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5日

  这两天不在上海,闭幕式是在一家餐厅看的。开始前几分钟,看到央视一枚广告,忘了具体什么品牌,广告词是“从1984到2008”。1984年1月22日,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播出了一则60秒钟的广告,广告的场景是标准的1984,列队的人群、电幕和老大哥。这时冲进一个白衣红裤的女孩,将锤子扔向电幕,显示几行字幕:On January 24th,Apple Computer will Introduce Macintosh.And you’ll see Why 1984 won’t be like “1984”.这个广告仅仅自费播放了一次,立即成为一个事件,美国各个电视台把它作为一个新闻反复重播,上百家报刊参与报道讨论,观众纷纷打电话询问什么是“Mac”。苹果为新产品Mac制作的广告成为经典,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后来还导演了一部著名的电影《角斗士》。

  我不知道央视的这枚广告有何微言大义,但是把它颠倒过来,正好可以用来解释这场闭幕式的中心思想:“从2008到1984”。如果说春晚美学和阿里郎美学胜利会师开幕式,那么闭幕式就是阿里郎美学和春晚美学的胜利会师,基本精神保持一致,不过是A+B和B+A的区别。第一节“相聚”是标准的阿里郎美学,尤其结束部分,五个环套着那个荷包蛋一样的太阳,诠释了新的奥运精神:“圆环套圆环,环环向太阳”。奥运会会标从此可以按照这种诠释修订:五个圆环不再是连环套,而是同心圆。第三节“狂欢”是标准的春晚美学,而且是零点前后的春晚,来个明星歌曲大联唱。不过,让人焦虑的是,亚运会过去十八年,当年出生的孩子都读大学了,“国家主义的夜莺”还是刘欢、韦唯和茉莉少将,接班人有待培养。上一次张艺谋同志夹塞了很多私货,这次似乎不好意思,所以第二节“记忆”留给了消防兵官兵,这很好,保证了现场的消防安全。但是,“记忆之塔”的创意很狡猾,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巴别塔”——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没准过了若干年,老谋子又跟全国人民说,自己处心积虑,埋下伏笔,创作了反讽的伟大作品。

  相比之下,“伦敦8分钟”就比咱们天朝差远了,至少有五大败笔:

  第一,缺乏气势。就那么“七八个鸟人、八九条枪”,要是换了张艺谋,至少也要来2012辆双层巴士,加上2012个足球,省得在场的志愿者为了贝克汉姆的足球推搡一团;

  第二,缺乏文化。既不展示狮心查理和血腥玛丽的光辉事迹,也不展示一下英国的大好河山和伦敦的标志性建筑,化外之地啊化外之地;

  第三,缺乏美观。参与表演的还有残疾人士,哪像我们,小姑娘掉个门牙,为了国家利益,立即换掉;

  第四,缺乏重视。“伦敦8分钟”期间,居然安排英超切尔西和威冈的赛事,看来英国奥组委没有认真管教英国足协,希望在2012年,为了备战奥运,英超停赛一年;

  第五,缺乏惊喜。演出之前,伦敦奥组委主席没有把节目菜单当作国家机密,而是和盘托出,由于悬念没有留到最后一刻,少了很多新鲜感。

  综上所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一届奥运会,不在1984年举办,但胜似1984。“伦敦8分钟”的双层巴士上写着“伦敦-北京-北京”,咱们的可以写上“1984-2008-1984”。你期待白衣红裤的女孩?她们已经成为开闭幕式上的白衣女孩,这些“微笑木偶”是螺丝钉,不是大铁锤。

posted @ 2008-08-25 03:20 鬼头鬼脑 阅读(1486) | 评论 (18)编辑 收藏

2008年8月15日

  圆环套圆环运动会期间,党和政府慈悲为怀,开放了一批反动网站。对于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我举双手赞同;但是我非常自律,主动远离这些网站,以免被腐朽思想侵蚀。

  我最喜欢看的是土产新闻,比如今天《新京报》对一个开幕式上白衣女孩的采访(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olympic/2008/08-15/008@030745.htm)就很有意思。开幕式引导员的选拔,严格到要“测骨”,来挑选她们的老师用专业皮尺丈量每个人的身体比例,女孩们聚集到一个房间内,脱光衣服,一一量体过筛。标兵引导员(也就是“白衣女孩”)的选拔也很严格,20名女孩一组进行上镜测试,让她们挨个上舞台对着摄像镜头不停地笑,哪位女孩不上镜,就要被淘汰。接受采访的这个白衣女孩表示,那天给她最大的感受是,“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但让她高兴的是,最终她得以入选”。2008张“笑脸”让观众印象深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这个3分多钟的表演,她从4月份开始,每天清晨5时起床,6时赶到模拟“鸟巢”,晚上8、9时才回到宿舍,一个打开合上的简单撑伞动作,每个人都要重复练上千次。长达几个月的训练,读书怎么办?北京农学院有90多名学生入选,为了能让她们安心排练,学校决定对两个学期的课程实行免考,如果有900名学生入选,我看北京农学院可以直接改名叫北京体育学院了。为了练习微笑,她们自发进行微笑训练,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咬筷子和照镜子,白衣女孩感慨自己快成“微笑木偶”。 第二次彩排时,有关领导觉得有的笑脸与笑脸间有明显的空隙,不好看;导演就和她们说,节目有可能被撤换,让她们努力练习,当天2000多名女孩留在鸟巢一直练到凌晨1点多。女孩们的腰间都挂有一个水壶,这是给入场运动员准备的,如有运动员口渴,她们要马上将水壶递过去,但女孩们再渴也不能喝一口。看到这里,我险些感动落泪,难怪有“微笑木偶”在开幕式期间晕倒,为了国家利益,“生的伟大、晕的光荣”!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怎么判断运动员是否口渴?看他们是否吐舌头?

  当然,仅看这些花絮是远远不够的,无法加深对圆环套圆环精神的理解。有朋友推荐圆环套圆环运动会官方网站的新闻发布会记录,于是认真学习,受益匪浅,其中信息之丰富远非那些反动网站所能比拟。比如8月14日BBC记者提出圆环套圆环运动会期间开放示威场所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任何中国人得到批准可以去发表自己的观点,作为中国官员来说,你有什么感觉?”中国官员表示这不是北京奥组委的问题,是公安部门的问题,他也没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旦拿到这方面的情况,一定会告诉媒体”。等到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当美联社记者再次问到类似问题,这位中国官员聪明地回答:“首先我并没有承诺今天就能够把这个情况告诉你,我想再次重申我们只是北京奥组委,北京奥组委不负责这些可以进行示威游行公园的情况,我已经把您的要求转给了相关部门,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得到统计数据的告知,比如有多少宗申请,有多少宗批准,我会继续把你的要求转给有关部门。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些负责的部门联系。”我突然想到,如果这名中国官员去当国奥教练,我们的踢球技术没得说,肯定早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中国官员如此不卑不亢,不太让人吃惊,我们的人事选拔制度一向行之有效。国际奥委会新闻宣传部部长吉赛尔-戴维斯(Giselle DAVIES)女士尤为让我佩服,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奥运事业当作她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圆环套圆环精神,充分说明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是“you 和 me,心连心”。奥运“油(you)米(me)情”取代军民鱼水情,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宣言。当一名外国记者问:“你是不是受到什么限制,所以回答得非常谨慎小心,这样做可以不惹中国东道主不高兴?”吉赛尔-戴维斯女士立即表示:“没有,根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请看下面一段对话,吉赛尔-戴维斯女士的滴水不漏是不是很有外交部发言人或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风范?

