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鸟 专栏

      东方明珠（1994年，468米）曾经很时尚，我没来得及去爬。金茂大厦（1999年，420米）曾经是最高的楼，我也未及到它的顶层喝咖啡。如今东方明珠不时尚了，金茂大厦也不再是最高的楼，浦东新近多了一个世界上最高、最时尚的观光走廊，它位于环球金融中心（2008年，492米）的第100层。
      恐怕我依然不会去到这个地方，对于我而言，远远看见浦东的楼群，甚至仅仅听到“浦东”这两个字，就足以目眩神迷。不过没关系，这栋摩天大楼有个网站，模拟出高速电梯的效果，经过101层的疯狂爬升之后，页面安静下来，然后，访问者会看到金茂大厦的楼顶，趴在下方，腆着脸，恭候您的俯瞰。
      浦东挑战人们对高度的适应能力，也挑战人们对速度的忍受能力。不用再怀疑，2010年世博会之后，这条城市天际线会出没在各种好莱坞大片的开头，成为金融社会最显赫的象征——就像曼哈顿一样，人们暂时还这么比喻。在外国人眼中，它代表现代中国。在中国人看来，拔地而起的线条，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二个阶段的象征。
      盛世——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这个词。也有人质疑，现在够得上盛世的标准吗？如果按中国的标准，应该算是盛世吧（盛世这个词，本来就是“骨子里的中国”）。古代人评判盛世，无论什么标准，都只能作纵向的衡量，因为天下只有一个中央上国，无从横向比较。
      今天，太平洋不那么宽了，帕米尔不那么高了，横向比较远远比纵向比较更容易，也更直观。比如，奥运会就是一个横向比较的大擂台。北京奥运会到尾声，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谁是排行榜冠军？中国人认为是中国，金牌数第一。美国人认为是美国，因为他们按奖牌数排名。法国《费加罗报》说，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梦想是相同的，但至少在数学意义上，它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法国报纸的话只是打趣罢了，但围绕奥运会的组织、投资、竞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观念，确实让中西方看上去像两个世界。只不过分开这两个世界的不是数学，而是文化。西方的学者感叹中国人有坚强的神经：西方人依赖上帝，如一天没有宗教，非得礼崩乐坏、王纲解钮不可。他们惊讶地看到中国人孤独生活在大陆另一头，没有神的眷顾，没有上帝可以托付，延续了几千年。
      这是西方本位的说法，且让他们说去，但我们知道自己没那么皮实，我们需要眷顾，需要托付，我们也要激发心灵，升华灵魂——想到这里，或许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要为奥运会投入巨资，为什么要操办那场华美的、空前绝后的开幕式。西方人把身家都用来建教堂，中国人则花大价钱办仪式。明清两代皇帝每年春季都要在先农坛驱牛扶犁，祭祀先农，不是为了多收它三五斗，而是要做一个仪式，让国家和民族受激发、得升华——中国人称之为：礼。
      8月23日，北京奥运会闭幕，烟花漫天。人们忙着计算金牌，计算投资，计算收入时，我却想到了1993年9月23日那个晚上，北京以两票之差痛失奥运会承办权。第二天起来一看，校园马路上铺了厚厚一层酒瓶玻璃渣子。14年又11个月，转瞬即逝，世事多不容易，何况有点成绩，或许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庆贺自己。

　　  开发商卖楼时，是否应该把小区周边的不利因素告知客户？业内多以为并无此义务，因为这不在购房合同条款内，也没有相关法规规定。但一些客户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周边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房地产价格，开发商如果知道红线外有不利因素，应该明确公示。
      这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从2004年开始，万科的销售制度中增加了“红线外不利因素公示”的规定：对任何一个项目，都要仔细核查，并在销售时以醒目的展板、公告等形式，主动公示该项目及其红线外1000米范围内可能影响客户利益的因素，如铁路、立交桥、高压线路、庙宇、公墓、较多的农居点、企业，甚至是2公里外的机场噪声，比如，“双休日的时候，噪声有点明显”。
      今天，您走进任何一个万科的售楼处，如果没有看到这样的公示——恭喜！您可以投诉销售经理了。
      饶是如此百密，仍不免有疏漏，我们忘了一种风险，这种风险不在红线内，也不在红线外，却又无所不在——套用股市上的话，叫“房市有风险，有涨必有跌”。
      在大牛市里，无论销售员还是客户，谁会在意这句话呢？市场稍微露出不景的苗头，销售员当然闭口不谈风险，更乐意跟客户描述升值的图景或趋势。牛市可以掩盖一切问题，但仅仅是掩盖，风险并不会因为我们不谈论就消失，当市场价格像不堪重负的树枝一样开始弯向下，风险会像随之飞出来的那一窝马蜂，惩罚我们的疏忽和漠视。
      从理论上说，客户在作购买决策的那一刻，都是冲动的，但这不等于这个过程中的理性越少越好，这样生意是做不长久的。我甚至认为，住宅房产应该自由定价、涨价、跌价，交给市场决定，但开发商应该形成自律共识，在销售住宅时，必须提示市场风险，并避免涨价增值的说辞，不以确定或不确定的获利预期来促成客户下单。
      这方面，我们得向证券行业学习。早些年，亏钱的股民动不动向交易所、证券公司索赔，还要“抽出你裤衩里的猴皮筋儿，做个弹弓打你们家玻璃”。证券从业机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会赔偿，但他们都学乖了。股评家上电视，要声明“个人看法，不指导操作，据此入市风险自负”；证券公司的交易软件，打开时要跳出一个页面：“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这不是谦虚，也不是虚伪，这是应有的谨慎。
      今年年初，上交所和深交所都成立了投资者教育部，旨在对投资者进行各类日常性的教育，并督促券商等机构共同教育投资者，推进市场服务工作。有没有必要？太有必要了——须知意识的转变是最艰难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河是过了，石头长什么样子，却不清楚。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人民财富日益积累，但因此受益的十三亿人民，还远远不是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市场经济的基础、家庭财富的根基，竟不过是“买卖自愿、定价自由”这么平凡朴素的道理！
      我们本来就有一个不错的普及工具。鄙刊16年来，汇聚新兴企业家和青年学者，讨论市场经济，研究企业成长，蔚成风气，小有虚誉。不料公司高速发展，远远跑在一本小小内刊之前，我们未及将自由市场的道理和精神送进客户家门内，自知失职，一声愧叹。

