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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中国古代一统王朝与分裂时期以及近现代的首都,主要都设在现在五个城市或其附近,这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当然还可以数上其他城市,但以这五个城市最为重要,其中又以前三个最为重要,其次是南京,开封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古都。

建都的多层制约
从政治地理角度来看,适宜建都的地点一般有几个层次的考虑,其中有两个层次最为要紧: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二是建都地点本身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条件与人文基础。在第一层次中的考虑又分为两方面,一是选择全国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内御外的位置,二是与统治集团的发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则。
当然从最简单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为一国的政治中心应当位于国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于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如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慎势》就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里的国就是都城的意思。这是天下统一之前人们关于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类似于《吕览》上述的话在在多有,如《荀子·大略》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是从礼制出发来说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的。又如《管子·度地》也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这样的话。事实上,《禹贡》的五服制与《周礼·职方》的九服制,都是从天下之中为原点扩展开来的。
以地理中心为首都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思路,并不玄虚,无须将此一思想进行无端的拔高。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比较大范围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区,从政治地理上来说就是所谓核心区。所以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从三河缩小到一个地点的天下之中则是洛阳。所以从西周到唐代,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虽然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时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位置。因为除了理想以外,政治军事经济因素要起着实际的作用。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这种考量下,首都就可能设在有所偏向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具体而言,在唐代以前,适合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带。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盐铁论·非鞅》所说:“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一地区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洛阳则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则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控内。而对于御外而言,由于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如果对于强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抗敌自保。如西汉、隋、唐都是如此。到了宋以后,外患则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要受到影响而发生变迁。
另一个与地理中心有矛盾的因素是政治根据地——王朝时代称为龙兴之地。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这个因素十分重要,周秦隋唐如此。
在以上因素之外,首都所在地的经济地理条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虽然首都地区的粮食与其他用品可以从全国调配,但粮食供应却要有最基本的保证,于是都城所在地区要求有一块能生产粮食的平原。在以上所说的五大都城中,都有这一优势。与经济地理相关的则是交通条件,首都必须位于交通枢纽处,这样既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同时又保证对首都的经济供应。
以上这些条件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制约,于是中国的都城,尤其是统一王朝时期,就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很难有一个地方完全满足这些条件,既然如此,就会产生某一时期在两个地方徘徊建都的情况;二,在长达三千年时间里主要的都城实际上很少,唐以前只有西安洛阳,开封只是一个补充。

西安定都之始
周的先人为了向东开拓,其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到周文王终于定于丰,在今西安以西丰水西岸。这时的周还只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随后的武王将政治中心迁到与丰隔水相望的镐。不久,武王伐纣,周取代商朝,统治了中原地区。当周武王君临天下的时候,镐京作为首都就显得过于偏西,洛阳一带处于中原地区之中心位置,有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武王就有在洛阳建都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讲的就是武王灭商后打算在伊洛一带建立都邑的事。
《周书·洛诰》也载周公语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说明他在伊洛瀍涧地区建设了洛邑,成为与镐京并立的都城。后者是正式都城,号为宗周;前者是新都城,分为两城,一为王城,一为成周,含有陪都的意味。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虽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重镇。镐京始终不迁的原因有三,上面已经提到:一是关中自然条件好,粮食供应充足;二是离前敌较近,在国家强盛时有利于抵御,而且关中是四塞之地,有险可守;三是与周人之发源地相近,有政治上的后盾。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缺点,即在地理上不是全国中心,于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王权衰落,抵御外敌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王城,远离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

西安VS洛阳
洛阳处天下之中,不但于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但缺点是防守困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小平原更无险可守。所谓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胜,只是主张建都洛阳的人的说词,真正打起仗来,就如张良所说:“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如果王朝内部有敌对势力的叛乱,则洛阳的安全性不如西安。
所以西安与洛阳两处对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个也不能说占了绝对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唐以前统一王朝的都城的定位也就有了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的特点。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人也一样从西边来,秦国的都城从西到雍,到栎阳,最后定于咸阳,就在今西安的西北面。秦国以此为基础,打败东方六国,自然也以此为统一天下以后的首都。秦虽然不以洛阳为陪都,但代之以秦始皇经常性地全国巡行活动。秦亡汉兴,仍然出现定都何处的问题,刘邦从东面而来,到了洛阳,定都于此达三四个月。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他认为是合适都城所在。后来接受娄敬、张良的建议,才西迁长安。
娄敬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娄敬所讲的是关中的形势,而以秦地为名。因为关中是秦地的核心区。这一地区的特点就是经济上有自足的可能,即“资甚美膏腴之地”;军事上是退则“四塞以为固”,进则“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张良的话与娄敬差不多意思:“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张两人的话说明关中可以控制全国形势,即使山东叛乱而失去控制,靠着关中的险固与富饶,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于西安一带,优于洛阳。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后来汉初异姓诸侯之乱,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起初虽然声势很大,但不过数月,即已彻底平定。秦国要对付的是东方六国的旧贵族的潜在危险,西汉初期要对付的是东方各诸侯的割据势力,以控内而言,建都关中是合理的选择。但与娄、张类似的话韩生也对项羽说过,可惜项羽眼光太浅,仍然要回到离自己老家较近的彭城去建都,加速了自己的败亡。
就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北面强敌是匈奴。首都建在关中有利于抗敌。秦代据之收复河套地区,又占河南地建设新秦中,深度地打击了匈奴势力。汉初虽然国力不强,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但汉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而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不但建设河西五郡,超越秦国疆域,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新疆内外部分地区纳入版图之中。这时的长安就不再过于西偏,而比过去靠近全国领土的中心了。武帝出击匈奴不但于汉代而且于整个中国历史都有很大的意义,与之可比者,只有唐太宗对突厥的抗拒,也是处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条件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如果设想西汉隋唐建都于洛阳,则于匈奴突厥必定有鞭长莫及之感,且将时刻处于其威胁之下。故大致说来,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东汉国力远逊于西汉,于匈奴于羌均有力不能胜的难处,只能建都洛阳以自保。随后的西晋比东汉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阳。介于东汉与西晋之间的曹魏只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阳为都城。汉晋之际都城在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奔波,显示出长安与洛阳在首都地位上的难以有绝对优势的态势。
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也选择洛阳作首都。因为其目的是要进取南朝,不可能以长安为基地。只有分裂后的西魏与北周才能再次以长安为都。而东魏与北齐何以离洛阳而就邺城,道理也不难理解,只是因为胡化政策的施行,自然要使都城向北迁移,以靠近原来鲜卑的根据地。还有一个原因是洛阳离东西魏(后来的北齐北周)分界线过近,军事上不利,而且移邺城实际上更也靠近东魏与北齐疆土的中心。但这一搬迁为时甚短,且影响不大。而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继承了其首都长安,唐继隋立,道理相同。关陇集团的根据地在此,首都不可能东迁洛阳。但是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地理区位条件实在优越,所以隋唐两代都城也免不了有洛阳的徘徊。
隋代重新统一天下,经济文化重心依然在黄河流域,全国性的首都依然处在东西轴线上。隋代虽然建大兴城,定都于今西安地区。但视洛阳仍十分重要,隋炀帝以之为东京,此后实际上是两都并建,而且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代隋立,虽仍以长安为首都。但唐高宗后来移居洛阳,称为东都,又成两都并建态势。武则天称帝正式定都洛阳,长安倒成了陪都。唐中宗虽返都长安,但玄宗前期曾五次移居洛阳,后来才定居长安。这种情况不但可以总括为一句话,那就是:西安的地理偏向需要以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而且还说明洛阳将要取代长安的趋势。到唐末,昭宗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此后长安永远失去首都地位,只短暂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从唐末以后,东西轴线上的首都轮替发生在洛阳与开封之间。

