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的2021现代音乐小组(www.douban.com/group/modern_music/)迄今已一年有余,聚合一些同好,搜集一些资料,就是参与这个小组的简单目的。小组的规模日渐可观,可以以此基础,计划出一些专题和关注点出来,更清晰地梳理二十世纪新音乐的线索。上周做过一个“瑞典关注”,不太成样子。这次整理芬兰的资料,齐全了一些。资料主要来自格罗夫辞条。由于不通芬兰语发音,译名只能姑且存疑了。

1917年,芬兰独立,对芬兰和芬兰音乐都是一个重大分水岭。之前一百年,是追求独立民族国家、塑造民族文化的历程。今天很难想象,在十九世纪,受过教育的芬兰人说的是德语、俄语和瑞典语,文化上唯三个强邻马首是瞻,芬兰语仅流通于下层民间社会。芬兰民族乐派的中流砥柱西贝柳斯也是成人后,才补习芬兰语。仅透过此点,我们便能窥见西贝柳斯以芬兰语史诗《卡勒瓦拉》为源泉,鼓吹民族音乐的重大意义。1917年,芬兰乘沙俄崩溃之机,宣告独立。列宁政府虽公告予以承认,但训练派遣政工入芬,试图建立红色苏维埃。芬兰红白两方爆发短暂而残酷的内战,红色政权若是取胜,整个二十世纪芬兰的音乐势必走上另一条道路。内战期间,知识界大多支持政府,像西贝柳斯还为芬兰白卫军师团谱写战歌,数个在德国受训的芬兰师团回国,一鼓荡平赤卫军。内战中,芬兰音乐界最大的损失无疑是作曲和指挥奇才托伊沃·库拉(Kuula, Toivo 1883-1918),他在内战结束前夕,意外暴毙街头,年仅三十五岁,芬兰人称其为悲剧式的浪漫英雄。




(西贝柳斯-库拉-帕姆格林-马德托亚)
芬兰建国后,音乐界大趋势依然延续十九世纪民族-浪漫主义曲风,西贝柳斯被奉为民族音乐偶像,同辈作曲家皆被其盛名所掩。耐人寻味的是,西贝柳斯在二十年代后期就逐步停止了创作,1957年去世时仍享国葬待遇。追随这一潮流的作曲家的声誉大多限于国界之内,他们更喜欢写作小型作品。身兼作曲家与钢琴家的赛利姆·帕姆格林(Palmgren, Selim 1978-1951)以五部钢琴协奏曲受人钟爱,他在民族曲风中糅合幻想气质。库拉的同学列维·马德托亚(Madetoja, Leevi 1887-1947)的歌剧《奥斯特洛波斯尼亚人》(Pohjalaisia, 1923)享有民族歌剧的奠基作之名,类似格林卡《为沙皇献身》之于俄罗斯音乐。





(平戈德-拉伊修-麦利康托-吉尔普宁-科拉米)
20年代,新一代芬兰作曲家抛弃了民族-浪漫主义,拥抱欧洲现代音乐新潮,代表人物有恩斯特·平戈德(Pingoud, Ernest 1988-1942),堪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音乐界一个最卓尔不群的人物,他是安东·鲁宾斯坦和里姆斯基的弟子,自称为世界主义者,激烈反对民族主义,音乐具有斯克里亚宾式的繁复色彩,因其立场,他在芬兰长期遭受忽视,近年来对他音乐的关注有大幅提升。同辈的瓦诺·拉伊修(Raitio, Väinö 1891-1945)同样师承丰富,游学莫斯科、柏林和巴黎,擅长使用印象派技巧,二十年代达到创作高峰,音乐被称为“无序表现主义”(Chaotic Expressionism),到了三十年代,风格趋向保守,不复早年的激烈紧张。阿雷·麦利康托(Merikanto, Aarre 1893-1958)师承德俄两宗-在莱比锡随雷格尔,在莫斯科随瓦西连科,和拉伊修走了一条类似道路,早期现代主义,中期退回民族-浪漫主义,晚年走两者融合的折衷路线。这批作曲家在二三十年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保守的听众和音乐界对他们抱之冷眼,像麦利康托的歌剧《朱诺》(Juho)被公认为杰作,却在作曲家生前从未得到公演机会。这点也许能解释拉伊修和麦利康托后来的风格变化。该时期较为讨好听众的作曲家有耶沃·吉尔普宁(Kilpinen, Yrjö 1892-1959),旋律创意十足,但拒绝新潮技法,不少艺术歌曲堪称精品。另一位多产而且很难分类的作曲家是乌诺·科拉米(Klami, Uuno 1900-1961),既有民族-浪漫主义曲风的作品,有时也采用反浪漫的新古典主义,并受斯特拉文斯基和拉威尔影响,一度被认为是西贝柳斯之后最重要的芬兰作曲家。不过到了五、六十年代,科拉米因曲风保守,地位有所下降,采用先锋技法的年轻一代视其为“时代错误”。
芬兰各大城市的交响乐团、音乐机构、学院体制在三十年代逐步完善,赫尔辛基音乐学院改组为西贝柳斯音乐学院,芬兰广播交响乐团(FRSO)是演奏和传播芬兰作曲家新作的主力军。