      现在，人人都知道粮食危机来了，如影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正在追杀我们，就像女孩子追求男孩子，只隔层窗户纸，手指一捅就能追到。
      不过，不同阶层的人，感受粮食危机来临的途径并不一样。有的人在全球峰会上感受到粮食危机，有的人通过阅读公司财务报表感受到，有的人因为股市暴跌下跌感受到，有的人通过柴米油盐感受到，还有的人是用饿得灼痛的肠胃感受到。
      教皇本笃十六世给罗马“世界粮食峰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一个资源充足的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良是不可接受的。”他甚至认为，the world as a whole is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在此引用教皇的话并不夸张，粮食危机已经摧毁了一些地区的经济，摧毁了一部分道德，还使得一些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今年4月，“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先生在专栏文章《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中写道：
      “笔者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比如价高必然使产量增加促致价格回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中国若能定出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林行止年轻时是在剑桥读的经济学，近四十年来，无论在查良镛先生的报纸还是在他自创的报纸上撰写专栏，均以最坚定的自由市场理念的传播者和捍卫者闻名。他的反思，毫无疑问，会被列入本年度香港和大陆知识界最震撼的事件。
      粮食危机从何而来？全世界各种人仍在为此争吵不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和石油进口国，粮食出口国和粮食进口国……。罗列出来，原因大概有：一、大量新兴国家人口变得富裕，提高粮食需求量，改变需求结构。大约十年前，张五常先生就依据这个趋势预言过今天的粮食困境。二、能源价格上涨。三、一些国家将粮食用于发展生物能源。四、市场投机行为。
      根据我有限的观察，到目前为止，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本次粮食危机与气候无关。这可能是因为争论各方都认为，将责任推给老天爷，会显得他们实在太油滑了。说到底，粮食危机的产生是一个粮食问题，而粮食危机的原因是一个政治问题。
      只能相信在这场粮食危机结束之前，我们找不到可以据以平息它的成因，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经验。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多人口，这么多财富，这么疯狂的能源消耗，这么的环境问题，这么强大的投机力量——还可以说得更总结性一些：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庞大的生产力，这么庞大的需求，这么庞大的贪婪和这么庞大的恐惧。
      我们唯可以确定的是世界的不确定性。就像刚刚毕业没几年的“80后”发牢骚：怎么竟让我赶上一场粮食危机！懂得什么是粮票的“70”后宿命地想到，孩子将和自己拥有同样的童年记忆了。“60后”说，嗨，什么呀，不就是经济周期嘛！“50后”则认为，人生的常态就是如此。

