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 专栏

什么是日本文化的劣根性？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日本的话题又开始烧烤人们的嘴巴。笔者近日不断收到电子邮件，有认识的人发来的，也有不认识的人发来的。主要大意，就是号召抵制日货。

笔者本人是不喜欢日货的。日本人生产的一切东西，价廉是优势，但物美则未必见得。尤其是在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日货，其资源安排方式，某种程度上是低估人的智慧。比如在所有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观察的地方，都精益求精；但是在不容易发现的地方，心思就难免用到降低成本上去了。相对而言德国人就实在一些，以西门子为例，在中国生产家电，为了保证品质，宁可连续多年亏损也不肯贴牌生产，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在日本商人身上很难看到。

但是，这些号召抵制日货的邮件，却让我非常反感。比较简单的原因是，很多邮件明显试图通过谎言来打动人，这也是低估人的智慧。就像对某个著名的化妆品品牌，某些邮件居然能编出这样毫无技术含量的鬼话，说是厂家在里面下毒，目的就在于毁坏中国MM的脸蛋。

而比较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以日本为假想敌的邮件，却不由自主地深刻暴露出日本文化的劣根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各自有其优劣面。日本从20世纪一开始，就不停的发动对外战争，成为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灾难，若说其文化中没有劣根性的一面，实在难以解释。

日本文化最大的劣根性表现在两点上。第一是对生命的轻贱。玩过日本战国游戏的人都知道，里面的角色只要做事情失败，动不动就要切腹。一个自己的生命可以像破鞋一样扔掉的人，很难想象会尊重他人的生命。二战期间，日本军队经常杀害战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人都应该切腹，战败者苟且偷生是懦弱表现，把他们杀掉是帮他们维护武士的尊严。这是什么见鬼的逻辑？

对生命的尊重意味着对战争永恒的警惕和憎恶。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法国都是对手，双方战死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和日本。但是战后德法两国更多的是着眼未来，维护未来的和平和共同发展才是重要的事情，仇恨无论如何不是新的战争的理由。网上反日志士们，动不动就要挥洒千万人血肉，展开复仇之战，这恰好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思维方式。

日本文化劣根性的第二点是集体对个人的压制。军国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偏执成狂的爱国主义。20世纪早期，日本包括首相在内的文官政府反对与中国展开全面战争，结果疯狂的少壮派军人竟公然闯入首相官邸将其杀害。正是这种打着爱国旗帜，可以为所欲为，无视基本法律规范，更无视他人的选择权利和自由思想的思维方式，将日本送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只要是合法进入市场的产品，买还是不买，是每个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可以自己不买日货，也可以号召其他人不买日货，但是你没有权利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来审判那些购买日货的人们。只有守住这条底线，我们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才是真正划清了界限。

谁来保护登山游客的安全？

据报载，最近一段时间来，南方某市的一条登山道路上，又发生多起抢劫游客事件。一个经济发达的滨海城市，在市区内就有一座海拔900多米的山峰，山下更有大型植物园、寺庙等游览点，其受市民的欢迎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登山游客，屡屡遭到歹徒抢劫，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怎样才能保护登山游客的安全呢？有人首先会想到，在该地区增加警察的数量，加大打击力度。从简单的技术角度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如果我们在山上每公顷设置一个警察的话，相信除了精神病人之外，思维正常的劫匪一定望风而逃。但是警察都上了山，只怕歹徒就要转移到市区来做生意了。在社会公共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山区有劫匪，总好过市中心有劫匪吧？

提供公共服务是需要成本的，这是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登山游客的安全之所以难于保障，最大的困难在于，为他们提供安全服务的成本太高。享受这种高级服务的人只是少数，却要全体社会成员来承担费用，这是有失公平的。难怪公共支出一般只能满足最基本的服务，也就是成本比较低的那些内容。

所以，保护登山游客的安全，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这种服务的费用应该由登山者承担，而不是由全体公众承担。第二是，要允许有人提供这种服务。

劫匪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是否实施犯罪行为，要受到成本的制约。只要提高其成本到一定程度，他们自然就会洗手不干了。登山者要减少自己遇劫的风险，就要提高劫匪的成本，而提高劫匪的成本，本身就要消耗资源。