(恩格伦德-伯格曼-萨里宁-科科宁-劳塔瓦拉-海宁)
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虽然最后签订城下之盟,芬兰丧失大量国土,但实质是芬兰的胜利,因为苏俄原先谋划再次吞并芬兰,将其变为卫星附属国,所谓库西宁芬兰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权业已成立,不料军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苏军实际伤亡逾百万人),加之国际利益冲突和失道寡助,不得不放弃鲸吞企图。芬兰后来乘苏德战争,苏军无暇旁顾之际,一举克复失地。但到了战争结束,失地再次沦丧,连第二大城市维堡也割让给胜利者。两场以强凌弱的战争令芬兰民族主义悲情陡然高涨,在音乐界中颇多反响。作曲家埃诺·恩格伦德(Englund, Einar 1916-1999)在战争期间曾于军中服役,他的《第一交响曲》(1946)宣泄了整个国家的愤懑受创之感,显然脱胎于同时期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对比之下,令人思之怅然。
战后芬兰音乐界的新一辈浮现,如恩格伦德这样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寻觅自己的道路。和我国情形相仿的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音乐理念和语言当时被奉为圭臬,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在芬兰也颇有市场。这条道路自然延伸至十二音体系作曲法,先驱当属埃里克·伯格曼(Bergman, Erik 1911-2006),他在1952年写出了第一部采用十二音作曲法的芬兰作品《表现》(Espressivo),他后来对非欧洲传统音乐极感兴趣,大量采用北非、近东地区音乐素材,写作了不少合唱作品,形成独特风格。六十年代,欧洲新音乐在芬兰演出频频,施托克豪森、诺诺、里盖蒂、马代尔纳的音乐对芬兰作曲家冲击巨大。芬兰音乐开始形成多元开放的格局,既有以旧日民族主义为羽翼和正宗的新浪漫主义,也有秉承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的折衷派,以及激进的先锋派。但总体来说,芬兰作曲家大多从民族历史和文献里汲取素材,注重面向普通听众的感召力。所以,七十年代中期,芬兰歌剧的肇兴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奥利斯·萨里宁(Sallinen, Aulis 1935-)创作的《骑士》(Ratsumies,1974)赢得萨沃里纳歌剧节大奖(Savonlinna Opera Festival),公认他继承马德托亚,将芬兰歌剧带上新台阶。萨里宁是麦利康托的弟子,五十年代热衷序列技法,七十年代后,其音乐越来越具有调性倾向。比他年纪稍长的约纳斯·科科宁(Kokkonen, Joonas 1921-1996)创作宗教体裁的歌剧《最后诱惑》(Viimeiset kiusaukset,1975),颇受国际瞩目,这位作曲家极具宗教情怀,四部交响曲和大量室内乐作品常包括“虔诚的柔板”。萨里宁和科科宁的成功激励越来越多的芬兰作曲家投身歌剧舞台,另一个重要激励机制是萨沃里纳歌剧节和芬兰国立歌剧院,它们每年必定委约歌剧新作,积累了丰富的本国歌剧剧目。