      汽车方向盘有点像电影《指环王》里的魔戒，正常人一碰到它，就人性大爆发，露出贪婪、凶恶的嘴脸。您当然看到过数不清的性格平和、通情达理、遵纪守法之人，只要坐到方向盘后面，立刻人性大爆发，插队、违章、超速、愤怒、暴躁、骂骂咧咧、满口脏话……，咒骂每一个试图超车的人，也咒骂每一个试图不让他超车的人，人格完全失控。
      这就是方向盘后的魔鬼。不唯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如此。盖洛普调查过欧洲的情况，大多数开车的人曾经因为驾驶问题发生过争执，而且很容易发展为暴力冲突，这个数据从1999年至今一直在增长。
      我也来参与一下，试试解释这只魔鬼。
      第一个原因是压力：我们在通往各种烦心事儿的路上一路狂奔，高速令人感到紧张，这成了工作和生活压力之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马路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界面不是笑脸，而是冷冰冰的钢壳、眩目的大灯、闹心的喇叭、贫富分明的汽车品牌——您如何能期望睦邻友好？
      第二个原因是盲目。1981年，美国人做了一项调查：90%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基本上没人认为自己的技术比平均水平差——但根据“平均水平”的定义，有50%的人高于它，就一定有50%的人低于它。这种盲目自信比比皆是，68%的民事诉讼律师都坚信自己代理的一方会赢；丈夫和妻子都觉得自己做了不少家务，加起来，比例高达130%。问题是，盲目的自信让人确信自己站在正确一方，而错误一方又错得如此惨不忍睹，他当然有义务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第三个原因是安全。无论如何脏话滔天，百般挑衅，方向盘后的魔鬼到底还是在一个安全、隐蔽的全封闭钢壳子里脏话滔天、百般挑衅，他不担心遭到反击和报复。即使再过分一点，魔鬼通过超车、占道、晃大灯、摁喇叭表达他的愤怒，在经过这一套规定程序和合法工具之后，通常不会激起对方魔鬼奋起反击。至于那些真的开窗大骂，甚至停车掳袖子的人们，要不是极少数，要不是过度演绎，假戏成真，骑虎难下了。
      车这个奇妙工具，首先给了人安全感，然后才让人感到压力，释放愤怒。从前人们若要“面斥”，就必须担心对方觉得“不雅”，有了车的庇护，方向盘后的魔鬼不必为自己的情绪、表达和行为负责任，没有报复，也不必自省和羞愧——就像在互联网上一样。
      感谢上帝，让比尔·盖茨的互联网业务失败，并且赶在微软做好这种业务之前退休。
      没错，方向盘后有一只魔鬼，就像互联网的另一头是一条狗。互联网激发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又带来新的压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核心，就像第一次开车跑上高速公路，令肾上腺加速分泌。互联网又纵容了人们的自大，把自己羞于见人的一面藏掖好，反复放大人像和道德的艺术照，加上tag，加上版主推荐，并且沉迷其中，然后取得爆棚的自信，凌驾于他人之上。最重要的是，互联网很安全，它是一个车厢更隐蔽更完美的庇护所，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您可以插队、违章、超速500%、没来由地愤怒、毫无节制地暴躁、永远骂骂咧咧、刹不住车地满口脏话……。在互联网上，您可以将道德优势和娱乐高度结合，攻击所有人，不担心报复，不必负责任——除非您是个名人，根本就不具备参与这个疯狂游戏的资格，因为人人都知道在互联网那头的您是不是一条狗。

      地震后的第三个晚上，我的同事陈健抵达灾区，次日，他进入北川县城。“县城外20公里有一个村子，没有人员伤亡，老头子老太太在没屋顶的房子里说，他们这都是经历过松藩大地震的老人，有经验。”
      陈健也是“有经验”的人，那次经验叫“澜沧-耿马地震”，是罕见的7级双主震型地震。他那年10岁，距离震中80公里。当地中学死了一百多个学生，大多是女孩，第一次地震后，逃生出来的女孩子身着短衣，羞涩难当，又冲回宿舍取外衣，第二次大震如雷霆万钧摧毁了所有宿舍，以及她们。
      从灾区回来那个晚上，陈健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上两罐酸奶、一份报纸，长舒一口气，打电话给妈妈报平安，说起灾区的情况，“物质和救援人员充裕，水够喝半年的”。他妈妈说：“啊哟，当年我们只分到了两瓶味精。”前些日子，老两口一人捐了300元，每天晚上浇完园子里的瓜果，就守在CCTV前抹眼泪。
      我的同事吴剑侠，对志愿者能为灾民做什么一直持保留态度，却瞒着父母来到遵道镇当起了志愿者。一位村民对他说，“不要说你们做不了什么，在你们来到之前，这里的人差不多有了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但是看到你们那么积极地做事，我们想，我们也应该振作，否则自己活得不好不说，还辜负了你们。”
      我的同事刘兴富，父母的新房子被震塌，父亲受皮外伤。他于5月13日辗转深入灾区，在一片混乱中找到双亲。安顿好父母，返回工作路上，他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救灾有用，便留下当志愿者。
      6月11日，我在总部意外见到刘兴富，衬衫领带，正找到负责灾区工作的同事，张口说话时那种羞涩、局促，好像欠了别人钱：“回来几天了……，我觉得放不下，还是想回灾区，不一定做工程，做联络也可以，不知道行不行？”
      我的同事朱保全，5月16日抵达灾区，6月2日回到深圳，6月5日重回灾区前线。几年前，他曾在成都工作，去过几次阿坝。地震当天，他对我说，“你的感觉和我不一样，因为你没去过阿坝。”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他说：“这个地方很特别……，一路上，路边的小朋友遇到陌生人，都会对你行少先队礼。”
      这句话说后不久，我在新闻上看到，三岁的北川小男孩郎铮，在被困10小时后获救，脸上还有血迹，孩子举起还能动弹的右手，虚弱但标准地向武警敬了一个少先队礼。
      感动中国。
      上周，我拜访一位老经济学家，几个钟头时间里，老人家翻来覆去地念叨：“余震不停，成都怎么办？那么多人排着队捐款，真是了不起啊。全中国停止了三分钟，这在世界上从没有过！” 
      他的话给我很深印象，即便是专讲“理性人”的经济学大家，也已经完全沉浸和惊叹于这份情感的力量。上天同时给人类理性和情感，就注定了理性有它永远不能抵达、无法解释的那一半。理性的归理性，感情的归感情。
      写下上面这些文字时，深圳正大雨滂沱。过去的一季一直在下雨，南中国一些地区已遭涝灾，人民失所。理论上说，这边多暴雨，正可减轻地震灾区遇到暴雨的可能性，但是人看着雨落如注，反而更多担忧起来。

