞马也随之喝了酒,醉了,“舞马衔杯醉如泥”这句唐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在长安,马也是跳着舞的,马也是可以喝酒的,即使马喝酒的酒杯也是黄金铸就的。
长安,令人向往、令人神往;不仅仅是因为古老帝国的富足与豪华,也不完全是因为那个再也无法重现的瑰丽独一的文化与文明;更是因为那份惟有寄托于长安方能得以驰骋想像的宏阔气度与十足气派。大唐帝国的国都——长安,是一座万能之城;在这里没有不可以,没有不可能;只要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就是让人始终难于忘怀和始终追思神往的“世界性”的大唐气度与帝都气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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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曲江新区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而下文所描绘的一景一物,都已经或者即将呈现在曲江文化景区:

【大唐芙蓉园】
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皇家园林,2006年先后迎来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大陆寻根之旅。园内的主题演出大型梦幻诗乐舞剧《梦回大唐》更是阵容壮观,曾受到新加坡总统纳丹、总理李显龙和内阁资政李光耀的称赞。

【曲江池遗址公园】
一个水面面积700亩、集生态园林、山水景观、休闲旅游、民俗传承等为一体的开放式城市生态文化公园,改变了西安的城市气质,让西安的空气也变得温润起来。
唐城墙遗址公园:在这片被历史遗留下来的残垣上,有着大唐曾经的辉煌,有着华夏文明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今,在曲江挥刀雕刻下,她已成为了集诗歌哲学、美学体验、生态园林为一体的休闲文化长廊。

【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
在唐代大慈恩寺遗址上,结合了北方传统景观、皇家园林特色与佛教境界与深意,与大雁塔北广场、陕西戏曲大观园、陕西民俗大观园共同组成了环绕大雁塔的休闲、文化、旅游开放式公共文化旅游景区。

【寒窑遗址公园】
寒窑故事被人们传为美谈,搬上了戏曲舞台。寒窑遗址公园将成为定情婚礼纪念的圣地,爱情旅游消费,爱情纪念,爱情教育的体验式公园。

【大唐不夜城】
大唐不夜城占地967亩,总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以贞观广场、开元广场、玄奘广场为主体的大唐文化雕塑工程;以西安奘音乐厅、西安大剧院、西安美术馆、曲江电影城为代表的公共文化场馆工程;以威斯汀酒店、豪享来酒店、新乐汇商业街区为代表的酒店商业配套工程;以空中观光轻轨、景观步行街为代表的旅游交通工程。

【西安音乐厅】
一个让西安市民享受到音乐艺术的浪漫旋律,体验音乐带来的美的感受和熏染。西安音乐厅总建筑面积近1.8万平方米,是交响乐、民乐、轻音乐、流行音乐等音乐演出的专业场所,西部最大的演奏大厅可容纳1300余名观众,“镇厅之宝”——西北唯一的管风琴,出自德国管风琴制造世家——约翰尼斯·克莱斯,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风琴系出同门。

【陕西大剧院】
正在建设中的陕西大剧院,可以容纳1440余名观众,将成为西安接待国际性歌舞剧演出团体、举办大型国际文化艺术节的首选之地,更承载着“弘扬中国戏曲艺术、唱响陕西地方音律”的重要使命。

【西安美术馆】
西安美术馆斥资1.2亿元,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是集社会公益、大型艺术活动、艺术作品展览、艺术品收藏、 国内外艺术交流、艺术研究、美术教育、艺术衍生品开发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高端美术馆。
在丰富西安市民的文化生活的同事,也塑造着这个城市的气质、思想和灵魂。

【曲江电影城】
皇家、六星级、独栋宫殿式、第三代、西北最大播放屏幕……,这一切,都是网友们对于曲江电影城的评价。
看电影,到曲江,已经是西安人最为熟知的一句话。
曲江电影城,拥有8个豪华专业电影厅,共计1200多个座席,所有影厅均为数字化电影厅,曲江电影城最大影厅位于二楼的8号厅,屏幕长度高达20米,是根据该厅的具体要求专门在英国量身定做,影厅坐席超过400个,堪称是“西部第一影厅”。