最引人注目的有埃诺聿哈尼·劳塔瓦拉(Rautavaara, Einojuhani 1928-),他的舞台作品、芭蕾、电视歌剧为数众多,他也是六十年代芬兰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后在西贝柳斯音乐学院长期任教,培育出了一批作曲新人。另一位同辈作曲家帕沃·海宁(Heininen, Paavo 1938-)也是桃李满天下,海宁以他对序列技法的娴熟掌握、教学严谨而著称,他写了不少评论当代芬兰音乐的文章,犀利独到,是指导性的文献。芬兰作曲新人往往不是劳塔瓦拉、就是海宁的门徒,称这二人为芬兰新音乐总教头,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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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哈默尼米-萨丽亚诺-林德伯格-萨洛宁-蒂耶苏)
两位总教头的头一批弟子在七十年代步入乐坛,较早成熟的是卡列维·阿诺(Aho, Kalevi 1949-),劳塔瓦拉的弟子。他是芬兰顶级乐团——拉蒂交响乐团(Lahti SO)的驻团作曲家,有乐团总监万斯卡(Osmo Vänskä)的鼎立支持,一流乐团一流录音大大提升了阿诺的知名度,他以大型乐队作品而闻名(包括十一部交响曲),喜欢运用拼贴及借用等后现代手法。海宁的弟子埃罗·哈默尼米(Hämeenniemi, Eero 1951-)在芬兰新音乐界是个活跃人物,他创立了“大开耳界协会”(Korvat Auki),担任协会首轮主席,该协会连同属下的降生室内乐团(Avanti!)推动新音乐在芬兰的传播创作,居功至伟。哈默尼米自己的作品则融合了爵士元素及南印度打击乐。女作曲家卡佳·萨丽亚诺(Saariaho, Kaija 1952-)师从海宁,以音色丰富变幻擅长,并喜欢借用音乐之外的素材来源,如文学、视觉艺术和自然景观,她的歌剧《远方的爱》(L'amour de loin)在巴黎和萨尔茨堡首演,颇受瞩目。另一芬兰乐坛健将马格努斯·林德伯格(Lindberg, Magnus 1958-)跟两位总教头都学习过,他对频谱音乐和具体音乐探索很深,旋律与和声语汇精致平衡,其国际声誉日隆,曾被称为“他那一辈中最令人兴奋地作曲家”。劳塔瓦拉的私塾弟子埃萨-佩卡·萨洛宁(Salonen, Esa-Pekka 1958-)因其在指挥上的过人才气曾暂时忽略了作曲,不过2000年后,他曾封棒一年,专事创作,他的作品声誉还主要靠自己指挥来提升带动。朱卡·蒂耶苏(Tiensuu, Jukka 1948-)也是个一专多能的作曲家,同时以作曲家、钢琴家、羽管键琴演奏家活跃于舞台。他有句名言:“我可不是一个为履行扩充曲目量的职责而创作的作曲家,在我们这个时代诞生的每件作品,一定得有它诞生的特殊理由。”秉承这样理念的作曲家,其作品一定是少而精,风格特殊。





(诺德格林-塞盖斯坦-卡伊帕宁-哈克拉-秦大平)
在当今芬兰音乐界,活跃的作曲家还有皮埃尔·亨利克·诺德格林(Nordgren, Pehr Henrik 1944-),莱夫·塞盖斯坦(Segerstam, Leif 1944-),朱尼·卡伊帕宁(Kaipainen, Jouni 1956-),基默·哈克拉(Hakola, Kimmo 1958-)。值得提一笔的是,在这片北国新音乐风景中,有一位出生于北京的华裔作曲家秦大平(Qin Daping, 1953-),1984年起移居芬兰,作品中颇多中国音乐元素,写过三弦协奏曲(1992),恐怕是第一部三弦协奏曲。作于1995年的《追忆》把车尔尼练习曲编入现代派的乐队织体中,纪念儿时在北京习琴的经历。