而如何用最少的资源消耗，来给不法之徒增加最高的成本？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点技术含量。而市场的神奇之处，就是它能用价格来奖励那个技术含量最高的供应者——在同一价格下，他的利润是最高的。

有人要问了，如果技术含量最高的那一家，他提供的安全服务的价格，还是超过游客的承受能力怎么办？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只能说明，在现有的真实条件下，保障游客的安全是一件不经济的事情，根本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胆子大的游客，冒险上山是你自己的权利，但后果也只能自己承担；而胆子小一点的人，还是眺望一下山顶的白云，叹叹气也就算了吧。

捐赠是一种消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不仅是海子的诗句，也是许多人梦想中的家园。然而，自然从不被人类的情感所左右。花开花落，不因忧喜；月圆月缺，非关聚散。一场海啸，将人间天堂变成地狱。地球人的同情心，因而暂时聚焦。

然而，在许多中文论坛上，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反对捐助印尼的声音。理由有很多，比如虚报死难人数以骗取援助、灾难后当地人不是互助而是相互掠夺。而最多见的一个理由，自然是印尼曾经发生过的暴乱，在那场暴乱中，华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一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

这句话有用语上的错误。他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地方的人，那里有人曾经伤害过我？”在任何时候，用“我们”这个词都需要慎重：“我们”是谁？凭什么我可以为其他人代言？

在进行语言上的矫正之后，这句话似乎存在逻辑问题。需要帮助的人，与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但若从经济学的常识来看，这句话其实倒是成立的。

从经济学方法看，捐赠是一种消费。捐出钱，得到的是一个帮助他人的机会。当一个人做出捐赠决定的那一瞬间，在他的偏好结构中，这个机会比用这笔钱可以购买的其他物品更重要。

不同的人面对同样一个帮助他人的机会，其估值有所不同。所以有人捐得多，有人捐得少，有人根本不捐。而对于同一个人，帮助不同他人的机会，其估值也有所不同。

估值是完全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可能仅仅因为不喜欢另一个人的长相而拒绝帮助他，自然也可能因为这个人和伤害过自己的人住在一起而拒绝伸出援手。在逻辑上，这种选择并没有问题。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任何偏好的背后，都是一种价值观。而诸多个人的价值观，最终都可能影响社会，甚至决定历史的走向。

因为印尼曾经发生过的暴乱而拒绝援助的人，在他的价值体系中，仇恨比仁慈占有更高的地位。这种仇恨，不仅施加于曾经与之结怨的人，也施加于这些人身边的人。如果仇恨可以这样类推，或许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仇恨的对象。

只有仁慈而没有仇恨，那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天国神话中的净土。但是人间仇恨的多少，仇恨和仁慈之间的消长，却深远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太多悲剧，不是源于仇恨背后的事实，而是源于仇恨本身。

价值观没有对错，我不能褒贬他人的情感。但或许我们可以讨论的是：仇恨，真的那么重要、那么难以忘怀？

敬老何分户籍？

据报道，深圳市老龄办向男年满65周岁、女年满60周岁以上老人颁发《深圳市敬老优待证》，使老人们可以享受免费进公园、旅游景区、文化场所，免费使用公共体育场所设施、公厕，看病挂号费半价优惠、法律援助机构优先给予免费援助等福利，男年满70周岁、女年满65周岁以上老人，还能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

敬老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深圳市此番举动体现了对老人的关怀，用意颇可嘉许。但在具体措施上，仍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是，此规定由政府机构制定，其动用的资源也当限于政府拥有的公共财产。比如公园、文化馆、法律援助机构等等，免费为老人服务，相信年轻人不会有任何不满。但旅游景区和公交巴士，虽然为公众服务，却并非公共资源，而是企业资产。敬老是道德要求，而保护财产权却是法律底线；二者效力孰高孰低，不言而喻。以道德规范要求他人放弃自己的合法财产权利，难说合乎正义原则。政府部门制定规则，要求旅游景点免费对老人开放，更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

第二是，此项优惠中多数仅为户籍老人提供，非户籍老人只有年满70周岁、女年满65周岁以上可免费乘车，并无其他福利。此节尤为不妥。

老人受到尊重，并享受一些特殊的优待，不仅是中国传统习俗，也是国际惯例。但中国古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国际惯例，也罕闻本地、外地老人待遇不同。