中国虽大,难定一都
那么难道中国之大,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就没有第三个可供选择之处,必得在西安与洛阳之间作取舍?的确如此。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而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阳之外,我们的确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除了以上已经讲过的原因外,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都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
西安洛阳东西迁移幅度虽不小,而南北位移不出纬度一度,实际上,西安、洛阳与开封,几乎就在东西一条直线上,这或可以说是一条建都的东西轴线。元代大一统以前,除非偏安,除非其他特殊原因,统一王朝首都必定不可能定位于长江流域,也不可能定位于中原王朝边缘的北京一带。只能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勉强可作为第三个选择的则是开封。从唐末起开封就是真正的政治中心,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控制了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驻节于此。朱温之所以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自然是便于控制。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开封利用运河的漕运更加方便,于经济上有明显的好处。但是由于洛阳长期以来是建都的理想所在,所以朱温定都开封并非一锤定音,接下来便是开封与洛阳的小徘徊期。朱温定都开封不过两年便西迁洛阳,四年后又还都开封。后唐灭梁以后,便迁都洛阳。后晋灭唐,两年后又定都开封,此后才延续至北宋不变。
但北宋建立之初,也并非一下子就确定建都开封的。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打算以之为都,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阻之。赵匡胤退一步说,如果洛阳不行,想到长安建都。赵光义问为什么?赵匡胤说,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等人还是坚决反对,认为应该回到开封才是正理。这大概可以算作长安洛阳之争的一个尾声吧。虽然此时以长安或洛阳为首都已无可能,但开封的确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势的优势,便只好用纯粹的武力守卫,所以首都地区的戍卫兵力要用到14万人之众。不过尽管后晋以降定都开封直至北宋末年,但同时洛阳也一直作为陪都地位存在。
北宋以后,长安即使从理念上也永远与都城告别了。但料不到千年以后的1932年,仍有一次回光返照。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洛阳办公。鉴于南京地处前线,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首都地位难以保全,因此国民党于当年三月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洛阳为行都的同时,再行设立陪都西安,并定名西京,委派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从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这个西京筹备委员会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 Cornish)对首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研究以后认为,建都地点大致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枢纽(crossways),即首都应位于要道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于防守。这三点对首都而言的确十分重要。西安一带作为首都,其地理区位与这三点全部符合。虽然西安不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国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处,但西安一带还是处于重要的交通地位上,往西通陇右,往南通巴蜀,往东通中原,往北通塞外,可以弥补不在地理几何中心的缺陷。洛阳于三个条件中只能符合一个,即交通枢纽。所以其建都优势不如西安。而无论西安无论洛阳,都只是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里才是合适的。待到经济重心南迁长江流域,政治重心转向北方时,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现南北的分化了,即北京与南京间的往复。而政治因素重于经济,北京自然在往复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优势。
但柯氏的总结与中国的情况还不尽相同。在传统中国,地理“形势”是建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是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读史方舆纪要》在分析顺天府的形势时,说其“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首都需要的就是这种“钜势强形”。在分析陕西(其实是关中)的形势时则说其“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顶,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以西安与洛阳比较,西安的形势胜;以北京与南京比较,北京的形势胜。所谓“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建瓴之喻,据古如兹,于今为然矣。”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首都以西安及北京最为强势,是有其道理的。所谓形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居高临下,坐东镇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种势,一是气势,二是地势,这种地理特征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这一点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
在与首都定位有关的政治地理要素中还有一对矛盾,那就是形势要紧还是中心为上。定都于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徘徊,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体现。这是比较难以决断取舍的矛盾,否则不会出现千年以上的徘徊,但比较起来仍是形势重要,而且说到底,天下之中的最大好处只是四方来朝与令下四方的道里均衡而已,如果只是具有天下之中的优势而并不符合作为首都的其他必要条件时,天下之中就未必一定被选作建都地点。因为交通枢纽的地位可以弥补并非天下之中的缺陷,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方便的优点也就克服了位置偏向的缺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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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的缘由
上世纪80年代,“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思想文化界异彩纷呈,文化、文学备受追捧,彼时,女孩子尚存“白马王子”的幻想,诗人或文学青年朦胧迷茫的诗句,即能擒获美人心。概言之,文化与经济,刚从政治的躯壳中爬将出来,尚有“齐头并进”的意思。而时过境迁,90年代以来,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傍大款”、“潜规则”等层出不穷,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文化发展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金钱、物质,逐渐成为人们唯一的生活追求,在国家社会宏观层面上,则体现为经济发展至上、GDP决定论。然而,历史并非一条直线,向来具有来回往复的脾性,现如今,文化复兴与文化产业大发展作为新的态势,正粉墨登场,向我们走来。曲江新区的探索,昭示了这一点。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必须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的试验,即时地总结出若干“模式”或“经验”,以供其他地区参考与学习,譬如“深圳模式”、“浦东模式”、“苏南模式”以及“温州模式”等,这些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每个模式的内涵都有不同,或侧重于政策驱动,体制优势,或侧重于市场竞争,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基本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发展,都无一例外地处于沿海地区。
时代发展到新世纪,文化资源异常深厚的西部内陆城市——西安开始发力,谋求发展,近几年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一种模式,即“曲江模式”。在前述数种模式中,与其最具可比性的当属浦东,因为两者都关乎城市母体与子体的关系,都关乎城市价值再造,都关乎产业化与城市化的问题。

曲江模式与浦东模式
如果说现时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盛世的话,那么千年前的汉唐,那应该算作是“盛世”一词的滥觞。西汉、唐朝的都城皆在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这里集聚了中国人赖以自豪的历史情感,厚重粗朴的传统生活气息以及作为中国人的内在气度与特性。直到现在,她都是外国人认识中国不可或缺的端口,当年克林顿访华,即访问了上海、西安、桂林,桂林代表自然山水的中国,上海代表现时代的经济中国,西安,则代表了古老的人文中国。
老树发新芽,在春风遍地的时节,古老中蕴含新机。改革开放浪潮从东南沿海卷起,沿海开放已全面铺开,北部湾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蓝色山东半岛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带纷纷开花结果,填补中国海岸线曾经的沉寂空白,延边开放也如火如荼,大潮涌动图们江,湄公河次区域顺利推进,满洲里繁忙不堪,昌吉州剑指中亚。那么不靠边,也不靠海的内陆,靠什么呢?我们欣喜地看到,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充分利用直辖市的政治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固有的工业基础,先做北部新区,现在构建两江新区,意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成都,地处天府之国,利用其在服务业上的优势,演绎休闲文章,发展高新技术,打造“西部之心”;就连原处陕甘宁边区的银川,也在谋划打造与穆斯林世界的开放渠道,那么对于西安来说,路在何方?曲江模式,是不是给西安提供了一种突破发展的可能?
长期以来,在GDP成为评价标准体系下,西安渐被人们遗忘。地处内陆的西安长期处于思想老化状态,安于现状,惰性十足,“等、靠、要”的政治思维惯性盛行,关键是,千年的历史积淀,非但未成为发展的凭借,反而沦为沉重的负担,在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空间(土地利用)与时间(历史遗迹)等关系上无法突破,需要新的思维的侵入,阴与阳的互动。
所谓“曲江模式”,就是以加快推进城市资源资产化为支撑,以盘活历史遗产为依托,以重大文化项目为带动,以拓展文化旅游为品牌的文化创想、产业示范的发展模式。曲江模式的内核是“文化、旅游、城市”,主要在以下方面形成了示范意义,一为文化产业的区域化、规模化;二是文化产业体系相对完善;三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四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与文化产业体系的共建示范。现在,“曲江模式”将被清华大学作为经典案例推广。
所谓“浦东模式”,是指在国家战略支持下,依靠“制度创新”和“政策聚焦”,极化发展,以开发区带动整个地区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浦东模式”是由中央政府发动、地方政府推动,开发与开放相结合,内外联合,相互促进。从根本上讲,这一模式带有强烈的中央政府主导与政策倾向色彩。

四相似
细究之,浦东模式与曲江模式具有众多的相同之处:
一、 城市母体与子体的共生。
浦东开发初始,“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是广为流传的熟语。此前,夜晚的浦东是一片蛙鸣之地,隔江便是繁华如织的外滩。当珠三角的改革开放试验推进到上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意识到上海的“出场”势在必然。但是老城的开发空间有限,且面临历史遗迹的保护,这样的难题同样出现在10年后的西安。于是,开发浦东,拉开了上海重新崛起的序幕,曲江新区的开发,虽未达到浦东开发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高度,但对于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来说,不啻于一个崭新的开始。
从国际上来看,有许多城市走过了母体与子体共生发展的历程,如国内的苏州和国外的巴黎、罗马,母体为子体提供各种养分,比如人才资源、城市品牌、产业支撑、成熟经验与市场需求等等,子体成为城市在新时期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城市跃升的重要引擎,可以说,如果没有浦东的开发,就没有上海的今天,上海面向未来的核心功能大多集中于黄浦江东岸。而作为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西安,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曲江所探索的方向,也有相当高的重合度。
二、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价值提升。
浦东大开发前,基本都是农村地区,而曲江也长期处于荒芜状态,到处是坟地,曲江池两旁是麦田、村落和几十米高的垃圾山,城市的属性几近于无。现如今,当你夜晚站在外滩,对面便是一个中国“曼哈顿”,浦东开放开发20年,总共投资达2700亿元,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实施投入和高质量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浦东的投资环境,浦东因此成为举世皆知的中国改革开放新成果的代言;而曲江新区的开发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不惜血本投入大资金,进行城市建设,同时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从而实现城市价值的提升,土地从30万一亩上涨到600万一亩,从一个不毛之地发展到一个迅速崛起的城市新区。曲江因此成为尽人皆知的地名,成为西安市民首选的居住区、西部最重要的游客集散地和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
三、 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行。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政府主导的痕迹,在浦东与曲江,亦不例外。“南浦大桥”四字,就是邓公挥笔写就的,从浦东开发之初的决策推动,到开发过程中的引导管理,再到步上轨道后的维持与完善,政府在此进程中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行的必然结合点就在于土地运营,浦东采取的是“以土地吸附资金,以资金开发提升土地价值,再以土地吸附更多资金,并以此推动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的方式,即“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的土地开发模式。政府无需额外向公民征税去进行浦东新区的开发,这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却有着相当普遍的创新意义,对其他地区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曲江新区的开发同样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其紧邻西安主城的区位优势,广阔的土地利用空间,使得土地经营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两种模式都是由政府主导,同时充分考虑、迎合市场化的运行规律。
四、 开发区带动与大项目带动
浦东新区的开发与其主要的开发区建设密切相关,在“中心城区-开发区-新城-中心镇”的城市体系中,四大开发区挺起了区域隆起的脊梁,成为区域城市化的龙头。与浦东类似,曲江通过实施“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带动战略”,先后投资了 230亿元,成功建设了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法门寺文化景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唐不夜城等一批重大文化旅游项目,极大地促进了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和城市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