【博物馆之城】
曲江新区正在建设的“博物馆之城”,让“有建筑的地方就有博物馆,有景点的地方就有博物馆”。展示汉唐壁画艺术的汉唐壁画艺术博物馆;展示灿烂的秦文明的秦文化博物馆;展示陕西知名画家优秀作品的陕西艺术家展廊;展示薛平贵和王宝钏动人爱情故事、以婚礼庆典、婚庆体验为内容的寒窑爱情博物馆。还有历代灯具灯饰博物馆、西安鼓乐博物馆、古今通宝博物馆、老水车博物馆、西安花卉博物馆、红木雅居博物馆、酒文化博物馆、秦汉唐艺术博物馆、玄奘博物馆、科举文化博物馆、曲江金元明瓷器博物馆、威斯汀宫廷珍宝博物馆、影视体验博物馆、古代铜镜博物馆、天坛女性博物馆等等一系列形态各异、主题鲜明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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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中国的大学,西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城市。
十三朝古都,先周故地,秦汉雄风,盛唐气象,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西安的高校群落,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顶尖院校有西安交大,医学有四医大,航天航天有西工大,师范类有陕师大,农学有西北农林,文科有西北大,土木、建筑学有建筑科大、长安大,英语有西外,艺术类有体院、美院、音乐学院,军事院校有空军工程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真可谓是众星云集,群星璀璨。
三十年前,西安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重镇,大学的密度和高等教育质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只是近些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西安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有所滑坡,受累于地域和经济原因,西安的高校,大概也是中国最委屈的高校群体之一。这里通常被叫做大西北,虽然在地图上,恰好在中国地图的中心。这里通常被想象成是黄土高坡,虽然在地理上,这里是八百里秦川。尽管多少误解和偏见,西安的大学,带着大西北特有的质朴和豪放,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高校一起,培养了近代以来千千万万的栋梁,一起撑起了今天这个国家的脊梁。

西安的高校扎堆在城市南部,如果抛开90年代末期大学城的浪潮中在长安区和未央区兴建的新校区,仔细划分的话,主要集中在三块地段。
第一个地方便是交大所在的城东南。交大所在的地方,是历史上长安城里的常乐坊,大诗人白居易的故居东亭遗址,便在现在的交大校园里。这里北临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常住“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兴庆宫,南倚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的乐游原,西边是曾经“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唐代东市所在地,而东面便是刘禹锡“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的春明门故址。在这片区域,除了交大,还有以建筑和土木工程为特色的建筑科技大学,以纺织服装专业闻名的西安工程大学,以及西安本地人比较偏爱、水电和印刷包装专业较强的西安理工大学。
第二个地方,叫边家村。边家村三角算是西安城的一个文化重地,以西大、西北工大、西电为顶点,构成一个三角形,中间夹着的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这一圈位置恰好在城墙的西南角,似乎是与城东南的交大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对抗。
最后一个,则是城南的小寨,在这里,交大医学院、财经学院、陕师大、外国语学院、美院、音乐学院、石油大学、长安大学等等,星罗棋布,宛如众星云集,聚集在西安城市中轴线南段两侧。巍巍屹立千年的古都名片大雁塔和代表西安经济发展成就的高新区之间,构成了西安城里高校最密集的地区。

质朴的西北大
说起西安的大学,普通人首先都会想起西安交大,毕竟,作为中西部唯一一所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名牌大学,西安交大传奇般的辗转变迁的历史以及与上海交大之间同宗同源的恩怨渊源,都成为人所熟知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地处西安的大学,第一个要说的,却不是交大,而是一所以“西北”命名,却并不那么有名的大学——西北大学。
美国也有一个西北大学,这所人人皆知的私立名校位于伊利诺伊州著名的密歇根湖畔,是世界知名大学之一。在古城西安,也有这样的一所西北大学,虽然两所学校的背景和历史迥异,这两所西北大学,却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西北大学曾经是中国西北地区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比邻六百年历史的明城墙,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美国西北大学相似,中国的西北大学也以文理科见长。
贾平凹、王刚、何西来、雷抒雁……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出自西北大学文学院。
张曙光、张唯迎……一大批在中国经济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教授,出自西北大学,西大经管学院也因此被称作“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的舒德干教授,在《自然》、《科学》以第一作者发表10余篇论文,成为发表在世界一流科学期刊上最多的学者之一。
西北大学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石油地质专业人才。据统计,曾一度在全国十四个大油田中,有十三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均由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被美国《华侨日报》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23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校内迁来陕,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复称国立西北大学。
建国初期,西大曾经是中央教育部直属的全国14所综合大学之一,可惜这样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开始,西大大部分的院系被调整。今天的交大医学院、外国语学院、西北民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等,多多少少都与西大有血脉相连。正是因此,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作是“西北高校之母”,但是,孩子一个个成家立业茁长成长了,母亲却操劳过度,元气大伤。
但是,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1958年归属陕西省政府主管,虽然在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却一直是省属学校。90年代开始,“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开始,西大却困于省属大学的尴尬身份,屡屡碰壁。身为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西北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西大“西北高等教育之母”的历史地位和今天的现实是极不相称的。实事求是的讲,近几十年来,西大在数学、物理、生物、地质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也绝不亚于一些教育部直属高校,可惜作为一所省属大学,又地处西北,严重限制了西大的发展。
西北大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不管是国立还是省属,不管是辉煌还是衰微,前辈们留下的成绩值得骄傲,也时刻在鞭策着新一代的西大人。2009年,在多年的争取之后,西大终于获得了省部共建的资格,也许,这可以成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开始吧!