有人或许会说，我们也希望对户籍、非户籍老人一视同仁，只是财政资源有限，无法兼顾。但这一理由恐难成立。为老人提供优待，当然需要城市能力上的支持，但既然如此，城市在提供优待时，就应该量力而行，不该超前支出、攀比发达国家。公共资源来自纳税人的贡献，在承担赋税时，非户籍人士较之户籍人口，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他们的父母却不能享受户籍老人的同等待遇？

体现关怀是文明的标志，但歧视却与文明背道而驰。我们愿意为老人的幸福承担一份额外的赋税，但我们希望换来的，是公平的制度安排，而不仅仅是为这个城市披上一件文明的外衣。

拯救与逍遥：现代化囚笼中的传统节日

专家是靠不住的

杀人盈野就是英雄？

电视剧《成吉思汗》终于上了荧屏。我是从来不看电视剧的人，因此它的播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最近媒体上的一些评论，却使人骨鲠在喉之感。

关于该剧的评论有很多，但众口一词，都认为这是一部歌颂英雄的大制作。也就是说，似乎大家都认同铁木真是大英雄了。

究竟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大英雄，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比如，新纳粹组织的成员，直到现在还把希特勒看成英雄；日本某些参拜靖国神社的人，还把松井石根看成英雄。对此我感到很难理解，却也无可奈何。

但是，将什么人看成英雄，却说明了一种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会决定人的行为。一个人崇拜唐代大侠妙手空空儿，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他只是躺在自己床上胡思乱想，那我是无论如何也管不着的。但他如果走到大街上，正好走在我的身边，我就会缺少安全感，忍不住死死按住自己的钱包。

而更可怕的是，价值观念这东西有点象传染病，一旦流行起来威力就非常巨大。一个日本人去参拜松井石根，我固然也不喜欢，却不会觉得恐惧。但若是一半日本人都去参拜，问题可就严重了，我就会担心某种灾难性的历史又会重演。

一旦发生传染病，通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校停课。学校这个地方，人口密集，未成年人抵抗能力又差，因此传染病特别容易散播。危险的价值观念，具有与传染病相似的特点，学校也是一个高危地带。如果这种病毒赫然进了教科书，那就获得了公然传播的途径，危险性就更大。日本某些人编教科书，把入侵南京改成“进入”南京，我们就格外警惕，为什么？担心传染病有组织传播啊。

我们知道，日本的教科书不是全国统一的，文部省只负责审查教材的形式是不是适合用来教学，却并不管教材的内容。事实上，使用这种危险教科书的学校，也只是极少数。但每当发生这样的教科书事件，我们就要向日本文部省提出抗议。为什么？因为传染病实在太危险啊。

与教科书相似，电视媒体也是一种快速传播价值观念的通路。电视剧虽然只是讲故事，但是收视率很高，因此它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国外的电视剧都有分级，若是有暴力血腥镜头，至少是个“家长指导”，甚至是少儿不宜，根本不让小朋友看。

一般电视剧中的暴力血腥，一般都是犯罪、复仇。就算是用机关枪扫射，杀死的人也必然有限。群众演员是要发工资的，成本问题对于制片商来说可是大问题。

所以这样的电视剧中，就算有杀人如麻的主角，比起松井石根、希特勒，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有个人物，即使让松井石根、希特勒站到他面前，也要变成小巫。

这位大巫是谁？就是电视剧正在歌颂的大英雄铁木真了。

将铁木真捧为大英雄的评论家有一句话是对的，成吉思汗是伟大的征服者。但在那个时代，征服者的光荣是用被征服者的鲜血染成的。孟子有句老话，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铁木真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执行者，他的军队，与其说是征服之师，不如说是杀戮之师。

在早期征服了塔塔儿人之后，铁木真下令，将所有高过车轮的男子全部杀掉，而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在征服花剌子模和波斯的过程中，屠城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在攻克花剌子模都城乌尔犍赤之后，除工匠之外的居民被全部屠杀。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巴里黑、马鲁、你沙不儿、八米俺、哥疾宁、赫拉特、忽木、可疾云、哈马丹等等城市。

在小说《射雕英雄传》中，铁木真的少子拖雷被描写为宽宏仗义的人物，甚至性格上略有些仁慈。但历史上的拖雷，可并没有任何仁慈可言。他坐在金椅上，监督马鲁屠城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据额梯尔记载，单是这一座城市，被屠杀者多达70万人。按照当时的世界人口规模，这一数字不亚于希特勒在整个二战期间杀害犹太人的总和。