  第四新闻台记者:请问Giselle DAVIES,中国对奥运做出承诺,要保护人权。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国际奥委会会不会感到尴尬?
  Giselle DAVIES:2001年中国对奥运做出承诺,希望对总体情况有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有巨大的进步。你们大家都知道,你们在报道奥运会,全世界正在关注奥运会,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我们做了调查,在美国有55%的观众认为到北京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第四新闻台记者:我问的是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没有能够实现承诺,是不是感到有点尴尬呢?
  Giselle DAVIES: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可以在这么一个地方举行奥运会,而且一切运转非常好。

  第四新闻台记者:我并不是问你这个场馆好不好,而是你是不是觉得尴尬?在场的人任何人都会觉得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IOC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实现他的承诺,是不是感到尴尬?
  Giselle DAVIES: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把体育精神、奥运精神带到这个国家来,我们现在做到这点,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们为运动员组织了良好的奥运会,这是最重要的。

  第四新闻台记者:Giselle DAVIES,我再说这个意思,你们是不是感到尴尬,中国政府没有履行媒体自由或者个人权利?
  Giselle DAVIES:我觉得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你还犹豫什么?赶快回头是岸,把那些反动网站从收藏夹里删除,点击网址:http://www.beijing2008.cn/live/pressconference/pool/mpc/index.shtml,重点阅读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的记录吧!

posted @ 2008-08-15 15:27 鬼头鬼脑 阅读(1377) | 评论 (10)编辑 收藏

2008年8月9日

  “人民艺术家”张艺谋同志废寝忘食地准备了1300多个日日夜夜,动用了1万5千名专业和群众演员,为全世界人民奉献了圆环套圆环运动会开幕式。虽然严格保密,但是老一代表演艺术家宋丹丹同志早在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就泄露了它的十六字方针:“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这次开幕式是春晚美学和阿里郎美学的完美结合。小朋友歌唱《歌唱祖国》、56个民族的代表济济一堂,这是春晚的美学程序;成千上万人的集体表演,这是阿里郎的美学程序。春晚是社会主义美学,阿里郎是共产主义美学。社会主义美学虽然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但是难以唤起美学震惊,关键时刻,还是要重祭共产主义美学。西方人什么没见过?团体操!阿里郎是团体操的经典之作,缺点是“声音基本靠吼、动作基本靠手”,都21世纪了还在玩翻板,我们亚运会就玩过。2008张笑脸、2008人的太极拳(我开始看成了军体拳,实际表演人数为2136人,但号称2008人),要在声光化电的多媒体背景下才更“浪漫”。“浪漫是开幕式最大特点”,张艺谋这样总结。浪漫的张艺谋还塞了不少私货,《古今大战秦俑情》、《满城尽带黄金甲》乃至“印象系列”的踪迹都可以在开幕式里看到,导演免费插播自己的广告,可以理解。

  除了开幕式,最雷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解说词,字正腔圆,每一个词语都无可挑剔,但每句话都不知所云,这才是高考满分作文的样板。万里长城被高度评价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勇气和智慧的结晶,象征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脊梁”,这样无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血和泪,接近于王兆山同志的“纵做鬼、也幸福”。铁凝主席已经表示王兆山的诗词不妥并且让人感到遗憾,中央电视台似乎也应反思一下。准确地说,万里长城应该是人类专制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不过我们一向把专制当文明,这样评价也就不意外了。

posted @ 2008-08-09 04:49 鬼头鬼脑 阅读(2154) | 评论 (17)编辑 收藏

2008年8月8日

  最近似乎跟姓“胡”的较上劲,不过依然不是胡哥。这次是胡适,放在我朝,姓胡的应该称作“国姓爷”。

  “温故书坊”新近推出哈雷特·阿班的回忆录《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讲到他如何营救被捕的胡适博士。阿班是《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早在民国年间,海外媒体就与异议分子相互勾结,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啊。资产阶级记者也有两面性,虽然亲近异议分子,但是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同仇敌忾的。阿班深入揭批党国的新闻检查制度,让人悠然心会:“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

  阿班接着讲到“国姓爷”如何发表涉及人权的反动言论,如何“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还讲到自己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这篇刊发于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据说对于4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起到关键作用。看到这里,我很意外,我曾研究过1927到1930年间的胡适,从未听说他曾被捕,甚至被秘密判处死刑。

  回头去翻《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国姓爷”把人权这种西方意识形态当作普世价值大加宣扬,这种反动言论引起广大党员同志的愤慨,各地党部更是纷纷呈请中央严办无聊文人胡适,但是没有看到胡适被捕的记载。日记无法证明反而否定了阿班的说法,这一年,7月21日到8月6日之间的日记是空白,但是8月6日的日记讲到此前一天宋子文辞职来上海,托人邀他次日去谈,两人谈论的内容是宋子文的辞呈,没有涉及胡适。《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有8月1日、8日两封信札,均未提及被捕一事,他在8日的信中还以“知心哥哥”的口吻安慰一位失恋的学生。8月3日《纽约时报》社论促使胡适4天后被释放的说法,难以成立。

  阿班所说是否空穴来风?首先要核对《纽约时报》是否刊登过那篇社论,或许社论使胡适幸免于被捕。其次,阿班有可能把罗隆基误作胡适,但罗隆基被捕发生在1930年,而且当日即被释放。罗隆基被捕半日已经沸沸扬扬,胡适被捕多日,当事人或者研究者均无提及,是不太可能的。胡适进过局子,不过是在少年时代,一次醉酒后与巡捕争斗,在捕房里反省了一夜。这有点像孙志刚被抓进收容所,只是“国姓爷”第二天活着离开,否则中国现代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盛夏难耐,寻章摘句聊以消暑。此外,读到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30年代初,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张东荪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张君劢相识”。作者主要研究20世纪30、40年代,隔行如隔山,似乎不知道“二张”早就紧密团结在梁启超身边。闻黎明同事左玉河在《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里写道:“1907年,谛闲大师东游讲经,张君劢按时前往听讲;在东京结识了张东荪。张东荪通过张君劢,后来认识了梁启超,投身于清末立宪运动中。”此段资料来源不详,但不像伪造。

posted @ 2008-08-08 00:34 鬼头鬼脑 阅读(1119) | 评论 (2)编辑 收藏

2008年8月4日

  不要误会,“胡”不是胡哥。

  1954年深秋,一位年轻人感慨:“文艺界对胡先生的意见和胡先生的愿望完全相反。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的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这位年轻人是芦甸,胡先生指的是胡风,当时绿原、徐放、路翎、芦甸、牛汉、严望等在胡风家聚会,后来牛汉回忆那时的场景:“胡风在房里走来走去,没阻拦,没表态。”他和严望、徐放等看到胡风默认这种说法,难以接受,执意离开。这段往事见于《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当代》2008年第1期,http://www.dangdaizazhi.com/dangdaizazhi/ShowArticle.asp?ArticleID=7784),现在收入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年7月)。与“马、恩、列、斯、毛、胡”相仿的是,彭燕郊曾表示:“现代中国有三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何香凝,第三位是梅志。”梅志,胡风夫人。