以工报国的西交大
说完了西大,回过头来说交大。
西安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七所大学之一,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的九所大学之一,是首批入选“111计划”的8所高校之一。作为一所百年名校,交大是西安人心目中毋庸置疑而且无可撼动的西部第一高校。在外地人面前,西安人以交大自豪;在本地人之间,西安人以自己的孩子上交大为荣,交大已经成为了西安的一张名片,但交大和西安的渊源,却是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中国高校的版图上,绝大多数的城市上演的,都是一场“双雄会”。比如北大清华之于北京,复旦上交之于上海,中山华南之于广州,天大南开之于天津,武大华科之于武汉,南大东南之于南京。两所名校,要么一工一综,要么一文一理,便如同两朵并蒂莲花,争奇斗妍,各有千秋又彼此含着些许不服气。偶尔有些一枝独大的,比如川大和浙大,也是自家的嫡长子娶了亲家的独生女,里外都是一家人。唯独在西安,是外来的女婿挑大梁。
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系出同门,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与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从此南洋北洋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南洋公学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 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原陕西财经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与交大合并,分别成为现在的交大财经学院和医学院。
1959年的交大分家,好比兄弟俩个,长子出远方,幼子留故乡。西交就如同一个年轻时代为了理想毅然远离故土远赴他乡的游子,十几年后,已经在大西北扎根发芽,开花散叶,成长为社会栋梁,也肩负了新家庭的责任。只是,眉宇间,总是难掩一丝身为异乡人的疏离和远离故乡的落寞。
交大位置优越,兴庆校区地处城市东南繁华地带。北门是原来的皇家园林兴庆公园,出南门不远便是乐游原青龙寺,西距西安城保存完好的明代城墙也不过一站之遥。校内名胜古迹众多,唐代白居易东亭遗址就掩藏在东区草坪绿树之间,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蛤蟆陵”遗址便是今天主楼前面的山坡,这片绿地现在是交大校内著名的景观,只有非常知名的学者、社会精英来访,才有机会在这里植树留念。而每年清明到校庆之际,交大校园里繁花似锦,樱花道上游人如织,也已经成为西安人一个重要的游玩赏花的节日。雁塔校区更是地处小寨商圈中心地带,在校门抬头便可见鼎鼎有名的大雁塔。
交大也是西安有名的大学中所剩无几的仍然把全部本科生留在本部,而没有迁往城郊大学城新校区的大学之一。不像很多学校的本科生身处远离城区的新校区,每逢周末才有机会进一次城,来回路上要花去几个小时,交大学生在西安的生活可谓惬意,周边交通便利,距离主要的商业圈都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路程。
饶是如此,老交大严谨勤奋的学风和“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校训,仍然影响深远,交大学生的勤奋程度,在国内高校中是有名的,每年冬天图书馆前排队的人群和自习教室里埋头苦读的身影,常常成为校内媒体和兵马俑BBS的热点话题。
交大的学科门类齐全,各个领域的排名都很靠前,基本上与学校在全国的排名吻合。最好的专业方向是电气自动化、能源动力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和管理,这些也是交大传统的优势学科,一些专业的水平甚至不在清华之下。虽然地处西北,多少会受到一些地区的影响,交大用他数十年来磨砺的如西北汉子一样的铮铮铁骨,和源自黄浦江畔的侠骨柔情,撑起了电气、动力、机械工程领域的半壁江山,为中国工业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百年来,交大涌现出了无数知名校友,仅两院院士就有近百位。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都是他们之间的杰出代表。被称之为力学华人三杰的高华建、锁志刚、卢天健便是80年代后毕业的新一代交大学子的楷模。近年来,交大励行改革,少年班、“2+4+X”、“钱学森实验班”、“书院制”等一系列措施,更加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一代代的交大学子,怀抱“青年之模楷,邦国之荣华”,“为世界之光”的梦想,投身科学,践行了交大百年来“以工报国”的传统。