为铁木真辩护的人会说，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这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时铁木真所在的部落，本身就是游牧和狩猎的混合体。而他们狩猎的对象，也包括自己的同类。而劫掠他人的财产，在这个部落内部也是司空见惯。即使征服者本人，在早期也动不动就险些死在狩猎者手中，他微薄的财产也多次在相互劫掠中失而复得。——但是这样一个部落险些征服了全世界，则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大溃败、是冷兵器时代的巨大悲哀。

在这样环境中诞生的铁木真，其冷酷的性格早已养成。俗话说，知子莫若父。铁木真的父亲很早就被仇家毒死，但我们可以看看他母亲对他的评价。因为夺走了他的一尾金色鱼和一只云雀，铁木真有预谋地射死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别克贴儿。得知这一消息，铁木真的亲生母亲珂额仑悲痛地唱道：“杀人凶手啊，铁木真……你们象吃胞衣的狗；象跳涧的猛兽；象怒吼的狮子；象吃生食的蟒蛇；象逐影飞腾的海青……”这段记载出自《秘史》，而《秘史》是一部把铁木真作为英雄来歌颂的蒙古史诗。

选择什么样的英雄，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我不知道那些讴歌征服者的评论家们，究竟想让孩子们养成怎样的价值观？

我们都是城市的一员

    从今年7月开始，深圳将全面推进宝安、龙岗两区的城市化。10月31日前，宝安、龙岗两区所有农村建制的镇将成立街道办事处，村将改为居委会。深圳从此完全城市化，深圳户籍人口全部是城市居民。届时，深圳将成为中国第一个“没有农民的城市”。

    深圳又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值得庆贺。事实上，尽管深圳还存在蔬果等农业种植，但耕作基本上已经由外来人口所承担。深圳的“农民”早已普遍脱离土地劳作，其农民身份只是一个户籍登记上的词藻而已。此次将其转为城市户口，是实事求是的一种正名，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进步。

    但也正因为如此，此次的“正名”，对于深圳原农业户籍人口来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们早已从城市的兴起中获得了现实的好处。在某些中心地段，深圳的“农民”靠出租房屋，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农民，而一定是单位面积土地创造财富最多的农民了。城市居民身份所能提供的福利，对他们来说，或许已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世界上本来没有城市，是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和非农业人口的聚集创造了城市。相对于内地许多因人工划定而存在的城市，深圳的产生更合乎城市的原意。

    近代城市的最早产生，是在中世纪的欧洲。10世纪下半页，商业经济在欧洲迅速复兴，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城堡的周边逐渐聚集，并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市民社会。在英格兰和法兰德斯，这些外来的移民先是被称为“商埠人”，后来就被称为“市民”。

    所以，城市是市民创造的一种经济体，是先有市民后有城市，而不是先有城市后有市民。城市之所以区别于乡村，不是因为某种制度规定了它的形态，而是因为其非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只有聚居才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市民之所以成为市民，不是因为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而是因为城市正是在他们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中逐渐产生。市民之所以享受各种公共服务与福利，不是因为血统或身份的特殊，而是因为正是他们的活动，为城市带来了税收。

    从这种意义上说，凡是放弃农业耕作来到城市，在这里以其劳动养活自己，通过交易造福他人，并因而导致城市出现的人们，他们都是市民。尽管他们的今天的名字，是“外来人口”或“农民工”，但实际上，他们早已是城市的一员。当一个城市为其成员正名的时候，他们是最应该获得承认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发展中的城市，无法为数量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提供足够的福利。但这只能说明，这个城市可能设置了与其实际发展水平不相符合的福利水准。如果真是这样，它应该做的，是将福利水准调低到它合理的水平，而不是以此为理由将缔造它的人们拒之门外。事实上，这些外来的人们，他们完全有足够的自信和尊严来养活自己，即使这种生活比较清贫，但他们不会有任何怨言。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承认，一种归宿感。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移民城市，第一个自发形成的现代都市，很快它也将是第一个没有农民的城市。但我更期待它能早日成为每个成员都得到承认的城市，到那一天，深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城市。