      6月14日上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里氏7.2级地震，这次地震释放能量与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相当，那次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这一次则有10人死亡，约230人受伤。
      死亡本不可以国籍论，也不可以人数论。我们为同胞的罹难伤痛，也为邻人的苦难悲伤。不论一个还是一万个，逝去的都不是数字，而是活生生的生命。
      但为将来计，要正视灾难，躲避灾难，残酷的数字对比又不可或缺。在这种语境中，我看到，中国许多媒体在评论日本地震灾情时，都用了一个本不该用的字——“仅”。一字之内，五味杂陈，虽嫌不妥，也难以苛责。
      日本地震伤亡人数较少是有许多原因的，比如地震波晃动周期比较短，震中地区人口少，建筑的抗震减震能力，地震速报系统的作用，还有人们的地震安全意识，等等。对比日本的情况后，出来两种态度，有的人说：我们做得不好；有的人说：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其实，这无非是人们对现实所持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批判，一种是建设。午饭煮成夹生的了，有的人觉得不该烧劈柴，有的人再煮一锅，还是炒劈柴。高考落榜了，有的人批判考试的残酷，有的人埋头再考一次。一百多年前，国家积弱，人民困苦，有的人选择奋笔疾书，还有的人选择实业报国。
      人类文明存在几千年，一直有人批判，有人建设，或许这两种态度就是各得其所，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因为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不同，有的人更倾向于批判，有的人更倾向于建设。
      批判从来不是企业的本职，很自然地，在汶川大地震后，许多企业选择了建设，帮助灾区人民重建新生活：银行发放优惠利率的抗震救灾贷款，航空开通救灾航班，通信公司派出技术人员深入灾区，甚至空降卫星基站，恢复并保障通讯正常……
      我的一些同事也在这个庞大的重建队伍之中。在他们身上，我观察到前后明显的态度转变：一些同事是怀着批判的态度来到灾区当志愿者的，开始时，多少都有点壮怀激烈，但亲眼目睹灾区现状，思考灾区未来，慢慢地，他们完全融入建设过程之中。睡帐篷，吃方便面，一周洗一次澡，日晒雨淋，他们的皮肤很快变成深色，然后脱一层皮，心态也随之变得更加建设性：朴素、实干、谨慎、自省。最后结束志愿者任务时，他们依然抱着建设的态度离开灾区。
      董嬿，2006年离开大学加入万科，第一批志愿者之一。她在离开遵道前的工作日记中写道：“到梳理工作、总结经验的时候了。遵道盟志愿者的MSN群已经建好，下午把大家的联系方式又整理了一下，归档上传。共享文件夹里设置了工作日志、工作总结等栏目，以后各个NGO的文档就可以在平台上共享。
      “志愿者工作已经从第一阶段的调研、发放物资，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开始做项目。在遵道，志愿者都很努力，开辟了年画调查、优化棚屋搭建、快乐暑期活动等项目，各个项目的进展速度很快。”
      几天前，董嬿还和遵道镇上的人们一起，考察了德阳东升生态有机蔬菜基地，尝试把这个模式在遵道复制，帮助恢复灾后经济。
      建设很朴实，甚至枯燥，它缺少感动，无法带来更充沛的心灵体验，但它是我们能做，也应该做的事情。
      在遵道，我们建设。

      汶川大地震过后9天零2分钟，21日14时30分，一架海事直升机成功救出崔昌会，一位38岁的女工人。她被压在倒塌的工棚下，身上多处骨折，没有食物和水，靠一个梨子、蚯蚓、野草和尿液挺过了216小时。
      历次大地震的经验告诉人们，72小时内的救援是最有效的。救援专家认为，震后第一天搜救出的人90%能生还，第二天有50%-60%的几率，第三天只剩下20%-30%，“72小时后，搜救出来的要么是尸体，要么就是奇迹。”
      这是生命的奇迹。被救出后，崔昌会在昏迷状态中反复只说一句话：“我要活下去！”
      人体本身有一些生理极限。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的存活极限为90天。没有水的情况下，人在适合温度中能存活10天，在36度高温下仅能活3天。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生命的奇迹不来自这些数据，而来自信心和希望。记载中，孤身一人在海上木筏漂流的生还纪录是133天，而两人的纪录则高出44天，并不是因为捕获的鱼虾更多（事实上，人均淡水更少了），而是因为两个人互相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工程师牟玉雷被压埋超过80小时后获救，那之前的几天几夜里，他的妻子黄丽一直冒着余震，在废墟外和他说话，为他唱歌，直到牟玉雷被消防官兵抢救出来。
      北川一中的孩子们互相鼓励：“高一七班的，我们要出去，要挺住！”同学们一起唱着“幸福和快乐是结局”，等到了10小时后的救援。
      歌声带来信心和希望，歌声和水一样，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如果你充满活下去的希望，却被困在潜水艇下，你一定会用铁棍不停敲打舱壁；被困在地洞里，你一定会将衣服撕成布条，捆在可怕的蝙蝠的腿上；被困在地震废墟下，你一定会希望外面的人们坚持救援到最后一刻，为了生命不惜调动一切资源。你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但你希望人们的一举一动是能给你带来信心的一举一动。你徒手无援，惟有相信他们，惟有他们值得你相信，你才能活下去——无论在外面的是党，是政府，是军队，是亲人，还是人性的光辉，还是慈善。
      生死关乎生命的意义，灾难关乎社会的价值。汶川大地震中最牵动我心的，是灾区的不幸，是生命的奇迹。最让我动容感激的，是上至领袖，下至小民，举国上下所流露出的慈善和悲悯。惯于纷争的国人，一同走到人性的光辉下，让灾难中的人们，让每个人心中注满信心和希望。
      祝福汶川。