  最初看到《我仍在苦苦跋涉》,有些犹豫,因为从诗歌趣味来说,我更喜欢“九叶派”,而非“七月派”。在书店里翻来翻去,下不了决心,看到一张照片,1985年秋,中国作协为1983-1984年优秀新诗集奖颁奖,胡乔木授奖,牛汉拒绝与胡握手。看到这里,我立即决定买下。周扬常被称为“文艺沙皇”,其实他最多只是“文艺沙皇的秘书”,胡乔木呢,大概可以称为“文艺沙皇的秘书长”。“秘书”当年亲自整人,“文革”中亲自被整,后来见到昔日的被整者,总是两眼泪汪汪,再三道歉,但很多作家难以“相逢一哭泯恩仇”,依然无法原谅“秘书”。但奇怪的是,又有很多作家对“秘书长”情有独钟。我年少无知,曾经在很长时间把胡乔木当作胡耀邦的左膀右臂。这没有办法,实在是读了太多歌颂“秘书长”礼贤下士的文章。读到2000年第4期《书屋》上的胡绩伟《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那是周实时代的《书屋》,这篇文章占到整本杂志的1/3篇幅),才认清胡乔木的“秘书长”本质。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偏执的做法,判断文艺界的回忆录,先看对“秘书长”的态度,感恩戴德的基本不予理会。虽然袁鹰的《风云侧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被真理部列入推荐书目,我一直不以为然,因为袁鹰这样评价“秘书长”:“多年来,他对副刊的要求、建议和批评,有些具体意见,也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是平心而论,他的高瞻远瞩、胸怀大局而又认真细心、一丝不苟,他对作者(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宽容态度,都给了我们许多教益。”牛汉不仅拒绝与“高瞻远瞩、胸怀大局而又认真细心、一丝不苟”的胡乔木握手,还记下了另一个细节,有一天,聂绀弩老婆打电话:“不好了,大祸临头了”,牛汉骑车四十分钟赶去,只见聂绀弩仰天躺在床上,说:“胡乔木作序,对我的诗全看了,这就坏了,他知道我内心想什么了。”

  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把《我仍在苦苦跋涉》读完,感觉稍逊于何兆武的《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但远胜于袁鹰的《风云侧记》。何兆武喜爱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根据葛兆光的讲述,清华大学曾经为何兆武举办八十寿辰庆祝会,学生去接他,却发现他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牛汉在自述中无法免俗,多次提及自己的成就,但是只要没有像许渊冲自我表扬到催人泪下的程度,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要求所有人都像何兆武一样,就像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四有新人”,是极端的产物。

  牛汉对诗歌的艺术判断,我不是完全赞同,比如他盛赞艾青、田间,我对这两位一点兴趣也没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的名句,在我看来,正是“余含泪”的先驱,动不动就含泪,会把土地变成盐碱地。但是,牛汉对诗人或作家的人格判断,我基本比较信赖。《我仍在苦苦跋涉》像《上学记》一样,臧否人物大都采取“实名制”,很少使用某某。萧乾爱打小报告,被发现后解释说:“我是老记者,技痒,不写不成哪……”《臧克家诗选》出版之后,臧克家又送来很多诗,冯雪峰把诗稿扔在地上:“他算什么诗人!”臧克家说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小天堂,是圣地,牛汉表示自己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还认为楼适夷一生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可以留下的东西,并指出楼激烈地批冯雪峰但没有对此进行检讨过,许广平也曾粗暴地批冯雪峰。从萧军的口气可以推测,萧红和鲁迅的关系不一般。“清污”时,张光年、刘白羽发言,丁玲随后表态,发表时却是丁玲打头,那些左派不愿意承担“左”的责任。这些“实名制”的叙述和评价,未必能够全面呈现这些人物,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观看他们。也有一些地方没有使用“实名制”,比如牛汉讲到自己担任“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要把自己作序的《邓小平之歌》评上,牛汉认为这不是诗,这是政治,对方坚持,牛汉表示如果非此不可就要退出评委会。这里没有点名,但是内行一看便知,外行人肉搜索一下,也会知道。

  牛汉蹲过两朝监狱,他的回忆证明了贾植芳的“监狱比较学”,国民党监狱可以与外界通信、看书,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书报,审查记录是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晚上睡觉头顶一百瓦大灯泡,据说这种不留痕迹的“逼供方式”现在还被沿用。牛汉被捕的消息也没有通知家人,这让我想起“纸老虎”周正龙曾经失踪多日,杨佳母亲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1957年,罗稷南问太祖: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太祖沉思片刻,回答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根据牛汉的回忆,早在1949年或1950年夏天,就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问出同样的问题,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这本书不仅爆出文坛猛料,还呈现了隐没的文艺界脉络。“胡风集团”常被视为一体,牛汉却呈现了内部的差异,比如围绕“马、恩、列、斯、毛、胡”产生的分歧,这种差异不仅在于对胡风的态度,还在于如何评价太祖,如何评价那段历史,以及何种政治或者文化立场。2002年参加复旦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研讨会”,记得彭燕郊上台便哭,一边嚎啕、一边声色俱厉地痛斥批判鲁迅、重提胡适的思想潮流。(我的记忆力不太好,此处不敢确定细节是否准确。)彭燕郊对异见的态度让我吃惊,当初“胡风集团”不也是被视为异见分子么?怎么昔日的异见分子(那种异见,现在看来与主旋律相差无几),对于异见那么咬牙切齿?一个人是否因为受到迫害,就成为真理的化身,或者说就拥有“真理卫队”(牛汉在青年时代曾筹建并加入“真理卫队”,这里把它作为一种隐喻)的权力?受难者一旦掌握权力,会不会成为迫害者?当时,不少与会的学者私下感慨,难以接受受难者的真理,又不忍心批评年迈的受难者,只能沉默。这个说来话长,暂且打住。

posted @ 2008-08-04 17:50 鬼头鬼脑 阅读(2402) | 评论 (11)编辑 收藏

2008年7月2日

  5月份,有网友举报贵阳客运段列车上的中英文对照标牌,将贵阳翻译成“The expensive sun”(昂贵的太阳)、警风翻译成“police breeze”(警察的微风),一时哗然。我对贵阳客运段的同志充满理解之同情,这种诗意的翻译竟然被广大不解风情的群众误解。其实这种译法并非贵阳特色,2006年伊朗总统内贾德曾经公布2000多个禁用外来词(绝大部分来自西方),英语外来词helicopter(直升机)由波斯语“旋转的翅膀”代替,fax(传真)改为“远距离书写”,意大利语外来词Pizza(比萨饼)改为“弹性烤面包”。