六不同
一、区域规模与资源、城市母体不同;浦东新区与曲江新区在空间规模上相差很大,前者为532平方公里,后者仅40平方公里,浦东新区最主要的资源是土地资源,政策资源,而曲江新区不仅有土地资源,更重要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当然,两者所依赖的城市母体也大为不同。上海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中国最有可能率先进入到世界城市序列的城市,而西安是千年古都,无论在区位上,还是在产业布局上,抑或是城市功能上,都无法与上海相提并论。
二、投资来源不同;除了依托金融市场融资,以及凭借土地经营带来大量资金外,还有大量国外资本,通过特殊的优惠政策投资浦东新区,相比较而言,曲江新区积聚资本的最有力途径是房地产,来自金融领域的融资,产业方面的投资相对并不显著。
三、土地经营方式不同;浦东新区很早确立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其旗下四大开发区及其所属上市公司的主要资源都是土地,主要业务是进行土地批租、开发。曲江新区则以城市经营为核心,遵循“以地生财,自主配套,负债开发,收支平衡”原则,对新区制定了新的开发流程:征地→举债→市政配套→招标拍卖挂牌→卖地→项目规划策划→招商→项目管理。
四、支柱产业不同;浦东新区的支柱产业包括金融、物流商贸、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房地产业、汽车造船成套制造业、石化和精细化工等,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并重,在2002年到2007年间,制造业的发展甚至超过了服务业。而曲江新区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于现代服务业,大的方面讲是两类,一是旅游产业,二是文化产业,包括旅游度假、会议会展、文化娱乐、商务休闲等。
五、运营主体不同;在浦东的实践中,在管委会下面分置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等六大功能区,对土地资源分配与产业布局进行有效协调,并分担部分浦东新区政府的工作负担。虽然现在面临着裁撤的命运,但在浦东的发展过程中,功能区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长期的实践中,曲江新区逐渐培养了一批如“曲江新区发展有限公司”、“曲江地产开发公司”等运营商,替政府实施经营活动。城市运营商是具有政府功能加企业功能的复合体。成功的城市运营商必须具有四大支柱:有一定规模的土地,一定的品牌效应,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整合优化资源的能力。
六、 承担使命、背景不同;浦东新区承担着中国进入改革特定阶段的重要带动与示范责任,浦东的发展绝不是上海,乃至长三角的战略,而是彻彻底底的国家战略;相比较而言,曲江模式带有更多地自发自主色彩,虽然西安市政府赐予其“尚方宝剑”——即不以GDP为考核标准,但总体上还是遵循市场化的要求,打造区域品牌,寻求独具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模式的未来
其实,无论是浦东模式,还是曲江模式,两者对于中国其他城市都有示范意义,一个侧重于工业,一个侧重于服务业,两者都事关城市化及城市价值的提升,两者的共同处都是土地与资本的结合,只不过一个利用了文化资源,一个利用了政策资源。事实上,一座一流的城市应该是两者的合成,世界上不少国际大都市如东京、巴黎、伦敦、纽约等,不仅仅是经济中心,国际资本、商品、技术、信息的集散地,同时也是文化发展和交流中心。
当然,这两种成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模式当前也面临若干问题,致力于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浦东,实质上只壮大了上海的工业体系,服务业上的建树寥寥,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却从未超过50%,“两个中心”尚未发挥其本该发挥的作用。而且随着商务成本的高企,政策“势能”的减弱,外资项目与工厂开始撤离,经济增速下滑,民营企业成长缓慢,滨海新区迎头赶上,让浦东感受到巨大压力,南汇的并入,只是延续了此前对土地空间的饥渴惯性,充其量只是“量”上的堆积,地区间竞争正在加剧,浦东该如何面对?
曲江,同样面临诸多问题。所有的产业导入背后都带有鲜明的政府推动色彩,政府搭台可以,企业必须跟着唱戏,产业的正常运行必须遵循市场的规则,而且当土地利用空间日渐缩减,曲江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虽然,其在发展文化产业上的大胆尝试值得肯定,但在真正的文化产业发展与商业利益之间,似乎应有一个平衡;文化遗产的保护、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与过于功利、表面化的包装之间也必须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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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西安,已非古时之长安
   1924年8月3日,西安易俗社从一位客人手里,接过了五十元银洋的捐赠,还有一方题额曰:“古调独弹。”其时,这位客人的名位尚不甚显,介绍人说起来,不过是“北京大学讲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周树人君”,当然,后一职位于易俗社而言,正好是“现管”——凡社会通俗教育、文化传播,社会教育司均有管理、奖掖之责。大概鉴于此,同行十二位学者、记者,便由他做了代表。
   后来,这一事件被大肆宣扬:鲁迅到西安,拢共廿二天居留,便到易俗社观剧五次,又是赠款,又是题匾,足见先生有厚爱于易俗社,有厚爱于秦腔。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自鲁迅生平笔墨观之,他于戏曲并无嗜爱,小时候看社戏,无非是欢喜那一点野趣与放荡,入京、居沪,日记中几乎没有看京戏的记录,偶一为文提及,总是透出一份新文学家共有的不屑,至于顺笔刺伤了梅兰芳博士,更是日后京剧界人士心中的隐痛。要说鲁迅喜欢那“西皮流水”源出的秦腔,很难让人信服。
   我将鲁迅在西安对易俗社的屡屡眷顾,更多地理解为职务行为。他接触易俗社编剧、绍兴小同乡吕南仲,鼓励吕用较新的思想观点改编旧的秦腔剧目,正如他以教育部的名义表彰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并不代表他对鸳鸯蝴蝶派的笔调有任何认同——他更欣赏的是普及文化、转化传统的努力罢了。
   不过,鲁迅答应去西安讲学,仍是很值得书写的一桩“盛事”。这并非因为鲁迅日后的大名与尊位,而是他答应去西北大学“暑期学校”本身,殊属不易。
   我们先来看鲁迅与西北大学的关系。国立西北大学,成立于1923年9月,也就是说,当校方派办事员王捷三于1924年6月往北京聘请暑期学校教员时,该校成立尚不足一年。而王捷三与鲁迅的关系,不过是其中学同学王品青曾在北大受教于鲁迅,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又是王品青的同乡。这层关系,老实说,薄弱得很。
   而且,不少回忆文章提及,此次暑期学校之设,是陕西省长刘镇华“附庸风雅”之举,否则西北大学也出不起每人二百大洋的高薪。河南来的军阀刘镇华,是陕西人深恨的当政者,鲁迅自然极不满其政务行事,因此当7月30日赴陕西讲武堂讲学时,仍然坚持讲小说史,不肯答应刘镇华“换个题目”的要求,弄得刘省长“怒形于色”——次日,新秦日报因透露刘省长“怒形于色”被勒令停刊数天,足见刘镇华的存在,只会是阻止鲁迅西游的因素。
   最后要说的是从北京赴西安的难度。时代发展太快,我们今日已很难体会从北京至西安的1100公里高速路(据谷歌地图)会给这趟旅行带来多大困扰,一位朋友就曾驱车一天跑完全程。但不必说民国之前,从西安到京师“二千四百八十里”,将近两月的行期(报人彭翼仲1906年谪戍新疆,三月初十出发,五月初八才抵西安),即便鲁迅一行在民国十三年的赴陕,也是一趟“文化苦旅”:
   七月七日晚,从前门车站上车。八日下午,抵郑州;九日夜,抵陕州。铁路从此中断。十日,登民船溯黄河西上,经三门峡,十三日下午抵潼关。十四日晨,换乘汽车西行,午后抵临潼,下午抵西安。
  一共是七日七夜。八月四日回程,路途稍有流连,至十二日夜半方抵北京,几乎费去九天九夜。鲁迅自己也在文章中感慨其不易:“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说胡须》)此时虽是学校暑期,北京大学的课不必上,但鲁迅还有一份教育部的正职,况且以他著名的爱惜时间,如无绝大诱惑,岂能如此劳师远征?
   这一份诱惑,说得出来的,当然是为了早有打算的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寻找感觉,搜集资料。没有说出来的,则是每一个中国读书人都会从词赋、典籍中获得的汉唐想象,于是,西去长安,仿佛是从文化的肢体回流往文化的子宫。这一点,鲁迅也不能例外。
   自然,去之前,人人都知晓“今日之西安,已非古时之长安”,但是真正耳闻目视,仍会有震撼般的失望。鲁迅后来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写道:“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致山本初枝》)