      和其他人一样，你是一个懒惰、爱时髦、会过日子、并不特别热衷环保的人。
      你走进购物中心，买了可以让你“更加健康”的洗衣粉、家具和有机蔬菜，还有可以让你“更加时尚”的精油、化妆品和某个日本品牌的衣服——没想到吧，你已经掉进环保陷阱之中。这些有志于清洁地球的公司，为了吸引你购物，竟然不提醒你，这些产品都是“绿色”的。
      事情要从这里说起：人们发现，有两种个体心态，常常成为环境保护的阻力。
      一种叫“公地悲剧”：地球又不是我家的，能多扔一点垃圾就多扔一点，能多排一点废气就多排一点，自己活得舒服快乐最要紧。
      一种叫“搭便车心理”：地球这么大，光我一个人用太阳能，光我一个人买绿色住宅，能起什么作用呢？不如省点钱，过好眼下的日子。
      我交代，我也有同样的心理，所以，我并不会理所当然地购买一种产品，或者购买一种更加昂贵的商品，仅仅因为它是更加绿色的。问题是，绿色产品常常比一般产品更加昂贵，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丰田的prius和本田的civic排放量很低，这对越来越少见到蓝天的深圳很有好处，但与我的私人利益……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要计算混合动力汽车未来五年内能替我节省多少汽油，或者万科的工厂化住宅在未来70年内能替我节省多少电力，厂家得买一送一，搭上一个工程师才行。但我眼皮都不抬一下，就能算出买一辆性能、行程和空间布局差不多的普通汽车能省下好几万。
      在国际油价突破每桶200美元之前，我们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厂家不得不动脑子，找出“绿色”附带的好处，强调绿色消费给个人带来的利益。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利益来自产品自身，比如有机蔬菜（价格贵出一倍以上）吃起来味道更好，或者更加健康。
      在另一种情况下，这种利益来自社会的驱使：消费者买一辆混合动力汽车，和买爱玛士围巾、百达翡丽手表一样，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从中获得马斯洛所说的“受尊重”的感觉——至少对注重这些东西的人来说是如此，“当你拥有它的时候，感觉非常好，你应该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价格呢？”
      发明“炫耀性消费”这个词的索尔斯坦·凡伯伦认为这种由社会驱使的消费是一种坏现象，有时它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需求，而取决于哪种消费信号在起作用。但是，如果确实能减少碳排放，保护地球，它还是不是一种坏现象？
      环境问题就是这样，越论越复杂。你看，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不能忽视的真相》中说，政府掩盖了全球变暖的真相，和他唱对台戏的《全球变暖理论的大骗局》却暗示，全球变暖是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了关闭煤矿发展核能而推出的政府阴谋。
      从前我们是在利益和环境之间作抉择，现在，又要在环境和人性之间作抉择。让事情变得简单些吧，只要国际油价突破每桶200美元，利益扭转一切，选择会变得很容易。如果你相信那一天会在两年内到来，现在就开始购买绿色产品显然有利可图——你只是甚少关心油价走势罢了，否则你会知道，欧佩克、欧盟能源专员和高盛，都发布过这样的预测。