  这两天,可以在“昂贵的太阳”下感受“警察的微风”。为了避免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我认真学习了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很有收获:2008年6月21日20许,李树芬与女友王某一起邀约出去玩,同李树芬的男朋友陈某及陈的朋友刘某等吃过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闲谈。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刘见状立即跳下河去救李树芬。王某急忙打电话给陈某,并大声呼叫救人。陈立即返回河边,跳下河中帮忙施救,陈见刘已体力不支,便用力先将刘拉回岸上。王某、刘某随即报警,并打电话通知了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

  我尝试着把这段改编成卡夫卡式的小说:K与男友以及男友的男友吃过晚饭后,步行到河边闲谈。K在与男友的男友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男友的男友见状急忙拉住K,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男友先离开,男友的男友见K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K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男友的男友见状立即跳下河去救K。接到电话,男友立即返回河边,跳下河中帮忙施救,见男友已体力不支,便用力先将其拉回岸上,随即报警,并打电话通知了K的哥哥。

  诸位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卡夫卡确实是一位预言家,精确地预言了这一切,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哪怕昂贵的太阳。我们一起重温《判决》的最后部分:

  在楼梯上,他下台阶时,犹如在一块倾斜的平板上赶路一样,一下碰到了他的女佣,她正要去收拾房子。“我的天啊!”她用围裙捂着脸,但他已经逃走了。他从大门外一跳,越过车道直奔大河,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他一跃而上,如同一个乞丐一样牢牢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本来就是优秀体操运动员,这在他年青时代就曾经是他父母的骄傲。他吊在栏杆上,手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但他仍然坚持着,在大桥的栏杆柱子之间,他看到一辆汽车轻松地驶过,汽车的喧嚣声可能要淹没他落水的悲壮之举。他轻声地叫道:“我的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啊!”然后落入水中。
  在这一瞬间,来往的交通从未中断。

posted @ 2008-07-02 02:30 鬼头鬼脑 阅读(3312) | 评论 (10)编辑 收藏

2008年6月28日

  法布雷加斯,江湖人称“欧洲杯第一替补”。2007年,国王亨利离开酋长球场之后,人们一度以为阿森纳将就此沉沦,没想到沉沦的是国王,以法布雷加斯为首的一群“小妖”点燃了枪手的青春风暴。在欧冠赛场,平均年龄24岁零9个月的阿森纳淘汰平均年龄30岁零2个月的AC米兰,21岁的法布雷加斯摆脱30岁的加图索,把致命的皮球打进35岁的卡拉奇把守的大门,让40岁的马尔蒂尼感伤不已,这一幕已经成为经典。然而,在国家队里,法布雷加斯依然是流水的营盘、铁打的替补,他和哈维成为瑜亮,既生“哈”、何生“法”?西班牙对阵俄罗斯,队内头号射手比利亚意外受伤,老帅阿拉内贡斯改变换人战略,让法布雷加斯替补上场,担当“影子前锋”。这个位置使得法布雷加斯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奉献两次助攻,借用中国足协的习惯说法,给西班牙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对于法布雷加斯此次的表现,各方都是不吝表扬。我看到的最奇异的说法是2008年6月27日《体坛周报》的一段话:“阿拉内贡斯在关键时刻让法布雷加斯替下受伤的比利亚,促成了一个哈耶克式中场的诞生,在维也纳的雷雨夜空下谱写出一段美妙的安达卢西亚轻音乐,让阿尔沙文和队友们陶醉在南方的梦里,忘记了北方的绝望……”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一位法国《队报》记者的书架上全是人文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整整一排汉娜·阿伦特的作品,这让我惊叹不已。没想到中国体育记者也迅速读起了哈耶克,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上下文,没有发现法布雷加斯和哈耶克有什么关系,大概记者听说哈耶克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很自由的主义,所以把拥有更多自由空间的法布雷加斯称为“哈耶克式中场”。这有贴标签之嫌,但也可以看作另类书评,没准能够促销几本哈耶克。

  最近经常听说,奥运会可以去政治化,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但是,足球和左右的关系却是源远流长。在2008年5月27日《足球周刊》上读到杨秀《政坛球迷》,够八卦,转载如下:

  当圣彼得堡泽尼特队长季莫什丘克在曼城球场亲吻联盟杯时,绝大多数英国媒体都把胜利与俄罗斯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紧密联系起来。而在这位42岁的年轻总统身后,是前总理祖布科夫、圣彼得堡市长马特维延科、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帕特鲁舍夫、议会下议院议长格雷兹洛夫、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这样冠盖云集的“圣彼得堡粉丝团”。从诞生之日起,足球就已经与政治密不可分。20世纪以来,足球更是被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图腾意义,让朝野上下趋之若鹜。这些狂热的“不平凡人”,也大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足球原本的命运。

  从极权到财阀  

  在20世纪政治左派与右派激烈斗争的100年中,体育一直是双方实现各自政治诉求的重要手段。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扶持沙尔克04,墨索里尼青睐拉齐奥,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庇护皇马,都是“政治绑架足球”的典型。1923年,由苏联第一任安全首脑捷尔任斯基创建的莫斯科迪那摩,就是一直得到内务部支持的特权球队。在苏联,安全局首脑贝利亚对莫斯科迪那摩的露骨支持,也是苏联足球史早期的公案。

  “极权”球迷对足球的狂热,为欧洲足球缔造了不少“奇迹”。80年代,前东德秘密警察首脑斯塔西,就曾滥用公权让自己心爱的柏林迪那摩实现了联赛10连冠。同期,在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的养子瓦伦丁掌政布加勒斯特星,给俱乐部带来了东欧国家第一座冠军杯和连续119场正式比赛不败的欧洲纪录。在苏联,1953年贝利亚被处决并没有让莫斯科迪那摩就此消沉,相反,来自内务部的持久支持,在70年代开始又缔造了基辅迪那摩这个全新的豪门。

  前苏联这种极权时代的“政治球迷”,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被更具有经济影响力的“财阀球迷”所取代,新总统梅德韦杰夫就是最新的活例。七寡头时代迅速诞生的一批产业大亨,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聚敛了足够的资源,足球就成为他们激烈竞争的另一个舞台。进入21世纪,俄超掀起了一次空前的收购潮,缔造了最为壮观的权贵球迷群。卢克石油公司副总裁费顿(莫斯科斯巴达克)、俄天然气集团股东克利莫夫(土星)、化肥大亨费德拉耶夫(莫斯科迪那摩)、金属大亨乌斯马诺夫(阿森纳),镍业巨头普罗霍洛夫(莫斯科FC)、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萨米耶夫(喀山鲁宾)、萨马拉州长特卡琴科(萨马拉苏维埃之翼)。他们大多都曾在俄政府位极人臣。