自我中心还是漠视生命？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揭开“马加爵何以成为杀人凶手”的谜底，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奔赴云南，对此案进行了全面调查，还专门为马加爵设计了心理问卷，做了心理测试，之后写出了上万字的《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报告》。报告指出，真正决定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特点，是他扭曲的人生观，还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

    马加爵案发生之后，许多社会公众，包括一些媒体，对马加爵表现出了高度的同情，把其杀人动机归结于他的贫困、他因为贫困而受到的“歧视”，和因此而对社会产生的仇恨。甚至认为，这是当前社会矛盾和不公平的结果，社会应对此悲剧负主要责任，对马加爵的量刑应予从宽。

    李教授的报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如果马加爵真的因为贫困和受歧视而杀人，那么他报复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凭借自身富有而对其付诸了歧视行为的人。但事实是，受害者多数是跟他一样家境贫寒的同学，甚至包括他最要好的朋友、身边对他最友善的人之一。

李教授的这一反驳是成立的。马加爵的杀人行为，与贫穷无关、与歧视无关，应该对此血案负责的，不是社会而是马加爵本人。而现行的法律，也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在犯下此种罪行后，仅仅因为贫穷就可以减轻处罚。

但对李教授报告中的主要结论，即马加爵的杀人行为，源于他“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我完全不能苟同。

首先，自我中心不是什么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自然状态。自私，也就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是人的本能，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之所以能享受到他人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不是因为他们无私的慷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牟取利益。而一切以“无私奉献”为基础的乌托邦社会试验，迄今为止，尚无一个成功的先例。

   其次，即使我们真的希望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以他人为中心，我们也无法做到。人的价值观是各不相同的，对于任何一个“他人”，什么对他有利，什么对他不利，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此我们无权为他人做出自以为能为其谋取幸福的行为，除非获得他的认可，而我们获得他人认可的前提，必须是这个人本身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实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而如果我们既不以自我为中心，也不以他人为中心，而是以一种超越个人的理想为中心的话，其后果则可能是灾难性的。犹太集中营里那些按下毒气室按钮的盖世太保、南京大屠杀中那两个比赛杀人的日军士官，是超过马加爵十倍、百倍的杀人凶手，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他们挥舞屠刀的时候，不是出于任何私利，而是自以为在实现某种神圣的理想。

在我看来，促成马加爵杀人的心理特征，不是什么自我中心的缺陷，而是他对生命的漠视。

据传马加爵拒绝了好几位律师提供的免费辩护，原因很简单，他现在只求一死。许多人将这评价为良知的觉醒，而在我看来，这恰好说明了他对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的轻贱。

苏轼和章惇是一见如故的好友。曾同游仙游潭，潭上绝壁万仞，道路断绝，横木为桥。行至桥头，苏轼两腿发软，举步难移。章惇却大摇大摆走过去，从容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于是苏轼拍着章惇的背说：“你必能杀人！”章惇问何以见得？苏轼说：“不要命的人，还怕杀人吗？”东坡公不幸言中。后来宦海风云变幻，二人反目成仇，苏轼差一点就死在章惇手里。

人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悲剧的恻隐，并非与生俱来，亦非千人一面。后天所受的教育、话语系统的感染至关重要。如果孩子们从小喝的是“狼奶”，道德课上讲述的不是宽容，而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历史书上充斥的是歼敌多少万人的丰功伟绩，电视屏幕上活跃的是“扶清灭洋”的英雄好汉，他们的慈悲之心从何而来？

李教授指出，要避免类似马加爵的悲剧，需要加强对年青人的人格教育、情商教育、人生教育，还有道德的、法律的、是非的等等方面的教育；教会他们与他人协调、与他人合作。这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以往那种“斗私批修”的“道德情操”课本，不敢面对“人是自私的”这一基本事实，则我对这一教育的前景，实难做出乐观的预计。

面朝大海：诗意或裸行

    3月26日，是诗人海子的40岁冥寿，也是他去世整整15周年。

    在这个日子里，忙碌的人们依然忙碌，代表先进文化的众媒体依旧波澜不惊。这一天，名为“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的盛会正在武汉隆重召开，会议的主旨，据报道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认真分析和审视当前全国艺术创作生产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状况；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舞台艺术创作繁荣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如何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为龙头，带动全国艺术创作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前进，为繁荣我国的文艺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样的语境中，海子是一个不可能在场的符号。