西北农林和西工大
同处西安的“985”高校中,另外两所分别是隶属工业与信息化部,原属国防科工委的西安工业大学,和位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三航”(航空、航天、航海)特色著名的高等学府。进入西工大,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楼——航空楼。正如它的名字,这里首先让人感受到的是西工大的第一特色——航空。坐拥阎良这一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基地,西工大更是得天独厚。
西工大被称作是新中国航空人才“摇篮”,她见证了我国航空科技艰难曲折而又壮丽辉煌的发展历程。西工大一直以来都是牵头承担国防重大工程项目或国家重大专项为数不多的高校之一。西工大人几乎参与了代表国家水平的所有机种、机型的研制,从歼-5到歼-10,从运7到“大飞机”的研制,西北工业大学一直与中国的航空事业同行。
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和1952年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两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整体迁入。
西北工大诞生于抵御外辱的抗战期间,数十年来服务于国防事业。时至今日,西工大的学生依然习惯于自称一院二院三院,延续着从祖辈以来几代军工人的含蓄和内敛。一院航空,二院航天,三院航海,这也基本上代表了工大实力最强、最具特色的几个院系。
虽然地处西北,名声不显,西工大的实力并不在他的兄弟院校哈工大、北航、北理工等之下,反而且更保留了国防院校深藏不露的传统。国庆60周年上首次亮相的国产无人机,便是出自西工大。这便是西工大的特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手,便是国之利器。
工大的校徽中,有一个羽人的形象。《山海经·海外南经》记:“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战国的屈原也在《楚辞》中写道:“仍羽人于丹秋兮,留不死之旧乡。”这一形象,反映了工大人对天空的梦想,也记录了他们与航空航天的世代情缘。
西工大的校友遍布军工系统,尤其以航空系统居多。例如著名航空航天材料专家张立同院士,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总装备部副部长李安东中将,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新一代的航空航天专家中,歼10双座型飞机和枭龙/FC―1飞机的总设计师杨伟和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雷凡培都是80年代之后西工大的毕业生。而“歼十”受表彰的三十位专家中有13位是西北工业大学校友,只此一项,足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地位。被称之为中国“铁娘子”,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年轻时代曾经在西工大的前身,西北工学院求学。现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也是西北工大的毕业生。
以农学见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可以追溯到1934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创办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值日本侵华占据东北,陕西三年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有识之士提出“开发西北”、“兴农兴学”。当时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陕主政,面对灾情,他积极参与,亲自踏勘校址,划定校园范围,运用政府力量,促使校园征地顺利完成,为学校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还为校刊《西北农林》创刊号题词:“立国之基”。
西北农林地处杨凌,杨凌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世界有名的农科城。《史记·周本记》记载,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可以说我国农耕文明史由此发端。
今天的西北农林,独力撑起了杨凌这座城市的半壁江山,而作为农业科学领域的唯一两所“985”高校之一,西北农林与中国农业大学在很多领域不相仲伯,平分秋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曾先后多次迁址更名。西电是一个小而精的学校,主要以电子科学为主。尤其以通讯见长,仅次于清华。西电老校区的面积偏小,但地理位置很好,就在西安高新开发区,所以学校的“高新”氛围很浓。
西电的校友中,最广为人熟知当属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柳传志。其实,西电的校友广泛的分布在中国的电子、通讯行业,尤其是在中电的各个研究院所分布密集。90年代以来在新兴的电子计算机行业也非常集中。

除了上面这些学校,西安还有许多名声不那么响亮,但在各自领域非常优秀的大学。比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地处雁塔路中段,正是大雁塔和火车站的中心位置。建大是全国八大著名的土木建筑类大学之一,城市规划和建筑类专业出色,曾经连续六届将近20年在国际最高规格的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得大奖,包括最高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陕西师范大学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也是2007年开始参与免费师范生教育试点的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之一,在师范类学校中排名很高。南郊的西安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创建的4所外语院校之一,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主要外语语种齐全的普通高校。此外,西安美院、音乐学院、石油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学院等,都是各具特色的高校。
上世纪末开始的大学合并和升格的大潮中,众多院校纷纷更名,西安也莫能免俗。许多新的校名雷同类似,反而不如原来各具特色。比如由西安煤矿学院而来的西安科技大学,由西安工业学院而来的西安工业大学,以及由原西北纺织工学院而来的西安工程大学。这其中改名改的最失败的,大概就是长安大学了。西安不但公立大学众多,也是民办学校集中的地方,知名的如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等,名气甚至盖过许多一般的院校。长安大学原来最具实力的主体部分就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以公路桥梁专业为特色,颇具实力,这个新名字,却感觉直接划入民办院校的行列了。