  在这场充满政治和经济残酷角逐的“财阀战争”中,最新的胜利者是有浓厚普京背景的圣彼得堡。普京嫡系接班人梅德韦杰夫与前总统是列宁格勒大学校友,他的迅速上位也让俄罗斯政坛迅速倒向了圣彼得堡。有梅德韦杰夫的天然气集团鼎立支持,圣彼得堡泽尼特才能压倒失宠的中央陆军和斯巴达克,问鼎俄超。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这些利用公权为心爱球队牟利的政治球迷中,真正臭名昭著的只有萨达姆的长子乌代。他曾强行招揽新秀充实自己创建的“引路人”俱乐部,试图建立伊拉克的“阿贾克斯”。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有关乌代虐待伊拉克球员的传闻也得到了证实。但除了贝利亚放逐斯巴达克四兄弟的故事外,大多数东欧和前苏联的政要们都没有像乌代这样从肉体上折磨足球。曾广为传播的恶行里,有小齐奥赛斯库因得不到星队门神杜卡达姆的洲际杯战利品——丰田车,砍掉了后者的四根手指。事实上,杜卡达姆激流勇退是因为患上罕见的血液病,恐怖传闻只是不知出处的恶意诽谤。

  权贵最爱兵工厂

  切尔西因地理位置和阿布拉莫维奇的介入成为伦敦上流社会的新宠,但真正拥有最多政要球迷的却是另一家伦敦球会阿森纳。从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到恐怖大王本·拉登,从伊丽莎白女王到末任港督彭定康,阿森纳的贵宾席可谓风光一时无两。英国媒体甚至还把周恩来总理算作枪手球迷,理由是总理曾在伦敦逗留多年,支持的也是当时的工人阶级球队阿森纳。而在西班牙,王室和首相们的爱好往往迥异。国王胡安·卡洛斯倾向于皇马,但王储菲利佩却是马竞的名誉主席;前首相阿斯纳尔是皇马铁杆,继任者萨帕特罗则立刻对巴塞罗那表了忠心。

  类似的趣事层出不穷,阿根廷的总统夫妻基什内尔也各有所好,玫瑰宫的前“丈夫”主人是竞技球迷,现任女主人则是拉普拉塔体操拥趸。至于言行乖张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则是巴黎圣日耳曼的死忠。然而,法国媒体却披露他似乎并不受首都俱乐部的欢迎。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巴塞罗那、多特蒙德和沙尔克04三家著名俱乐部的名誉会员,他也曾在觐见利物浦时声称自己是红军球迷。但波兰人最心仪的球队来自新加坡,是当地和平女王教堂的牧师球队。

  当然,现代绝大多数威权统治者都不轻易透露自己心仪的俱乐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舆论压力。像巴西总统卢拉这样被财政部长踢断腿,或者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南美“内阁杯”上伤了鼻子告假的“狂热”,可并不多见。俄罗斯“新沙皇”普京就从未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是哪支球队的粉丝,不过根据俄媒体从克里姆林宫内部得到的消息,前克格勃骨干对内务部一直荫庇的莫斯科迪那摩并没有什么感情,倒是对中央陆军很有好感。同样,早已为外界所熟悉的超级球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也在国内两大豪门德黑兰独立和波斯王城之间选择了中立。2006年10月,他还批准伊朗当局向两大豪门贷款260万欧元,用于均衡发展。新闻场合下,他从来都只穿着伊朗国家队球衣出现在镜头前。

  最后,在这份冗长的“政治球迷”名单里,我们还会发现几个匪夷所思的名字:前苏联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最中意的足球队竟然是——威根!根据威根人的考据,1970年3月23日,威根曾与前苏联的哈尔科夫冶金工队打过一场友谊赛。威根3比2战而胜之,这支英国球队也吸引了哈尔科夫俱乐部随队助理秘书的注意。这位名为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的小人物,就是日后苏联帝国的那位掘墓人。最早发掘出这宗诡异秘闻的,是《曼谷每日邮报》的英国记者克拉契利。他甚至披露,戈尔巴乔夫为了能及时收听到BBC的足球比分播报,让苏联安全局停止干扰英国电台的信号。

  另一个传奇程度堪与相比的,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居然是切尔西球迷!依照切尔西的官方描述,美国总统是在60年代就读牛津大学时,被切尔西深深吸引。甚至有球迷妄自揣测,克林顿的独女切尔西,也是得名于此。事实上,28岁的美国前“第一女儿”名字起源于1969年美国著名歌手朱迪·柯林斯的单曲《切尔西的早晨》——指的是纽约西郊的切尔西区,追随母亲竞选美国总统的切尔西如今也定居于此。巧合的是,她也曾在父亲的母校牛津求学,却没有培养出来丝毫对蓝桥的感情。而在牛津赢得罗氏奖学金的克林顿,真正热衷的运动其实是Football——美式橄榄球,日后他还曾在阿肯色州小石城橄榄球俱乐部效力过。

posted @ 2008-06-28 03:31 鬼头鬼脑 阅读(2598) | 评论 (6)编辑 收藏

2008年6月19日

  读到一篇(也是惟一一篇)上海高考满分作文,以农民工子女为对象,作者写道:“在他们日益长高的身体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

  看到这里,想到毛尖女士在很有鲁迅先生《一件小事》神韵的《一次义卖》(《新民周刊》2008年6月9日)中写道:“这也真的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重新出发的时代,爱祖国,爱人民,那么结实地沉淀在我们心头。一个同学告诉我,第一次,她很自豪地对她的80后恋人说,她已经入党了。听了她这话,我几乎掉泪。”

  一位“差点”落下泪来,一位“几乎”掉泪。看到这两段催人泪下的文字,我的眼睛也仿佛湿润了。

posted @ 2008-06-19 22:59 鬼头鬼脑 阅读(7197) | 评论 (24)编辑 收藏

2008年5月25日

   按:本文根据在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办“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上的发言录音稿增补而成,徐敬亚、朱大可等先生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谨致谢意。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我觉得可以改成一个更为具体的标题,就是“地震时代,诗歌何为”。这里所说的地震不仅是正在发生的这次灾难,也是一种隐喻。有一本叫做《现代主义》的书,开篇就提出“文化地震学”的概念:第一种等级是“时尚的颤动”,第二种等级“形成长时期的风格和感情”,第三种等级指“文化上灾变性的大动乱”,震级接近于这次发生的7.8级(5月18日纠正为8级)地震。按照这本书的说法,这些震动“使整个文明或文化受到怀疑,同时也激励人们进行疯狂的重建工作”。现在的情况是,废墟已经出现,疯狂即将开始,重建遥遥无期。如同海子的诗:“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我们处在一个全方位的地震时代,不仅是文化地震,隐蔽的精神地震、心理地震以及那些直接表现出来的经济地震或者其它地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爆发。