    而在民间，少数对诗歌尚存记忆的人们，重新念起了海子的名字。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新书《海子传》选择了这个特别的日子向市场推出。在我常去的一个思想论坛，网人们正在讨论着文学或艺术能否在市场中生存并兴盛的话题。

    一位自称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网友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的观点是，经济学上所说具有“外部性”的东西，容易被搭便车，因而市场的方法会失灵，至少纯粹市场的方法，不会促进这类产品的生产。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例子，就是科学和艺术。科学和艺术使人类后代受益，而科学和艺术的创造者已死去，并不能象企业家、发明家那样享受现世的经济收益，因为后人并不能给死去的人金钱。所以，象科学、艺术等领域，并不能完全推给市场去促进。

    我所使用的经济学范式与这位网友相近，认可“外部性”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但我认为他对外部性概念的使用是错误的。外部性的有无，源于定义的差异，本身并无对错可言。但无论定义外部性是否存在，它都不可能导致市场失灵。

     我们每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于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其“至善”的图景并不相同。假如市场未能实现我们理想中的至善，我们就将其视为失灵的话，那么市场永远是失灵的。真正的市场失灵，不是说市场未能导致最优的结果，而是说，非市场的手段可以达到比市场更高的效率。

    在许多人眼中，艺术家与艺术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在市场上，艺术家却往往只能获得一个卑微的价格。他们将此视为不公平，并认为市场已经失灵。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错误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忘了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愿意为你自己喜爱的艺术家支付多少价钱？

    如果你或某人愿意花费200元吃一顿饭，却不愿意用同样的价钱去购买一张正版的CD，那么，这份音乐艺术的价值，在你或某人的偏好体系中，其价值就低于一桌饭菜。如果社会以非市场的方式，比如用纳税人的金钱，向艺术家支付超过一顿饭菜的价格，其实是政府强制你或某人减少一顿饭菜的消费，而替你购买在你看来并不值一顿饭菜的艺术产品。这显然是福利的损失而不是效率的提升。

    或许在你的眼中，大众的眼光是流俗的、品味是低级的。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天，千龙文化网上的每周新闻排行榜，按点击率排在前三位的是：“中国西部人体摄影大赛作品展”、“舒淇体验人体彩绘”和“性感的集体魅力（图集）”。

    裸露的身体远比流淌的诗意更能吸引眼球，或许这就是大众真实的偏好。在权力、智慧与爱欲之间，帕里斯的评判尚且如此明确，我们更无处寻觅缪斯女神的席位。

    尽管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认为，海子的去世，是15年前最值得记住的事件之一，但在当年，诗人却只是数以万计的自杀者中无足轻重的一员。而对海子死因的一些分析认为，大众——包括身边甚至诗人钟爱的人们——的漠视，是海子选择死亡以及死亡方式的重要原因。

也许在今天，不少人重新评估了海子及其诗歌在我们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但当我们面对此刻的文学与艺术市场的时候，我们与生俱来的偏好序列似乎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在当前的文坛，美女或美男作家，始终聚集着人们视线的焦点。木子美掀起的google热潮虽然已经渐渐消散，但竹影青瞳——一位曾在自己的博客站点中每日更新自拍写真的女作家再度暴露了我们取舍的标准。当我们津津乐道于这些风行一时的名字时，我们真正关注的，究竟是她们的作品，还是她们的身体？答案似乎并不迷离。

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真实偏好并伪装高雅，我们在市场中的选择——不管我们支付的是时间还是金钱——将使它们彻底裸露。裸行赢得了比诗意更高的价格，这不是市场的失灵，而正好表现了市场的公正——在大多数人的价值序列中，这本来就是它们应有的位置。

当然，人们的偏好并非完全来自本能。传统的沉淀和文明的变迁，都将深刻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许有一天，诗神将登临奥林匹斯的王座，但我们仍然并不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么诗人的一声吟哦，本身就足以驱散裸女四周围观的人群。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这是海子最著名的诗句。今天，在这个海滨城市，背山面海的住宅，正在以寸土寸金的方式高筑自己的价格。海子如果活到今天，他的希冀也许仍是梦想。但只要这是市场的自然消长而非其他方式的财富分配结果，我就乐于接受这一现实，即使我和我最喜爱的诗人一样，坐守清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