寥寥数语,其实只是浮光掠影的给这个城市的大学来一页速写,对于所有西安的大学而言,光荣和失落,都是一样不可避免的经历。而对于全中国的大学而言,如何真正不再盲从,选择一条追求知识和思想独立的道路,行动还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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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乔家大院》,改变了人们对山西煤老板的看法,多简单。”
——曲江影视集团总裁赵安如此形容电影的影响力。

◎ 现在西安在校大学生120万,数量上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世界第三。
——有人感慨,不仅在“在西安人面前不要谈历史”,也不能谈大学。

◎ 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就是牛肉加土豆,对西安人来说,肉夹馍就等于共产主义。
——陈忠实

◎ 居长安者盛世统,迁洛阳者天下分。都金陵者朝命短,首幽燕者众卑微。
——《中国都城史》

◎ 把西安更名为长安,或者让西安再次成为中国首都,更多是一种玩笑。
——陈忠实对西安的地位一直保持着一种长者式的清醒。

◎ 在薛平贵这种在外包小三、离家18年没有音讯回来竟然还要验证自己元配贞洁的JP(极品)WS(猥琐)凤凰男面前,王宝钏真是餐具孔雀女的代表人物……
——中国首个爱情文化主题公园曲江寒窑遗址公园于2010年5月1日开园,有人看了王宝钏事迹后不免调侃。