  首先谈一下跟诗歌毫无关系的一个事情。地震当天我打开电视,看到夜里4点钟。但从第二天到目前为止,我不太愿意打开电视了。第一天电视报道地震的时候,是出于本能的报道。本能就有一种本性、有一种人性。第一天的报道里,我能看见人性。但此后我就看不到人性了,看到的是像《感动中国》一样的画面。一打开,就发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画面,就听到那些熟悉的语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打一场抗震救灾的人民战争……我发现我无法忍受这种话语。即使在第一天还比较有人性的电视报道中,夜里3点左右,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谈到世界各国向我们发来慰问电的时候,把慰问电说成了“贺电”。我并不认为这个主持人是故意的,但这个口误说明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习惯接受贺电,不习惯接收慰问电。“贺电”成为一种话语惯性,就像很多激动的网友,虽然感情真挚,表达感情的方式却千篇一律、面无表情,与其它时刻没有任何区别,热烈的下面是冷漠。

  诗歌有什么作用呢?耿占春老师刚才讲到自己的犹豫,到底是应该坐到通往四川的火车,还是坐到上海开诗歌研讨会的火车上?我在想,两者之间并没有道德高下之分。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诗歌里,有一首诗网友评价非常高,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据说是感动了盛大总裁,给灾区多捐了600万。有网友评论这首诗歌是最有价值的诗歌。前两天看东方卫视,一位主持人在念诗,于丹是嘉宾,她流泪的速度恰到好处,缓缓地,特别适合拉近镜头给个特写,既很好地抒发了了自己的感情,又不破坏自己的妆容,等到主持人念诗完毕,她立即恢复镇静,给观众灌上“心灵鸡汤”。诗歌是否一定要换成600万?或者说诗歌一定要让我们流眼泪,才算承担了自己的使命?

  在地震时代,我们有一个选择,捐款。现在捐款几乎成为唯一选择,尤其对于那些公众人物,不存在是否捐款的问题,甚至连捐款多少都不取决于当事人,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金额多少跟良心多少被划了等号。但捐款是否意味着自己就尽到了责任?捐款之后做什么?我觉得,对诗人来说,地震时代能做的就是写作。写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地震直接相关的诗歌,比如昨天开幕式上朗诵的两首悼念诗作。但写作跟地震毫无关系的诗歌,写作无法换成600万的诗歌,写作无法让主持人和于丹流泪的诗歌,是否就毫无价值?一方面我们批评诗歌不关注当下,一旦诗歌关注当下又变得非常可怕,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哈”这些感叹词写作,让诗歌变得非常的粗糙。我并不否认有一些诗歌可以介入当下,同时又可以保持诗意本身的纯正性。但我觉得,地震时代即使诗人写一些跟地震毫无关系的诗歌,也是一个特别的贡献。它提供着新的话语方式,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贺电,这是它对这个危机时代最大的贡献。有人说话语是无力的,话语总归没有行动有力量,即使写再好的诗,在地震时代也不如跑去救一个人。我也有这种想法,但我反复告诉自己,言说是同样重要的,诗人不是护士,贸然跑到急救病房,什么事也做不了。哪一天我们再碰到这种事件,不再说“舍小家,为大家”,不再说“舍生忘死”,不再说“情绪基本稳定”,不再使用这些话语,或许人性就回来了,诗歌的使命(如果诗歌有使命的话)也就实现了。诗歌是无力的,但是它可能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这种力量又是无限的。

  接下来简单地谈一下四位诗人的作品。阎安和宗霆锋的诗歌,让我吃惊。最初我对两位一无所知,只能通过他们的外在身份有一些了解。坦白的说,作协副主席这种身份对我了解一个人的著作只有负作用。但当我读这些诗歌的时候,负面印象被不断纠正。他们的诗歌,摆脱了地域的地心引力,我很难想象两位诗人是陕北诗人,此前一提到延安诗歌,只能想起信天游,可是他们两位有着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另外一点,他们摆脱了体制话语的向心力。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人所使用的话语方式,是体制的预备役话语方式,虽然在体制之外,但时刻准备着接班夺权。两位体制中人非常自觉地远离了这种话语方式。就像在这个地震时代,写作与地震无关的诗歌,可能比写作与地震有关的诗歌还要困难。昨天下午阿库乌雾的发言极为精彩,甚至改变了我以前的一些看法,我想我会放弃“汉诗”的说法。他提到自己关于汉语的经验,他学的第一句汉语是“毛主席万岁”,可是毛主席很快死了,他觉得被汉语欺骗了,在他们看来,汉语意味着可以成为公务员、可以有饭吃。如果能把这种汉语经验写成一篇文章,一定极为精彩。我听到余地去世的消息,赶快查了一下邮件,经常会有诗人把诗歌发到我的邮箱,我非常担心他给我发过诗歌而我没有回复过。我没有发现他的信件,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曾经跟他擦肩而过。我们今天反复讨论,为什么没有在他生前就“抢救”他?现在还有大量为我们忽略的诗歌,比如朱朱,比如在座的陈东东,比如蓝蓝。蓝蓝虽然被很多评论家关注,但她近期的诗歌还是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她寻找到了诗人而非社会活动家的介入方式。还有陈先发,还有河南的罗羽,还有周云蓬,他们的诗歌写作完全不同,却都在试图改变着言说的惯性。还有其他很多诗人,这里没法一一列举。他们为什么会被忽略,或许跟每次地震发生、总是首先想到捐款有关。底层写作就是捐款思维在写作上的体现,不能否认捐款的重要性,可是它对地震有用,对文化地震可能完全无效,不能高估这种“输血疗法”的作用。

  在这么一个充满危机的地震时代,我们能干什么,就是依然写作。马丁·路德说过: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依然种植我的苹果树——诗人就是在世界末日种植苹果树的这么一个角色。

  (海报设计:金乔楠)

posted @ 2008-05-25 21:22 鬼头鬼脑 阅读(4058) | 评论 (12)编辑 收藏

2008年5月16日

  《南方都市报》评论版邀请专栏作者每人写一段话,表达对地震的关切。我写的是:“企盼与外界隔绝的灾区努力自救,企盼公民形成自治习惯,从容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祝福我们的国家,也愿国旗为国民而降,寄托我们的哀思。”

  这里主要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公民自治问题。当汶川与世隔绝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星夜兼程的“天兵天将”。此时此刻,汶川的幸存者在做什么?等待外援?还是进行自救?毫无疑问,肯定在进行自救。但是自救的效果如何?抛开劫后余生、老弱病残等因素,我对于这种自救并不乐观。原因很简单,我们缺乏公民自治的习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中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在没有主管当局的“天兵天将”降临之前,美国公民成立的自治机构已经开始排除故障。但是,在中国,一个拥有红绿灯的路口,都会出现你争我赶的交通堵塞,又怎么能寄太多希望于自救呢?于是,每一次天灾发生,我们都可以看到“天兵天将”借助现代运输工具从天而降。汶川以它特有的地形提醒我们,再先进的运输工具也有难以抵达的地方,公民形成自治习惯不可或缺,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自救无疑比等待外援更重要。我难以认同不惜一切代价、救援部队一定要赶到目的地的说法,如果救援部队需要付出生命代价,那就需要在充分权衡之后再作决定,士兵的生命同样重要。