张恨水,燕归来
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曾在西安住了一个半月,在《西游小记》首先便提供了“旅客生活指南”,从住宿、吃饭、交通、购物到洗澡、理发、邮电、银行,无微不至,十分贴心。
看了他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如果不带铺盖的旅客,到西安以住西北饭店与大华饭店为宜,每日花费多至二元五角。带铺盖,则可以住关中旅馆等处,好房间一天也只要五六角钱。要住长久,还可以上太平巷青年会去,因为西安的青年会与别处不同,竟可以带家眷,每月包房少的才七八元,多的也就是十一二元。
吃呢,西大街的南京大酒楼很贵,小吃一顿也须三四块钱。旅馆饭的一菜一汤带饭才六七毛钱。澡堂以东大街一品香为好,理发则以南院门、盐店街的三家为佳。娱乐呢,秦腔有正俗社与易俗社,前者是“真正秦腔”,后者则带一点改良性质,任君自择。皮簧班不受本地人欢迎,所以不常有。电影院有一家,叫“阿房宫”,专映无声片。他还提到了妓院,在东大街开元寺内,“妓女半是郑州转来之下江人,规矩不详”。
这已经为向北平、上海、南京的读者活画出在西安游历的林林总总,接下来,张恨水才说到“西京胜迹”。张恨水看西安,虽然也不乏记者的关注风俗民生,但他的视角更近于现代人的旅游观,不仅囿于旧文人式的访古记游,也异于考察团的主要注目实业。既察今,亦怀古,更以诗文典章以助游兴,这正是一个半新旧民国文人的姿态。
张恨水描写最详的西京胜迹,一是灞桥,一是曲江。这是所有外来文化人最注目处,却也是古今变迁最强烈的所在。碑林、雁塔的保护有精粗之别,城墙也多半是后朝重修,但到底有个实物让人看。灞桥与曲江,由唐朝诗文造成的偌大名气,欲寻思古之幽情者莫不大失所望。如范长江说他赴陕途中读杜诗,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等句,“以为长安城中,必定富池沼之胜,有如北平之三海,南京之秦准河玄武湖者”,然而遍寻长安,不见水迹,曲江“且只干沙沟一片,既无菱,又无荷,根本无从枯折起。纵有风,亦不会有涛来。”范长江由是生哲思,感慨“一代文章,其所记述者乃当时当地之事物,故单知文章,只算接近知识之初基,必对于实际之事物,加以体察,始能得乎知识之真诠”。
张恨水的《西游小记》,于此两处景物,也只是客观描述,只是比一般游记更详。后来他根据此次西安之游创作小说《燕归来》,便既有文学性的景物描写,又借人物之口点评了这些面目已非的史迹。
《燕归来》对灞桥的描摹,与《西游小记》中大致相似,但添了几分欣赏的逸致:
这桥是平式的,约莫有两丈多宽,很长很长的,跨在灞河的两岸上。灞河这条水,由南向北,流入渭水去。水质还清,不过这水来自秦岭,满河床里都有浮沙。河水是弯曲着成了好几股,在浮沙中间流着,向北一望,那水直达平原的地平线下。桥附近岸,有极低的土坝,上面栽了两行杨柳。这时候,正当了柳絮飞花的日子,桥上白雪点子似的柳花,在太阳光里,飘飘荡荡追着人乱舞。这桥虽是长大,却没有栏杆,只是把长条石头,拦在桥两边。赶牲口的,和一牛一马合拉的木轮大车,带了布棚子的骡车,断断续续的从桥上过,一切都现出古朴的样子。
书中人陈公干于是感慨道:“我总这样想:应当把那瞧不起中国人的小伙子,让他看看运河长城,以及西北各方的上古建设,他就会知道原来是了不得……再说绕长安的这八条水,有可以走船的,而且有小渠直通长安城里,到了现在,一切没有了。就是这灞水,河床离桥身只有两三尺了。我们据良心说,这是古人不成?还是后人不成?”他的话让书中众人都感到“到西北来,可以想见中国伟大;同时也就觉得中国人太抛弃了这伟大的土地,不去利用”。这番感慨,与前引陕西建设厅长的“捧着金饭碗讨饭”如出一辙,也可以见出当年一般舆论对西北开发的看法。书中人又顺便批评了泥古不化的国画家,说他们画现在的灞桥,也没有胆量把汽车脚踏车画上去,似乎那样便失了古趣,这倒又合了范长江批评的“以古代文章曲定现代事实”,经过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时人对信古泥古的风气,自然也就大不以为然。
当《燕归来》中的燕秋等一行学生要求去曲江池玩玩时,汽车夫很愕然地反问“那里有什么意思”?陈公干的回应是“这个你不懂,你开到那里去就是了”。可见即便是民国当年,循着杜诗与唐史指引要去游览曲江的游客,毕竟还是比对大小雁塔甚至杜撰的“武家坡”有兴趣的人少得太多。于是他们像范长江一样,跑了三十里路,只看一个“凹头”,“四周的土阜,峰头犬牙相错,成了一条很阔的干沟。由南而北,这凹地在村屋面前,作了人家的打麦场”。只有旁边人家的短墙缝里,露出一座高不过丈余的木牌坊,半朽的木板上用墨笔写了四个字“古曲江池”,提示这里的旧时风流。
看到这等景象,角色们心态不一,有说千年之下,沧海桑田,也是常有的事,也有说雁塔代代重修,曲江却无人理会,当年花了那么大的民力,将泉水从终南山引来此处,唐之后战乱一起,就此荒废,实为憾事。其中一位名叫昌年的法政系学生,发议论道:
其实何止曲江,在帝制时代,全国人的眼睛都在皇帝一个人身上。皇帝坐在长安,京兆的名胜有人留恋,关中的水利有人讲求。曲江本在长安城里,终南山的水引到曲江;像现时北平玉泉山的水一般,可以引到故宫三海里去,毫不为奇。皇帝坐到了开封,人才跟着东跑,水利没有人管。关中沃野千里,日坏一日,到了近代,简直成了灾区,何况曲江这一勺之水。本来宋朝以后,皇帝不是南坐南京,便是北坐北京,这里天高皇帝远,更是没有人过问。封建社会之流毒,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证明。这话要谈远些,那就和政治有关。不过我们也不必说,致干未便。