◎ 难道也要将陕西卫视交给曲江管理,改名个曲江卫视不成?
——网友评论陕西卫视近年滞后的改革

◎ 西安人哪去了,为什么不抢注“长安”商标呢?
——得知中央政法委的杂志叫《长安》,“荣耀西安”论坛一热心网友“雁过长安”发帖如此称……

◎ “陕”字,一个河南的小县城,有什么资格来命名一个省份。
——部分陕西网友认为陕西车牌应该以“秦”开头

◎ 不了解西安的人没资格做我的男朋友。
——一女大学生因为男友指着中国地图问了声“西安在陕西吗?”而要求分手。

◎ 楼主又是一个“长安改名党”!
——一些西安网友热衷于将一切改名长安,比如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改名为“长安机场”、“陕西历史博物馆”改名为“长安博物院”、“西安”改名为“长安”……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前些年有部热播的电视剧叫《无字碑歌》,说的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只要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名目的来历:无字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向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在乾陵司马道东侧,北靠土阙,南依翁仲,西与述圣纪碑相对,奇崛瑰丽,巍峨壮观,它的主人是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自秦汉以来,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比如上面提到的述圣纪碑,便是女皇帝为他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立的歌功颂德之碑。但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女皇帝自己的记录功勋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因而被传为千古之谜。
回过头来说乾陵,这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帝王陵墓。华夏数千年文明史,帝王难以计数,因而帝王陵墓也遍地都是,尤其是在西安和洛阳,一山一丘都可能埋着王公贵族的骨头。但这座乾陵却不一般,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里面埋葬着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它修建于公元684年,历时23年才基本完工,由于乾陵修建于唐王朝最兴盛的时期,故而它从多方面开创了我国的帝陵之最。此后,历经1300多年的风雨沧桑,除司马道两侧沿主轴线列置的百余件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群外,地面的宏丽建筑已荡然无存。但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显示,乾陵地宫始终没有被盗掘过,它的内部还完整地保留着当初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数千年来,无数的皇家陵园都未能幸免被盗掘的命运,无数珍贵宝藏遗散殆尽;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目的,用不同的方式试图揭开乾陵神秘的面纱,其间黄巢盗墓、大炼钢铁时取石掘墓,但最终都未能如愿、无功而返。即是是到了现代,郭沫若便曾经上书过挖乾陵,让周恩来挡了回去。据说现在国内成立了一个唐乾陵发掘委员会,已筹集到资金五个亿,说是建各种设施大概需要三十亿,所以发掘乾陵被称之为文物界的“三峡工程”。
这个准备发掘的说法真假如何暂且不论,且不说它不符合目前考古界关于挖掘古墓的通则(即陵墓没有遭受到人为破坏,一般是不会为了考古需要去刻意发掘,因为文物的保护放在原处远比取出来人工保存安全),单纯从感情上来说,这种刻意的人为挖掘计划似乎也不大可取。我们为乾陵绝妙的设计、精湛的建筑技术和先人们高超的智慧所深深折服、惊叹不已的时候,是否应该想到,也正因如此,正因为它的安全性,才使乾陵的无数稀世珍宝在地下沉睡千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无价的宝贵财富。而今日的我们将之取出来,等于让子孙后代丧失了了解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机会。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乾陵的可能性——标题和这里的重复出现都证明了笔者对这个问题的极度关注——在于,考古层面上的周边研究和文化旅游上的深度发掘。在笔者看来,这才是乾陵和周边资源能够整合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
乾陵周边资源在考古层面上的整合,笔者觉得有这样一点思路:根据近年拍摄的作为下宫遗址的影像资料的黑白航空照片,考古人员在研究乾陵地区的遥感资料时,从乾陵南部区域的航空照片上,发现了一组清晰的地下建筑影像。专家表示,这是乾陵下宫遗址的平面结构影像,也是唐代众多帝陵中第一处比较明晰展现出的下宫布局。而且据此推测,乾陵陵域可能还有未发现的建筑遗存,因为唐代民间墓葬有在墓旁构筑下帐之习,下帐是陵墓的附属地面建筑,有的还具有园池。下帐可能是仿自帝陵下宫的建筑,从这个角度说,也许下宫附有园林结构。所以,通过考古获得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未必一定需要通过传统的发掘方式,而可以通过航空考古调查之类的新方法达到考古学的目的。
在乾陵的旅游资源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深度发掘方面,自2006年6月“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 周年学术座谈会”和9月的“唐风文化展”以来,特别是2006年11月在乌孜别克斯坦召开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第二次国际协调会议”上,乾陵和陕西其他15处古迹遗址、古代建筑、文物遗存全部获得通过,被列入“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使沉寂已久的乾陵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以文化旅游将是乾陵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和经济增长点。故而,对乾陵景区的文物保护展示环境风貌、旅游服务设施、客源市场组成、参观游览路线及旅游纪念品开发等方面作详细考察将是先期准备工作,至于就乾陵旅游发展、旅游规划以及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和热度维持则应该是文化旅游的深度发掘方面的问题。充分挖掘和展示乾陵深厚的唐文化内涵特质,把脉乾陵旅游规划的设计理念、总体思路和设想,深度整合乾陵丰富的文物旅游资源,打造和营销乾陵唐文化旅游品牌,这将是乾陵开发的另一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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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的缘由
上世纪80年代,“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思想文化界异彩纷呈,文化、文学备受追捧,彼时,女孩子尚存“白马王子”的幻想,诗人或文学青年朦胧迷茫的诗句,即能擒获美人心。概言之,文化与经济,刚从政治的躯壳中爬将出来,尚有“齐头并进”的意思。而时过境迁,90年代以来,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傍大款”、“潜规则”等层出不穷,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文化发展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金钱、物质,逐渐成为人们唯一的生活追求,在国家社会宏观层面上,则体现为经济发展至上、GDP决定论。然而,历史并非一条直线,向来具有来回往复的脾性,现如今,文化复兴与文化产业大发展作为新的态势,正粉墨登场,向我们走来。曲江新区的探索,昭示了这一点。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必须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的试验,即时地总结出若干“模式”或“经验”,以供其他地区参考与学习,譬如“深圳模式”、“浦东模式”、“苏南模式”以及“温州模式”等,这些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每个模式的内涵都有不同,或侧重于政策驱动,体制优势,或侧重于市场竞争,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基本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发展,都无一例外地处于沿海地区。
时代发展到新世纪,文化资源异常深厚的西部内陆城市——西安开始发力,谋求发展,近几年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一种模式,即“曲江模式”。在前述数种模式中,与其最具可比性的当属浦东,因为两者都关乎城市母体与子体的关系,都关乎城市价值再造,都关乎产业化与城市化的问题。