  或许有人会说,自治只适合美国公民,中国的“国民性”注定难以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如果读过前两年一度风靡的《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就会对陈存仁笔下的上海有深刻印象。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当时的上海市民通过行业协会、公益组织有效地救助了弃婴。所以,自治主要不是取决于国民性,而是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公民自治组织,公民是否享有自我管理的经验和空间。一个全能政府,在平时可以天衣无缝,可是一旦政府缺位,立即天崩地裂。如果既有天崩地裂,又出现政府缺位,那就雪上加霜。如果我们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不仅与世隔绝的灾区可以开展更为有效的自救,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也可以不仅由武警官兵等组成,还可以包括具有专业训练的民间救援力量,这样,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不是现在的“八方有难,一方支援”。

  在这个危机时刻谈论公民自治,很有“脚痛医头”的感觉。所以我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愿——“愿国旗为国民而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此时不降,更待何时?难道还要等到“更为特别重大伤亡”或者“更为严重自然灾害”?这已经超出我的想象力了。

  在《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4日)的68位专栏作者寄语中,我最不能同意的是吴向宏先生所说:“当一个社会处于灾难之中时,人民应该暂时放弃批评,全力支持和信赖政府;而为了应有一个在灾难时刻最值得支持和信赖的政府,就应当在社会不处于灾难的时刻,最好地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恰恰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灾难之中,人民尤其应该批评。三年大饥荒时期,人民一边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一边“全力支持和信赖政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不相信,一个在灾难时期拒绝接受批评的政府,会在社会不处于灾难的时刻,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

  在同一版上,朱学勤先生写道:“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对此,我完全赞同。

posted @ 2008-05-16 01:06 鬼头鬼脑 阅读(7153) | 评论 (24)编辑 收藏

2008年4月30日

  4月24日,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逝世;4月29日,柏杨先生在台北逝世。两位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几乎把牢底坐穿。我曾经在博客中介绍贾植芳的监狱比较学,他一生坐过四次监狱,最后承认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我坐监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看守的可以给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最后那次坐监狱,不能买也不能送。开饭的时候我挑稀饭,可以多吃一点,中午饭都是菜皮烂饭,筷子都挑不起来。”

  《柏杨回忆录》(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也有关于监狱的记载,大概国民党吸取了在大陆的失败教训,到了台湾之后,监狱残酷程度迅速提高到兽行水准。一位《新生报》女记者被全身剥光,架在麻绳上走来走去,走到第三趟只能表示愿意招供,她请调查员暂时离开,允许她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她迅速上吊,后来被宣布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这个不算让我吃惊,我对人性的阴暗向来不会低估。让我吃惊、也让柏杨吃惊的是,1978年《读书人杂志》社长宴请陈映真夫妇,想了解一下政治犯监狱的情形,陈映真表示:“我们坐牢的朋友,一个个都有高水准政治素养,相亲相爱,互相扶持,沮丧时,大家唱歌鼓舞士气,都是亲密的伙伴。”这让在座的年轻朋友非常钦佩,从监狱获释不久的柏杨却难以认同,因为他所经历的与此完全相反。“但陈映真讲时,却是那样的诚恳温馨,仿佛一篇动人的革命小说”,柏杨如此评价。

  在翻译米奇尼克的时候,我被仁慈的波兰监狱吓了一跳,米奇尼克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以换得释放:“如果哪天清晨你被猛烈的敲门声吵醒,也不用害怕那些身穿制服的来客,那只是风趣的狱卒在分发早晨的咖啡。”米奇尼克不是陈映真,无意于把监狱的生活浪漫化,他通过这种玩笑暗示整个国家都像监狱一样,如果你出狱,“你将看到的不再是监狱大院,而是布满巡逻军队和滚动坦克的家乡街道。你还将看到人们被拦下、要求出示身份证,汽车停在一边接受行李检查,安全机构人员用他挑剔的眼光扫视人群、试图辨别出‘违背国家战争法’的嫌疑犯。”相比之下,住在监狱岂不是安心很多?

  不过,我相信波兰的监狱可能真有咖啡。记得小学语文课本讲到列宁住在沙皇政府的彼得堡监狱里,把分给他吃的黑面包捏成“小瓶”,把牛奶盛在里面,蘸着写文件传单。那时最羡慕的就是列宁的监狱,觉得根本不用寻找天堂,天堂就是监狱啊!课文交待牛奶是列宁母亲送进去的,但黑面包应该是监狱提供的,真是人道极了!

  我还曾在网上读过一本《韩国四总统合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在监狱住过多年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参观了曼德拉被关押过的监狱,对他的监狱条件感到羡慕,因为这里比韩国的监牢人道多了。看来在监狱比较学中,东亚具有绝对优势,足以让政治犯闻风丧胆,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posted @ 2008-04-30 02:47 鬼头鬼脑 阅读(6069) | 评论 (15)编辑 收藏

2008年4月27日

  《围城》里“四喜丸子”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先生。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他的回忆:

  一九四〇年秋,叶先生离开联大,弃学从政,去伦敦任中国驻英宣传处处长。回国途中,他坐的船被日本飞机炸沉,人也被俘,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跳水逃生,遇救脱险,后来在南京当了外交部长。

  这段文字出自许渊冲先生的《逝水年华》(三联书店,2008年),他最近推出《续忆逝水年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前的《追忆逝水年华》(三联书店,1996年)同时更名为《逝水年华》再版。我对叶公超的履历还算熟悉,怎么也记不得他有过被严刑拷打的光荣历史。记忆不可靠,翻出傅国涌《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找到从伦敦回国这一段,没有发现相关记载,只是他在新加坡的时候,据说与英方有冲突,曾被软禁。卞之琳先生有过另一段回忆,抗战期间,叶公超回重庆述职,绕道昆明,在联大教书的北大同学设宴招待,叶公超谈及在新加坡沦陷后,他在弹雨纷飞中驾小木船度过马六甲海峡到对岸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时,有声有色、语惊四座。与许渊冲添油加醋的转述不同,卞之琳的评价是叶公超有点“吹”,是赤子心的自我戏剧化。看到这里,我顿时觉得自己过去对卞之琳的尊敬没有浪费感情。

  戏剧化也可以用来形容许渊冲的回忆录,且看他如何追忆杨振宁:

  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上午八时,我们在昆华农校西楼二层的小教室里,等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来上“大一英文”。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面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得黑色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第一次知道,衣服不合身,说明智力太发达,皮鞋太宽松,说明前程远大。如果说这是惺惺相惜,许渊冲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这就接近于自我戏剧化了。在西南联大的校友回忆录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许渊冲、何炳棣式,他们的特点就是自我戏剧化,直接参与到“制造许渊冲”、“制造何炳棣”的进程中,我阅读他们的回忆录主要是阅读史料,对他们本人没有任何景仰之情,相反,还有一些不以为然。另一种是何兆武式,他们自我去魅,不装神、不弄鬼。所以,我更相信何兆武眼中的何炳棣,后者在西南联大作助教的时候,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