昌年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虽然是在评论古迹,指向的却是当下的社会政治现实。陕西人不是不想振作,但在一个资源的分配、物力的流向,甚至和战的抉择,都更多取决于政治地缘性而非地域经济需求的时代,城市的盛衰起伏,自然不是本地人可以掌控的。曲江的兴废,往小里说,是汉唐风流已成绝响,做更广泛的延伸,则西安一旦褪去了帝都的光环,所有能够维持帝都超级奢淫之风的资源畸形集中也就随风而逝,曲江不同于灞桥,它在现下西安人生活已不再承担任何功能,故而只能慢慢地萧条荒废。
然而悖论在于,这些承载了帝都华彩的建筑、场所,无论是骊山陵、未央宫,还是曲江、乐游原,都因为它在历史记忆中的符号化,吸引着远来旅客的游兴。尽管名气有大小,趣味有高低,它们满足所谓“文化还乡”情结的抚慰性功能依然存在。只是,无论是留着残山剩水以示历史的无情,还是拟古重修来迎合怀旧的幽绪,似乎都是众口难调,不易讨得彩声。这或许是鲁迅感叹“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的缘故罢。
不晓得《燕归来》书中人知不知道,曲江的兴废历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到唐文宗时,曲江宫殿已十废其九。此时,文宗读到了杜甫安史之乱后的诗作:“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于是文宗“慨然有意复升平事,发左右神策三千人淘曲江,修紫云楼、采霞亭,内出二额,左军仇士良以百戏迎之……敕诸司,如有创亭馆者,官给与闲地,任修造。又引黄渠水以涨之”(骆文骧《类编长安志》)。以现今眼光观之,由知识分子杜甫提供复兴伟大传统的论证,政府负责基础设施与平台搭建,还进行了文化包装,剩下的全都由招商引资完成。当然,这至今看来仍未过时的开发模式,仍是建立在皇家资源的保证之下。
大雁塔建了新的大广场,号称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最大的水景广场,一到晚上,“广场和大雁塔灯火通明,再加上音乐喷泉,这已成为西安人无比自豪的一道风景”。(《走遍中国·陕西》)也许有人会指责其缺乏古味,但我想:如果西安人真的为此自豪,那也不坏。一切的残破,湮灭,修葺,重建,若是自然地发生,便可尊敬,倘想人为地逆转,只怕求荣得辱。
推而言之,长安的没落,不只是城颓殿圮这么简单,雁塔题名,曲水流觞,是与行科举的社会上下层流通方式紧密相连,门第时代就断无这般的荣光,而一个诗歌可以咏唱,可以买卖,名诗可让名妓“增价”的年代,又岂是汇聚欧化现代诗的西安诗歌节可以追摹?史迹与文物,总归有个存留期限,记忆与想象,反而利于代代传承。古人所谓纸墨之寿,寿于金石,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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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壮志的隋炀帝修长城,开运河,东征高丽,南游江都。在他还没来得及欣赏自己空前伟大的文治武功之时,他的臣子李渊悄悄从历史的后台走出来,顺手还接过了他的一统河山。伟大的唐朝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国了。而野心勃勃的李世民则在公然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兄弟之后,顺理成章地接替他的父亲成为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的新皇帝。
很显然,太宗继承了他的亲戚杨广身上的一切“优点”,比如爱好南方浮艳的歌舞和绮糜的文学,不仅身边聚集了一批从隋朝继承下来的文学弄臣,还倩美人磨墨,亲自写作浪语淫词;又比如好勇斗狠,远征高丽,攻打突厥,大唐的疆土于是乎又是空前的宽广。相同的个性,相同的行为,却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无疑是历史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
好吧,不管怎么说,“皇上圣明”,太宗总算坐稳了江山,这江山在李家手上延续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中,长安的朱雀大街上每天来来往往无数的过客。这边卷发高鼻梁的他们是丝绸之路上的熟面孔,身后的驼队满载着毡毯、玻璃、香料和珠宝等各式各样新奇的玩意儿,可能来自萨马尔罕或者更远的地方。这些人中还有一位王子,他的国家被消灭后,只好随着商队来唐朝寻求庇护。那边跟在几个高丽翻译后边的是历经磨难从扶桑渡海而来的求法僧。他们在海陵登陆,曾到天台求法,得到了不少教诲,在得到官方允许后便兼程赶往京城,尽管满脸疲倦,这会儿却已经把葬身大海的伙伴抛到九霄云外,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那个眉头紧锁的,大概还没有摆脱水土不服的困扰,正在闹肚子。他的一个伙伴就是因此而去世的。哦,快看,两个光着膀子的壮汉正在角抵,围观的人群随之激情澎湃。美丽的胡姬一边给客人斟满一杯葡萄酒,一边偷眼观看对面那个吞吐着火舌的印度魔术师。
像这样的酒肆遍布整个街道,每天要消耗大量的美酒和鲜食。走过几个街区则可以看见一座华丽的寺院,男男女女挤在院内,一位高僧在开讲经文,刚说完一段荤话,惹得笑声连连。这段故事后来被抄录下来,辗转收藏在敦煌千佛洞的藏经窟中,千年以后重又被人们发现。热爱佛教的隋文帝建造了这个寺院,其规模之宏大,占据了所在的整个街区,那里聚集了包括了华严、天台、禅宗和密宗等各个宗派的高僧,有不少佛典就是在这里译出的。走廊和大殿的墙上都绘有精美的壁画,菩萨低眉,金刚怒目,地狱的烈焰包围了罪恶的灵魂。
与寺院相对的街区则是一座同等规模的道观,为大唐历代皇帝所修造,观额似乎是玄宗所题,有几位公主就曾在此受戒入道。那里聚集了帝国最优秀的玄想家和丹术家,各地被宣诏进京的高道也落脚于此,不仅拥有丰富的藏书,还有各地进京的珍贵矿石和草药。同样也拥有大量的精美壁画和雕塑作品,王母雍容,上帝肃穆,飘逸的散仙醉酒瑶台,很可惜,吴道子的这些大手笔后来几乎都随着寺观的毁于战火而灰飞烟灭。今日的国人只能在敦煌古洞和宋元遗迹中去怀想吴家样的风采。
这个王朝由于姓李,所以奉老子为祖先,以道教为国教。从一开始就抑制佛教的李唐帝王们在全国赞助道观的修建,对奉道世家予以优待与礼遇,鼓励道士们钻研各种技术和法术。虽然太宗曾经对聪明的玄奘作了和尚大为叹惋,但是能言直谏的魏徵,精通天文的李淳风,思维精湛的成玄英,呼风唤雨的叶静能等等各式各样的人才在身前身后相继涌现已足以满足皇帝的野心。
太宗魂归仙乡之后,高宗并不因为自己的父亲服丹而死就放弃了长生不死的梦想。倒是他的妻子一心一意要作佛祖的信徒,据说东都洛阳的卢舍那大佛就是照着她的样子雕造的。当然武后也曾经对披着佛教外衣的摩尼教大加赞助,而且也并没有忘记请道士为自己去华山祈福,做法事,投龙简。对武后恨之入骨的玄宗则对佛教惩罚性地大加抑制,不仅命令僧尼们对君王父母施敬,还在全国范围内筛汰寺院,强制僧尼还俗。热爱道教的玄宗还将《老》、《庄》和《列》列为士子的必读书,后来更下令集天下道经,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道藏,为以后一千年间历次修藏树立了典范。
那时候,很多人都是道教徒,尽管有的人只不过想投皇帝所好而已。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李太白不仅幻想着一朝王侯,还幻想着弃功名如粪土,飞升太空作天上人。只是他的无能逃不过玄宗的慧眼,进京不久就被逐出宫廷,欲作文学弄臣而不得。一个连《诗》、《书》都没有耐心诵读的人,即无经学,又无才略,却被无止境的欲望所吞没,无怪乎他会痛苦终身。痛苦出诗人,一首首云蒸雾绕的诗篇于是被传唱至今。
与李白不同,正经考上公务员的杜甫虽然历经魔难,却始终没有站错队。这就是心怀功名与心怀天下的差距。当然,还是功名利禄全抛弃的王无功最是逍遥,整个唐代的诗人都望尘莫及,就是他的孙辈也只能守着辋川别业空叹转轮无常。唐朝在开天之际达到全盛,从隋炀帝手上继承下来的科举制度也已经比较成熟了,许多东西都有了统一的标准,比如儒家的经典及其注释,同样成为以后一千年中最为流行的范本。
很可惜,大一统的局面很快遭到挑战,安史乱后的国势急转直下,战乱不断,人民流离,曾经的盟友、属邦相继叛离,甚至兵戎相向。传统的史家把这一切归罪于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她和她的情人的命运给后世留下有关江山美人的无尽猜想。不过,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却给佛教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举国上下对佛教的迷信激发了韩愈的创作热情,文起八代之衰,就连高唱文必秦汉的人也不能忽视他的成就。
等到中兴之主出来收拾残局,肆无忌惮的佛教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宗教的生命力不能不叫人佩服,佛教总能找到死而复生的机会。随着佛教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人们对佛经的需求日益增多,雕版印刷随之而出现。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不仅使宗教像疯了一样泛滥开来,也使得知识不再只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奢侈品,书籍的传播变得轻易而低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拥有和阅读经典著作甚至日用杂钞,古代和当代的作品由此得以化身千万,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流行,这是生活在抄本时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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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我参加“玄奘之路”活动,起点是西安,计划经河西走廊,穿越中亚,进入南亚次大陆,最终到达印度那烂陀。新闻发布会和活动启动仪式就在曲江的大唐芙蓉园举行,我还在这里的湖畔草坪栽种了一棵菩提树。
历史上的西安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出发点:玄奘是从这里出发,带回佛教的大乘真经;鉴真、空海和阿倍仲麻吕是从这里出发,将佛教和唐文化传向日本;更有一批批古代商人从这里出发,经过丝绸之路,把丝绸、瓷器带到中西亚和欧洲。在全球化以前的历史上,或许并不存在一个世界中心,但西安无疑是那个时候的世界级都城,它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和盛世唐朝开放、包容的姿态,至今仍令人神往。历史上的曲江芙蓉园早已湮没在战乱中,没有留下遗迹,专家学者根据不多的史料,想见这个世界都城中的皇家禁苑,亭台楼阁,花团锦簇,代表了当时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准。
我听说,今天的曲江已经相当成熟,成为西北最好的住宅区。大雁塔北广场上游人如织,大唐不夜城里消费者比肩接踵。三年半前的曲江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如今被高档社区环绕的大唐芙蓉园,那时候更像个郊区大型公园。能看出来,园子的规划很用心思,既然古迹无存,就利用古代的“无形遗产”,在文化上做一些大胆尝试。设计师又很注意分寸,整体采用了唐风建筑。感觉:大唐芙蓉园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对西安探索“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当然,西安更多的地方难以像这样一张白纸好画画。西安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古都,“随便一锄头下去,都可能挖到文物”。比如西安城墙,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建筑。又比如大明宫,虽然已无法看到模样,只留下遗址40余处,但来到这里,依然能神往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宫殿,彷佛听到千年时光的回音。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最不缺什么?西安最不缺的是时间。
西安最缺的是什么?我认为,西安最缺的也是时间。过去,搞建设搞开发的人对西安的历史颇多埋怨,一个工程,一不小心挖到文物,不仅要停工,耽误建设,还要承担相应一笔费用。甚至一些本地的朋友也感觉,西安的历史消耗了发展的时间,拖了经济的后腿。
这几年间,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逐渐向内地、向中西部辐射,相当一部分资金、人才向西安等大城市转移,寻求新的增长机会;加上中西部市场意识增强、中央政策的扶持,使得中西部城市发展一日千里,超出了我们预想。同时,随着旅游产业升级、文化产业兴起,对历史的抱怨变成了兴趣。但如何利用好这些历史遗产,珍惜和保护我们的文化,同时开发出其最大价值,又不断形成许多新问题。比如前几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他认为科技手段不存在问题,国家的稳定、繁荣也有利于保护文物,应该让炎黄子孙享受这笔文化财富,而且,“预计门票每年可收25亿元”。但也有考古专家认为,文物保护方面依然存在技术瓶颈,只有突破这个瓶颈,才会考虑发掘——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安人民确实会感觉时间不够用,只能慢慢来了。
但比较而言,西安的历史积淀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传统六大古都中,今天仍是核心城市的只有北京、南京、杭州和西安。仅就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资源来看,北京的明清文化、南京的明和民国文化、杭州的南宋文化,在历史悠久程度、在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性方面,都与西安的周秦汉唐文化有一定距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官方和民间的“盛世”预期日渐强烈,对西安重唤周秦汉唐文化气质,应该是大利好。
我听说,西安许多古迹保护和开发工程都采用了国际招标的形式,国际知名事务所也屡屡中标。换在几年前,这恐怕会引起争议吧?“老祖宗的遗产,怎么能交给外国人来整理呢?”我想,恢弘大气、自由开放、崇尚文化、自信包容,这才是我们理想中的唐朝气质。
西安的城标大雁塔就是最好的例子:佛教本是外来的宗教,塔也源于古印度,被称为“窣堵坡”。大雁塔不仅名称典故来自印度,造型上也是玄奘摹仿印度“雁塔”的窣堵坡式而造。更有意思的是,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单位是一家美国的设计公司SOM,他们却千挑万选地选中了大雁塔为原型,以东方美学来阐释这座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
西安人应该在寻找唐朝文化理想的过程中,就逐渐恢复我们祖先的这种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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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谈及“富国强民”、“和谐盛世”等国事话题之际,往往习惯抚今追昔,而追的那个“昔”,往往就是指所谓的“大唐盛世”。唐代,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巅峰时代,的确令人想往。
唐帝国有足够强大的威慑力与文明魅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国家”,被周边邻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四海一家”、“混一夷华”的思想,打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地域界限,终于在继南北朝“五胡融华”之后,大幅度民族更新之后,唐帝国一跃成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的巅峰之作。
据资料统计,唐帝国境内仅北方境外部族内迁移民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唐人血管中流淌着的是“世界性”的血液。这种“世界性”不仅要推倒地理与观念性质上的国境界线,更是要从根本上摧毁心理的信念与民族之间的种族壁垒。开放的姿态是开放的心态之外在表现,唐帝国包罗四方的大中华姿态,成为那个巅峰时代的时尚。
除中亚的康国、安国、石国、曹国等对唐帝国维持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到唐长安朝贡达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进入长安约39次,拜占廷使节有7次,斯里兰卡使节有3次,日本遣唐使有14次,至于史书记载不详的朝鲜、印度、尼泊尔、缅甸、波斯以及西亚、北非诸国到长安出使的史实,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带有朝圣性质的考察取经,同样也给唐人带去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唐朝法令规定,“凡藩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唐朝有专门的机构的官吏,为帝国了解世界,为帝国开展国际工作。
在唐帝国的国都长安,所谓的胡服、胡食、胡艺随处可见,“世界性”的风情剔除掉汉人与外夷之间的区隔。大翻领、带薄帷的帽子、各式各样的纹眉、彩妆、新异的发型,伴着雨点般急促的羯鼓、鸟鸣般清扬的羌笛,长安街上的人们每天都在出席一场世博会、每天都在展示一所微缩的世界乐园。据余秋雨先生统计,长安街头,多的是外国人。三万多名留学生,仅日本留学生就先后来过一万多名。外国留学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例如仅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举的新罗(朝鲜)士子就有五十多名。
外国人进入长安的一次经典案例——出生在俄罗斯的李白,一匹马、一把剑、一壶酒就跑到长安,做起了皇帝秘书,也从此做起了中国诗人的祖宗——一千多年后的徒子徒孙们还在赞叹,“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长安的气派,凝缩着大唐帝国的壮阔气象,因为那时的“全球化”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文化包容,那时的“地球村”,长安人就是村支书。
唐帝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国家,唐长安不只是单纯的巨大的帝国首都,也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会。长安之大,大到了七倍罗马、八倍北京那么大,而这仅仅是其地理区域与建筑体量之大;而这种地域规划之大并不是单纯是体量、实力之大,这种“大”更是一种大度的心态、一种大尺度的包容。释迦牟尼的弟子、耶酥基督的使者、火神的巫师都在长安城中受到礼遇,各种思想、宗教、文化在这里汇聚成一种枝繁叶茂的文明,展示着帝国的富庶与帝都的气派。
1981年8月24日夜的西安,伫立在法门寺中的唐建佛塔,因年久失修和雨水侵袭而坍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建筑物倒塌事件,这一事件让我们意外的看到了那个昔日帝国的繁华。2499件珍宝从倒塌的塔下地宫中横空出世,这其中有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除去这件宗教圣物之外,其余的帝国珍宝几乎完全与金银、珠宝、丝绸、瓷器质地的顶级奢侈品相关,其奢华程度让当代所有的奢侈品变成垃圾。
整套宫廷茶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配套最完整的宫廷茶具。27000多枚钱币中,除去数百枚金银质地、雕刻精美的“开元通宝”之外,还有13枚玳瑁开元通宝,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绝无仅有的玳瑁币。双轮十二环大锡杖,这金灿灿的棍子,竟是一根长1.96米的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一共用去了62两黄金、58两白银。杖首两个金轮上套着12枚雕花的金环,金环围绕着两重象征圣洁的莲花宝座,顶端是一颗象征智慧的宝珠,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等级最高、制作最精美的佛教法器。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秘色瓷,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并有碑文证实的秘色瓷器,是历代皇室追寻的永远无法复制的顶级瓷种,每一件都是上亿元级别的国宝。盛装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是世界上发现的制作最精美、层数最多、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这些宝函不是简单的容器,本身就是一个大宝藏,黄金、白银、宝石、玉珠镶刻一体,让人目瞪口呆的奢迷。
外来文明在长安,没有受到普罗米修斯式的严苛审判,更没有领受异教徒的残酷火刑;而是成为唐帝国文明的一部份,不但迅速融入,而且大放异彩。非但释迦牟尼的教义在长安接受了真金白银的打造,即便是游牧民族的皮制酒袋和希腊人的牛角号都长安接受了“世界性”的再造。
1970年10月5日,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出数百件唐代窖藏宫廷金银器,其中有两件酒具——舞马衔杯鎏金银壶和镶金兽首玛瑙杯精美绝伦,其形制正是仿照游牧民族的皮制酒袋和希腊人的牛角号制作而成,而其制作材料改作了金、银和玛瑙。这是“世界性”的升级版,也是豪华定制的长安气派吧。很难想像,当一个拿着皮袋盛酒的突厥人看到这个形状与他的酒袋一模一样的金壶时,是怎样的惊诧莫名;同样也更难想像,一个正拿着牛角号呼呜吹奏的希腊人看到一件完全用玛瑙雕造的像牛角号一样的物件,在吹口处用黄金封住,就可以拿来喝酒时的那种目瞪口呆。大跌皮袋也罢,大跌牛角也罢,唐帝国的富庶与豪华的确已是“世界性”的登峰造极了。
据文献记载,玄宗时,宫廷专门驯养了百余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现场观看并训练。每到唐玄宗千秋万岁节(玄宗的生日)时,这些舞马就在兴庆宫勤政、花萼楼下给唐玄宗跳舞。舞马都披着非常漂亮的锦绣衣服,挂着璎珞,牵马的壮士也都披金挂玉。到舞马高潮时,舞马就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壮士们把床板和马一起举起来,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舞马也随之喝了酒,醉了,“舞马衔杯醉如泥”这句唐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在长安,马也是跳着舞的,马也是可以喝酒的,即使马喝酒的酒杯也是黄金铸就的。
长安,令人向往、令人神往;不仅仅是因为古老帝国的富足与豪华,也不完全是因为那个再也无法重现的瑰丽独一的文化与文明;更是因为那份惟有寄托于长安方能得以驰骋想像的宏阔气度与十足气派。大唐帝国的国都——长安,是一座万能之城;在这里没有不可以,没有不可能;只要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就是让人始终难于忘怀和始终追思神往的“世界性”的大唐气度与帝都气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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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中国的大学,西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城市。
十三朝古都,先周故地,秦汉雄风,盛唐气象,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西安的高校群落,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顶尖院校有西安交大,医学有四医大,航天航天有西工大,师范类有陕师大,农学有西北农林,文科有西北大,土木、建筑学有建筑科大、长安大,英语有西外,艺术类有体院、美院、音乐学院,军事院校有空军工程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真可谓是众星云集,群星璀璨。
三十年前,西安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重镇,大学的密度和高等教育质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只是近些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西安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有所滑坡,受累于地域和经济原因,西安的高校,大概也是中国最委屈的高校群体之一。这里通常被叫做大西北,虽然在地图上,恰好在中国地图的中心。这里通常被想象成是黄土高坡,虽然在地理上,这里是八百里秦川。尽管多少误解和偏见,西安的大学,带着大西北特有的质朴和豪放,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高校一起,培养了近代以来千千万万的栋梁,一起撑起了今天这个国家的脊梁。