      中集、招行、平安、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万科……它们所在的城市，深圳，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如果一个人在北京、深圳都生活上几年，大概会很快发现深圳的一些好处：好天气、快速的交通、良好的服务、便利的生活。著名网友黄章晋夸张地说：“在深圳，凌晨四点上街溜达，不要说满街烤串、鲜榨甘蔗了，你要买到全套虎骨和一打藏刀，并不需要走上二十分钟。”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恰好生活在城市千篇一律的时代，甚至要从容貌来分辨距离上千公里的两个城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试图通过深圳人的日常生活，来寻找城市的特点。
      深圳人第一个鲜明的生活主题：户外活动。且不说深圳有四名业余登山家登上过珠峰，只说周末的东西冲和梧桐山，人潮密集，和这个城市最大的购物中心万象城完全有得一比。深圳，据信是中国驴友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户外运动网站doyouhike.com的发源地。
      第二、义工。深圳参与过义工服务的市民超过300万人次，全市义工的服务时间相当于2278个人全职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12年来共有76万人次无偿献血，捐血152吨，是全国无偿献血人数、总量最多的城市。
      第三、去香港。深圳永远不会有淮海路，深圳人的淮海路在中环、尖沙嘴。36%的深圳人一年去香港三次以上，主要目的就是购物。当他们要出国旅游，第一反应是：去香港国际机场搭飞机。
      第四、股票。我认识的深圳人中，从来不炒股的，大概一个巴掌就能数得过来。在2007年，有酒楼声明“饭桌上不谈股票即可免单”，竟没有食客能一占便宜。
      第五、房地产。中海、华侨城、招商地产、金地，当然，还有鄙公司万科，依然是中国最好、最规范的房地产开发商，它们也培养了一大批成熟、挑剔的顾客。
      第六、治安。深圳某大公司的总裁宴请新到任的外籍女高管，热情介绍各种户外景点之余，叮嘱一句：“深圳治安很差，在野外要小心。”女高管好奇地问：“什么地方算是野外？”总裁略一沉吟，答：“车门外。”
      一一数来，算是个“草莽型”国际城市——这么说倒不算毫无根据。一个城市，如果不加干涉，让它自由生长，汇聚人群，成就财富，长啊长啊，大概就会长成深圳这个样子。西方那些有名的城市，无外也是这样。
      就连深圳人也常常觉得自己的城市“没文化”，我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我倒觉得“没文化”是许多伟大的城市崛起时的共同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纽约，创建这个城市的荷兰人一心只想赚钱，“他们如此全神贯注地追逐财富，以至于在17年内都没有建造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开国元勋杰斐逊憎之不及，他把纽约称为“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厌恶之情，远在“没文化”之上。
      20世纪上半叶，大师荟萃之地是北京，上海不过是十里洋场，却成就了一个真正国际级的繁华都市，让今日两岸三地的文化名人回味不已。后来它有了文化，而且还文化大革命，倒差点没把自己折腾完蛋。

中国人讲究心事和财一样不要外露，免得平添是非，撞到一个大头鬼说“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立刳视其心，多惨啊。
西风日渐，大家越来越大胆表达了。这几天，MSN上红心飘飘，果然惹来许多事端。

万科周刊论坛的思想家加西亚说：“我是能删除就删除，实在不能删除就阻止（至少到五一之后）。”据说名编魔鬼教官也持同样立场，这一类不能容忍世界上有愚蠢的异端。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必须是正确的，至少是智慧的多样性。
另一位思想家椰子说：“先报战果：48小时前，MSN上有那图标的人占7个。现在，只剩下两个。其中一个是死活不跟我说话的。另外一个对我说，哎呀呀，我不管政治的！我喜欢这个图标而已。战利品是5个！”这有点像王小波笔下喜欢红蓝铅笔的哲人王，而且立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的朋友、摄影家白小刺也有同样深刻的愤怒，不过他的做法少一点暴力色彩：他忍无可忍，干脆关闭原来的MSN，重新启用一个帐号。这是原教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做法——自杀抗议。

我的MSN好友中，添加红心的，也十分参差多态呢。除了传统型【红心】china和【红心】中国的，也有反对派【红心】自由【红心】T-Bag，还有

无聊型的：la【红心】、内【红心】狂热
自恋型的：【红心】萌、Yvonne【红心】Yvonne、【红心】筐猫
多情型的：【红心】我闺女、【红心】中国足球
捣乱型的：【红心】【裂心】【红心】【裂心】【红心】【裂心】【红心】【裂心】

比较隐蔽的是某法律专家、传媒达人、摧花圣手、诗人帅哥：
【红心】CHIMA，吃吗？

我说，我替你找到了下半句：

CHIMA（中国）?吃吗？
CHILE（智利）!吃了！

      如今，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并没有成人礼这回事。近年也有一些机构摆了祭坛，请来青年男女，穿上从邻邦复原回来的汉服，“成人”一番，但多少显得生硬，不成其为“传统”。
      在我长大的岁月里，可以附会为成人礼的事件，抛开饮酒和初恋不谈，大约就是第一次邀请朋友到家里晚餐了。虽然内容过多停留在饮食层面，仍不妨碍我把这个事件归类为“社交活动”，证明我存在于社会。我父母和我大约用一天时间来筹备晚餐，当我买好啤酒，自行车飞驰在街上，确实，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小康和谐年代的中国人就没有我这么幸运，做同一件事情，整整花了17年时间。所以，2008年，当中国人又骑上自行车，或者开着劳斯莱斯，狂奔在长安街、香街上追随奥运火炬时，办过奥运会那些国家的人们，你们应该理解我们狂喜的心情：来我家做客吧，看看越来越富丽堂皇的房子，我们很快就要和你们一样，并且拥有各种各样名堂不一的权利。
      中国有句话说“功夫在诗外”，奥运也在会外。今天的奥运会，已经不是公元前三、四世纪时奥林匹克山下的天体竞技，也不像19世纪末顾拜旦希望的那样——强调业余性，只授予荣誉，不得给运动员金钱或物质奖励。今天，奥运赛场外甚至远远比赛场内热闹。
      奥运赛场内，人们还是按照国家和地区来组合。在赛场外，另一种竞赛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甚至华盛顿、纽约、法兰克福，在每一个有人的地方进行。人是按照理想、观点来组合——还有，恕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按照商业利益来进行组合。套用时髦的互联网概念来说，赛场内还是1.0，赛场外已经是2.0了。
      不难猜到，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当然是线路最长、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跨越五大洲，历时130天，经过2万多名火炬手，总行程13.7万公里。在1984之前，这种规模庞大的活动是不能想像的。彼得·尤伯罗斯把洛杉矶奥运会办成了一场赢利的盛会，这个商业天才不会放过火炬传递，他的创新很简单，拉长火炬传递的路线，让更多城市、更多人参与，然后吸引来大公司的赞助。这一做法遂成定例。
      洛杉矶赚了2.5亿美元，汉城赚了3亿美元，巴塞罗那赚了5000万美元，悉尼赚了17.6亿美元！雅典不留神，亏损了，人们说放长眼光，还是赚的。北京呢？所有人都充满信心。
      奥运会赚的钱从哪里来？从大公司的账上。但大公司也认为自己赚翻了。可口可乐从1928年开始赞助奥运，至今未曾中断过，现在联想、海尔、中国银行和中移动也寻着油腥味来了。
      大公司赚的钱从哪里来？从观众或者观众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口袋里。奈何我们乐意？我们就图这个热闹。
      问题是，24年前，尤伯罗斯的商业智慧灵光一闪时，他有没有想到，这热闹竟有这么大？

