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自己说过，《十月围城》是一部“傻电影”。我认为他说了实话，整部电影我只看见了两个字“信任”，无论这种信任因何而建。所以我一直强调它是完美的“商业片”。大多数角色的行动不缺乏推动力，情节也算紧扣，煽情处没有洒狗血引人笑场，这于商业片已经足够。商业片不是文艺写实片，不必遵循现实的逻辑，要的还是激烈的戏剧冲突。跟想得太多的《麦田》和想得太少的《三枪》相比，《十月围城》足以称为华语商业片的样板。

         它是很傻很天真的，双方主事者竟然都没有私利的考量，全是国家民族。配角们重情义轻生死则是对大众的美好想象。所以《十月围城》是这个冬季寒风中的一个梦，将这可爱而不可信的伪历史呈现，挑动观众的义愤与悲情，所谓孙中山，所谓反清大业，不妨将之视为一个象征符号，可以置换成任何伟人，任何时代的大目标，都无损这个傻故事的分毫。——这就是知识分子角度的解读，与商业与票房无关，于一部面对大众的商业影片，错位且无效。

         合格的商业片都是傻电影，只不过它们不像《三枪》那么蛮横，活生生封杀任何思考的可能，只会伸手挠胳肢窝地要笑声，它们只会谦恭地低下头，用体验感强大的影像与细节，悄声地劝说：放开头脑，跟我们一起哭笑，跟我们一起制造一个九十分钟的梦，就像这周围人为制造的黑暗，避开并忘记外间眩目的日光，庸常的生活。

         而且，好的商业片和合格的商业片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提供往更深更广处思考的缝隙。正如陈可辛所说，《2012》是比《十月围城》更傻的电影。它不提供任何的意识形态缝隙，强行逼迫观众接受它的伦理安排（也可以说强行迎合观众的主流心态），小孩不死，宠物不死，拯救总在最后一分钟来临，看似关注灾难中的个体，却例牌地用幸运的一家遮蔽了灾难的惨酷，有名字的幸存者代替了数以亿倍计的无名的殉难者，普世的灾祸却成就了一艘方舟的欢呼，也拯救了被特效拖入影像情境的观众的焦虑。

相比之下，《十月围城》提供了这样的缝隙。即使是二度观影，当阿纯为阿四开读那本少爷钟爱的《伦敦蒙难记》，张涵予那多少过于悦耳的声音同步响起：二百六十年亡国之痛，二千余年专制之祸……革命就是让人人不啼饥，不号寒……镜头慢慢地摇向街市中那些平庸而平静的升斗小民，工作，游逛，嬉笑，休憩，有意无意地与画外音中的大义表白构成淡淡的反讽。那一刻，鲁迅借了一个俄国人阿尔志跋绥夫的话，发出的那句尖锐的提问不期而至，呼啸而来：

         “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

         这已经不是观赏商业片的氛围。这个声音若即若离，伴随着血腥，怯懦，危急与恐惧，一路护送到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孙逸仙博士已经踏上了返回日本的航船。镜头缓缓从他的盔形帽上摇下，定格，不再是刚才宣扬大义时自信饱满的脸，晶亮的泪水盈满眼壳。

         这泪水是编导给孙文的，喻示着他对个体牺牲的意识与不忍。然而毕竟船已起航，风云在即，数十百人的牺牲，换来伟人两眶的热泪，是维城的幸还是不幸？有影评说《十月围城》违背了港片的传统价值观，其实没有，这座殖民城市，起义、反满都与它无关，孙文一走，街市依旧太平，它仍然被摒弃在家国之外，它是革命的居停，最终也成了革命的弃儿。

         这是纯属个人的感受，很少有观众像我，从这部影片想到革命史上的华侨角色。十八九世纪之交的外国与殖民地的华人，几乎不存在知识精英，他们没有任何工作与居留的保障，也几乎无法从事任何有智力含量的工作。他们辛苦勤劳的代价，却有一大部分回哺故园唐山，康有为来保皇，他们捐款，孙中山来革命，他们也捐款，因为他们希望祖国强大，足以荫庇她仳离流落的海外子民。然而无论革命成功与否，他们总是最先被遗忘的人群。

         孙中山的泪水，是一个小小的反扑，前面那些慷慨激昂，那些舍生取义，突然在泪光潋滟中变得可疑，变得虚妄。理智告诉我，这大概是我的过度阐释，然而我宁愿相信，这是编导放置的隐秘的非商业元素。这元素有个名称叫“情怀”，否则他们完全可以让孙文迎着太平洋上的灼烈阳光，意气风发地踏上归途。

         我就这样略过了那段声音和这幅画面之间60分钟无休止的打斗，两者之间只有一句点题的格言：“欲求文明之幸福，必先经文明之苦痛”——

         你以为那些用法规怂恿“钓鱼”的执法者，那些用条例批准“强拆”的决策者，那些将自焚称为“暴力抗法”的言说者，他们只是被私利所驱逐，只是被政绩所诱惑吗？我不相信。如此的理直气壮，如此的悍然，他们一定在意识上已经寻得合法的解释，那或许便是“舍小家顾大家”，或许便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体”，或许便是“欲求文明之幸福，必先经文明之苦痛”。

         鲁迅的诘问再一次呼啸而至。这是“国父”也无法回答的诘问：“文明”仅仅是人人不啼饥，不号寒，有恒产吗？“文明”不包括人人享有同等的尊严，多元的选择，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吗？“文明之苦痛”如果包括民众在无知之幕下为大目标殉难的无从选择，它是否会最终压垮“文明”本身？

         孙文的眼泪停留在1906年的香港。我闭上眼，看到的却是中国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