曲江模式与浦东模式
如果说现时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盛世的话,那么千年前的汉唐,那应该算作是“盛世”一词的滥觞。西汉、唐朝的都城皆在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这里集聚了中国人赖以自豪的历史情感,厚重粗朴的传统生活气息以及作为中国人的内在气度与特性。直到现在,她都是外国人认识中国不可或缺的端口,当年克林顿访华,即访问了上海、西安、桂林,桂林代表自然山水的中国,上海代表现时代的经济中国,西安,则代表了古老的人文中国。
老树发新芽,在春风遍地的时节,古老中蕴含新机。改革开放浪潮从东南沿海卷起,沿海开放已全面铺开,北部湾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蓝色山东半岛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带纷纷开花结果,填补中国海岸线曾经的沉寂空白,延边开放也如火如荼,大潮涌动图们江,湄公河次区域顺利推进,满洲里繁忙不堪,昌吉州剑指中亚。那么不靠边,也不靠海的内陆,靠什么呢?我们欣喜地看到,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充分利用直辖市的政治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固有的工业基础,先做北部新区,现在构建两江新区,意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成都,地处天府之国,利用其在服务业上的优势,演绎休闲文章,发展高新技术,打造“西部之心”;就连原处陕甘宁边区的银川,也在谋划打造与穆斯林世界的开放渠道,那么对于西安来说,路在何方?曲江模式,是不是给西安提供了一种突破发展的可能?
长期以来,在GDP成为评价标准体系下,西安渐被人们遗忘。地处内陆的西安长期处于思想老化状态,安于现状,惰性十足,“等、靠、要”的政治思维惯性盛行,关键是,千年的历史积淀,非但未成为发展的凭借,反而沦为沉重的负担,在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空间(土地利用)与时间(历史遗迹)等关系上无法突破,需要新的思维的侵入,阴与阳的互动。
所谓“曲江模式”,就是以加快推进城市资源资产化为支撑,以盘活历史遗产为依托,以重大文化项目为带动,以拓展文化旅游为品牌的文化创想、产业示范的发展模式。曲江模式的内核是“文化、旅游、城市”,主要在以下方面形成了示范意义,一为文化产业的区域化、规模化;二是文化产业体系相对完善;三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四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与文化产业体系的共建示范。现在,“曲江模式”将被清华大学作为经典案例推广。
所谓“浦东模式”,是指在国家战略支持下,依靠“制度创新”和“政策聚焦”,极化发展,以开发区带动整个地区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浦东模式”是由中央政府发动、地方政府推动,开发与开放相结合,内外联合,相互促进。从根本上讲,这一模式带有强烈的中央政府主导与政策倾向色彩。

四相似
细究之,浦东模式与曲江模式具有众多的相同之处:
一、 城市母体与子体的共生。
浦东开发初始,“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是广为流传的熟语。此前,夜晚的浦东是一片蛙鸣之地,隔江便是繁华如织的外滩。当珠三角的改革开放试验推进到上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意识到上海的“出场”势在必然。但是老城的开发空间有限,且面临历史遗迹的保护,这样的难题同样出现在10年后的西安。于是,开发浦东,拉开了上海重新崛起的序幕,曲江新区的开发,虽未达到浦东开发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高度,但对于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来说,不啻于一个崭新的开始。
从国际上来看,有许多城市走过了母体与子体共生发展的历程,如国内的苏州和国外的巴黎、罗马,母体为子体提供各种养分,比如人才资源、城市品牌、产业支撑、成熟经验与市场需求等等,子体成为城市在新时期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城市跃升的重要引擎,可以说,如果没有浦东的开发,就没有上海的今天,上海面向未来的核心功能大多集中于黄浦江东岸。而作为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西安,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曲江所探索的方向,也有相当高的重合度。
二、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价值提升。
浦东大开发前,基本都是农村地区,而曲江也长期处于荒芜状态,到处是坟地,曲江池两旁是麦田、村落和几十米高的垃圾山,城市的属性几近于无。现如今,当你夜晚站在外滩,对面便是一个中国“曼哈顿”,浦东开放开发20年,总共投资达2700亿元,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实施投入和高质量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浦东的投资环境,浦东因此成为举世皆知的中国改革开放新成果的代言;而曲江新区的开发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不惜血本投入大资金,进行城市建设,同时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从而实现城市价值的提升,土地从30万一亩上涨到600万一亩,从一个不毛之地发展到一个迅速崛起的城市新区。曲江因此成为尽人皆知的地名,成为西安市民首选的居住区、西部最重要的游客集散地和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
三、 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行。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政府主导的痕迹,在浦东与曲江,亦不例外。“南浦大桥”四字,就是邓公挥笔写就的,从浦东开发之初的决策推动,到开发过程中的引导管理,再到步上轨道后的维持与完善,政府在此进程中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行的必然结合点就在于土地运营,浦东采取的是“以土地吸附资金,以资金开发提升土地价值,再以土地吸附更多资金,并以此推动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的方式,即“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的土地开发模式。政府无需额外向公民征税去进行浦东新区的开发,这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却有着相当普遍的创新意义,对其他地区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曲江新区的开发同样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其紧邻西安主城的区位优势,广阔的土地利用空间,使得土地经营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两种模式都是由政府主导,同时充分考虑、迎合市场化的运行规律。
四、 开发区带动与大项目带动
浦东新区的开发与其主要的开发区建设密切相关,在“中心城区-开发区-新城-中心镇”的城市体系中,四大开发区挺起了区域隆起的脊梁,成为区域城市化的龙头。与浦东类似,曲江通过实施“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带动战略”,先后投资了 230亿元,成功建设了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法门寺文化景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唐不夜城等一批重大文化旅游项目,极大地促进了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和城市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