      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在华尔街和费城之间铺设了一条旗语线，每隔6到8英里设一人在楼顶或山丘上，手拿大旗、望远镜。第一个人在纽交所楼顶挥动大旗，下一个人在哈德逊河对岸的泽西市用望远镜接收，再以旗语重复传递。这样，纽交所的开盘价30分钟后能传到费城。
      那个年代的华尔街大鳄丹尼尔·德鲁走进一家高档俱乐部，大汗淋漓，不停掏出手帕擦汗，从口袋里掉出一张纸片来。他刚一出门，人们就捡起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十分明显却依然有效的骗局：“不论在什么价位，能买多少oshkosh股票就买多少。”
      在电视上，德鲁此举是典型的股评家所为。在互联网上，他的名字又可以叫作“带头大哥”。中国互联网上有名的“带头大哥”王晓目前被控非法经营证券业务。2007年，他的博客点击率超过徐静蕾的天下第一博，红极一时。
      中国大陆有近一亿活跃在论坛和博客的网友，他们比美国人每周上网时间多出达几个小时，因此不仅催生了徐静蕾和王晓这样的明星，还将腾讯、新浪、百度、盛大和阿里巴巴送到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
      互联网也让一些公司吃到苦头，在过去两年，这包括了大众和哈根达斯等跨国公司。凯雷集团试图收购一家中国上市公司85%股权，却因为一个博客的阻挠，前功尽弃。
      有了RSS技术之后，公司的好消息或者坏消息会以几何级传播，在一天之内迅速传开。几年前有人说，“如果你在2006年还没有博客，将远远落后于已经博客了的竞争者。”任天堂的新产品Wii的广告就是通过一些走红的博客写手来实施的。营销策略的成功使它在品牌排行榜上前进了7位，价值提升了18%。
      ——你看，作文的坏处是，它简单地将事情的始末链接一起，忽略了过程，似乎在始末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忽略互联网，你就倒霉；善用互联网，你就发达。
      更重要的东西在上面两种表述中都被忽略了。无论是公司的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无论是突发事件还是有意识的媒体策划事件，事实上，我们都不能控制互联网。互联网超出个体的控制，充满意外和偶然性。
      罗列出近年人气最盛的互联网事件，芙蓉姐姐、毒药、虐猫、史上最牛钉子户、艳照门……，没有一件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它们就像水滴落到汤盆里，掀起狂澜。在水滴落下时，没有人能看到结果。还有许多出色的企划案——我甚至无法举例，因为它们湮没在互联网中，没能弄出像样的响动来。在今天，虽然有识之士都充分认识到网友群体的力量甚至暴力，但网友这个词，依然具有趣味低下不宜进入公开交际圈的形象。
      即使在上一个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它会带来这些：人肉搜索引擎、又一次白话文革命、泛滥的自恋和自曝、疯狂购买每一种商品的群、摧毁旧小说体系的网络出版，还有虚拟社区里的电子诚信。它们都是意外。
      从诞生那一天起，互联网就注定不像报纸、电视那样容易控制，它的本质是自由。