西安的高校扎堆在城市南部,如果抛开90年代末期大学城的浪潮中在长安区和未央区兴建的新校区,仔细划分的话,主要集中在三块地段。
第一个地方便是交大所在的城东南。交大所在的地方,是历史上长安城里的常乐坊,大诗人白居易的故居东亭遗址,便在现在的交大校园里。这里北临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常住“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兴庆宫,南倚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的乐游原,西边是曾经“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唐代东市所在地,而东面便是刘禹锡“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的春明门故址。在这片区域,除了交大,还有以建筑和土木工程为特色的建筑科技大学,以纺织服装专业闻名的西安工程大学,以及西安本地人比较偏爱、水电和印刷包装专业较强的西安理工大学。
第二个地方,叫边家村。边家村三角算是西安城的一个文化重地,以西大、西北工大、西电为顶点,构成一个三角形,中间夹着的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这一圈位置恰好在城墙的西南角,似乎是与城东南的交大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对抗。
最后一个,则是城南的小寨,在这里,交大医学院、财经学院、陕师大、外国语学院、美院、音乐学院、石油大学、长安大学等等,星罗棋布,宛如众星云集,聚集在西安城市中轴线南段两侧。巍巍屹立千年的古都名片大雁塔和代表西安经济发展成就的高新区之间,构成了西安城里高校最密集的地区。

质朴的西北大
说起西安的大学,普通人首先都会想起西安交大,毕竟,作为中西部唯一一所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名牌大学,西安交大传奇般的辗转变迁的历史以及与上海交大之间同宗同源的恩怨渊源,都成为人所熟知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地处西安的大学,第一个要说的,却不是交大,而是一所以“西北”命名,却并不那么有名的大学——西北大学。
美国也有一个西北大学,这所人人皆知的私立名校位于伊利诺伊州著名的密歇根湖畔,是世界知名大学之一。在古城西安,也有这样的一所西北大学,虽然两所学校的背景和历史迥异,这两所西北大学,却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西北大学曾经是中国西北地区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比邻六百年历史的明城墙,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美国西北大学相似,中国的西北大学也以文理科见长。
贾平凹、王刚、何西来、雷抒雁……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出自西北大学文学院。
张曙光、张唯迎……一大批在中国经济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教授,出自西北大学,西大经管学院也因此被称作“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的舒德干教授,在《自然》、《科学》以第一作者发表10余篇论文,成为发表在世界一流科学期刊上最多的学者之一。
西北大学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石油地质专业人才。据统计,曾一度在全国十四个大油田中,有十三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均由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被美国《华侨日报》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23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校内迁来陕,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复称国立西北大学。
建国初期,西大曾经是中央教育部直属的全国14所综合大学之一,可惜这样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开始,西大大部分的院系被调整。今天的交大医学院、外国语学院、西北民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等,多多少少都与西大有血脉相连。正是因此,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作是“西北高校之母”,但是,孩子一个个成家立业茁长成长了,母亲却操劳过度,元气大伤。
但是,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1958年归属陕西省政府主管,虽然在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却一直是省属学校。90年代开始,“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开始,西大却困于省属大学的尴尬身份,屡屡碰壁。身为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西北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西大“西北高等教育之母”的历史地位和今天的现实是极不相称的。实事求是的讲,近几十年来,西大在数学、物理、生物、地质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也绝不亚于一些教育部直属高校,可惜作为一所省属大学,又地处西北,严重限制了西大的发展。
西北大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不管是国立还是省属,不管是辉煌还是衰微,前辈们留下的成绩值得骄傲,也时刻在鞭策着新一代的西大人。2009年,在多年的争取之后,西大终于获得了省部共建的资格,也许,这可以成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开始吧!