  赤子心的自我戏剧化,套用一句老话,自古皆然、于今尤烈。谓予不信,请看“四自爱国会”会长甘阳先生的奇文:http://news.hexun.com/2008-04-26/105572532.html

posted @ 2008-04-27 04:15 鬼头鬼脑 阅读(3584) | 评论 (7)编辑 收藏

2008年4月23日

  因为要写书评,把葛凯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找出,在2008年4月读这本书,再合适不过了。导论很有意思,从茅盾的《林家铺子》(1932年)讲起,得出一个很“汉奸”的说法:“在茅盾这篇经典讽刺小说中,贪婪的商人、不道德的官员和利己主义的消费者都在参与到这种民族消费文化中来,但似乎每个人又都不必为这种消费文化承担真正的义务。”

  于是我又找出《林家铺子》,十几年前读过,一点也不喜欢,这次却发现一个惊天秘密,原来家乐福假期打折促销的策略,来自林家铺子,请看这么一段:

  第二天,林先生的铺子里新换过一番布置。将近一星期不曾露脸的东洋货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写了许多“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窗上。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正是乡镇上洋广货店的“旺月”。

  从效果来看,农民比较爱国,因为他们穷得根本买不起打折商品,但是镇上的居民意志薄弱,林家铺子“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由此可以看出,要想让家乐福彻底关门,就要实行焦土政策,先让全国人民穷得饭都吃不上,看看还有谁去家乐福。根据中国新闻网消息,平壤的粮价已经达到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大米的价格为每公斤2000朝鲜元,而去年4月为700至900朝鲜元;猪肉现价为每公斤5500朝鲜元,朝鲜人均月工资约为6000朝鲜元。这就很好嘛,应该向朝鲜学习,不是单纯地抵制家乐福,而是要让家乐福彻底消失。

  茅盾的《林家铺子》不仅教唆家乐福打折促销,还诬蔑广大爱国群众:

  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原来茅盾和金晶一样,是个打入爱国人士内部的“特务”。

posted @ 2008-04-23 01:27 鬼头鬼脑 阅读(3458) | 评论 (8)编辑 收藏

2008年4月16日

  近日风雨如晦,闭门读史,翻出杨奎松《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篇是《孙中山爱国不爱国?》,提到四则陈年旧事: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曾经与国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激烈争论,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并且相信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1929年,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手中的中东铁路,举国支持这一“爱国”行为,中共中央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且准备调动红军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当时的中国政府即重庆政府表示严重不满,但共产党对此明确欢迎表示;1945年,苏联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外蒙古独立和租让旅顺等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产党对此也明确予以肯定。

  此外,1950年7月3日,毛泽东在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里说到:“中蒙两国人民之间原已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数十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挑拨离间,隔断了彼此间的来往。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已基本胜利了,中蒙两国的外交关系业已建立,我相信,这不但将使贵我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与巩固,而且将有助于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 这段话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刊于1950年7月4日《人民日报》。

  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还曾刊出问答体《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指出:“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再往前追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曾经刊出郭沫若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不多抄了,否则要被过度阐释。

posted @ 2008-04-16 00:58 鬼头鬼脑 阅读(5394) | 评论 (18)编辑 收藏

2008年4月3日

  一布店店员,因营业不佳,布店歇业,改做小摊贩,依然卖布为生。一天,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男子来和他闲聊,他说了一通今不如昔的牢骚话,岂知那男子——是个便衣!

  上述这个事件可能发生在什么时期?A 明朝 B 清朝 C 北洋政府 D 国民政府。

  答案:以上都不是。此事典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时间是1950年代,地点是上海外滩黄埔公园,布贩的下场是劳教。

  《沪上法治梦》属于“百年人生丛书”,这个系列中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最为著名,配合《露沙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一起阅读,效果更佳,文化艺术出版社已经想我们所想,于2003年将两书合并出版。除此之外,“百年人生丛书”还有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等。最近用了两个晚上读了其中的文洁若《生机无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和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无限庆幸自己生不逢时。否则,不在放荡中变坏,就在沉默中变态。

  两本书分别讲述文艺界和政法界往事,我对前者比较熟悉,对后者非常陌生。《南方周末》(2003年1月9日)曾经刊出《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109/xw/tb/200301090814.asp),那篇文章跟《南方都市报》(2008年2月26日)最近刊出的《南街真相》(记者:上官敫铭,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802260081.asp)一样,都是常读常新的新闻。政法界遭受的清理绝不亚于文艺界,大概由于政法界不像文艺界人士那样长于言辞,所以一直鲜为人知。

  《沪上法治梦》附录之一是刊于《新民报晚刊》(1957年5月19日)的民盟司法座谈会旁听记,与会者指出很多工农干部担任审判员,闹出笑话,有人举例:一个区法院受理一件强奸案,女方说自己的生殖器受到对方损伤,不料审判员说:“只有男子才有生殖器,怎么女子也说有生殖器?”还有审判员把“必须”和“不须”混淆,把“引渡”理解为“用小火轮船弄进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恶毒攻击司法工作的“毒蛇”很快受到惩罚,撰写这篇旁听记的作者也被打成右派,主持这次会议的何济翔更是陷入无尽的灾难。

  附录之四是最初发表时未曾署名的《杨门浩劫》(作者:陈秋斯),主人公杨兆龙是著名法学家,解放前曾任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1957年在《新闻日报》撰文《中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随即成为上海法学界第一个“大右派”。他困顿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张先生,这位朋友表示可以帮他偷渡出国。杨兆龙当年放弃出国、留在大陆,没有出国的意思,但是一个学生兼同乡受他株连被打成右派,将要发配新疆,杨兆龙于心不忍,托张先生帮他偷渡。不久之后,这个学生兼同乡托张先生传来便条,已经成功偷渡。杨兆龙对张先生愈发信任,正好次子也被打成右派,将要发配新疆,他再次委托张先生,可是这次没有成功。尽管如此,两人关系依然密切。1963年,杨兆龙被捕,次子随后入狱。十三年后,杨兆龙经过特赦回家,见到女儿就问张先生近况如何。女儿告诉父亲,他的学生兼同乡在监狱蹲满9年刑释之后专门上门告知:他根本没有偷渡成功,而是直接被公安人员抓走,张先生是位特殊化的神秘人物,他的友谊非常“危险”。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和一位朋友讲到这段,两人突然感到全身发冷,仿佛两个幽灵在讲述第三个幽灵的故事。

  以上提到的书几乎都在打折书店有售,这是好消息,更是坏消息,这说明历史正在被遗忘。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赞同把所有责任归咎于审查制度。“百年人生丛书”完全是公开发行,印数多则不过几万,少则如《沪上法治梦》,只有5000册,居然还在大量打折。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posted @ 2008-04-03 02:13 鬼头鬼脑 阅读(7276) | 评论 (7)编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