      我的同事C和她男朋友住在一套高层公寓里，建筑面积123平米。朝九晚五的生活，一天在此消磨不够九个小时——这倒不足惜，问题是，他们渐渐发现自己根本用不了这么大面积，许多空间纯属浪费。
      这些空间包括：常年闭门的客房、需要坐着看书的书房、厨房、饭厅、某个杂物间、不晾衣服的那个阳台、冰箱位，当然还有客卫——为了不显得那么浪费，他们把客卫设定为男洗手间。C说，平时赖在沙发上看书，抬起头来打量室内，会有极目四望的错觉。
      去年年底，他们邀请女方父母搬来深圳，享受热带都市的美好阳光。老人家果然来了。不料，C和男朋友还来不及为自己的孝心大声叫好，就发现123平米变得拥挤不堪，他们突然无处可去了。从前只有凌晨三点欧洲冠军杯时间才打开的电视机，如今连轴转，追看输出各种伦理观的肥皂剧。每天一回到家，他们家便争抢主卫的马桶，能坐在那里看书或者发愣，才觉得舒心自在。
      这让房地产从业人员C困惑不已，123平米，两个人住嫌大而无当，四个人住就嫌捉襟见肘了？
      C的困惑来自于，她的家并非四个人分占的空间，而是成了两种生活方式、两种家庭伦理冲突的战场。C的父母在家看电视，遇到不喜欢的频道可以换，C的公寓变成了伦理战场，她却不能说换就换——房子这玩意儿太贵了。
      问题是，卖这么贵房子的开发商，从来没有替客户想过这个问题。去年五月份，鄙刊登载过侯正华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2005年万科在北京青青家园作后评估，看到某业主家里主卫浴缸边上有一小块木平台，还配有靠垫，干什么用的？答案：女主人享受泡泡浴时，老公要一旁伺候，给领导念小说。可怜发展商，它们不可能提供让客户满意的产品——因为对女权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家庭伦理的作用缺乏认识。
      时间来到21世纪，先结婚后恋爱的中国人已经快绝种了，有的是先恋爱后结婚的人们，以及越来越多只恋爱不结婚的人们，可惜的是，在住宅市场上，都还是先结婚后恋爱，就难免造成许多悲剧。
      当然，不仅仅住宅产品是这样。客户兴冲冲掏出钱来，除了买到伦理战场，还会买到使用率为30%的汽车尾箱、使用率接近0的汽车后座、手机上的相机、数码相机500万以上的像素、短途飞机的简餐，还有大量毫无必要的商品包装。
      沃尔玛计划在2013年前减少5%的商品包装，如果能实现，每年可以减少数以百万磅计的包装垃圾，减少21.3万辆卡车在公路上行驶，减少66万吨的碳排放，节省110亿美元的包装成本——这家公司的习惯做法是，省下的钱掰成几瓣，给供货商一些，给消费者一些，让商场里的东西开出更有吸引力的价格。
      我的同事C，现在正琢磨着再买一套小公寓，不超过40平米。她不在意“骨子里的中国”，也不打听“到东部去”，只满心期待能看到这样的房地产广告：“这个公寓没有厨房！”根据调查，只有54%的人每天在家开伙，还有大概30%的人周末做做饭，不过为了增添家庭情趣，C知道自己显然是另外那16%的人。

      元月下旬，达沃斯年会的一项专题辩论，路透社董事会主席费茨杰拉德担任主持，他发现席上没有中国代表，感慨道：“中国哪里去了？”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场旁听的同胞颇在意，觉得中国人只爱在交易会上谈生意，忽视了战略和交流层面的达沃斯。
      这或许过于较真了，不妨反过来想，费先生已经十分习惯这种场合必定有中国人，一旦见不到，他就不爽。
      今天，中国人在大大小小的盛会上发言。为了中国，达沃斯创新出一个夏季论坛来，第一届在大连，今年在天津。2008年，北京要开奥运会。2010年，上海要开世博会。“会”是一个有趣的玩意儿，它的形式和内容一贯脱离。内容千差万别，但形式只有一种：“会”极具权力地位的象征意义。如何安排它的时间、地点、参与者以及主持者，从来都是一场权力地位的游戏。
      这些盛会越来越多地传达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地位，就像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最后一期说的，“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已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种现实。”这篇文章不仅盛赞中国的经济成果：工业革命时期，欧洲人一生生活水准提高约50%；而现在的中国人一生生活水准提高约100倍；它还盛赞经济领域以外的成就：“中国民权迄今为止扩大的程度，足以获得持有理想主义观点的美国国父们赞许。”
      但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现代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国家：按照综合国力衡量堪称富国，按照人均国力衡量属于穷国（苏珊·舍克《脆弱的超级大国》）。
      这种独特的二元场景比比皆是。最近中国有两部热映的电影，主人公都是衣衫不整的农民工，都欠了一屁股债，一位被开着奔驰车的坏蛋满城追捕，另一位则试图追捕一个衣着华丽的女教师。
      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们遭遇了五十年不见的雪灾，上百万收入微薄的人们滞留或奔波在路途上，甚至不惜步行千百里回到亲人身边，一同分享较之过去大大富裕了的幸福。没有什么比这一幕更深刻地记录这个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庞大的非城市人群、深刻的传统和不顾一切的现代化。
      不仅如此，我们还霸占美国的超市，输入俄罗斯的石油，购买长岛的别墅，向月球发送卫星，向大气层排放碳。这样一个国家是不能不发言的——可能这就是费茨杰拉德的态度。就像97年前，一伙士兵从床底下请出“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尊敬地催促他：“黎协统，您是不二人选，您不想有上台的权利，我们却非要您有上台的义务。”
      黎元洪上台后的发言不错，据说袁世凯要称帝时，他对袁世凯说：“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千万，如今大总统回头再做皇帝，如何对得起这些先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输出了一把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它是生活价值状态的反映和实践经验的凝结，是人们内心深处的评价标准系统，是一种深层次的、系统的而且相对稳定的东西，不会轻易转变。紫薇说，不能输出价值观，就不是大国。但我们作为全球大国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现代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国家：极具价值，但缺乏价值观。
      今天，中国人站到达沃斯的讲台上、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世博会的场馆里发言，该说些什么？我们还无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但至少应该尝试理解别人的价值观，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应该尝试思考和表达一些深层次的、系统的而且相对稳定的、不会轻易转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