以工报国的西交大
说完了西大,回过头来说交大。
西安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七所大学之一,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的九所大学之一,是首批入选“111计划”的8所高校之一。作为一所百年名校,交大是西安人心目中毋庸置疑而且无可撼动的西部第一高校。在外地人面前,西安人以交大自豪;在本地人之间,西安人以自己的孩子上交大为荣,交大已经成为了西安的一张名片,但交大和西安的渊源,却是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中国高校的版图上,绝大多数的城市上演的,都是一场“双雄会”。比如北大清华之于北京,复旦上交之于上海,中山华南之于广州,天大南开之于天津,武大华科之于武汉,南大东南之于南京。两所名校,要么一工一综,要么一文一理,便如同两朵并蒂莲花,争奇斗妍,各有千秋又彼此含着些许不服气。偶尔有些一枝独大的,比如川大和浙大,也是自家的嫡长子娶了亲家的独生女,里外都是一家人。唯独在西安,是外来的女婿挑大梁。
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系出同门,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与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从此南洋北洋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南洋公学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 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原陕西财经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与交大合并,分别成为现在的交大财经学院和医学院。
1959年的交大分家,好比兄弟俩个,长子出远方,幼子留故乡。西交就如同一个年轻时代为了理想毅然远离故土远赴他乡的游子,十几年后,已经在大西北扎根发芽,开花散叶,成长为社会栋梁,也肩负了新家庭的责任。只是,眉宇间,总是难掩一丝身为异乡人的疏离和远离故乡的落寞。
交大位置优越,兴庆校区地处城市东南繁华地带。北门是原来的皇家园林兴庆公园,出南门不远便是乐游原青龙寺,西距西安城保存完好的明代城墙也不过一站之遥。校内名胜古迹众多,唐代白居易东亭遗址就掩藏在东区草坪绿树之间,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蛤蟆陵”遗址便是今天主楼前面的山坡,这片绿地现在是交大校内著名的景观,只有非常知名的学者、社会精英来访,才有机会在这里植树留念。而每年清明到校庆之际,交大校园里繁花似锦,樱花道上游人如织,也已经成为西安人一个重要的游玩赏花的节日。雁塔校区更是地处小寨商圈中心地带,在校门抬头便可见鼎鼎有名的大雁塔。
交大也是西安有名的大学中所剩无几的仍然把全部本科生留在本部,而没有迁往城郊大学城新校区的大学之一。不像很多学校的本科生身处远离城区的新校区,每逢周末才有机会进一次城,来回路上要花去几个小时,交大学生在西安的生活可谓惬意,周边交通便利,距离主要的商业圈都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路程。
饶是如此,老交大严谨勤奋的学风和“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校训,仍然影响深远,交大学生的勤奋程度,在国内高校中是有名的,每年冬天图书馆前排队的人群和自习教室里埋头苦读的身影,常常成为校内媒体和兵马俑BBS的热点话题。
交大的学科门类齐全,各个领域的排名都很靠前,基本上与学校在全国的排名吻合。最好的专业方向是电气自动化、能源动力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和管理,这些也是交大传统的优势学科,一些专业的水平甚至不在清华之下。虽然地处西北,多少会受到一些地区的影响,交大用他数十年来磨砺的如西北汉子一样的铮铮铁骨,和源自黄浦江畔的侠骨柔情,撑起了电气、动力、机械工程领域的半壁江山,为中国工业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百年来,交大涌现出了无数知名校友,仅两院院士就有近百位。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都是他们之间的杰出代表。被称之为力学华人三杰的高华建、锁志刚、卢天健便是80年代后毕业的新一代交大学子的楷模。近年来,交大励行改革,少年班、“2+4+X”、“钱学森实验班”、“书院制”等一系列措施,更加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一代代的交大学子,怀抱“青年之模楷,邦国之荣华”,“为世界之光”的梦想,投身科学,践行了交大百年来“以工报国”的传统。

西北农林和西工大
同处西安的“985”高校中,另外两所分别是隶属工业与信息化部,原属国防科工委的西安工业大学,和位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三航”(航空、航天、航海)特色著名的高等学府。进入西工大,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楼——航空楼。正如它的名字,这里首先让人感受到的是西工大的第一特色——航空。坐拥阎良这一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基地,西工大更是得天独厚。
西工大被称作是新中国航空人才“摇篮”,她见证了我国航空科技艰难曲折而又壮丽辉煌的发展历程。西工大一直以来都是牵头承担国防重大工程项目或国家重大专项为数不多的高校之一。西工大人几乎参与了代表国家水平的所有机种、机型的研制,从歼-5到歼-10,从运7到“大飞机”的研制,西北工业大学一直与中国的航空事业同行。
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和1952年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两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整体迁入。
西北工大诞生于抵御外辱的抗战期间,数十年来服务于国防事业。时至今日,西工大的学生依然习惯于自称一院二院三院,延续着从祖辈以来几代军工人的含蓄和内敛。一院航空,二院航天,三院航海,这也基本上代表了工大实力最强、最具特色的几个院系。
虽然地处西北,名声不显,西工大的实力并不在他的兄弟院校哈工大、北航、北理工等之下,反而且更保留了国防院校深藏不露的传统。国庆60周年上首次亮相的国产无人机,便是出自西工大。这便是西工大的特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手,便是国之利器。
工大的校徽中,有一个羽人的形象。《山海经·海外南经》记:“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战国的屈原也在《楚辞》中写道:“仍羽人于丹秋兮,留不死之旧乡。”这一形象,反映了工大人对天空的梦想,也记录了他们与航空航天的世代情缘。
西工大的校友遍布军工系统,尤其以航空系统居多。例如著名航空航天材料专家张立同院士,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总装备部副部长李安东中将,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新一代的航空航天专家中,歼10双座型飞机和枭龙/FC―1飞机的总设计师杨伟和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雷凡培都是80年代之后西工大的毕业生。而“歼十”受表彰的三十位专家中有13位是西北工业大学校友,只此一项,足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地位。被称之为中国“铁娘子”,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年轻时代曾经在西工大的前身,西北工学院求学。现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也是西北工大的毕业生。
以农学见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可以追溯到1934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创办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值日本侵华占据东北,陕西三年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有识之士提出“开发西北”、“兴农兴学”。当时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陕主政,面对灾情,他积极参与,亲自踏勘校址,划定校园范围,运用政府力量,促使校园征地顺利完成,为学校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还为校刊《西北农林》创刊号题词:“立国之基”。
西北农林地处杨凌,杨凌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世界有名的农科城。《史记·周本记》记载,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可以说我国农耕文明史由此发端。
今天的西北农林,独力撑起了杨凌这座城市的半壁江山,而作为农业科学领域的唯一两所“985”高校之一,西北农林与中国农业大学在很多领域不相仲伯,平分秋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曾先后多次迁址更名。西电是一个小而精的学校,主要以电子科学为主。尤其以通讯见长,仅次于清华。西电老校区的面积偏小,但地理位置很好,就在西安高新开发区,所以学校的“高新”氛围很浓。
西电的校友中,最广为人熟知当属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柳传志。其实,西电的校友广泛的分布在中国的电子、通讯行业,尤其是在中电的各个研究院所分布密集。90年代以来在新兴的电子计算机行业也非常集中。

除了上面这些学校,西安还有许多名声不那么响亮,但在各自领域非常优秀的大学。比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地处雁塔路中段,正是大雁塔和火车站的中心位置。建大是全国八大著名的土木建筑类大学之一,城市规划和建筑类专业出色,曾经连续六届将近20年在国际最高规格的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得大奖,包括最高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陕西师范大学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也是2007年开始参与免费师范生教育试点的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之一,在师范类学校中排名很高。南郊的西安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创建的4所外语院校之一,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主要外语语种齐全的普通高校。此外,西安美院、音乐学院、石油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学院等,都是各具特色的高校。
上世纪末开始的大学合并和升格的大潮中,众多院校纷纷更名,西安也莫能免俗。许多新的校名雷同类似,反而不如原来各具特色。比如由西安煤矿学院而来的西安科技大学,由西安工业学院而来的西安工业大学,以及由原西北纺织工学院而来的西安工程大学。这其中改名改的最失败的,大概就是长安大学了。西安不但公立大学众多,也是民办学校集中的地方,知名的如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等,名气甚至盖过许多一般的院校。长安大学原来最具实力的主体部分就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以公路桥梁专业为特色,颇具实力,这个新名字,却感觉直接划入民办院校的行列了。

寥寥数语,其实只是浮光掠影的给这个城市的大学来一页速写,对于所有西安的大学而言,光荣和失落,都是一样不可避免的经历。而对于全中国的大学而言,如何真正不再盲从,选择一条追求知识和思想独立的道路,行动还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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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皇宫,我们似乎很难在故宫外再想到一座现实中还留存的宫殿。我们民族近二百年绝望般的沉沦与全局性的落后,让我们无法真实地感受到这个民族曾雄踞世界。作为盛唐的皇宫大明宫,连同民族记忆一样,知道的人不忍提及,更多的人则无从得知。只有金铁木在重拍《大明宫》纪录片时,依然自豪地写道:“大明宫,一个建筑面积是凡尔赛宫3倍、克里姆林宫12倍、卢浮宫13倍的梦幻式皇家宫殿”。
大明宫在西安地下沉睡了1000多年——它彻底销毁于904年。