六不同
一、区域规模与资源、城市母体不同;浦东新区与曲江新区在空间规模上相差很大,前者为532平方公里,后者仅40平方公里,浦东新区最主要的资源是土地资源,政策资源,而曲江新区不仅有土地资源,更重要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当然,两者所依赖的城市母体也大为不同。上海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中国最有可能率先进入到世界城市序列的城市,而西安是千年古都,无论在区位上,还是在产业布局上,抑或是城市功能上,都无法与上海相提并论。
二、投资来源不同;除了依托金融市场融资,以及凭借土地经营带来大量资金外,还有大量国外资本,通过特殊的优惠政策投资浦东新区,相比较而言,曲江新区积聚资本的最有力途径是房地产,来自金融领域的融资,产业方面的投资相对并不显著。
三、土地经营方式不同;浦东新区很早确立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其旗下四大开发区及其所属上市公司的主要资源都是土地,主要业务是进行土地批租、开发。曲江新区则以城市经营为核心,遵循“以地生财,自主配套,负债开发,收支平衡”原则,对新区制定了新的开发流程:征地→举债→市政配套→招标拍卖挂牌→卖地→项目规划策划→招商→项目管理。
四、支柱产业不同;浦东新区的支柱产业包括金融、物流商贸、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房地产业、汽车造船成套制造业、石化和精细化工等,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并重,在2002年到2007年间,制造业的发展甚至超过了服务业。而曲江新区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于现代服务业,大的方面讲是两类,一是旅游产业,二是文化产业,包括旅游度假、会议会展、文化娱乐、商务休闲等。
五、运营主体不同;在浦东的实践中,在管委会下面分置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等六大功能区,对土地资源分配与产业布局进行有效协调,并分担部分浦东新区政府的工作负担。虽然现在面临着裁撤的命运,但在浦东的发展过程中,功能区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长期的实践中,曲江新区逐渐培养了一批如“曲江新区发展有限公司”、“曲江地产开发公司”等运营商,替政府实施经营活动。城市运营商是具有政府功能加企业功能的复合体。成功的城市运营商必须具有四大支柱:有一定规模的土地,一定的品牌效应,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整合优化资源的能力。
六、 承担使命、背景不同;浦东新区承担着中国进入改革特定阶段的重要带动与示范责任,浦东的发展绝不是上海,乃至长三角的战略,而是彻彻底底的国家战略;相比较而言,曲江模式带有更多地自发自主色彩,虽然西安市政府赐予其“尚方宝剑”——即不以GDP为考核标准,但总体上还是遵循市场化的要求,打造区域品牌,寻求独具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模式的未来
其实,无论是浦东模式,还是曲江模式,两者对于中国其他城市都有示范意义,一个侧重于工业,一个侧重于服务业,两者都事关城市化及城市价值的提升,两者的共同处都是土地与资本的结合,只不过一个利用了文化资源,一个利用了政策资源。事实上,一座一流的城市应该是两者的合成,世界上不少国际大都市如东京、巴黎、伦敦、纽约等,不仅仅是经济中心,国际资本、商品、技术、信息的集散地,同时也是文化发展和交流中心。
当然,这两种成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模式当前也面临若干问题,致力于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浦东,实质上只壮大了上海的工业体系,服务业上的建树寥寥,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却从未超过50%,“两个中心”尚未发挥其本该发挥的作用。而且随着商务成本的高企,政策“势能”的减弱,外资项目与工厂开始撤离,经济增速下滑,民营企业成长缓慢,滨海新区迎头赶上,让浦东感受到巨大压力,南汇的并入,只是延续了此前对土地空间的饥渴惯性,充其量只是“量”上的堆积,地区间竞争正在加剧,浦东该如何面对?
曲江,同样面临诸多问题。所有的产业导入背后都带有鲜明的政府推动色彩,政府搭台可以,企业必须跟着唱戏,产业的正常运行必须遵循市场的规则,而且当土地利用空间日渐缩减,曲江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虽然,其在发展文化产业上的大胆尝试值得肯定,但在真正的文化产业发展与商业利益之间,似乎应有一个平衡;文化遗产的保护、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与过于功利、表面化的包装之间也必须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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