千年后的重现
1956年,在西安铁路学校的修建工地上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说明这里是含光殿和马球场,消失了的唐代大明宫,开始重新出现在后人的视野里……根据史书记载,含光殿是一个供皇家成员打马球时休息和观赏的便殿,它的隔壁,就是那传说中的唐代大明宫。这一发现,让考古界兴奋不已。这里就是大明宫的基址吗?一支考古队迅速成立,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一般人会很难想象,为何当年的皇宫地址现代人都弄不明白了呢?
由于中国的古建筑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千年以上的建筑都很难保存。加之中国虽然精于风水八卦,却从未有过系统的经纬度定位知识。公元896年大明宫被毁坏后,随之唐朝灭亡,等半个世纪之后北宋建立时,却选择了抛弃长安,定都开封。今天从开封坐火车到西安,只有583 公里。但是国都东移这500多公里,却直接使长安盛极而衰。
大明宫,是唐代三座皇宫之一,另两座则是太极宫和兴庆宫。西安铁路小学挖出的这块石碑,暴露了大明宫的大概方位。在调查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张日本学者摄于20世纪初的照片,他们惊奇地发现,照片上西安城北龙首原一带破败不堪、连绵不绝的土丘,就是大明宫的遗址。
1957年,考古学家在西安火车站北面对高台遗址进行了部分探掘,综合分析下来,专家认定这里应该是大明宫麟德殿遗址。
1995年到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的含元殿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这次发掘揭露的面积达到27000平方米。和故宫太极殿相比,含元殿的气魄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史书记载,公元663年,大明宫的主殿含元殿如期竣工。不久,高宗和武后就从太极宫搬到了这里,从此,这里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统治的中心。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过4年的调查,终于大致弄清了大明宫的布局。这座宫殿群平面近于梯形,南面宽1370米,北面宽1135米,西墙长2256米,周围7.6公里,总面积达3.2平方公里。就面积而言,相当于故宫的4.5倍。与唐代的大明宫相比,明清故宫只能算是一个角落。考古人员感慨,如果它能像故宫一样保存至今,一定是人类历史的奇迹。
随着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人们还将领略到更多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动人风情。

大明宫往事
在今天的西安火车站周边,分布了很多大明宫的遗址,在它的东北方向不远处,就是当年大明宫中的皇帝办公室——宣政殿。
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火车站是西安最拥挤的地方,特别是在旅游的黄金季节,这里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很多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对于西安的印象大多是关于兵马俑、古老的城墙和帝王将相的古墓葬。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在他们匆忙的步履踏过的地方,就隐藏着一个历史的秘密,他们的足迹也许恰巧投印在1000多年前武则天的足迹之上。
西安火车站东北方向不远处,就是当年大明宫中的皇帝办公室——宣政殿,也就是平常皇帝要听百官奏折,决策重大事情,颁布重要规定的地方。
今天的西安有仿唐入城仪式的表演,据说唐代就是用这种圣歌般的笙鼓音律和气宇轩昂的仪仗队伍,打开城门欢迎各国来宾。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西安时,也曾受到这样的礼遇。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到了唐末,不仅皇上的地位不保,其所居住的宫殿也难保。公元904年,军阀朱温强迫大明宫里最后一个皇帝唐昭宗和皇室东迁洛阳,随之,拆毁长安皇家宫殿,拆下的建筑木料被推拉至渭河浮水而下。3年后,唐朝最后一个皇帝被朱温废除,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就这样毁灭了。
一座人世间的太阳城,就这样被人间的灾难残忍地吞噬,一如长安之前的那些宫殿。如今的人们,只能凭断垣残壁和零星的文物,去追寻民族曾经的繁华盛景,重温远去的时代那消逝了的宫阙和它的绝代风姿。

大明宫再生
虽然,我们不大可能想象重建大明宫,不过,在综合考虑到城市用地与文化遗址保护的前提下,妥善地修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却是人心所向,这一点,显然也被近年异常开拓创新的西安城市主政者们看在了眼里。
2007年10月29日,西安市委市政府研究通过了《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实施方案》,拉开了大遗址整体保护的序幕。按照方案,在大明宫遗址区19.1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形成“一心两翼三圈六区”的基本格局,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中心,以火车站北广场为轴心,沿陇海线形成东西两大城市改造板块,形同两翼;在未央路、太华路、北二环形成三个商业圈。
2008年,西安全面启动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设计工作,整个遗址公园分为殿前区、遗址区和宫苑区三个部分。在他们的定位构思里,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将成为西安的一个国际文化符号,成为西安重新去找回盛唐精神和大都风范的载体。
按照规划,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将参照纽约中央公园的定位,成为未来西安的“城市中央公园”,也将是世界文明古都的重要象征。
而根据目前的进度消息,2010年的10月1日,盛大的遗址公园将对市民和游客开放。在遗址公园里,丹凤门、东宫、太液池、宫苑这些往往只能凭借唐诗的意境去揣摩其形象的建筑,将重现在海内外游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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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乔家大院》,改变了人们对山西煤老板的看法,多简单。”
——曲江影视集团总裁赵安如此形容电影的影响力。

◎ 现在西安在校大学生120万,数量上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世界第三。
——有人感慨,不仅在“在西安人面前不要谈历史”,也不能谈大学。

◎ 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就是牛肉加土豆,对西安人来说,肉夹馍就等于共产主义。
——陈忠实

◎ 居长安者盛世统,迁洛阳者天下分。都金陵者朝命短,首幽燕者众卑微。
——《中国都城史》

◎ 把西安更名为长安,或者让西安再次成为中国首都,更多是一种玩笑。
——陈忠实对西安的地位一直保持着一种长者式的清醒。

◎ 在薛平贵这种在外包小三、离家18年没有音讯回来竟然还要验证自己元配贞洁的JP(极品)WS(猥琐)凤凰男面前,王宝钏真是餐具孔雀女的代表人物……
——中国首个爱情文化主题公园曲江寒窑遗址公园于2010年5月1日开园,有人看了王宝钏事迹后不免调侃。

◎ 难道也要将陕西卫视交给曲江管理,改名个曲江卫视不成?
——网友评论陕西卫视近年滞后的改革

◎ 西安人哪去了,为什么不抢注“长安”商标呢?
——得知中央政法委的杂志叫《长安》,“荣耀西安”论坛一热心网友“雁过长安”发帖如此称……

◎ “陕”字,一个河南的小县城,有什么资格来命名一个省份。
——部分陕西网友认为陕西车牌应该以“秦”开头

◎ 不了解西安的人没资格做我的男朋友。
——一女大学生因为男友指着中国地图问了声“西安在陕西吗?”而要求分手。

◎ 楼主又是一个“长安改名党”!
——一些西安网友热衷于将一切改名长安,比如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改名为“长安机场”、“陕西历史博物馆”改名为“长安博物院”、“西安”改名为“长安”……

admin 发表于2013年7月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土地使用的经济原则是简单的,有两个相关的定理。其一是国家的总地值,或总租值,要尽可能达到最高点。这里要小心了。如果政府控制土地使用的供应,或垄断,不启用某部分土地,或不鼓励土地使用的全面竞争,那么在某些弹性系数的情况下,较高的总地值或总租值可能导致大浪费。争取最高总地值,可取的,要启用所有土地,鼓励全面竞争,而竞争本身会约束地价。
这里还有一个少人注意的话题。凡是经济发展得好,竞争下地价的总值一定上升。这只不过是说生产力的上升会反映在地价上。政府强行压制地价或楼价,会逼使生产力的上升转到其它资产那边去,不是明智之举。另一方面,炒地产可以像炒股票一样,有时莫名其妙地升得脱离现实,跟着无端端地跌得焦头烂额——这样的实例出现过。牛群直觉的盲冲乱闯不限于昔日荷兰炒郁金香。要杜绝这种行为不容易,有时政府愈管愈炒得厉害。经验说,可以减少乱炒一通的机会是鼓励全面竞争,但没有绝对的保障。
第二个相关的定理,是相同的土地(所有情况类同),不同的使用要有相同的地价或租值,才能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均衡点。这是边际产出定律与市场竞争的含意。原则上,或表面地看,第一个定理(争取最高总地值或总租值)与这第二个定理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但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世界不简单,上述的两个定理可以顾此失彼,引起各种政策处理的困难。先从如下的假设考虑吧。
让我假设中国的所有土地都是私人财产,或有明确的私人使用界定。再让我假设市场竞争存在,每个土地的拥有者要怎样用,或收哪个价,政府一概不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运作会导致相同土地的不同使用达到同价或同租的情况——上述的第二个定理会容易地过关。问题是单靠市场,政府一概不管,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同地同价的土地使用可以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公路不便,绿化奇差,到最后虽然同地同价,但总地值可能溃不成军,乏善可陈,远不及有政府策划之下的同地不同价可以赢的总地值为高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明智是选总地值较高,但要启用所有土地,鼓励全面竞争。
我信奉市场,但绝对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研究了公司理论那么多年,知道市场之所不能,于是不反对政府策划。事实上,先入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发展,因为当年政府策划不足,市场有点乱来,在九十年代的八年间给政府策划远为全面的长江三角洲比下去:后者的环境远为可观,而土地所值也较为优胜了。那些凡事皆靠市场的言论,是宗教,不是科学,漠视了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
究竟中国今天的土地使用政策可以打上哪个分数,不易判断。批评当然容易,但我认为基本上很不错。他们启用所有可用的土地,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全面而激烈,政府对公路与水电等设施建设得快,一律收费,只是不容易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缺电这几年来得严重了。这些大致上做得对。重要是土地转用途的问题,尤其是农地转作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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